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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梅词话》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它的开头据《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改编，写潘金莲未被武松杀死，嫁给西门庆为妾，由此转入小说的主体部分，描写西门庆家庭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西门庆与社会中各色人物的交往，直到他纵欲身亡，其家庭破败，众妾风云流散。书名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合成。
　　在万历年间，已有《金瓶梅》抄本流传。据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给董其昌的信，他曾从董处抄得此书的一部分；又据《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从袁中道处抄得全本，携至吴中，此后大约过了好几年，才有刻本流传。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卷首有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东吴弄珠客序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共一百回，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初刻本。其后有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般认为是前者的评改本。它对原本的改动主要是更改回目、变更某些情节、修饰文字，并削减了原本中词话的痕迹。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刊行（此书扉页刻有“第一奇书”四字，因此也称作《第一奇书》）。它是以崇祯本为底本，文字上略有修改，加上张氏的回评、夹批，并在卷首附有《竹坡闲话》、《金瓶梅读法》、《金瓶梅寓意说》等专论。这个本子在清代流传最广。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据卷首“欣欣子”序说，是“兰陵笑笑生”。用古名称为“兰陵”之地有二，一在今山东峄县，一在今江苏武进县，以何者为是，尚无定论。这位“笑笑生”究为何人，也至今无法确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作者是“绍兴老儒”，谢肇淛《金瓶梅跋》说作者是“金吾戚里”的门客，皆语焉不详。后世人们对此提出种种猜测和推考，先后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徐渭、汤显祖、李渔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尚没有一种意见能成定论。关于小说的创作年代，也有嘉靖与万历两说，研究者一般认为后者为是。如小说中引用的《祭头巾文》，系万历间著名文人屠隆之作；写西门庆家宴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为万历以后才有的风气，都可以作为证据。
　　虽然《金瓶梅词话》作者的情况不详，但仍可以推断为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有人认为，根据《金瓶梅词话》较多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书中情节与文字前后颇有抵牾、较多引录前人作品等情况，这部小说当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是由某个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但这一说法难以成立。和《三国演义》等不同，在《金瓶梅词话》问世之前，根本没有内容相似的雏型作品流传，而且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来看，广闻博识的沈德符在未读这部小说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此其一；《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大量描绘日常生活琐事的小说，没有传奇色彩，故事性也不强，不易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尽管在这部小说流行渐广以后，也有取其片断为说唱材料的情况，但从全书来说，它不适宜作为民间说唱的底本，此其二。至于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只能说是作者有意模拟及个人爱好的表现。

写实内容与时代特征
　　《金瓶梅词话》是以北宋末年为背景的，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却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的特征。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暴发户式的富商，是新兴的市民阶层中的显赫人物，他依赖金钱的巨大力量，勾结官府并获得地方官职，恣意妄为，纵情享乐，尤其在男女之欲方面追逐永无休止的满足。他以一种邪恶而又生气勃勃的姿态，侵蚀着末期封建政治的肌体，使之愈益堕落破败；而他那种肆滥宣泄的生命力和他最终的纵欲身亡，也喻示着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当时难以得到健康的成长。当然，对晚明时代各种社会问题，作者并未能提出明确的理论见解，但小说却以前所未有的写实力量，描绘出这一时代活生生的社会状态，以及人性在这一社会状态中的复杂表现，这是很大的成功。
　　《金瓶梅词话》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所描写的官商关系和金钱对封建政治的侵蚀。本书在讨论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时，就已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根本上是由于商人所拥有的金钱力量足以对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构成破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的兴盛，这种破坏又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晚明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从《金瓶梅词话》中我们看到，明初朱元璋所颁布的《明律》中关于房舍、器物、服饰等诸方面区分等级的规定，这时早已形同虚设。西门庆一家物质享用的奢华，远远超出于一般官僚，以至其妻妾走在大街上，会被路人议论为“已（一）定是那公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是贵戚皇孙家艳妾”。而官僚阶层面对这种金钱力量，也不得不降尊纡贵。第四十九回写文采风流的蔡御史在西门庆家作客，受到优厚的款待，还得了两个歌妓陪夜，对于他的种种非法要求，无不一口应承。而位极人臣的蔡太师，也因收受了西门庆的厚礼，送给他一个五品衔的理刑千户之职（第三十回），做了一笔权钱交易；在过生日之际，更以超过对待“满朝文武官员”的礼遇接待这位携大量金钱财物来认干爷的豪商。至于贿赂官吏，偷税逃税，在西门庆更是轻而易举之事。封建国家机器在商人的金钱的锈蚀下，已失去其原有的运转能力。
　　而西门庆正是凭藉其金钱买通政治权力，在相当的范围内为所欲为，乃至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
　　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揭示了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并无机会被引纳为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分子，他和这个封建政权多少仍是处于游离状态的。小说中有两处描写颇值得体味。一是四十九回写歌妓董娇儿服侍蔡御史一夜，得了“用红纸大包封着”的一两银子，拿与西门庆瞧，西门庆嘲笑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这里显示了富商对文官的寒酸的卑视。另一处是五十七回写西门庆对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这里却又表示了对做“文官”——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分子——的向往。
　　小说在这方面虽没有充分展开，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如果说西门庆是晚明市民阶层的一个代表人物的话，这类人物虽然能够以金钱买到一部分政治权力为己所用，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根本上影响这部国家机器。作为一种社会势力，他们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积极反抗的；在他们兴起之时，就已经卷入到封建政权的腐败过程中去了。所以，生命力的肆滥的宣泄，成为西门庆这一类人物体认和表现自身存在的方式。
　　在揭示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方面，《金瓶梅词话》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官商勾结、钱权交易，而是十分广泛而又非常深刻的。尽管过去的小说在这方面也曾作出努力，但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我国戏曲、小说的特质之一，是“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有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即使歌颂民间反抗斗争的《水浒传》，也还是让正义得到不同形式的伸张（包括死后成神这一类给读者以精神安慰的形式），这多少给那种黑暗的社会抹上了一层理想色彩。而在《金瓶梅词话》中，我们却看到许多无告的沉冤，难雪的不平：西门庆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莲，逍遥法外，即使英雄武松也对他莫可奈何；苗员外惨遭杀害，主犯苗青却因此成了富豪；宋蕙莲被害死后，她父亲想给女儿报仇，结果也被迫害而死……，这种无辜者受尽煎熬、悲惨而死、毫无抵偿的故事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那个作恶多端的西门庆，却享受了一辈子的富贵荣华。他最后的纵欲而死，即使有教人自我检束的意味，也算不上“恶有恶报”；甚至他转世投胎，也仍旧是做富户。现实的沉重和阴暗，使读者感受到巨大的压抑，从而更有可能认识到封建社会的本质。这种描写，一方面是因为封建末世的政治确实格外地混乱无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对传统道德已彻底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它能够有效地约制社会的统治阶层，提供正义的理想。
　　与上述内容相关联，《金瓶梅词话》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黑暗，还大量描写了那种时代中人性的普遍弱点和丑恶，尤其是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在这部一百回的长篇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人人在那里勾心斗角，相互压迫。西门庆家中妻妾成群，花团锦簇，但众妻妾乃至奴婢之间的争宠夺利，无所不用其极，显示出在多妻制婚姻关系中女性心理的阴寒。小说有很多地方写到西门庆在占有各色女子时，一面寻欢作乐，一面商谈着财物的施予，两性关系在这里成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还有，像五十六回写帮闲角色常时节因无钱养家，被妻子肆口辱骂，及至得了西门庆周济的十几两银子，归来便傲气十足，他的妻也立即变得低声下气。这些描写，都尖锐地反映出人性在金钱的驱使下是何等的可悲与可怜。而且，作者明显是有意识地在描写两性之间为金钱所左右的交往时大量引用那些辞采华美、富于温情的诗、词、曲，让人感觉到：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仅在政治方面不存在王国维所谓“诗歌的正义”，在男女交往中也极少存在诗歌的温情。
　　历史的演进是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肯定“好货”、“好色”是晚明时代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思潮，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力量远不够强大、具有正面意义的新道德难以确立的情况下，这种思潮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西门庆一类人物身上）却常常会以邪恶的形式表现出来。《金瓶梅词话》的思想内涵因此也带有这一历史变异时期的复杂性。为小说作序的“欣欣子”（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作者的另一化名），称此书的宗旨是“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但这只是一种有意识的和常规性的标榜，小说本身则很少有基于传统道德的说教；作者一方面揭示了物质欲望和情欲的膨胀使人性趋向于贪婪丑恶，同时也如实地反映出追求这些欲望的满足乃是人性中不可抑制的力量。金钱和情欲不是被简单地否定的，而是同时被视为既是邪恶之源，又是快乐与幸福之源。以对于李瓶儿的描写为例，她先嫁给花子虚，彼此间毫无感情，后来又嫁蒋竹山，仍然得不到满足，在这一段生活中，她的性格较多地表现为淫邪乃至残忍；
　　嫁给西门庆后，情欲获得满足，又生了儿子，她就更多地表现出女性的温柔与贤惠来。这明白地显示出：过度纵欲固然不可取，但对自然欲望的抑制，却只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人性的恶化。虽然，作者很难以一种恰当的态度来处理这种人性的矛盾，而最终只能以虚无和幻灭来结束他的故事，但至少他对人性的看法，已经不再是简单化的了。
　　《金瓶梅词话》受后人批评最多的，是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性行为的描写。这种描写又很粗鄙，几乎完全未曾从美感上考虑，所以格外显得不堪，使小说的艺术价值受到一定的削弱。一般认为，当时社会中从最高统治阶层到士大夫和普通市民都不以谈房闱之事为耻，小说中的这种描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产物。不过，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和晚明社会肯定“好色”的思潮有很大关联，它是这一思潮的一种粗鄙而庸俗的表现形态。

艺术成就与地位
　　《金瓶梅词话》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标志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过去的长篇通俗小说，主要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素材，在民间的“说话”艺术中经过长期的酝酿、改造而形成的，注重传奇色彩、故事情节，在人物的善恶分判上简单而分明，构成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而《金瓶梅词话》作为文人的独立创作，明显突破了以上这些范式。它问世不久，就传抄于袁宏道、袁中道、董其昌、沈德符等当代最著名的文人之手，也说明了它在小说史上的特殊性。
　　从取材来说，在这以前成就最高的三部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以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民间英雄好汉、神话人物为中心，归纳起来，可以说它们都是写非凡人物的非凡经历和非凡故事，是传奇性的小说。
　　虽然这些人物故事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生活情景，但毕竟是经过了很大程度的想象与改造，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有距离的。《金瓶梅词话》则是以一个富商家庭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并以这个家庭的广泛社会联系来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的人物是凡琐的，没有什么超常的本领和业绩；它的故事也是凡琐的，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地方。但正因如此，它表现了小说创作对于人的真实平常的生活状态的深入关注与考察，从而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小说，或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世情书”。
　　凡是优秀的小说，都必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一定成就。但尽管如此，传奇性的小说放在首位的还是故事情节，即使以前小说中最以写人物擅长的《水浒传》，也首先是以故事情节吸引人，很少能看到仅仅为了显示人物性格而对情节发展并无多大意义的事件。而在《金瓶梅词话》中，则明显地出现了故事情节的淡化。它所描绘的大量的生活琐事，对于情节的发展并无意义，却能充分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如第八回潘金莲因等西门庆不来，便拿迎儿出气，打了她几十马鞭不够，又在她脸上掐了两道血口子才罢休，这和以后的故事发展毫无关系，却有力地揭示了潘金莲那种带有虐待狂倾向的残忍性格。此外如五十四回写西门庆与应伯爵等游郊园，五十七回写道长募缘、西门庆施银等等，此类“闲笔”甚多。
　　可以说，《金瓶梅词话》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已经把重心从故事情节转移到人物形象上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过去从民间“说话”中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为了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听众、读者容易把握人物，其人物性格一般是单纯而鲜明的，坏人一切都坏，好人纵有缺点（如《水浒传》中李逵、鲁智深那样），也无损于其基本的品质。但这样的人物虽然容易被接受，相对于复杂的实际生活来说却是简单化了。《金瓶梅词话》写人物，就不再是这样简单的处理。
　　前面我们说到，这部小说中几乎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但同样这部小说中也几乎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反面人物”。如小说中写李瓶儿，既有泼辣、凶狠，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一切的一面，但在更多的场合下，她表现出善良、懦弱和富于同情心一面，她的性格是极为丰富的。又如奴才来旺的妻子宋惠莲，是一个俏丽、轻浮、浅薄的女人，她勾搭上了西门庆，便得意忘形，一心想摆脱丈夫，在西门庆家爬上个小老婆的位子。但当来旺被西门庆陷害时，她却悲愤异常，“千也说一夜夫妻百夜恩，万也说相随百步也有个徘徊意”，念着他们在贫贱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真诚感情。她痛骂西门庆：“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西门庆百般劝诱，她再也不肯就范，最后终于自杀（第二十六回）。她确实是贪图钱财和虚荣、品格卑贱的人，但在这后面，却又保存着某种人性中的高贵的东西。
　　这样的人物形象，是过去的小说中所没有的。就是西门庆，固然是个恶人，但他的“恶”也不是以简单的符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的慷慨豪爽、“救人贫难”，多少表现出市民阶层所重视的品德。他对妇女从来就是贪得无厌地占有和玩弄，但当李瓶儿病死时，他也确实表现了真诚的悲痛。小说对这一事件的描写十分细致。一方面，西门庆不顾潘道士提出的“恐祸将及身”的警告，坚持要守在垂危的李瓶儿的身旁，当她死后，不顾一切地抱着她的尸体哭叫：“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另一方面，作者又借西门庆心腹玳安之口指出：“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但这里并不是说西门庆的感情是虚假的，而是说这种感情与李瓶儿嫁他时带来了大量的钱财有极大关系，贪财是他的感情的重要基础。而这种真诚的一时冲动的感情，却又不能改变西门庆好色的无耻本性，小说接着又写他为李瓶儿伴灵还不到“三夜两夜”，就在灵床的对面奸污了奶子如意儿（第六十二至六十五回）。西门庆的形象就是在这样丰富的性格层次中塑出来的，所以能够给人以活生生的感觉。
　　而且，《金瓶梅词话》描写人物性格，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个人天性来看待，而是同人物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联系起来。譬如潘金莲，可以说是小说中最富于邪恶品格的女人，同西门庆真可谓天生一对。但仔细读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她的邪恶是在她的悲惨的命运中滋长起来的。潘金莲出生在一个穷裁缝的家庭，九岁就被卖到王招宣府中学弹唱，学得“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后来又被转卖给张大户，年方十八就被那老头儿收用了；再后来她又被迫嫁给“人物猥獧”的武大。她美貌出众，聪明伶俐，却从来没有机会在正常的环境中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来到西门庆家中，她既不像吴月娘那样有一个尊贵的主妇身份，也不像李瓶儿、孟玉楼那样有钱，可以买得他人的欢心，但她又不甘于被人轻视，便只能凭藉自己的美貌与机灵，用尽一切手段来占取主人西门庆的宠爱，以此同其他人抗衡。她的心理是因受压抑而变态的，她用邪恶的手段来夺取幸福与享乐，又在这邪恶中毁灭了自己。
　　《金瓶梅词话》的语言一向为人们所称道。虽然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尤其是引用诗、词、曲时，往往与人物的身份、教养不符，但总体上说是非常有生气的。作者十分善于摹写人物的鲜活的口吻、语气，以及人物的神态、动作，从中表现出人物的心理与个性，以具有强烈的直观性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鲁迅称赞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如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宴请蔡御史，请他关照生意，之后留他宿夜，来至翡翠轩：
　　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嗑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厚爱，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要留题。西门庆即令书童，连忙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拂下锦笺。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
　　风雅的形态与卑俗的心理交结在一起。作者不露声色，就写尽了两面。这种文笔，后来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极大的发展。
　　《金瓶梅词话》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而深刻的揭露，对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清醒而深入的描绘，以其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人性之困境的视角，以其塑造生动而复杂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力量，把注重传奇性的中国古典小说引入到注重写实性的新境界，为之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儒林外史》、《红楼梦》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的。《石头记》的脂评说《石头记》（即《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不为无见。所以说，《金瓶梅词话》尽管有种种不足，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实不可低估。
　　《金瓶梅》传世既广，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续书。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有一种叫《玉娇李》的，“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今已不存。另有清初丁耀亢撰《续金瓶梅》等，俱不见佳。

文：黄霖 出处：黄霖说金瓶梅

　　《金瓶梅》之所以成为一部有名的禁书，就是因为它是“古今第一淫书”。它那赤裸而又放肆的对于男女性行为的大量描写，实在是空前少见，惊世骇俗的。今天，人们要出版、阅读、研究它时，谁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本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古往今来，世界上哪间房屋里不发生这等事情？因此，流传至今的周代的鼎盘、汉朝的刻石、唐代的铸钱，都有如此这般的造形。元代喇嘛教所铸的欢喜佛之类的裸形交合的神像，今天仍可见之于北京的雍和宫。生民之初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意义，这就十分自然地对这一人类赖以生存、延续的行为感到既神圣又神秘。在先秦两汉时代还有不少专著来加以研究，如《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素女经》、《容成子》等就有好多种。但是，后来我国被以讲究“礼义廉耻”的儒教所统治，这等事情也就慢慢地成为可做而不可说了。只偶尔在《汉书》、《晋书》、《唐书》之类的正史中略见几笔，有《飞燕外传》、《游仙窟》、《迷楼记》等小说稍作铺叙，以及零星的几则笔记、有数的几幅画有所泄露之外，一般都避免提到它，更不去描摹形容它。假如一定要提及，也往往用“云雨”、“敦伦”、“房事”、“人道”等字眼来加以取代。就是有关不正当的性行为也有代称，如乱嫖称之为“寻花问柳”，奸暴则曰“狂蜂采蕊”，诸如此类文雅又含蓄的名词，使人读了不至于脸红。然而，《金瓶梅》却一反常态，竟大写特写其男女苟合，乃至种种乱伦灭理的滥交。于是，有人对照现代西方的某种颇为时髦的风气，禁不住惊叹：《金瓶梅》宣扬的是“性解放”，而且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金瓶梅》真的是宣扬“性解放”吗？在《金瓶梅》产生的年代里，人们对于性与淫是有严格区别的。性指正当的夫妇生活；淫则指无度，乱合。《金瓶梅》的作者对于与“食”并列的“性”显然不是简单否定的。屠隆在《与李观察》信中就谈到自己的性欲“其根固也”，“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这是因为“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固难去也”。在《金瓶梅》中，对于符合名分的生理上的要求，往往并无非议，通常只是用“是夜在（其妻妾）房中歇了”之类一笔带过，对于并不贪淫的吴月娘、孟玉楼等人也并不流露多少贬斥之意。因为这是“性”，不是“淫”。那么作者对于在性的问题上“自由”、“解放”的态度如何呢？显然，他认为这是淫，是必须否定的。

　　否定的表现之一，是在总体设计上把那些贪淫的主角置于批判的位置上，让他们遭到报应，不得好死。淫棍西门庆，最后因乱服春药下边毒肿“遗精溺血”而亡；荡妇潘金莲因淫作孽，成了刀下之鬼；李瓶儿贪那“医奴的药”，结果被“精冲了血管”，死于“崩漏之疾”；春梅也“淫欲无度”，得了“骨蒸痨病”，暴死于“性解放”之时。让这批追求“性自由”的角色遭到如此下场，岂不是最严厉的诛伐？同时，这些人“淫”字当头，坏事做尽，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西门庆从诱奸潘金莲开始，杀人夺妻，贪赃枉法，奸巧骗钱，无不与“淫”字相关。聪明能干的潘金莲先亲手毒杀武大郎，后设计惊死小官哥，在西门家妒心大发，口角不断，也不是“淫”字在作祟吗？本来温柔善良的李瓶儿，一变而为心狠手辣，活活气死丈夫花子虚，接着又迫不及待地再嫁蒋竹山，然后又一脚将他踢开，死心塌地倒在西门庆怀里，不也是因为贪求床间的“狂风骤雨”吗？春梅由婢作夫人，也因为她“贪淫不已”，接连葬送了陈经济、周胜、刘二、孙雪娥、周义等五条人命。《金瓶梅》就是这样告诉人们：贪淫无好死，万恶淫为首！

　　作者否定淫的表现之二，是在具体描绘那些细节时，往往与罪恶、贪欲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单纯地为写淫而写淫。有人作过统计：全书描述男女同宿共一百零五处，其中大描绘者三十六处，小描者三十六处，根本未描者三十三处。可见“根本未描者”占有相当比例，加上“小描者”一共约占三分之二。有时即使写西门庆与潘金莲比较放纵地作乐，也只是用“是夜两人淫乐无度”一句轻轻带过。凡是“大描大绘”处，十九是作者加以巧妙地穿插，将其淫行与其他丑行交织在一起，以增强批判力量。例如最荒唐的“醉闹葡萄架”一节，就是为了表现潘金莲的嫉妒和西门庆因此而故意将她一再惩罚，以致搞得那“妇人”目瞑气息，微有声嘶，舌尖冰冷，四肢收亸”，昏厥了过去，充分地暴露了这个性虐狂的嘴脸。与此有关的，紧接着秋菊被潘金莲罚在三伏天烈日之下头顶大石，跪在当院；小铁棍被西门庆拳打脚踢，“死了半日”，进一步鞭挞了西门庆与潘金莲白日宣淫的丑恶行径。而当西门庆与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等苟且时，大都写财与色相互作交易，一边说：“你若依了我，头面衣服随你拣！”一边讨：“你有银子，与我些儿。”（第二十三回）这就使两“贪”相映，倍增其丑。因此，《金瓶梅》的写淫，总的来说不是出自欣赏，而是重在谴责。“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

　　作者既然把“淫”放在批判的位置上，那么为什么在“大描大绘”之中往往写得那么客观细致，甚至津津有味呢？这与作者对于用文学作品来表现性欲问题的特殊看法有关。屠隆认为，文学作品要达到“示劝惩，备观省”的目的，就有必要“善恶并采，淫雅杂陈”（《鸿苞·诗选》），而不必对“淫”躲躲闪闪。更何况当时的社会在皇帝的带动下，淫风充斥，不要说士大夫纵谈房中之术习以为常，就是官宦人家的年轻媳妇，也居然“春宫尤精绝”（徐树丕《识小录》）。就文学作品而言，稍前的《如意君传》、《金主亮荒淫》、《张于湖误入女贞观记》，以及同时代的《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书，多少也有性行为的描写。就是需要表演的戏曲作品，如屠隆的《修文记》以及徐渭的《四声猿》、汤显祖的《还魂记》、陆采的《南西厢》等，也免不了淫秽的笔墨。特别是那些市井间的戏谑文字，更有不少围着“性”字转。《金瓶梅》的作者耳闻目濡，也就往往不以为秽，只是把它当作人生现实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像描写其他现象一样，随笔写来，细加描摹。殊不知这下闯了大祸，它因此而被加上了“淫书”的恶谥长期打入禁宫。

　　如今看来，这样一部杰作禁是禁不住的，毁也是毁不了的。那么，对于那些“秽词”怎么办呢？有人主张删，删去了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名著”，而且“也许‘瑕’去而‘瑜’更显”。然而，这些秽亵描写，除个别的或许是照搬现存的作品而稍显游离情节外，多数则是表现主题、刻画人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删去势必会破坏全书的完整性、连贯性。不删呢？对于未受科学的性教育和有健全的性心理的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确实是后果堪忧。究竟应该怎么办？我看还是分清情况，区别对待；删、全俱存，各取所需。

——吴敢教授在中国矿业大学的讲演（节选）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在其出现同时，即被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称为“四大奇书”。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其后的《红楼梦》被认为“深得《金瓶》�喊隆保ǜ�辰本第十三回脂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如此一部伟大的著作，其书却屡遭禁毁，其作者亦直呼不出。多灾多难、可圈可点的《金瓶梅》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应该确定其历史地位，应该得到今人的公正评誉。

    其书

    《水浒传》中有一段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与武松的故事。在《水浒传》繁本系统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第23－26回、七十回本的第22－25回，这段故事是这样描写的：清河县人武松景阳岗打虎成名，被阳谷县知县参做步兵都头，巧遇在此挑卖炊饼的胞兄武大郎。不久，武松奉命去东京公干。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经茶坊王婆撮合，与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勾搭成奸。小贩郓哥发现奸情，告知武大。武大捉奸，却被西门庆打伤。王婆、潘金莲、西门庆索兴合伙药杀武大。武松出差回来，得知哥哥被害，从团头何九叔处探明真相，乃杀嫂祭兄，又在狮子桥下酒楼杀死西门庆，遂去县衙自首。知县与东平府尹哀怜武松是一个仗义的烈汉，仅将其刺配二千里外，而将王婆判了剐刑。

    不料，200年后，这段仅四回数万字的故事被改造演义成一部百万字的大著《金瓶梅》。在《金瓶梅》中，这段故事的性质、因果虽然最终没有改变，《水浒传》中的情节却仅仅变成了《金瓶梅》的依托。《金瓶梅》在武松为兄报仇之前，将潘金莲娶进西门大院，又让武松在寻杀西门庆时误杀了李外传。结果，武松被刺配，而西门庆、潘金莲却依然故我。这一巧妙的腾挪，给《金瓶梅》留下了足够营造辉煌大厦的时空。《水浒传》这一故事的主体部分，仅仅包容在《金瓶梅》第1－6回、8－10回与第87回之中。《金瓶梅》其余91回，全与《水浒传》无涉，而纯系生发创造。

    《金瓶梅》的书名是书中三个女性主要人物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缩写。其词话本从“景阳岗武松打虎”入手，绣像本与第一奇书本由“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写起，但均很快书归正传。略谓北宋山东清河人西门庆，父母早亡，开一生药铺子，略有家资，而游手好闲，与一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如应伯爵、常时节、白赉光、花子虚、吴典恩、谢希大等结为十兄弟。原配陈氏，死后遗女名大姐，嫁陈经济，因避祸偕夫回娘家居住。西门庆续娶吴月娘为继室，并收妓女李娇儿、卓二姐为妾。卓不日病死，改娶富商寡妇孟玉楼顶替为三房。接着，又收用陈氏丫环孙雪娥为四房。后与武大郎之妻潘金莲私通，并与拉皮条的王婆一起鸩杀武大，将潘取回府中为五房。再与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勾搭，气死花子虚，亦娶回为六房。卓二姐、孟玉楼、李瓶儿带来大批财宝，西门庆财富剧增。“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武松报仇不成，反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于是日益放纵。如通潘金莲婢春梅，奸占奴仆之妻宋惠莲、贲四嫂，包占妓女李桂姐、郑爱月，还常与干儿王三官之母林太太迎奸赴会等。不久，李瓶儿怀孕生子官哥。西门庆亦贿赂蔡京当上金吾卫副千户。乃贪赃枉法，求药纵欲。潘金莲与李瓶儿为西门庆最宠爱的侍妾，二人争风吃醋，潘妒李有子优宠，乃训“雪狮子”猫吓死官哥，李亦伤心病逝。一夕，西门庆服用金莲喂服过量春药暴死。树倒猢狲散。金莲、春梅、陈经济因私通被吴月娘逐出，金莲居住王婆家待嫁，被遇赦归来的武松杀死；春梅则被卖与周守备作妾，竟得宠生子，被册为夫人；陈经济流落街头行乞，被春梅以表弟接回府中继续私通。卓二姐复回妓院卖笑，孟玉楼偕资另嫁他人，孙雪娥被家奴来旺（宋惠莲夫）诱拐发卖，为春梅买回为婢，百般折辱，后再卖到妓院，上吊身死。旋金人入侵，周守备阵亡。陈经济与春梅淫乐时，被卫卒张胜杀死。春梅夙通其夫前妻之子，不久亦淫纵暴亡。待金兵攻至清河，吴月娘携遗腹子孝哥逃亡，路遇普静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出家，法名明悟。

    《金瓶梅》是一部思想内容丰厚深邃、艺术特色新颖鲜明的作品。兹各举一例，以为佐证。

    如上所述，《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暴发与衰落的过程。这是当时社会（《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个典型家庭。小说创造了西门庆这个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这是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空前的崭新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浩浩荡荡，流过了将近二千个春秋，到了明代中后期，已是千孔百疮，积重难行。把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状态形象地描绘出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责任。《金瓶梅》是第一个实践这一历史使命的长篇小说。这种“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的写作方法，被鲁迅称为“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金瓶梅》通过西门大院的兴衰变化，暴露出当年“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第三十回“蔡太师覃恩锡爵，西门庆生子加官”）的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妻妾相妒、主仆相争的家庭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的罪恶，广阔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可以说是一部明代中后期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百科全书。

    《金瓶梅》与此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单线发展、板块接承那种结构方式不同，是一种以西门庆为贯照，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为对应；以西门大院为枢纽，以清河他家、清河以外多家为统系，贯通关联，穿插曲折的网络结构。这是后来的《红楼梦》和近现代小说的经典结构方式。《金瓶梅》是第一部使用这种结构方式并获得相当成功的中国长篇小说。《金瓶梅》写了几百个人物，其有始有终的少说也有几十人，岂不是头绪纷繁，读来模糊吗？小说“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这种开合收放的角度看，其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第五十一回是后半部的关键，布局极为均衡。

    《金瓶梅》以社会基层结构为单元，描写的是西门庆扭曲变态的家庭生活，其重点人物潘金莲又是一个淫妇、妒妇、悍妇三位一体的典型，加上当时朝野猥亵，以风流为谈资，《金瓶梅》难免有一些自然主义的性描写文字。白璧微瑕，今天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宽容。但在其流传的三、五百年过程中，不少卫道者急欲焚之而后快，其也被历朝历代列为禁毁书目。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嘉靖26年（1547年）至明万历24年（1596年）之间。这一阶段，正是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创作《巨人传》，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创作《堂·吉诃德》，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创作戏剧的时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谢世的次年（1617年），传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梓行。

    难怪有人给《金瓶梅》罩上诸多“第一”的光环：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非个人创作而为“集体累积”），第一部网络结构小说，第一部由人物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的小说，第一部最有争议的小说等等。因此，《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其作者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屠本�丁渡搅志�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问题在于，所有各说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譬如，不少人顺着从“兰陵人”中探查“嘉靖间大名士”的路子去寻绎等等。难免新说层出不穷，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为什么不能另立他说呢？不可避免，新说中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因此，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呼吁：“在一部作品的作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气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

    但知人论书却是文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从小说内证中去寻找作者，只能是一种启引与补证。应当在外证即直接证据上再下功夫。《金瓶梅》在明万历间刻板成书之前，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12家，其中拥有全本的即达4家，而且均系当代名流，其蛛丝马迹，一定在晚明笔记丛谈中还有载录。说句笨话，遍翻明代嘉、隆、万年间史料，是不会没有收获的。这工作虽然不必趋之若鹜，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前不久，江苏、浙江不约而同上报有电视连续剧《兰陵笑笑生》的创作计划。江苏该剧的创编，我是策划人与撰稿人之一。我们希望将“兰陵笑笑生”描绘成这样一种形象：出身基层，极具悟性，科举入仕，颇有政绩，于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场沉浮，表面上嬉笑怒骂，骨子里忧国忧民，晚年隐居，乃娱以笔墨，独罪财色，遂成《金瓶梅》小说。

    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

（吴敢，1945年3月17日生。原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文：宁宗一

    我翻阅了一下《读书》，总共看到了三篇谈及《金瓶梅》的论文。一篇是聂绀弩先生的《谈<金瓶梅>》(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一篇是包遵信先生的《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金瓶梅>和<十日谈>的比较》(一九八五年第十期)，另一篇就是最近发表的方非先生的《劳伦斯的颂歌与略萨的控诉》(一九八八年第七期)。聂公的大作虽然赫赫然标出《谈<金瓶梅>》，但在我看来却是聂公的一篇出手不凡的精彩杂文，直接对《金瓶梅》加以评估的文字并不多。然而却说得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包遵信先生的《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一文，从论题来看，似乎是国内外“金学”研究者谈论得最多的热门话题，因为围绕一个“性”字就有偌多的话要说，要争辩。但包文从文化史比较研究切入主题，因而理论思辨的色彩极浓。不过，恕我冒昧直言，这篇颇有深度的论文，却在对《金瓶梅》的价值评估上作了过分草率、简单的判断。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研究《金瓶梅》的学者，常常热衷于把《金瓶梅》同《十日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相比较。而这种比较研究似乎无不立足于几部书都有较多的“性”的描写。其实这是一种失误。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并不大，且不说社会背景不同，就是几部书的主旨也大相径庭，因为它们的美学前提就是不同的。《十日谈》中的一百个故事，内容是很驳杂的，而且良莠不齐。但总体倾向则是贯串着强烈的反宗教、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是因为刚从宗教禁欲主义束缚中冲出来，物极必反，难免由“禁欲”而到“颂欲”；另一方面却也是市民资产阶级的爱好。但归根结底是对伪善而为非作歹的教会、淫邪好色的神父、嫉妒成性的丈夫进行揭露、讽刺和批判。然而，《金瓶梅》则与此迥然不同。在笑笑生笔下的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个泼皮流氓，是个政治上、经济上的暴发户，也是个占有狂(占有权势、占有金钱、占有女人)，理所当然地从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精神吸引力”，也不存在具有“精神吸引力”的真正爱情。道理是如此简单，西门庆与他的妻妾之间和情妇之间，连起码的忠贞也没有。进一步说，《金瓶梅》从来不是一部谈情说爱的“爱情小说”，如果用爱情小说的标准来要求它，那简直是天大的误会。当然，它也不是以后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如果说它是“秽书”，那就是因为笑笑生从未打算写一部“干净”的爱情小说，他可不是写爱情故事的圣手。所以他也不可能象真正的爱情小说那样，在性的描写中，肉的展示有灵的支撑，也就不存在本能的表现必须在审美的光照下完成。所以它只能处于形而下而不可能向形而上提升。因为他承担的使命只是宣判西门庆的罪行，所以他才写出了一个代表黑暗时代精神的占有狂的毁灭史。因此，用“爱情与色情”这一对命题去评价《十日谈》与《金瓶梅》，是无法真正看到《金瓶梅》的价值的。

    《金瓶梅》究竟“奇”在哪里，包文断言：“文学史家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我觉得它用了那么多的笔墨，对两性生活作了铺陈淋漓的描写，不是唯一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不错，有的读者对《金瓶梅》就是抱有“神秘感”“好奇感”，而其所“感”，可能包括对其中两性生活的描写的猎奇心理。但是如果《金瓶梅》的本质和特点仅止于对性和性行为的直露描写，这种“神秘感”“好奇感”以及带来的轰动与喧哗只能是短暂的一瞬，因为它可以被更有“神秘感”的黄色书刊所代替。而事实是，从这部小说于十六世纪末问世以来直到现在，世界各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它的热情一直未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证实了一个问题，这部小说的意义远不是由于它的对性的描写，而是它的真正属于文艺的价值，是这部小说的故事、人物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使它具有了久而不衰的魅力。还是清人张竹坡说得好：“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看，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方非先生的《劳伦斯的颂歌与略萨的控诉》不是评论《金瓶梅》的专文，它是用比较法来谈三部都涉及性描写的书。我极欣赏方先生的磊落襟怀，他明白告诉读者，他“实在不喜欢”《金瓶梅》。对于个人的爱好，乃至“偏见”，无可厚非，理应尊重。然而，方文下面的一段话却使我疑窦丛生：“以后又听说还有一部西洋《金瓶梅》，就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曾有一个出版社出了中译本，印成了遭到一些人的指责。本来对于《金瓶梅》一类的书，无论中西，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可是这一指责却大大激起了我的好奇，终于设法找来了一本。看完后十分茫然，这样一部作品，为什么会被指为西洋《金瓶梅》呢？”方文言下之意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部好书，不是《金瓶梅》那样的坏书、秽书。方文尚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关于性生活的描写，是从女性的角度，以女性为本位的。同《金瓶梅》中那种以男子的性狂暴为本位的描写完全相反，……而《金瓶梅》一类的书，则认为男子的快乐全在于女性的被动，男子的享乐就在于越狂暴越好的性占有和性虐待。这是千百年来造成女性的无可告诉的悲剧的一个原因。”这两段话的含义，起码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我虽和方文有同感，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部好书，本应公诸于众。但是，如果为了肯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就把《金瓶梅》视为劣书，而且似乎说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西方的《金瓶梅》就是亵渎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是难以令人同意的。因为它们是从不同方位上完成自己的艺术使命的。所以用反衬法，褒《查》贬《金》，并不能说服人。

    二是关于性的以女性为本位还是以男性为本位的问题。方文以《查》与《金》作对比，言下之意，以女性为本位的，就是好的、进步的，《查》是为证明；以男性为本位的就是坏的、落后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金》中的性描写是为例证。这种衡量性的标准实令人难以索解。为了真正明了劳伦斯的创作原旨，不妨先听听他的自白。作者在书的法文版序里明确地说：“这本书的真正意义便在这儿：我要世间的男子、女子，能够充分地、完全地、纯正地、无瑕地思想有关性的行为。纵令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作性的活动，但至少让我有无瑕的性的观念。”劳伦斯还曾说过：“它(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是被这个世界认为非常不道德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它真不是不道德——我时常为同样的一件事努力，就是要使性的关系正确化和成为可珍贵的，而不是可耻的事情。这本小说是我跨出来的最远的一步。对我来说，它是美丽的、温柔的和脆弱的，象一个赤裸裸的自我一样。”劳伦斯觉得人生最大的需要便是依照思想而行动，和依照行动而思想，这两种情况要和谐地相辅相成。他创作这部书的动机，就是要使我们认识：要达到一种完美的关系是如何困难，但却是如何必需的一件事。所以这本书流露的仍然是对人的敬意，一种对“性”的尊重态度。我想劳伦斯主观上绝对没有以女性为本位的思想，他明明标出了男子和女子都能自由地、纯正地思想有关性的行为。其次，我们不妨引用作品的具体陈述来加以印证。该书第十四章麦勒斯向康妮回忆他和他原妻白莎·库茨的性关系。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是地道的以白莎·库茨为本位的，而结果是给麦勒斯带来无尽的痛苦。

    由此可以看出劳伦斯写这部小说从来没有划分以女性为本位和以男性为本位以及孰优孰劣的问题。事实证明，以女性为本位和以男性为本位都是片面的。对于性来说，只能是以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和谐为最高标准。

    方文还把略萨的《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与《金瓶梅》相比较，结论是：“两部小说都写了人类性生活的非人化，但作者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金瓶梅》总给人一种‘津津乐道’的感觉，《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字里行间，却处处流动着一种无以复加的悲愤。”对《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一书，我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不敢妄言。然而，对于《金瓶梅》我则认为聂绀弩先生文中所说切中肯綮，聂公说笑笑生是有“分寸”的，他只是“把没有灵魂的事写到没有灵魂的人身上”。笑笑生通过西门庆的床第之私的描写，不仅有人们所指出的那种虐待和性迫害的内容，而且更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通过“性”的手段达到攫取权势和金钱的目的。所以，作者写出了西门庆的床第之私，实际上也就是写出了这个时代的一切黑暗，揭开了一个专门制造西门庆时代的社会面。仅就这一点来说，它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在题旨上也是迥异的。闻一多先生在《艾青和田间》一文中说：“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比较不是简单地扬此抑彼，而是为了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我认为《金瓶梅》不应成为人们比较研究的陪衬和反衬或垫脚石。把它置于“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的任何比较，都是不公平的。包文和方文在这一点上都有偏颇之见，因此，在这里提出商榷，并为《金瓶梅》的价值一辩。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八日

文：周劭

    “雪夜闭门读禁书”，是古人读书的一种意境。雪夜固然已少人来访，并且还要关起门来，可见是不能与人共读的书。禁书有两种：一是政治的，一是道德的，前者会惹杀身之祸，后者则于行止有亏，都是闭起门来不给人知道为好。范围太宽，这里只谈谈后者，而且并不全面。
    潮州戏有一剧目叫《丁日昌》，可惜我无缘得见，但此人的名字倒有些知道，而且百年前曾做过上海人民的父母官。《丁日昌》便是演他在任上海道时之德政的，犹如《施公案》中的施不全和《十五贯》中的况钟一样，歌颂他是一位好官；但他的政绩现在只有他的乡里——广东丰顺知道，在治地上海则知者甚少了。
    此外我所知此人却很多，首先他是近代洋务派的前期人物，可惜死得较早，光绪十年便去世，赶不上大办洋务的时代。还有他有一个名气比他响的儿子叫丁惠康，是和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合称为“清季四公子”的名人；但更著名的他又是一名主张禁书最力的卫道士，凭着当文物之邦江苏巡抚的地位，几次三番上奏朝廷禁书，刊布目录，身体力行，因为他本人便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以洋务派而兼卫道士，看似矛盾，实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上可以得到统一。不过他要禁的书范围实在太宽，连《红楼梦》、《水浒传》都遭了殃，不可不谓之一场浩劫。不过那时江苏境内在上海还有个租界，却是非丁中丞政令所能及；而印刷出版的事业，却恰以上海的租界为全国中心。
    我国有很多书籍，虽被自秦始皇到丁日昌，差不多斩尽杀绝，倒是靠了洋人才不致全告消灭。洋人分东西洋：依靠西洋人的租界可以刊印如恒；东洋则是从遣唐使开始，一直挟以东归的很多是禁书，到了清季黎庶昌、董绶经、杨守敬等再从东瀛搜罗舶载回来。
    木刻以外的现代印刷技术，在上海生根已近一个半世纪，最早的印制动力还是兽力牵拉，可见铅字排印在当时也非易事。但有一种石印的印刷术，却比铅排容易，只要写好便可上石，不需要校对等繁琐手续，故写石印的人确要大有本领，好在那时字写得好的落魄文人很多，几毛钱千字的钞费也聊可给他们度日。所以一般所谓闲书如小说之类，大都是石印。石印小说二十年代之前最为风行，上海有多家小书坊都以石印小说为业务。它的最大缺点为用的是油光纸，容易碎裂和风化，大致寿命不能逾三十年，至今尚存的五六十年前石印小说，恐怕已不很多。我看到那种小说之多，颇堪自诩，光是《红楼梦》续书，总在三十种以上，而续《彭公案》《施公案》的则几乎各有五十集之多。
    堪称禁书首席的《金瓶梅》之起哄，还是三十年代才开始的事，前此木刻的张竹坡本还极易买到，若嫌价钱太昂，则油光纸石印本也在小书坊到处可买，并不如以后一甲子那么希罕。
    我过眼的那种石印禁书可谓多矣，但也有知其名且悉其梗概的名著未经入眼，其中之一是《如意君传》，据说此书遭禁二百多年，只有东土尚存，董康、杨惺吾诸君是不屑舶载这种书回国的。不料到了八十年代中，有一位学者到东京去，居然带回此书的胶卷，使我辗转有福看到，总算补了课。
    《如意君传》的故事，和袁子才所撰假托唐人张洎而收在《子不语》中的《控鹤监秘记》一样，都以武则天和她的“面首”为题材，不过此书故事好怪，把应和张昌宗兄弟、沈南宗等同列入《恩幸传》的薛敖曹，写成正面人物，但却秉有<SPS=0260><SPS=0954>的“天赋”，真是文人奇笔！
    看过此书，某些情节发现似曾相识，找来《金瓶梅》仔细勘比，竟然有多处雷同，使我大为惊奇，觉得两书作者必有一人有侵害他人版权之嫌。问题是哪一书问世为早，毫无疑问，兰陵笑笑生是处于侵权的不利地位，因为《如意君传》问世远在《金瓶梅》之先。不过《金瓶梅》中应代以方框的文字，并不是它的主要部分，明人写小说，犹之现代厨师之烧菜，任何菜里都要放些味精，所以虽是侵权，却还不足为病。
    我之所以断定《金瓶梅》是侵犯《如意君传》版权，这桩公案，说来话长，而且牵连到好多学人的考证。有一部分也应该用许多□□代替文字的小说叫做《醒世因缘传》，却幸逃于禁网，作者署名“西周生”，不知为谁何。号称小说考证大专家的胡适，他为亚东图书馆标点出版此书写了一篇长序，考定西周生是大名鼎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他不但写清代第一部文言短篇小说，还使他成为撰写百万言的白话长篇小说的作者，可称文白双全。但是我看来实在是胡博士“假设”很“大胆”，“求证”却极不“小心”。蒲氏不是没有写过白话作品，但这部长篇却无法把著作权硬加在他头上，因为它和《金瓶梅》一样，硬是明代人的作品，不论从历史政治环境和风俗习惯，都和清初人相去悬殊。纵然胡先生的朋友徐志摩看了乐得手舞足蹈，也写了序文来帮博士的腔。然胡的学生有真知灼见的孙楷第却未敢随声附和，写了一封万余字的长信(其实也是序跋)，把他的老师观点驳得体无完肤，不过为弟子的措辞还是客气得很。
    不是蒲松龄，那么是谁呢？也有人考证为明季天启朝和客魏斗争铁骨铮铮的赵南星，但也不能作为定论。我是极不赞成“胡说”的，只从《醒世因缘传》中看到有段很随意的情节，便恍然它是明人的作品无疑：一位医生给《醒》书的女主角诊病，搭脉是要用一本书作垫腕用的，医生随手从床边捡来一本《如意君传》派此用途，可以见到《如意君传》在那时的广泛流行程度；而《金瓶梅》在那时或许还不曾“悬之国门”。两书问世之先后，于此可得一旁证。因为清初和明末虽相去不远，文网之宽严却不可以道里计，只要看和蒲松龄同一写作时期的江阴人夏二铭也要大打囗囗的小说《野叟曝言》的故事，著成后竟化成“无字天书”，这是他的家人怕他会惹杀身灭族之祸而以白纸掉去原稿的，则蒲氏之不敢写这样的作品便亦时代使然，胡博士不知何为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智者必有一失。
    我看了《如意君传》的胶卷和《金瓶梅》作了比勘之后，很想在《金瓶梅》研究热高潮中写一篇对照的论文，可是对照是要引用原文的，而那时却找不到能够敢发表那些露骨文字的刊物，因此作为罢论。
    其实这种发现也并非我的独得之见，美国人韩南教授在《<金瓶梅>探源》一文中便早已发现《金》书之创作泉源来自《如》书，其间不过是文言和白话之不同。韩南教授非常客气，只说是泉源，并未说抄袭，那就使兰陵笑笑生不会有侵犯他人版权之嫌。
    上海租界的洋人当局虽然很开放，但对《金瓶梅》的态度，也和清廷和清朝的大吏丁日昌等卫道士一般，是查禁很严的，除了偷偷摸摸地下印刷之外，要公开发行，便会大祸临头。下面有一桩故事，是最近逝世的秦瘦鸥先生告诉我的，他是嘉定人，幼年在本乡念小学，校长姓陆，后来到上海福州路开了一家卿云图书公司的书铺。陆先生见到《金瓶梅》可以赚大钱，便出版了一部《真本金瓶梅》。其实所谓“真本”是欺人之谈，它只是十九世纪咸、同之间一位宝山人蒋剑人删改的《金》书洁本，内容倒并无淫秽文字。陆先生心安理得出版了此书，果然销路很好。但是租界的包打听巡捕是不会去研究内容的，只晓得卿云图书公司公然出版禁书，便将陆先生捉到官里去。结果是酿成一桩文字的冤狱，陆先生不但破了家，其人也瘐死狱中。瘦鸥对他的校长感情很好，多年以后谈及，还不无余憾，认为死得冤枉。
    卿云图书公司事件，发生在二十年代，到了三十年代，出版《金瓶梅》便花样翻新了。福州路有一家著名书店的老板是一位律师，他公然出版《金》书，用大字排印，凡应删地方都代以□□，顾客去购他的书，暗地赠送一本“另册”，另册中文字正和□囗一般大小，只须花些功夫剪贴上去，便成为全璧。包打听和捕房明知有这种花样，但也不敢在律师头上动土。
    解放以后，影印的技术发展了，文学古籍出版机构影印了《金瓶梅词话》明刊本，供学者研究之用，上下两函，售价只人民币四十元；不过它是编号内部发行的，只限省军级大干部和大专院校文科教授申请购买，算是最好的一个本子。
    于此插一段笑话，赵景深先生当然有资格购到《词话》一部，“文革”中被抄家，由其单位的“工宣队”率人到淮海中路四明里赵家查抄。景深的藏书实在太多了，算是他的运气好，不曾抄走，仅仅在书橱上贴上封条。但那位“工宣队”的四十来岁女队长于贴封条时一眼看到了《词话》，立刻双眼一瞪，厉声斥责赵景深居然藏这种淫书，一面取了出来，挟在胁下呼啸而去。这是四人帮灭顶后赵先生亲自对我说的，他的藏书幸运地只少了这一部，然其词仍若有余憾焉。
    近几年来获得出版《金瓶梅》的机构愈来愈多，售价也大有差异，便宜的也总在百元以上，限制的级别也大大放宽了。但其中有一家出版的定价几及千元，它是以附有插图为号召，那当然是图文并茂了。《金瓶梅》共一百回，每回有两个标题，配两帧插图，名为《清宫<SPS=1226>美图》，出版者却又并不说明命名的意义和该图的来历；《金瓶梅》一书，与清宫何涉？实难令读者索解。其实我倒知道一些它的来龙去脉。原来该图或许是从清宫流出，被当时的祸鲁军阀张宗昌收藏。别小觑了这位祸国殃民的大军阀，倒也认识西瓜大的字好几担，且竟是一位极风雅之士。在他当山东督军的几年中，做过几件极为风雅的韵事，其一是他的部属的教育厅长，必须由逊清状元出身的人来充当。其二，他曾刊印过圣经贤传的四书五经，有各种大小的板本，最大的比《辞海》还大，最小只有一包香烟那样，皮面烫金精装，实在令人爱赏。第三则便是印制《金瓶梅》的二百帧插图了。不过他究竟少学，幕中又乏通人，便莫名其妙的题之曰《清宫<SPS=1226>美图》，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当时影印还不时行，是用珂罗版印制的，印数不能多，获者视同拱璧，我家虽曾收藏上述的书画，现在则均归于乌何有之乡了。
    近代收藏这类禁书最多的我知道有两位，长沙人叶德辉和吴兴人周越然。后者是靠编写《英语模范读本》起家致富的，是我忘年的老友；叶德辉则是清季的进士、分部主事。两人藏这类书之多，应居国内首列，我不曾到过湖南，只在今陕西北路的周越然家里阅览过他这类藏书，真是叹为观止。两人之不同，在于叶德辉于收藏之余，还要刊印以广流通，所以他所刊的《双梅景[门＋音]丛书》，竟全是那一类的禁书。清季纲纪废弛，士大夫居乡无视朝廷禁令，可以为所欲为，叶德辉况且又是一个恶霸地主，平日鱼肉农民，包揽词讼，武断乡曲，再加上广印淫书，诸罪并发，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农民协会主持下，把他执行枪决。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还影响到翌年在北京的一代大师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王先生品端学粹，当然非叶德辉所能比拟，不过他俩同以清室遗臣自居，王先生听了叶德辉之死，以为祸将己及，遂早自为计。至于有人说他死于罗振玉之逼债，我想这还不足致他于死。
    叶德辉死了六七十年，他所刊的书影响还在人间，甚至及于异域，荷兰学者高罗佩的巨著《中国古代房内考》，有了《双梅景[门＋音]丛书》全套，对他的研究工作，自然要省力不少。高罗佩的大作已被回译为中文，知道的一定不少，而且在今已不必“内部发行”了。
    我现在要说的是另一个中国奇人，也是继承叶德辉的衣钵广为刊印这类禁书的，则在今日已鲜为人所知。此人叫钱芥尘，他出现在上海是四十年代初期太平洋战起之后，我不详悉他的生平，大概是浙西一带人，所谓是钱武肃王的后裔，生得南人北相，高大魁梧，犹似直鲁大汉，他在上海办了一个杂志，自己并不出面，从杂志的文字上看不出有什么背景，据说在来沪之前一直在东北，居张作霖幕府，和杨宇霆、莫德惠、张作相等是老友，张学良则是他的后辈，所以对东北和奉系人物熟悉得很，娓娓谈来，如数家珍。他善于交际，酷喜请客宴会，时常招集一些并不相识的人在酒楼盛宴，我也曾被他辗转托人请去叨光过两次宴请。他不但盛宴招待宾客，并且席散时还每客赠送礼品，那礼品好怪，竟是三四十本小册子，内容一律是禁书，大都是翻印叶德辉《双梅景[门＋音]丛书》的，而开本奇小，大概是一百二十八开，烟盒子那么大小，真是内容丰富，无所不有，其中尤多连名称都未听到过的秘籍。钱芥尘为什么要广事交际和赠送那类书籍，我实在百思而无以索解。他五十年代初还留在上海，在当时的小型报上能看到他所撰关于东北的掌故轶闻，不久忽然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
    中国的大型书籍，连皇帝也刻板不起，只好手抄的《四库全书》，据现在一致的定论，是清乾隆帝为了达到禁书之目的而开馆修纂的，同时把清代两次诏开的博学鸿词制科，也以为是清廷搜罗遗才以靖反侧而开，这种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但并不百分之百准确，因为在乾隆年间修定的《四库全书》及乾隆元年的鸿博，距明亡已历百年，敌对的势力早已不存，遗民亦已死光，哪有挥动这种橄榄枝之必要？而且康熙年间修纂的大型书籍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等，其内容及意图并无涉及禁书之处，可见得自称“十全老人”的爱新觉罗·弘历是要完成他武功文治的大业，来发动修纂这部大书的，禁书只不过是副作用而已。
    禁书之举，总是以上凌下，以强欺弱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事，但世事总有例外，而且例外得很可笑。其一算是古事，雍正皇帝取得帝位，据说是夺嫡弑父而得，朝野有此传说。有湖南人曾静和张熙劝说疆吏造反，所恃理由除华夷之大防外，主要便是雍正得位的不正。案子被举发了，按律这种大逆不道的罪名，是可以凌迟处死及祸延九族的，但雍正却改变策略，不惜以皇帝之尊，躬与重犯作为原被告对质，费了不少御制文字和重犯打笔墨官司，那当然是皇帝取得胜利。雍正皇帝自以为在人格上感化了曾、张两人，遂即特赦两人释放还家，并亲笔诰诫继位者决不能在以后难为他们。雍正把此案全档御纂成一本书，名叫《大义觉迷录》，多次刻版颁行天下，叫臣民传诵。
    御制颁布的书，当然站在禁书的反面，却不道他的儿子、继位者乾隆帝，连“三年无改”的古训都不遵守，于即位后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便将曾静、张熙两人捉来处死，同时下诏把尸骨未寒的大行皇帝御纂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已颁者一律呈出销毁，有私藏者从严治罪。这可算是中国众多禁书中的特殊规格。
    另一桩则是近代的怪事。国民党政府对禁书也和乾隆皇帝同样感兴趣，统治大陆二十多年中所禁的书也浩如烟海，那当然都是他们敌党的书籍，可是在浩繁的禁书之中，有一种却与之相反，原来有一次所禁的却是和雍正皇帝地位相埒的蒋介石本人著作《西安半月记》。张学良、杨虎臣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以张将军伴送蒋介石返还南京而告结束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史实。蒋氏于返京后迫不及待的抛出一本上述的书，当然是他的文胆陈布雷或陶希圣所捉刀，其用意完全和雍正皇帝相似，要举国上下相信是蒋以人格感化了张学良，而完全隐蔽了他在华清池畔赤足逃窜的狼狈相。这本书也是大量印刷要叫全国人民共读的，不料书刚发行，便于近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眉睫下的安徽芜湖遭禁，由国民党的县党部发出通令，指《西安半月记》为禁书，封闭书店，劫走存书。这真是咄咄怪事！此事仅见一九三七年春的报载，语焉不详，以后亦未见接续报导，大概鉴于家丑不可外扬而封锁消息。后来自然经过内部处理，《西安半月记》自然也开禁了。
    论禁书之最，自然要推近年发生的那本作者被一个国家缺席判处死刑并悬赏巨金誓欲杀死他的书了，古往今来，中国的禁书虽多，远远不逮远甚，这也是世界禁书史上的特例，未便多说。
    　
    一九九四年初春雪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