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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宏图
出处：读书 1995年第2期

    常峙节，“西门庆热结十弟兄”之老九，小脚色，轮不到他显山露水。然《金瓶梅》第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常峙节得钞傲妻儿”，却使他着实风光了一回。常属住房特困户，“被房主催逼慌了”。按当时住房标准，“他两口儿，也得一间门面，一间客坐，一间床房，一间厨灶，四间房子是少不得的”。开口告人难。不得已，常唯央求西门大哥赞助。因而逗引出“轻财好施”的西门一番妙论，云：
    “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是为“积财有罪”论，西门高见。
    喜获大哥布施，常峙节回得家来，却迎来浑家“碰头彩”：“‘梧桐叶落——满身光棍的行货子！’……”幸好袖中有物，“任老婆骂的完了”，常始将银子摸将出来，感慨万千，道：
    “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来时，不受这淫妇几场气了。”
    “崇祯本”《金瓶梅》〔旁批〕云：“数语又是一钱神小赞。”按，“钱神小赞”云云，当就晋人鲁褒《钱神论》而言，相传“疾时者共传其文”。

文：宏图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世称“崇祯本”，系据《新刻金瓶梅词话》(世称“万历本”)等本修改而成；所谓“批评”，是指对全书作出了“眉批”、“旁批”等。现崇祯本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收入《李渔全集》第十二——十四卷，基本可窥原貌。
    “提傀儡儿上戏场”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弟兄”，籍吴月娘之口，道：“你也便别要说起这干人，那一个是那有良心的行货？无过每日来勾使的游魂撞尸。”又道：“结拜兄弟也好，只怕后日还是别个靠的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儿上戏场——还少一口气儿哩。”一针见血。然西门庆却一味为这些游魂撞尸的弟兄们护短，说：“本心又好，又知趣”，“做事又十分停当”，云云。〔旁批〕云：“溺爱者智昏，不止西门一个。”是极！
    古往今来，巨奸大憝、大腕大款，难以计数；其中“可人儿”似非鲜见，得宠于一时，遗臭至万年。历史大笑话，委实不是西门大官人的创造！
    “太浓”、“太热”第十四回“花子虚因气丧身”后，李瓶儿一片眷恋西门庆之心情，说道：“拙夫已故，举眼无亲。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与奴作个主儿。”又道：“你若不嫌奴丑陋，到家好歹对大娘说，奴情愿与娘们做个姊妹，随问把我做第几个也罢。亲亲，奴舍不的你。”〔眉批〕云：“深情人必冷，瓶儿太浓、太热，岂深于情者哉！故一疏即歇，作者之意微矣。”按，批评者极有见地！
    《乐府·铙歌十八曲·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哀。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是为女子自誓之词，其失即在情感太浓、太热。激烈得快，必然消沉亦快。如果说潘金莲之致命伤在于“机关算尽”，那么，“浅于情”决定了瓶儿可悲的下场。作者之意，确是“微”矣。

――论商业文化的异质性与西门庆的竞争观

文：杨虹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8月

　　明中叶以降，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进入历史转折期，商业经济迅猛发展，商品流通活跃，商业文化在相对自由的空气里迅速生长，显现出鲜明的“异质性”和革命性。当其时，社会的拜金主义思想当道，逐利、重消费的风尚流行，与求利相伴随的竞争观念浸润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摒弃封建道德、重视个体价值的道德取向也开始为社会接受或部分接受，“商贾亦何可鄙之有”的呐喊在质疑统治者一以贯之的抑商政策，重商意识渐入人心。总之，商业文化以其迥异于正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开始对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产生重要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金瓶梅》横空出世。它抛弃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敏感地抓住特殊时代非主流的商业文化精神，用如椽巨笔深刻展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揭示商业文化的异质性的同时，成功地完成了艺术形象的美学创造，为主人公西门庆表现进取野心、施展商人才干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从而将作品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度。

　　疯狂敛财的经商谋略

　　商业与竞争同在。作为商人，西门庆的血液里浸透了竞争进取的商业文化因子。在习惯了中庸之道、文雅敦厚的农业文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小小清河县，当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潮流袭来，他带着充满野性的商业竞争气息、带着强烈的反叛意识，活力四射地开始其发迹变态之旅。这位仅仅只承继了一间生药铺的药材商的传人，奉行一切以逐利为原则的竞争哲学，拥有立足竞争、敢于冒险的商人素养，更具不择手段、疯狂敛财的经商谋略。他以竞争为主旋律，展开了“若猛兽鸷鸟之发”（司马迁语）式的商业出击。

　　在逐利的旗帜下，西门庆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他以“机深诡谲”的手段疯狂地实施商业资本的掠夺性积累；他懂得“钱能生钱”的道理，知道“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因而不择手段地扩增店铺，放高利贷、长途贩运，执着于资本的周转流动和不断增值；他高度关注市场信息，且善于抢夺商机，买贱卖贵，使经商规模越做越大；他敏感地意识到封建垄断经营的高额利润，于是勾结官府，牟取盐引，独揽为官府买古董的生意，凶残地排挤、打压生意竞争对手。仅仅六七年光景，他就从一个“算不得十分富贵”的生药铺老板一跃成为拥有近十万两白银的流动资本和大量不动产的“山东第一个财主”。

　　在封建政治体制下，商人一直居于四民之末，他们必须不断地突破封建抑商政策的束缚才能前进。对于这一点，充满竞争热情而寡廉鲜耻的西门庆了然于心，在把握了依仗封建特权发迹暴富之奥秘后，他把商业的竞争特性更多地带入他人生的另一重要领域――官场。从贿赂官员开始，西门庆走上了一条疯狂而无耻的敛财之路。因为累次送礼，他蒙蔡京赐官，这对并不希求仕途发达的西门庆纯属意外之喜，但嗜利之心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撑更加恶性膨胀，做官后的西门庆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攫取不义之财。别人无法偷漏的国家税款他能漏，别人不敢放的高利贷他敢放，别人批不下来的官府控制的货物他轻易可取。总之，为在商业竞争中牟取暴利，他不惜重金、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地向封建经济秩序发起凶悍的进攻，以行贿和其他经济手段，买官鬻爵，结党营私，巧取豪夺，与封建政权展开了疯狂的利益争夺。在与贪官污吏的合谋中，他将畸形发展的商业竞争的特性演绎到极致，并从中培养起邪恶的从商信仰：结交官府即暴富。

　　暴富后的西门庆没有执着于传统商人“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行为模式，他秉承商业文化重消费、重“欲”的满足的理念，将依仗封建特权获得的巨大财富基本用于奢侈淫糜的生活享受，将商场、官场的一切争夺都定格于情场的恣意纵横：婚姻成为他商业经营的项目之一，娶孟玉楼、李瓶儿都有明显的谋财企图；他把妇女当做可以从市场自由买卖的商品，买卖越富有挑战性，他进攻的冲动就越强烈，譬如采用卑劣的手段夺娶李瓶儿、毒杀武大占有潘金莲、栽赃来旺以图长期霸占其妻宋惠莲，如此等等。在那个人欲横流、拜金盛行的时代氛围为他提供纵欲温床的同时，他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放纵自己的情欲，将性享乐追逐史演绎为对众多女性的征服史。传统的道德观念、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在这里节节败退，商人的竞争愉悦从未如此酣畅淋漓。然而，欲望的满足如同一把双刃剑，它使西门庆在占有的同时承受着精力的无尽虚耗。财色竞争的狂热导致占有与自毁的逆向互动，西门庆的生命迅速消亡，他那进取的勃勃野心也随风而逝。作为现实生活特定群体的代表，他的死无疑深蕴了悲剧内涵。

　　以财富为目标的贪欲

　　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事实的确如此。尽管西门庆罪恶累累、欲壑难填，他的竞争手段亦卑劣至极，但他以个人为核心、以财富为目标的“贪欲”较之以宗法为核心、以虚伪的道德荣誉为目标的传统价值取向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正是这种“贪欲”催生的经济运行手段使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震荡的频率加快，而其财富的不断转化为商业资本而非土地资本更破坏了封建体制运行，客观上对社会发展起到动力作用。应该说，这在隐性的商业文化氛围中，已传递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新鲜气息。

　　作为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商人，西门庆从社会转型的潮流中吸取发展商品经济的智慧和力量。但他虽然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却从来没有树立起真正的商业理想，更不懂得作为个人与社会进步动力的商业竞争必须是以正途进行实力、智力和能力的角逐，他把行贿受贿、作奸弄巧当做商业竞争的捷径，在历史不能提供外在环境的前提下，公平、公正、诚信、法则等商业文化题中应有的竞争理念在他的人生词典里全面缺失。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至死都带着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所拥有的也只是附庸权力牟取暴利的贪欲，是以占有和享乐为终极目的金钱意识、权力意识，他根本不理解资本增值的更深含义，把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赚取的巨大财富都用于奢侈的生活享受，欲望与丑恶联袂，使他的竞争与进取过程同时成为逆向的沉沦过程。更可怕的是，以他为代表的官商群体，以手中的封建特权更改竞争规则，无情打击真正的新兴商人，从根本上压制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人进取的勃勃生机就这样泯灭在无尽的贪欲和与官僚政治的结盟中。

　　商人的本性就应该竞争，西门庆却在展现勃勃进取精神的同时步入歧途，走向毁灭，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商人自身的缺陷使然。由于先天的不足和现实的局限，在封建正统文化具有绝对中心话语权的社会环境中，西门庆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武器，意识不到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修炼不出经世济民的思想抱负和用竞争手段获取商业利润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雄才大略，而他所生活的封建末世的腐朽氛围又使他沾染上了当时社会流行的放浪、淫靡、变态等种种恶习。就这样，他不可能像西方商人那样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敢于冒险自由竞争的创业精神，率领自己的商业伙伴担负起通过竞争重构社会价值体系的历史使命，而只能在向官僚政治折腰屈从并与之同流合污中、在向正统文化依附与回归中走向堕落和毁灭，从而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业文化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这是西门庆的悲哀，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悲哀。（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

文：古 耜 出处：文汇报 2007年6月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谈到自己读《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一些感想，进而写道：“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红楼梦》。”如果我们把这里的“一切”限定在文学创作，特别是题材和风格的范围，那么应当承认，这样的自白是真实和准确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不仅可以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咀嚼出《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味道，而且还能够从她的散文和学术著作中，直接发现“红”“金”二书对其创作的影响和浸透过程。关于后一方面，已有若干学者和作家撰文加以探讨和总结，只是这些文章大都集中于被作家冠以“尤其”的《红楼梦》，而对于作家笔下的《金瓶梅》，却一向鲜有涉及，更缺乏必要的梳理和评价。其实，张爱玲谈“金”的文字，虽然远没有论“红”那么多，也未曾像论“红”那样形成系统见解和专门著作——它们只是穿插于作家的文章和话题之中，但就是这些断鸿零雁、吉光片羽式的文字，却同样不乏卓识和洞见，且同样闪烁着作家特有的智慧、素养和性情，因此，它们依旧值得我们留心和关注。

    鼎盛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曾有“细读”一说，意在特别强调对文本的精细阅读。而张爱玲对于《金瓶梅》的阅读，显然称得上精细认真。这从她那信手拈来而又恰到好处地引用上可见一斑。譬如，散文《童言无忌》，不过是作家“说说自己的事罢了”，但其中在谈到“我”对衣着和色彩的看法时，便很自然地拿来了《金瓶梅》的细节：“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应当承认，这样的细节是很容易被一般读者所忽略的，但它在张爱玲笔下，却凸现出色调对比与和谐的意义。这说明作家的阅读是别具慧眼与慧心的。同样的情况还转见于胡兰成的《民国女子》。该文写道：有一回，作者想要形容一下张爱玲的行坐走路，总是找不到好句。这时，张爱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这几句随口说出的玩笑语，虽然包含着张爱玲式的自恋与自矜，但在客观上确实写活了富贵女子的风神气度，可谓灵妙之极的移花接木。由此可见，对于张爱玲来说，《金瓶梅》早已因为反复把玩而烂熟于心，所以应用起来得心应手，每臻化境。

    张爱玲非常看重《金瓶梅》的美学和文学含量，但却并不把它仅仅当作文学写作的摹本与借鉴，而是在此同时，以自由且自然的态度，于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深入发掘和评价着其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如她的《中国人的宗教》一文，在谈到中国文学每见的整体悲哀和细节欢悦时，笔锋一转，引入了这样的话：“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它把《金瓶梅》的某种场面和意趣，一下子拉入了中华民族从悲怨情结到乐感文化的精神长河，使其生出丰富的内涵与张力。《“嗄”？》是一篇语言随笔。它抓住《金瓶梅》里常见的“嗄饭”一词，在方言的范围内，进行语意、语音及其流变的考察，其结论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其过程却充满文化意味，同时也有助于读者了解方言俗语。此外，作家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里，认为《金瓶梅》中仆人的有名无姓，可能是受胡人影响，因为“辽、金、元都是歧视汉人，当然不要汉人仆人用他们的姓氏”。这庶几亦可作为民俗史研究的一家之言。

    同学者研读《金瓶梅》主要依靠学理分析有所不同，张爱玲的读“金”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心灵的悟性，换句更直接也更具体的话说，是借助一个作家面对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敏感和直觉。这使得她对《金瓶梅》的判断，常常能够别具只眼，举重若轻。如《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写道：

    “《金瓶梅》采用《水浒传》的武松杀嫂故事，而延迟报复，把奸夫淫妇移植到一个多妻的家庭里，让他们多活了几年。这本来是个巧招，否则原有的六妻故事照当时的标准不成故事。不幸作者一旦离开了他最熟悉的材料，再回到《水浒》的构架里，就机械化起来。事实是西门庆一死就差不多了，春梅、孟玉楼，就连潘金莲的个性都是与他相互激发行动才有戏剧有生命。所以不少人说过后部还不如前。”

    毫无疑问，这段表述十分精彩，质之以“金”书文本，亦可谓一矢中的，而内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作家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艺术直感。

    还有，作家在《红楼梦魇·自序》里也曾明言：

    “我本来一直想着，至少《金瓶梅》是完整的。也是八九年前才听见专研究中国小说的汉学家屈克·韩南（Hanan）说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写的。我非常震动。回想起来，也立刻记起当时看书的时候有那么一块灰色的一截，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其实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使人迷惑。游东京，送歌僮，送十五岁的歌女楚云，结果都没有戏，使人毫无印象，心里想‘怎么回事？这书怎么了？’正纳闷，另一回开始了，忽然眼前一亮，像钻出了隧道。”

    熟悉“金学”者，一般都知道韩南的说法，但在此之前，仅通过阅读就有所觉察者却不会太多，因为这当中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关键条件，就是艺术感官和审美直觉的高度发达。而张爱玲恰恰凭借这一点，发现了《金瓶梅》的异样。她的这种发现不仅为韩南的观点提供了旁证，而且等于向世人宣告：就文学研究而言，直觉有时比学理更可靠。

    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是伟大的，但又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主要表现为那些少了节制而又缺乏美感的性描写。关于这点，一向深爱着《金瓶梅》的张爱玲，分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自觉的把握。大约是囿于贵族式的文化教养，她读“金”书，保持着足够的心理距离，目光行进仿佛意识不到那些性描写的存在，更没有任何刺激的感觉。用胡兰成《民国女子》里的话说：“无论她在看什么，她仍只是她自己，不致与书中人同哀乐，清洁到好像不染红尘。”而一旦立论需要，她并不回避对《金瓶梅》缺陷的批评。譬如，她的《论写作》在谈到当时文坛存在的一味迎合读者的现象时，就尖锐地指出：“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软性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错误观念。我们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来打比吧。抛开二者的文学价值不讲——大众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学价值的——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所以秽亵不秽亵这一层倒是不成问题的。”显然，如此客观辩证的审美态度，委实难能可贵，它迄今不失为看待名著的有益镜鉴。

    当然，张爱玲读《金瓶梅》也有不足之处。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她基本放弃了从思想和社会层面解读作品。同时，她的某些见解和结论，似乎也有草率或武断之嫌，譬如，她说《金瓶梅》里不吃鹅，就明显不符合作品的实际。至于她把书中用一根柴禾就能燉烂猪头的宋蕙莲，错说成潘金莲，似属偶然的记忆失误，这里就不再枝蔓了。

文：石定乐 出处：书屋 2007年第8期

　　如果爱一个人就让他看《金瓶梅》，如果恨一个人就让他看《红楼梦》，虽然两本书都叫人变得愤世嫉俗（cynical）。
　　《红楼梦》是给理想主义者看的，大观园里面的多数主子都不像是食人间烟火，都是超凡脱俗的。再顽冥不化的看完了也忍不住渴望美好，追求唯美，仰慕高洁，结果当然只会在追求“镜中花，水中月”中苦苦挣扎，现实里处处失意碰壁。放眼世界就觉得人人恶俗，事事污浊，于是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堪，人心丑恶。而看了《金瓶梅》，那些恶人恶行恶状让人压抑、恐惧，放下书第一感觉是觉得参透人性，把人的卑劣、丑陋都看到了，甚至对自己居然也与书中那些人属同一个物种而自惭形秽。继而就会庆幸，因为和书中那些人、那些事比起来，我们大多数人的际遇充其量还是好坏参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话套在这里是说见过那么多丑恶卑劣，人的心理承受力也就增强了，包容度也就大了，于是就更容易接受生活了。当然，生活也就变得好过许多。本来无一物，何处着尘埃？有免疫力，怕甚？
　　《金瓶梅》里有名有姓的人大约除了武松，几乎没一个是拎得起来的。就算有个把不曾作奸犯科、亦不曾帮凶唆坏的，也窝囊得透顶，不能让人生半分钦敬。
　　若要从作奸犯科、帮凶唆坏的里面拔一个极致的，也不容易。恶状虽不尽相同，但性质都一样卑劣、凶残、无耻，原始的动物性加上扭曲病态的人类智慧整合在一起，就是“混账恶人”、“不是人”、“没良心的人”、“枉为人”的人（见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不过，在那一堆最极致里的人中硬要拔一个“最没良心的”话，我会挑陈经济。
　　陈经济的名字虽然在书中第一回被淡淡提及，但前置定语相当长，“……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提督是明清的官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金瓶梅》是明朝人写的，假托宋朝故事，借古讽今这种游戏不是兰陵笑笑生这些文人的创新，用明朝的官职封在宋朝人身上，只不过要让时人明白陈家的来头不小。陈洪能做这种人的亲家，不会是一般人，何况做了这等人物的亲家，本没什么背景也变得有背景了。没有含着银匙出生的人要在功名路上劳筋骨，沥心血，吃尽苦了，受够磨了，方能看到一点曙光，赚得几分前途。而陈洪只因养了儿女就攀上了威风赫赫的亲家，也跟着就上了竿子，结果让趋炎附势的西门庆看中巴结，可以想见得出陈老先生的风光得意。不过，陈经济正式亮相还是在第十七回，而且和第一回那么牛气的定语相对照的是，真人露相时又忒不光彩。是家里出事，那位杨都督因出兵不利，延误国防，被科道官参论倒了，结果被拿下问罪，其门家亲族等俱照例发边卫充军。陈洪自知不妙，脱不了干系，便叫儿子陈经济同儿媳西门大姐带上些细软去找岳丈，暂时躲躲（“生一闻消息，举家惊惶，无处可投。先打发小儿、令爱，随身箱笼家伙，暂借亲家府上寄寓。”书中陈洪托陈经济带给西门庆信中道。）陈经济那时才十六七岁，还没经历过这种惶恐，带着妻子赶夜路到了岳家。只要想想现在中国十七岁的男孩子，高中毕业上大学那种家长前后呵护的架势，就能想象出陈少爷的那一路狼狈了。而且他来的时候不但带着细软，还带了箱笼床帐家伙，那架势是要在岳家作长期寄居打算。见到西门庆，陈经济就磕头哭了起来，这就是陈经济乍露面时的小样儿。
　　投靠岳丈的日子不会好过。一开始，西门庆就没顾什么亲情，“去打点县里声色”，也用的是陈洪带来的专款五百两银子，以为这回又像以往一样，凭借关系银钱活动，过了风头就平安无事了。哪知道县里传来的风声大不妙，这才真着急了，书中形容他此时“耳边只听飕的一声，魂魄不知往哪里去了”。因为自己家也会因与陈家这道姻亲关系受牵连，这才上了心派人花钱去活动打点。先用五百石白米买通蔡京的儿子蔡攸，经蔡攸指点，五百两银子打通了经办此案的礼部尚书李邦彦，把宣判书上西门庆一名换成一个杜撰的贾廉，这才逃脱了充军下场，虽然陈洪的名字同在判书上，他也不愿再费神了。而这个倒了霉的女婿不仅是个累赘，还是个祸根。西门庆曾对月娘说：“……女儿、女婿两个业障搬来咱家住着，平昔街邻恼咱得极多，常言‘机儿不快梭儿快，打着羊驹驴战。’倘有小人指睃，拔树寻根，你我身家不保。”写书的人高明，写到这里就暂不交代对陈经济的发落。下一回是十八回，写书人依旧不理不睬那对小夫妻，兀自在那里费番笔墨将西门庆遣家人来保和来旺二人如何在东京走后门钻营，如何保住西门大官人免了流放充军之苦；又款款交代放下心后西门庆如何为了李瓶儿大吃蒋竹山的醋，把一腔恶气往家里大小老婆发。不紧不慢绕了一大圈这才转回到这个小女婿身上——“却说西门庆，当晚在前边厢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婿陈经济安他在花园中，同贲四管工记账。”（第十八回《赂相府西门脱祸见娇娘经济销魂》）作者的不紧不慢实际上是代替西门庆表态，陈洪也罢，陈经济也罢，在西门庆心里没什么分量。
　　那么陈经济这份工作地位如何呢？只看看被他换下的来招去干什么就知道了——来招离开园子后就去看门，可见这个看园子的活路不算什么特殊照顾。西门大姐毕竟还是这家小姐，所以这时可以白天在后面和月娘一起吃饭，晚上再回到给他们俩安排的前厢房睡。而陈经济就“每日只在花园管工，非呼唤不敢入中堂。饮食都是内里小厮拿出来吃”。看看，在这样百般禁忌都放得开的西门府上，这还是见外着呢，可见在西门庆这个寡情岳丈身边讨营生不是什么轻松事。
　　不过这好赖也是安顿下来了。要搁着别人，想到爹在充军，老娘在家，稍稍平静了点就要回去看看吧，至少在外面再舒坦也不自在。可这厮偏偏是个没心没肝的行货，不管他亲爹亲娘死活，在这边就行起乐子，勾搭岳父的小老婆。想当初来投奔岳父时的眼泪都是为自己流的。另一方面，纵使这岳父再冷漠无情，好歹也还收留了自己，多少还有点恩，何况从人伦情理来讲，那些金莲一拨的角儿都还是岳父的枕边人、妻子的小妈。可他就硬是毫无顾忌，不分上下，岳丈的妾也罢，大丫头也罢，统统成了他的情人。书中形容他不久以后就和后院里那些女人“日近日亲，或吃茶吃饭，穿衣入屋，打牙犯嘴，挨肩擦背，同步忌惮”。小人就是这样可怕，没有情义牵挂，没有感怀之思，没有廉耻概念，没有人伦顾忌。岳丈在世他尚且如此大胆，西门庆一蹬腿，他更胆大妄为，索性连共过患难的妻子西门大姐也凌辱起来，生生逼得她上吊自尽。
　　仅仅这样无耻残暴那还只是行藏凶恶。做小人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还要具备一些品性，时髦的话叫综合素质。小人的综合素质一定不能少了能见风使舵，会溜须拍马，敢当面撒谎，能把良心做买卖。陈经济虽然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却偏偏有看人说话行事的本事，只要能得到一点利或满足一点私欲，什么小心都愿意陪。第二十回里有这么一段：
　　
　　陈经济每日起早睡迟，带着钥匙，同伙计查点出入银钱，收放写算皆精。西门庆见了，喜欢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厅与他同桌而吃饭，说道：“姐夫，你在我家这等会做买卖，就是你父亲在东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常言道‘有儿靠儿，无儿靠婿’，我若久后没出，这份儿家当，都是你两口儿的。”那经济说道：“儿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远离，投在爹娘这里。蒙爹娘抬举，莫大之恩，生死难报。只是儿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耽待便了。岂敢非望？”西门庆见他说话儿聪明乖觉，越发满心欢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务，出入书谏礼帖，都教他写，但凡人客到，必请他席侧相陪；吃茶吃饭，一刻也少不了他。谁知这小伙儿绵里之针，肉里之刺……
　　
　　这一段为后来小人如何表演埋下伏笔，也算给看官提了个醒儿。
　　尔后陈经济越来越大胆放肆地做小人，生活的起起伏伏都没有让他有过半点反省自责，反而更加无良无耻。他与书中其他那干帮闲蹭饭拆白的小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忘恩负义，忘得彻底，负得凶狠。收留他的岳父被他戴了绿帽，岳母被他告了官；共患难的发妻被他生生作践含屈死掉；帮衬他收拾与潘金莲偷情曝光后残局的舅父被他赶走；亲父尸骨未寒，他却宁愿先骗了寡母的钱走去娶女人，而置父亲的灵柩不顾；母亲因最后一点养命本钱被他拿去玩女人而被活活气死；日后他落拓做了叫花子，老者王宣可怜他出资让他做点营生，却被他屡屡骗钱；流离失所，他拜任道士做弟子，借此在道观中栖身，却“把任道士囊筪中细软的本钱，也抵盗出大半”，花在勾栏中；把他当作姻亲而为他娶妻安家的李守备反成了引狼入室。
　　坏人、恶人和小人有点不同，坏人可以费尽心机作恶，恶人可以冷血行凶，但坏人恶人都还会有亲情感动，小人不同，亲情恩义都对他没有意义，还专门要变着法利用人的善良施害于人，没有半点不安不忍。对坏人恶人，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进行认知补缺或行为矫正而使其得到认知重建和行为重塑；但对小人，任何手段都不会奏效。
　　我常常想，是什么因素让陈经济成了这么一个登峰造极的小人。
　　他“自幼乖滑伶俐”（“这小伙儿，诗词歌赋，双陆象棋，拆牌道字，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也就是说好玩还会玩，那顶多是个问题少年罢了，而且他起初也在西门家园子里很认真过（“陈经济每日早起晚睡，带着钥匙，同伙计查点出入银钱，收放写算皆精”），可见机灵聪明不见得就一定会导致人变成小人。大约十来年前，我受人所托，为小孩青春期问题的困惑与一个专门研究青少年心理的学者谈过几次，印象特深的是他说：一个人对人生价值观的认知是在十岁前形成的，今后一般都很难改变。他还说，青春期的叛逆是人生一个过程，是成熟的一个必经阶段，如果这个时期硬性压制会造成心理隐患。他还举例，说英国人似乎很保守，但恰恰英国对年轻人的放浪形骸是宽容度最高的，一旦进入职场或婚姻大门，这些少年轻狂孟浪就会收敛，举止俨然与主流和传统接轨同步了。他又拿日本做了个反面例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大男人、老男人喜欢援助交，并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很多出身贫寒的官员发迹后对钱财的贪敛程度显得不可思议，等等。
　　我现在回想起这些话是因为写到了陈经济，正在捉摸他的小人人格形成成因。从书中可以推算出，陈经济来到西门家顶多十七十八岁，西门庆三十三岁死，陈经济以后又活了至少四年，在第九十九回被张胜杀时还不到二十七岁（“可怜经济青春不上三九，死于非命”）。十年里，一个怯生生来投靠的小男生便成了一个专拣软人欺负、只干下流勾当的混账小人。如果按照上面那位心理专家的说法，在他来到清河投奔西门前，他就已经有坏坯子了。但他不见得非要变成这么坏，他可以只是平庸、有点自私、有点色的普通男人。如果他来到西门家后，感受到真正的同情（西门不嫌弃他），被予以适当关怀（退一步说，西门庆把陈洪从充军流放名单中弄出来），得到点有启迪的教诲（岳父叫他风声小了就带媳妇回东京照顾娘亲），受到好的榜样熏陶（不被比他经历复杂多的莲呀梅呀的引诱教唆），受到及时惩戒和约束（不被允许再进后院）……他不会坏成这样。他来到一个环境，一个孵化人性中每一点恶之萌芽的环境，结果就使他成了这样。陈洪当年如果知道会这样，还会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这里吗？
　　“陈经济者，败茎之芰荷也。陈者，旧也，残也，败也。经，茎之别音。济，芰之别音。盖言芰荷之败者也。……至于陈洪，盖言残红。敬济与此中脱胎，岂非败茎之芰荷？”这是在第八十二回正文前张竹坡的点评。书中给陈经济安排的下场脱不了“因果报应”的俗套，其实小人的下场未见得这么差。恶人、坏人的结局一般不会好到哪里，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小人就不同了。他们因为无良无耻而能及时攀附，找到寄生护佑的依靠；他们又因为无畏无行而能最大限度利用一切资源为自己谋到相对最大利益。所以，他们多半能逃过一切手段的制裁，倒是被他们害过的人往往会很惨——因为小人做起事来是阴毒极致的。
　　但看到陈经济那样形状了，还是轻松地叹口气。小人陈经济，应该这样死才合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