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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予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小说故事精彩曲折动人，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超然物外的审神目光，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

文：野马

    这真是一片尘埃！令人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一片尘埃，一片始终弥漫、并没有落定的尘埃。可惜了，作者用取巧的方法和流行的话语，表现了一个很好的题材，同时，也糟蹋了这个好题材。
    一个时代的鼎革或一种制度的兴替衰亡，无疑是沉重而艰难的史诗性题材。表现这样的题材，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叙述角度或者说呈现工具的选择。就文本的内在要求而言，“全能全知”叙述方式最有结构上的优越性。这种叙述方式具有全方位观照和任意切入的功能，能非常自由而最大容量地呈现复杂社会矛盾和急剧变革，记述宏大场面；同时，迫使叙述和呈现遵循逻辑的秩序，保有理性的冷静、深刻和明晰。所有这些，都是史诗性作品必具的美学特质和必须达到的阅读效果。第二种方式是叙述者(观察者)同时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是行走在此在时空并参与情节甚至主导情节的“我”。这样的叙述角度，虽难有全景式的效果和史书式的厚重，但只要处理得好，能通过“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的巧妙结合，举重若轻、见微知著地处理历史题材，往往可在情感力量和悲剧效果方面更擅胜场。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我”既然担负了呈现的介质，客观上就不仅要求“我”是历史转折变革和重大事件的承担者、参与者，更要求“我”是见证者、思考者、叩问者，就必须有起码的正常心智、思考力，用合乎逻辑，或者说合乎外部压力的身心活动和人生遭际来回应历史的牵引挤压，来显示命运后面那家运、国运的必然走向，并提供一个个体思索与应变的理性线索，使之成为维系整个文本之真实性和史诗性的基质。给历史一个傻子，是想让武大管住潘金莲，让历史也跟着发傻吗？
    面对“藏人写藏史”的《尘埃落定》，听着据说来自某类“圈内人”(评论家？书商？)的激赏，我差点就要迷茫：是不是我自己的理论尺度和审美标准太老套，或者说根本就过时了？看：人家不仅叫傻瓜写出了史诗，而且这史诗眼看就畅销起来了！
    但，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傻瓜？在需要傻的地方，“麦其土司家的傻瓜儿子”天生就傻，要多傻有多傻，“一个月坚决不笑。两个月时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任何呼唤做出反应。”每天早上初醒时“常常迷失自己”，不知道“我是谁？我在那里？”……但这个“我”却能从容不迫地在全书中担负起向正常读者叙述的任务。需要记忆力时，他有超常的记忆力，在正常人都很难有记忆的时候，就清楚地记住奶妈来时的情景；在需要理解力时，“我”一面躺在床上，一面能像答题似的为“尼”、“辖日”、“科巴”作工整的名词解释；在需要使情节出人意料或按作者意图发展时，“我”更是神灵附身，从弱智的一极骤变成超验的先知神巫，于是造出种种奇迹，不可思议地幸运，遇到最美丽的女人，不可思议地击败了哥哥，甚至成为“土司的土司”，“想当两个土司的傻子”。更伟大的是，“我”灵魂能站到天穹底下远眺历史，“我”创造了土司王国上的第一个“市场”，硬是从一场野蛮罂粟花战争上嫁接出一个仿佛二十世纪末的让人眼熟的“商业街”乃至市政管理颇为完善的小城镇。“我”和那个来路不明的翁波意西一样莫名其妙地知道土司制度不久就要灭亡……。阿来写得高兴，最后打了个得意的响指，直接把“我”从一个“傻子”完全置换成下凡的神。小说末尾，“红色汉人”肯定了“我是一个有新脑子的人，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要死了”，“我看见麦其家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人大地……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但小说叙述方式的失败也在这最后表露无遗：作者借助所谓的“傻子”随意发展控制情节的“残疾特权”，避开对历史演变内在逻辑及必然性的艰难钩沉和理性探寻，而用媚俗的迷人姿势，将已知的历史答案，挤图案一样涂抹到那个风花雪月的老蛋糕上，并加演一路王子落难的故事原型，遂成了畅销书架上“精神与肉体双重流浪”(该书广告语)的景观。其实质却是一种类武侠的流行阅读。低能的叙述，导致了叙述的低能。
    还有多少好东西不负众望？什么时候，小说家粗糙得这么巧妙？

记者：袁晞
出处：人民网 2005年4月

　　《尘埃落定》创作于1994年，1998年出版，长销不衰，已发行近百万册。10年后，阿来再推出长篇小说《空山——机村传说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可谓十年磨一剑。近日，阿来就自己的创作与记者进行交谈。

　　记者：《尘埃落定》是历史的挽歌式的抒写，新作是描述现实的，给读者展现怎样的景观？

　　阿来：我认为我写的是一部中国的村落史。我在四川阿坝藏区生活了30年，对藏族村庄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宗教、自然和社会的体验，我写藏族村庄，但它不是写单一民族的，是表现更广大的场景，是对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整体思考。有人说这部小说是“秘史”，其实并非披露神秘，也不是传奇、牧歌式的，而是用特别的手法将被人漠视麻木的伤痛揭示出来。唯其如此，才形成了小说宏大的格局。

　　记者：你眼中的“村落”有什么特点？

　　阿来：中国有写村落史的小说，如《创业史》、《艳阳天》，外国也有类似的“家族小说”，多是一个大事件贯穿始终。我认为现在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乡村形式不存在了，有点儿像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里的描写。乡村已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被城镇和外面的社会影响，乡村生活的线索常被打断，由另一个事件更替，现在的乡村生活是多线索、多中心的，不能一个事件一以贯之，乡村生活可以说是一幅幅拼图，我的新小说的结构就是一幅拼图。

　　记者：说到小说的结构，如果说《尘埃落定》是封闭的结构，完整的故事，《空山》是多中心的，拼图似的，呈现出与《尘埃落定》完全不同的风貌。

　　阿来：这部小说在结构艺术上有新的探索，采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背景，由不同的人和事构成一幅立体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说的“花瓣”式结构。我打算写6个大花瓣和若干个小花瓣，每个大花瓣可独立成章，相互勾连起来是个大花朵，这又是一番更精彩、更广阔的景观。此次出版的《空山》有两个大花瓣，算作第一部，后面两部各为两个大花瓣，第二部想今年年底写完，第三部预计明年年底出版。

　　记者：《尘埃落定》出版后，你好像没写太多东西？

　　阿来：一是除了文学，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是其中一件事。更重要的是文学创作要感情参与，我觉得小说的深度取决于感情的深度，我自认为不缺少把握语言的能力，好像也不缺少思想，但感情不是一朝一夕的，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能第二天再来刻骨铭心的另一次。现在我又有了表达的激情。

文：白烨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1997年2月

    许久没有读到如《尘埃落定》这样不同凡响的好小说了。

    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写的是解放前夕藏族土司制度解体时代的故事，作者虽然也描述了藏民社会的风土人情、土司制度的森严等级，但他更感兴趣的是这种氛围里的人与人性，并通过麦其土司的傻子二少爷，把这一切都别具手眼地揭示了出来。

    作品中麦其土司的二儿子“我”，时而呆傻，时而聪明，他那凭直觉行事，依本性处世的生活方式，使他常常绕开聪明人多把事情复杂化的繁文缛节直奔主题，每每在关键时节出奇制胜。在土司父亲拿不定种罂粟还是种麦子的时候，他出了种麦子的主意，使麦其土司成为最富有的土司；他与哥哥同受父亲之命去北南边界镇守粮仓，争强好胜的哥哥与别的土司苦苦争斗，直至自己受伤染病，而他则利用粮食使两家土司相互倾轧，自己还得到了茸贡土司高傲而美丽的女儿塔娜；他在心里极想当土司但表面又与世无争，聪明的哥哥用尽心机使父亲逊位尔后又被仇人刺死，结果他成了土司父亲无可选择的继承人。在权力使亲情变味，使人性变异的时候，活得更接近于本原的人更显得难能可贵。这一切都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与其费心算计，不如本色为人。

    《尘埃落定》不属于宏大叙事的长篇巨制、它讲求细节描写，由可触可感的表现形式，铢积寸累地展开对人在严酷生活里的情性与灵性，人对自身的认识与估判，最终形成具有寓言意蕴的云烟氤氲的艺术效果。苦烈的画面与浪漫的思绪，特异的题材与普遍的主题，就是如此巧妙而浑然地融洽一体，使《尘埃落定》以其持有的丰厚、深刻与浑淹，让你感觉新奇又难以描述。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尘埃落定》很可能是九十年代《白鹿原》以降屈指可数的长篇杰构之一。

文：阿坚

    我在小说背景的阿坝州跑过几个县，也在卓克基官寨边的藏式小楼里住过一周，棱磨河同样在窗下流过，青稞蜜酒依然醇美，云雀犹飞，“哦呀”随时可闻，可是土司制度的尘埃早已落定，部分雄伟的官寨和高耸的碉楼虽未塌尽，俯望的却是当下这个时代。虽然近十年阿坝各地修复了不少文革时被毁的寺庙、当地活佛又在盛大的日子为众人摩顶、大部分藏族家居都单辟了经堂以及经幡四扬玛尼常转，但各县镇上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所商贸点以及歌厅发廊时装店已不太亚于内地县镇，藏族人搞的运输队、木材厂、制药厂甚至房地产等等公司企业，也是一派经济之相、改革之风；邛崃山西侧(阿坝州所在地)的现代风景，洋洋大势，使得任何传统的、民族的情形最多像是精神的底蕴和历史的纪念。在共产党的炮声中，麦其家族连同土司制度垮台了，就算麦其土司比其他土司人道一些，进步一些，但整体的土司制度是封建黑暗的、是不合潮流的。私刑、部分的奴隶制、刑不上权贵、世袭制等，到了二十世纪，不仅不合民主，尤不合人道。虽然贵族们惜恋他们的辉煌时代以及相应的文化，虽然就审美而言我们也欣赏土司时代人们身上的仗义、笃诚、视死如归等精神，虽然土司制度下的康区在历史上汉藏之间起过桥梁般的意义，但气数到了。可以换歌，无法挽留，可以怀念旧美好，无法不接受新时代。
    阿坝地区在唐代以前基本是羌人及氐人地盘，后土蕃势力进入，才成为藏族地区。其后来藏族是多年的羌藏混血而成，称之为嘉绒藏族(靠近汉地的藏族)及白马藏族。当地语言异于西藏藏语，黄教寺院也较少，加之与汉族天时地利的关系，使这一地区历来就有些边缘性质。乾隆的军队为平定大小金川叛乱进去过，赵尔丰的军队进去过，红军北上抗日跨过并在部分地点建立政权，国民党进去过，另外它也是汉地和西藏之间交通、商贸的中介。五0年解放军欲进西藏，这里首当其冲；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也最先在这里空降武器和人员；而由于阿坝的木材药材和畜牧产品的丰盛以及交通的相对便利，改革开放之风也先于西藏地区。所以，这一藏族地区不太同于金沙江以西、黑河以南的藏族地区，由于其血缘、地域、宗教文化、语言风俗等边缘性，它的文学反应也应微妙于西藏小说家的笔下。《尘埃落定》是第一部以史诗笔法关照这一地区一个重要时段的小说，藏族诗人阿来以其历史眼光和文字功力首先在这段空白上填补了颇具境界的一笔。
    小说中作为麦其家族唯一聪者的“傻瓜”儿子，面对大势已去，平静待死，不是不顺应新的势力，而是命定要以血肉之躯告慰昔日时代的贵族精神，这是一种优美的殉葬。当时谁也不能肯定新时代如何，可以肯定的只是土司时代该完蛋了；历史的车轮不管往左往右，反正不能停在原地。
    小说中土司时代的回光反照阶段已经有了些许经济开放和改革的迹象，虽然伴着那个时代的弊端，比如贸易(虽其中有鸦片)，比如相当于银行的票号，比如买卖街(像今天的特区)，比如娱乐场所(虽然有梅毒的副作用)；尤其有象征“开放”意义的将宅院拆去一面墙，象征“引进”外来思想的接受“黄师爷”的主张，象征腐烂土司制度的众土司均染上梅毒等描写，可看出作者寓言式的深意。该去的就去吧，就再狂欢一场而落定尘埃，于是作者写出了众土司最后一次的靡乱而狂欢的聚会。作者的历史眼光在小说中也有一个喻物，即来传播黄教而不果便做了家族史官的翁波益西。留下记载，也不枉一段历史。
    阿来是写诗出身，其小说文字当然修炼过，其史诗思路就像提前清理过，故书中叙述和议论意趣独具，鲜活自然，幽默好玩——可玩浅韵可玩深蕴。
    我感叹：若以西藏为背景写这样的史诗小说，难；若以当代中国写类似《尘埃落定》者难上加难。阿来将了作家们的军，可是谁能碰上写仿佛《格萨尔》、《红楼梦》那样的大运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