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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国荣
出处：广东作家网 2006年6月

纵观《苍天厚土》全篇，作者不但对客家山乡那片土地的山村景物、风俗民情非常熟悉，而且很熟悉农村生活以至农村工作，一往深情，因之作者本人就是那里出来的人。从小说构思和情节以及语言中可看出，作者思想感情非常丰富细腻，条理清晰，写作艺术技巧娴熟，顺叙及插叙还有对事情阐感议理等顺畅委婉，丝丝入扣。人物语言、表情和行为以及心理活动，准确到位，恰如其分，生动形象，至情至性；选取题材比较典型，富于代表性，充分反映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与形势，特别是客家人的历史和所在山区生活地理环境及其农村的民情习俗，尤其是宗族势力与封建愚昧及陋习等，事件和情节既经典又感人；文字语言平稳、朴实又灵动、流利、秀气，还透出一种淡淡雅致，与表达浓郁的对家乡、亲人、恋人等的感情和农村生活气息，相得益彰，浓淡相宜，文笔隽永。

我特别赞赏的是，小说高度成功地运用象征的意识和艺术，如围龙屋、分水岭、风雨亭、黄龙潭等。甚至人名、地名都很有山区农村特别是客家称呼特色和文化内涵以及审美色彩等，如阿狗古、李大牯、李二牯、李活牯、李高堂、李天祥、李耀良、阿苦伯、左千叶、月秀、月影村、沁溪河、分水岭公社、长田公社、石峰公社、黄泥乡、牛屎坳村等。

请看下面这首山歌：

入山看见藤缠树，
出山看见树缠藤。
树死藤生缠到死，
藤死树生死也缠。


榄树开花花揽花，
郎在榄上妹榄下。
掀起衫尾等郎揽，
等郎一揽就归家。

最具象征性的是分水岭风雨亭山坡上缠绕着两棵大樟树的又粗又长山藤，并且在两树的树冠之间交叉扭合在一起。

这首深情浓郁的客家山乡恋歌，就是这样一种象征艺术的表达。小说中有关内容情节出现多首客家山歌，亦多为情歌，这些山歌都不同程度地成功运用象征艺术手法，其中最显著就是这首深情浓郁的恋歌，先后出现六次之多。其实，它不单单象征爱情之恋，而且象征乡情、亲情、族情等情感之恋。小说中乡情、亲情、爱情、族情和不解之情等，就像那紧紧扭着缠绕两棵大樟树的大山藤！这首深情浓郁的客家山乡恋歌，也就统领了小说全篇，包括主题和情节，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正如小说所言："表达的是生生死死的爱，山里的是是非非，莫不如此！"这些乡情、亲情、爱情、族情和其他情感等，都感动和震悚这片苍天厚土！

小说结尾，又出现开头时候那样一幕，李大牯和左千叶骑摩托车再次去公社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经过分水岭风雨亭。尽管还有六个月左千叶就要回省城原单位，爱情之藤已经紧紧地把两人缠绕在一起。这时月秀姐姐和姐夫由于生活好转和良心发现而从江西那边赶过来，在风雨亭将月秀八年前卖身三百元交给李大牯，向他道歉。至此真相大白。此刻李二牯开着摩托车来告诉他们月秀已出走不见了。月秀走"在连她也不知道叫什么地方的树林里"，"她在一棵大树下立住脚步，昂头望着被山藤死死缠住的树梢，那里露出了一小片天空，是那样蓝那样蓝。""轻轻地，耳边似乎传来了一阵十分熟悉的歌声"，就是那首浓郁深情的客家山乡恋歌。不论是入山，还是出山，就像那藤缠树或树缠藤一样，对家乡的苍天厚土，对乡亲、亲人、曾经爱过的或者一直爱的人等，都难以忘怀、割舍。以物象如此形象而贴切地象征人性人情，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因此获得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小说中象征手法的运用远不只体现在树藤相缠的景象。事实上小说中还有许多意旨比树藤相缠更为广大深邃的象征。那装入月秀差点沉进深潭的猪笼，既是实物的猪笼，但同时不也象征着至今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制约着人们的行为的封建意识和封建  法势力？那风雨亭所指的风雨，既是大自然的风雨，但同时不也隐喻着社会生活的风风雨雨？那分水岭，既是大自然的分水岭，但同时不也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的分解？而小说所表现的轮框要发展就必须跨越分水岭，走出大山，不只是昭示着中国农村、中国农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必然进程？小说所表现的月影村的种种矛盾冲突及其过程、结果，实际还是中国农业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因此也可以说整部小说就是一个大象征，因而它就特别耐人寻味，具有隽永的艺术魅力。

文：谢有顺
出处：广东作家网 2005年11月

    当代文学正在成为经验的王国。尤其是小说，更是成了经验的狂欢。然而，好小说决不只是一些故事和经验，也不只是简单地在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它应该深入到人性和世界隐秘地带，应该在精神和存在面前展示一种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看重廖红球在《苍天厚土》中的写作努力。这部长篇小说写得沉着、冷静，二十五万字的篇幅读下来，你完全感受不到一丝当代文坛的喧嚣和嘈杂。这些年，外面虽然风云变幻，但廖红球的写作一直是独立的，诚实的；他不仅面对自己的故土、记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在他所呈现的经验下面，还潜藏着一道精神的暗流-——这道暗流，就是作家对苍天和大地的敬畏，对人性、人情的温暖呵护，对故乡和亲人的赤子之心。有了这种心灵维度，《苍天厚土》才显得厚重：它的精神方向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的--退回到大地、文化的腹地，以期重新理解人性与伦理在当代所面临的复杂境遇。
     这也是《苍天厚土》一书最重要的特色：它在精神上是有根的。这个根，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人物是从哪里走来的，他又将走向哪里。这个根是大地，也是文化--这些，共同构成了人物灵魂徘徊和挣扎的基本场域。中国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注重生命，而生命最核心的就是要扎根，要落到实处。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可见，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本是一。因此，我认为，最好的文学，都是找“心”的文学、寻“命”的文学，也就是使灵魂扎根、落实的文学。然而，大多数现代人的生存都已被连根拔起，生存状态几乎都是挂空的。廖红球显然有意反抗现代人这种生命无处扎根的困境，所以，他的写作，有着一种为人物找“心”、寻“命”的冲动，这样的写作，更像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回家--回到内心的故乡，从而为一种人性曾经的沧桑作证。

      正因为存着这样一颗温润的赤子之心，廖红球的写作，在《苍天厚土》里才透着一股劲，一股追索人性冲突、探究文化命运的劲，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这是一部沉入大地、接近心灵的好小说。它写的是客家山区的故事，描绘的也是客家人的精神--在此之前，我还很少看到有哪一部小说，能把客家文学的韵味传达得如此悠长。客家人是迁徙的部落，身上带着中原文化的记忆，同时也在漫长的行走中多了一份勤劳、进取和坚毅。他们多依山而居，和大地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他们的心，永远在寻找自己的远方。因此，他们既是走得最远的族落之一，也是在异地把根扎得最深的人群之一。他们的精神血统里，忘不了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以致在走向未来的路途中，也扔不下那些沉重的文化记忆、历史传统。

      因此，客家人往往是最矛盾、最复杂的一群人。《苍天厚土》充分书写了这种矛盾和复杂。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李大牯、月秀、李高堂、李二牯、三叔公等），既有客家人那种责任感和道德情怀，又很难突破历史和现实的束缚，走向内心的自由--他们因此而陷入重重的伦理漩涡，在情和理、爱与恨、族规和法律之间，他们矛盾、痛苦、彷徨，他们有冲动，也有愚昧，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和社会、和大地、和优美的人情和解。他们的坚韧使他们能承受一切苦难和不公；他们的进取，又一次次地激发他们与命运抗争、与时代同行--他们的爱恨悲欢，生动地体现出了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在时代大潮中所受到的深刻考验。

      这一点，可在《苍天厚土》中的两场重头戏里得到印证：一是女主人公月秀出走八年之后重回月影湾村时，亲人、族人的不同反应；一是族人误解月秀，欲将她以“七出”罪名装猪笼沉潭处死（这是一种古老而残酷的宗族刑法）时。这两件事的主角月秀，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女子，勤劳，勇敢，能忍受生活一切的错待。她爱着自己的丈夫李大牯，但在那个到处饿死人的年代，她不得不带着儿子自卖自身，换得三百元救命钱，试图以自我糟践的方式来让自己的丈夫--李大牯父子三人活命。没想到，这三百元钱却被月秀的姐姐暗中独吞，月秀的屈辱和苦心化成泡影。八年之后，她回到月影湾，这时的她，在李大牯父子眼中、在族人眼中，成了一个背叛家庭、与奸夫私逃的“贱妇”，而李大牯当时正准备和事业上的好助手左千叶登记结婚，原先的家里也没有了月秀的位置。月秀先是遭受白眼、咒骂，后来，她不小心冲撞了别家的新娘子，使她在这位新娘子自杀的事上百口难辩，终至被义愤的族人装猪笼沉潭（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李大牯舍命救下）。而整部小说最令人震撼的是，月秀始终没有为自己曾经遭受的屈辱、苦难辩解，也没有说出自卖自身的事实真相，她默默承受一切加在她身上的不公的罪名，甚至到了要把她沉潭的前夕，三叔公喝令她向列祖列宗磕头认罪时，她还使劲扬着头喊：“你们打死我吧，我就是死也不磕头！”

     这是一个何等倔强、勇敢的女子。她的勇气，显然来自天地良心、来自人生大道。她是清白的，在出走这事上，她以自己受难的奇异方式，表达了对亲人特殊的爱。事后大家误解她，她不喊冤，不为自己辩解，只在自己的内心，默默面对“苍天厚土”--她坚信，自己的苦心和大爱，苍天可鉴、日月可昭。她不求别人理解，只求在“苍天”和“厚土”之间，做一个良心无愧、胸怀大爱的人。所以，经过沉潭噩梦之后，她决心再次出走，这次，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离李大牯远一些，不要再影响别人的生活”，“对今后的生活，她感到自己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能有一个可供住宿的地方，自己养活自己，一切的一切她都满足了。至于那个地方在哪儿，她只知道在前面，只要自己一路走下去，就能找到。”--她又一次选择了受难，也许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开李大牯及其族人心中的伦理死结了。

      就在这时候，月秀的姐姐出现在月影湾，她出于天良发现，说出了当年月秀卖身救家的实情。真相大白，但月秀已经远行，李大牯向连绵的山野发出了悲愤而痛苦的吼声：“一个弱女子，为了我们李家几个男子汉不至于饿死，自我卖身，自我卖身……”原本因月秀的回来而引起的那些家族冲突、伦理裂变，还有那些愚昧、落后的观念，都被月秀的受难精神所彻底溶解。“苍天”和“厚土”最终为月秀作了有力的辩护，天道人心再次朗现于世间，这既是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大地的和解，也是一种新的叙事伦理--诚如哲学家牟宗三先生在论到《红楼梦》、《水浒传》的精神境界时所说：“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而在这种“饶恕”和“超越”的背后，一个大写的客家女子，就这么伫立在天地之间，这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和慨叹。

      我也是客家人，所以特别理解《苍天厚土》所呈现出的这种伦理冲突和精神难题。该书除了描绘月秀、李大牯、左千叶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还见证了在社会思想、伦理裂变时期（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客家人艰苦创业（以李大牯办自行车轮框厂为主线）的心灵历程。这期间，尽管有文明和落后的冲突，有人情和法律的对峙，但在苍天厚土的朗照下，善良正在被累积，心灵正在被滋养，困难正在被克服，愚昧正在被抛弃，客家文化那种开放、包容的气质，在新时代里又一次焕发出自身独特的魅力--这或许就是《苍天厚土》一书的精神旋律。作者廖红球对故土的深厚感情，对历史经验的精微处理，对一种文化精神的温暖体认，以及他笔法的细腻、写作立场的诚实与稳健，都是目前略显浮躁的文坛所匮乏的。

    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只热衷于书写欲望的喧嚣，《苍天厚土》却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宽广和丰富；尤其是它的仁慈与丰厚，大大扩展了我们对广东文学的想象。

文：温远辉
出处：中国青年报

    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坛上涌现出一批表现改革开放生活的长篇小说，它们通过文学的形式，反映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记录一个时代艰难的变迁过程，展现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廖红球的长篇小说《苍天厚土》就是其中的力作。

    与众多写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相比，《苍天厚土》有其鲜明特色。如果把广东视作率先改革开放的一个整体，那么，在这块土地上，不同的区域，改革开放的步伐则快慢不同，取得的经济成就也有大小的差异。改革开放的潮头率先拍击的是深圳、珠海、汕头这几个滨海城市，接着是珠江三角洲，然后向着内陆山区发展。如果将深圳、珠海比作前沿地带，那么，珠江三角洲则是腹地，而广大的山区则是后院。绝大多数写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如《大风起兮》、《大江沉重》、《蓝蓝的大亚湾》等，都把目光聚焦在前沿和腹地，写改革开放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的思想交锋，曲折艰难的决策和对决策的推行；写那方水土神奇的变化，人们迅速膨胀的欲望，变化急剧的心灵冲击波……它们大抵是关于城市的作品或关于城市化进程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形象地解读改革开放的岁月。它们成为关于改革开放潮头浪尖的文学化的历史。但是，《苍天厚土》却不同，作家另辟蹊径，把目光转向山区后院，但终于一步一步迈出的改革开放步履。作家不选择前沿题材，却选择山区后院的故事；不写波澜壮阔，只写微雨阵风。一方面，是源于作家对山区故乡生活的熟悉，另一方面，更是源于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良知以及有远见的目光和创作智慧。

    小说写20世纪80年代中期，粤东北山区客家人居住的一个名叫月影湾的村子里发生的故事。故事发展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三条线上：一条是青年农民企业家李大牯创办工厂，为求发展欲将厂子搬迁到山外城里时，引发了支持和阻挠的矛盾冲突；一条是在李大牯和来自城里的技术员左千叶结婚的前夕，离家8年的妻子月秀带着儿子回到了村里，引发了伦理道德的冲突；还有一条是围绕着办厂招收工人问题宗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在企业管理上，现代意识和机制与传统观念和僵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作品真实、深刻地表现了在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年代粤东山区农民面对市场经济欲拒还迎的心理，以及改革开放风气对传统生活的巨大冲击。作家用现代意识和现代文明的目光，对那片他深爱着的土地和人民进行理性的、历史性的审视，同时又给予感性的表现，写出了苍天厚土之间的一种沧桑，一种自我扬弃、进取的精神；写出了人情的美好、人性的温润；写出了爱的奉献、爱的丰厚和苍凉；写出了作家在苍天厚土里深蕴的大爱。

    其中塑造最成功的是公社书记李耀良，这是一个内心矛盾复杂的基层干部形象。他长期为官，“文革”期间执行“左”的路线，改革开放后，他却能审时度势，痛定思痛，主动到珠江三角洲参观学习，力排众议，请出长期被自己压制的“能人”李大牯来办起企业。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改革开放初期，没有这样一批曾经“左”过，后来心甘情愿走改革开放道路的基层干部的拥护和支持，就很难设想改革开放能走到今天。像李耀良这样的干部，其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在小说中给予关注和表现，可以说，这是《苍天厚土》对改革题材的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个贡献。这些都很好地呈现了小说文本的美学意义。

——评长篇小说《苍天厚土》

文：陈晓明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12月

　　廖红球的长篇小说《苍天厚土》一经面世,就备受文坛瞩目,并获得广东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是一部叙述客家人的生活的小说,作品气魄广大,生活厚实,真正是面向苍天、扎根大地的作品,浸含着作者对客家人的深厚感情。

　　不理解客家文化,也就很难理解客家作家的写作。客家人的祖先是从中原迁徙到南方,是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分支。客家人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正是他们显著的族群特点。客家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有着强烈的自我确证意识,十分强调自身的文化特点,那既是自我保护的防御性的文化标记,又是自我确证提升的一种精神意识。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廖红球这样的客家作家,他的精神,他的写作态度,他对客家人和客家文化所带有的那种肯定与批判的刻骨情感。

　　小说在李大牯、月秀、千叶三者的情感纠葛和矛盾中来展开故事,刻画人物形象,揭示人物的命运。李大牯何人?当年的穷光蛋光棍汉,能娶上月秀这样的俊美的姑娘,那是祖上积的德,占了风水宝地的结果。月秀与李大牯成婚生下儿子阿狗古,适逢遭遇饥荒(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粤东北部山区饥饿遍野。李大牯一家无法养活这么多人,月秀某日背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离家跑到江西,嫁给一个残疾军人为妻,为的是不饿死,可以养活儿子。月秀这样一个贤淑的媳妇离家不明去向,这给李家投下巨大的阴影,李大牯找到江西月秀再嫁的那家人,但看着残疾军人,他只好空着两手回到月影村。历史的变迁使李大牯生活发生了质变。李大牯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当上了自行车轮框厂厂长,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他也开始有了新的想法,与年轻能干的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左千叶相爱。李大牯与月秀无疑是结发夫妻,然而,他们之间竟然没有合乎法律程序的结婚手续。8年后,月秀带着儿子回到月影村,正值李大牯与左千叶要去登记领结婚证。左千叶与李大牯恋爱,并未违犯法律,但月秀的到来,还是让李大牯停了下来。客家人的伦理道义此刻起着强大的作用,李大牯迟迟难以决定与左千叶的关系,经历过矛盾思考,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与月秀重新生活的可能。

　　作者颇费心机地塑造了李大牯这个形象。他不乏客家男人优秀的品质,坚强、执著、吃苦,但在他身上也同样有那些重视现实利益的品性。他最终还是不同意与月秀重修于好,但他也尽力保护月秀。不用说,作者的笔致是相当客观的,他要写出的不是概念化的人物,而是活生生的客家男人。李大牯又确实是新一代客家男人的代表,他勇于进取,有开拓精神,在商品经济市场是个成功者。客家人历来不乏经商的英才,李大牯的形象再现了客家男人的这种能力。在月秀遭遇“猪笼”沉潭的关键的时刻,还是他挺身而出,救出了月秀,这就可见他的仁义之心和刚强品格。

　　作为传统客家文化的代表,三叔公的形象几乎是负面的——这个形象显然寄寓了作者对老辈的家族祠堂文化的严厉批判。三叔公对月秀的歧视以及施以族法,都显得极其荒谬霸道。这种迫害不过是传统客家男权族权文化对妇女迫害的现代写照,虽然最终没有得逞,但也足见传统客家的习惯势力依然根深蒂固。李大牯、李耀良等人的胜利,表明现代文明在客家那里也已经占据上风,引领着新型的客家文化随着历史的步伐前进。

　　如果从人物形象出发来理解这部作品,真正的主人公就是月秀了,在整个故事中,月秀都是一个受损害的人物。她的遭遇反映了客家妇女的命运,同时也表现了客家文化在面对现代转型中包含的困境与复杂性。月秀美丽贤淑,乐于奉献,敢于承担,吃苦耐劳。在饥荒时期,她做出极大的自我牺牲,自卖(把自己卖给别的男人为妻)以养活儿子和自己,减轻陷入粮荒的李家的困难,帮助李家度过饥饿时期。但她的这一举动却遭到李家和月影村的极大误解,直到8年后她返村时这一误解也没有消除。她的献身并未引来李家的感激,反而被歧视,变成人人唾弃的“丧家妇”、“贱货”。她的厄运起因于在李活牯的婚礼上撞倒新娘,这一举动居然引起李活牯家老少群体的强烈怨恨。新娘也因此耿耿于怀,最终因此而上吊致死。这导致三叔公把月秀看成是祸水,要把月秀关入“猪笼”沉入潭底。这就是一个善良弱小的月秀的遭遇,所有的人都把她视为灾星,她的亲人姐姐姐夫、哥哥嫂子都对她冷漠伤害,她在传统的客家男权文化这里遭遇迫害。月秀的美德和遭遇,正是写出了人间的冷暖,写出了人性的丑陋。很难说廖红球这是对普遍的人性的批判,还是对客家的人伦文化的反思,也许这二者都兼而有之,其深度和力度是相当惊人的。

　　也因为此,廖红球在写出客家文化的独特的性格命运时,也同时写出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裂变过程中的痛楚,这就不只是客家文化的问题,而是传统中国乡村文化依然普遍存在的事实。那种阵痛从月秀的遭遇和命运上以非常复杂的形式体现出来。尽管这并非一个很新的主题,但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没有解决,中国当今的文化就是现代与前现代甚至后现代混杂在一起,它们交错、折叠、冲突、蜕变;而激进与重复、变革与倒退,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上演着当今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生存事相。

　　这部作品在叙述上颇为流畅,读起来韵味横生。这得力于作者的文字功夫,凝练洁净、清雅俊逸。当然,小说描写山村优美如画的景致也增加了美感,总是在如歌如诉中来展开叙事,把自然环境与人物的心理刻画融为一体,让人难以释怀。这是因为作者热爱那一片土地,热爱那里的乡亲,那是真挚的乡土记忆,是铭心刻骨的情怀,是血浓于水的文化寻根,这就是真正扎根于厚土中的写作,因此他能写出客家这一片厚土的生命热力、她的痛楚和蜕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