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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到19世纪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直到今日的民族和宗教运动,社会运动对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有力的影响。本书考察了社会运动的历史,提出了一种集体行动理论,以阐释社会运动的兴衰,为影响个人生活、政策改革和政治制度的运动力量提供了解读。本书不仅论及文化、组织和个人方面的运动力量源头,还特别强调了社会运动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作为政治机遇结构、国家战略和跨国扩散的变迁结果所经历的兴衰起伏。

  文：肖复兴

　　汉娜和米夏表现出的不是我们这里的成长小说中所常见的代沟，这里没有任何的预制设想，而是突然发现上一代人的罪恶，又如何处理对他们的爱，面对这种失控交错的纠缠、刺痛，如何以更健康的心态成长，而不是回避或视而不见那种集体记忆留给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影子。

　　我一直在盼望着能够有这样一本小说出现。

　　我终于读到了《朗读者》。稍稍可惜，是德国人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在我看来，他和他的德国作家，特别是战后的德国作家如伯尔、格拉斯，一样的杰出和重要。他是一位法学教授和法官，在这本书之前已经出版了三本犯罪小说，卖得都不错。《朗读者》是他第一本“严肃”作品，在德国国内取得了轰动后，马上取得了国际性的成功。光在英语世界里就卖了快200万册，是战后继《香水》卖得最好的德国小说。

　　这是一个同《香水》一样的故事，不同的是它更为深刻，对于战后德国读者，触动的是更具有切肤之痛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面对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的法西斯罪恶的过去，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上一辈不愿示人的过去！故事讲述了15岁的米夏和36岁的汉娜一次街头偶遇和接下来无法控制的身体接触，女人对自身文盲和集中营看守历史的双重隐瞒，对学习教育的几乎疯狂的重视和偏执，并没有让男孩怀疑自己对女人的迷恋，性爱之前他对女人的高声朗读，不仅变成了小说的标题，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契约或是默契。然后，汉娜突然不辞而别，小说的第一章到此戛然而止。直到多年以后米夏成为法学大学生时才又看到了她：在法庭上，她出现了，站在历史黑暗的另一边，承担着战后人们对罪恶的指责。

　　如果她是过去的凶手，米夏该怎么办？读到这里，第二章，小说终于露出了它清冷的锋芒，刺向了每一个后奥斯威辛时代的读者：毕竟历史过去得还并不太久远，罪恶也并不那么遥远。当你和那段黑暗缱绻地上过床以后，你会一身轻松地下床吗？后战争历史中的一代人，该如何面对经历过那段沉重历史的父辈母辈的爱呢？

　　读到这里，我在想，同情节紧凑而貌似情爱流行的第一章写法不同的这一章，我们中国的读者是陌生的，会显得有些隔阂，却是这部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我们的小说不少已经如一张油饼，被电视剧和时尚的双面煎烤得过分光滑油亮，香酥可口了。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到了这里，作者不仅将汉娜、同时也将米夏置于审判席上，就像第三章中米夏自己说的“全都捆绑在一起出庭”。只不过，米夏内心的折磨更为痛苦，虽然他没有和汉娜有过一次的正面接触，却在他同父亲、同法官、同老师，同他在寻访集中营的路途中遇到的出租汽车司机与餐馆里的瘸老头、年轻人的散点透视中，一次次循环往复地拷问历史和心灵，那就是上下两代人对于历史罪恶的理解与谴责、对于残酷记忆的遗忘和铭记的矛盾。那种沉思与内省的笔触，让我感动，忍不住想起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实。

　　小说写到这里，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性爱或是罪恶了，而是在讲一个有关如何在为了不能够忘却的记忆中，战后新一代人成长的寓言。在这里，汉娜是作为米夏的上一辈而出现的，米夏与她的性爱，不过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爱的一种极端的象征（在第三章里，作者特别写到那位精神分析专家盖西娜对米夏指出：在他的故事里他的母亲的影子几乎没有出现过，从一个侧面更证实了汉娜在小说中的身份象征）。

　　在调节记忆与现实以及两代人的关系中，汉娜和米夏表现出的不是我们这里的成长小说中所常见的代沟，这里没有任何的预制设想，而是突然发现上一代人的罪恶，又如何处理对他们的爱，面对这种失控交错的纠缠、刺痛，如何以更健康的心态成长，而不是回避或视而不见那种集体记忆留给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影子。这正是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

　　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确实读出它是一部成长小说的味道来———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解读，好的小说从来都是多义的。德国人从来都是成长小说的高手，歌德的少年维特的故事曾让年轻的郭沫若声名大震，也使得维特成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偶像，莫非多年以后我们还需要让德国人给我们上这样青春觉醒与成长的一课吗？《朗读者》这部书对于我们有着无法回避的相关性：在和历史调过情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几代人之间的欲说又止、躲躲藏藏后面是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天然去雕饰的语言，干净得像冰凉的骨架，在骨头的缝隙中是一个被历史隔开的两代人间朗读与倾听、诉说与沉默、罪恶与遗忘、逃避与短兵相接、激情与蓦然惊醒的故事。此次再版的小说中附有童自荣先生精彩朗读的光盘，让这本《朗读者》的朗读者多一层意味。

文：刘绪源
出处：文汇报 2006年9月

    《朗读者》是德国当代作家施林克的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小小杰作。多年来，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它一直被视为反纳粹的代表作；我则以为，这一看法过于片面——小说的内涵其实要深广得多。

    作品写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和三十六岁的汉娜的畸恋。他们爱得真挚而强烈，虽然相互间缺少深入了解（年龄差距无疑是阻隔了解的原因之一）。他们相聚时的一个重要节目，是由他朗读文学名著。后来，她忽然不告而别。等到再见到她，他已是在法庭实习的法学系大学生，而她却是嫌犯之一。她的罪名是在纳粹时期当过看守，在一次空袭中造成了大批犹太人死亡。他还知道了战争开始时她曾在西门子任职，本来还有提升的机会，她却令人惊讶地辞职当了纳粹的看守。在知道了她越来越多的事情后，他发现了她一生最大的秘密：她不识字！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点，她屡屡放弃前程（前几年的离开他也是为此）。在审讯中，她没法读懂起诉书；别人把当年遭空袭后起草文件的事推在她身上，因害怕查对笔迹她也揽了下来。最后，她被判得最重——终身监禁。八年后，因为无法忘怀于她，他重又为她朗读名著，并把录音带寄给她。这给汉娜带来了希望，她凭着录音，对照原书，竟渐渐学会了读写。他收到了她写来的信，内心充满喜悦和欢庆；但他始终没有回信，因为不知道再走近一步两人该如何相处。当录音带寄到第十年的时候，汉娜可以出狱了，他们这才见了一次面。他发现她明显老了，也找不到以前相爱的感觉了。就在他去接她出狱的当天凌晨，汉娜自杀了。

    我以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这部作品。最为外在并最为宏大的，当然是反纳粹的层面。作者在这个层面上有不少重要突破：他写出了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那种生死由之、一切不为所动的麻木状态，也写出了法西斯军人在大批杀人时丝毫不投入感情的“工作状态”，这两种状态都是要将人性从人的身上抽离后才可能实现的，当事人越冷漠，我们今天读来就越感到震撼与可怖。小说还写出了历史评判对于不同的个人往往会“见林不见木”的缺憾，也写出了下一代人对于前一代的罪行那种承担与厌恶相交织的尴尬。这都是独到而深刻的。

    第二个层面是关于汉娜的选择，我以为它在小说中的分量一点也不低于对纳粹的反思。汉娜是个极有个性的人，美丽而又勤奋，努力工作并充满生气，她还是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有极高的审美感悟力。然而，为了掩饰自己不识字，她一再以命运作抵押。当她宁可被判重罪时，“我”想要救她，差一点就向审判长说了真相。但在此前他与研究哲学的父亲有过一段对话：

    “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每当妈妈给你讲些其实是为你好的话，你是如何大发脾气的？……但是对大人来说，我绝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代替别人做决定，而推翻那人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做法。”

    “即使他们自己后来也觉得，那样做原来更幸福，也不该强加么？”

    他摇摇头：“我们现在不谈幸福，我们是在讨论尊严和自由。”

    “我”终于没有代她说出实情，虽然他明知这么做的代价。其实单是汉娜的选择，就足以写成一部长篇，她的悲剧正是自我选择与时势所迫共同造成的。在本质上她是善良的，但她的选择让她成了另一种人。人的各种选择，其原因本来就不会相同，有些就是离奇的甚或微不足道的，人生和历史的偶然性与复杂性，往往即由此而来。存在主义哲学有一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说的由选择造成了存在，而不是由本质造成了存在；相反，存在又反过来规定了人的“本质”。汉娜正是这样的典型。

    第三个层面，便是“我”与汉娜的爱情关系，或推而广之，泛指一切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书中分量最重的层面。为能单刀直入，我借用存在主义的另一句名言：“他人是地狱。”小说写了“我”与汉娜的相爱，但他们最融洽的时候，恰恰是相互并不了解的初始阶段。当越来越了解对方时，就都开始回避亲密的交往了。当然，他们也希望对方能向自己坦陈一切，而自己的秘密却不愿交出去。汉娜识字以后，设法找来各种关于集中营的书，她在反思，但她不愿和“我”多说。她告诉他：“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不了解我……你明白吗，如果没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人能要求你讲清楚，就是法庭也不可以要求我。不过，死掉的人却可以，因为他们理解我。”她每天晚上都在和死掉的人，当然也和书中的人对话。对于活人她已经不抱希望。在她识字后的一两年里，也曾那样天真地渴望过他的回信，因为她终于克服了一生的最大障碍，而从文学中她也早已体验过文字表达人心的力量了，可回信终于没有来。这使她由失望而绝望，此后，她不再锻炼，不再爱清洁，开始暴饮暴食，人也迅速衰老了。她在他去接她出狱的当日自杀，可以看作她对所爱的人的一种报复，也可以说是她对于未来的亲密交往的恐惧和绝望。存在主义是一种对外部世界感到绝望后转而从一己的选择中寻找心灵出路的哲学，它对他者间的交往未免看得过于黯淡，但在揭示人性的弱点上却又异常深刻。

    只有看清了这种存在主义的背景，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这部作品。但施林克的小说绝无图解的痕迹，它的形象的力量和审美的丰富性，远远大于他人所能概括的思想。所以临末，我还想借用西方文豪评说莎士比亚的话来发一赞叹：说不尽的《朗读者》！

文：傅小平
出处：文学报 2006年8月

    自1995年出版以后，《朗读者》已被翻译成22种文字，在英语世界的销量近200万册，是战后继《香水》之后销量最大的德国小说

    以一场令人动容的“不能之爱”打动全世界千万读者的德国小说《朗读者》，今年1月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纪念版中译本。译林出版社宣传负责人袁楠告诉记者，2001年该书旧版《生死朗读》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该书自推出新版以来，已重印四次，销售成绩不俗，在新浪、搜狐的销售排行榜中，一直名列前茅。一部“严肃”的德语小说为何有如此之大的魅力？诚然它的畅销离不开良好的包装和宣传攻势，其经久不息的阅读魅力却只能来自小说本身。

    记者了解到，《朗读者》自1995年出版以后，已被翻译成22种文字，在英语世界的销量近200万册，是战后继《香水》后卖得最好的德国小说。它是有史以来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德语书，在德国甚至成为每个中学讨论的话题，在美国，《朗读者》入选著名的欧普拉读书秀后，很快风靡北美，并形成全世界范围内的阅读话题。在中国，许多作家、学者不约而同提到对它的兴趣与钟爱。

    以朴素、庄重的叙述包容了丰富而多义的主题，是热爱该书读者的共识。曹文轩在该书序言中坦言对此书叙述方式的欣赏“我喜欢《朗读者》的那份庄重。在看了太多的油里油气、痞里痞气、一点正经没有的中国当下小说之后，我对这部小说的庄重叙述，格外喜欢。”

    至于该书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可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池莉说:《朗读者》向我们倾诉的是“另外的东西，是心之幽情，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理由的质询，是对不规范情爱关系的探究。”毕飞宇表示:“我愿意把《朗读者》理解成一部关于尊严的书。伴随着尊严，我们看到了暴戾、残忍、无奈、软弱、忏悔与宽容。”青年作家徐则臣也表示了同样的理解。有读者则从叙事学的角度指出:《朗读者》涵盖了多个模式化的故事原型。一个是“洛丽塔”的故事，一个是关于救赎的故事，一个有点诡异而时尚的影射“处女与野兽”的故事。曹文轩说，这样的阅读效果得益于小说中悬疑手法的运用，更主要的却来自于作家对人性、对存在的深度把握。在侦探小说似步步推进的情节叙述中，小说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无从释怀的难题，正是在对这些难题的求索中，我们读出了关于爱、尊严、性、两代人、历史等复杂的话题。

    小说写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和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年女性之间的不伦之恋，看似又一个有关性爱和罪恶的畸情故事，在其性爱和罪恶的表皮下，讲的却是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它隐含着战后德国第二代对战争的反思，更难能可贵的是故事并不流于简单的谴责。该书作者本哈德·施林克说:“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

    “参与罪行的每个渺小人物无疑应该承担其中一份责任；问题是历史的这一个个局部，具体地是怎样发生的？个人的罪责与巨大整体的罪责是否完全重合？”书评人程昀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他说，《生死朗读》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文本。小说主人公汉娜的悲剧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某种历史的绞轧下，作为一个个体的尊严和价值是怎么被扭曲地保存下来的？在她的罪责后面，是否有一些不易察觉的人性的复杂？作者以艺术的手法，提出了有关历史与小人物的关系这样一个哲学命题。本哈德·施林克使小说摆脱畸情故事的窠臼，并上升到如此的高度，显然也得益于他的写作态度“不仅要写作，而且还要在生活中承担某些使命，它们不是我自己给自己规定的，而是摆在我面前、我必须面对的任务，对人、事和所做的决定负责，这丰富了我的生活和写作。”他的话对当下浮躁的文坛无疑是一种警醒。

    从更开阔的角度看，显然《朗读者》的问世并非一个作家的兴之所至，它植根于德国民族反思的大环境，也植根于德国反思文学的传统。近日，由文汇出版社推出的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长篇小说《德语课》可谓德国反思文学的另一个典范。它在上世纪80年代首次翻译成中文，就引起很大的反响，并被作家余华称为“这是一本读过以后不愿意失去它的小说”。这部1968年出版的作品，取材于德国著名画家埃米尔·汉森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剖析和批判了被作为“德意志品质”宣扬的“忠于职守”思想，激发人们对被纳粹践踏的公民义务进行深刻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思是任何国家、民族共同的母题。该书日文版译者说:“这是一篇让日本人羞愧欲死的艺术檄文。”作家肖复兴读了该书后感叹:可惜它是德国人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正因为此毕飞宇表示:《朗读者》是我读到的关于第三帝国“第二代”最为深刻的反思小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特别想补充一点，作为“文革”的第二代，我认为，中国文学关于“文革”的书写不仅不应当草率地结束，而应当重新开始。”

文：卫西谛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04

　　描述读一本好书的感受，有一个词简练而准确，就是“掩卷沉思”。就像看完一场好电影，走出影院，心仍停留在银幕上的某个场景；又或者听完一张唱片，关掉机器，依然余音缭绕一样。合上《朗读者》就是这种感受。当然我没有一夜就把它读完，因为它涉及的两个层面对于我来说多少是有些“隔”的——15岁少年与36岁女人之间的性爱；以及战后对纳粹的审判。这两个层面释放开来都很复杂，更何况，它们在小说中被紧紧纠缠在一起。但是我还是很快将它读完了，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文风不华丽、不卖弄，笔触冷静、结构简单，这使《朗读者》庄重却毫不晦涩，严肃又直指人心。《朗读者》的三部分其实分别是三个谜：都是关于那个女主人公、纳粹女看守汉娜的——她的身份之谜、她的认罪之谜、她的自杀之谜，这无疑吸引我们这些异国读者能走进情节去。写侦探小说出身的作者将这些谜一个一个解开，但带给读者并非“恍然大悟”，却是“掩卷沉思”。

　　《朗读者》是本复杂的小说，我相信读完它的每个人对它的“沉思”也是复杂的，这起码包含理性与感性两面。这是一部关于历史与个人、情欲与道德、爱与罪的小说，这些东西统统被压在小说叙述者、主人公米夏的身上，当这些东西无法抛弃、无法剥离、无法逃避的时候，它带来的感动无疑也是相当沉重的。现在有一个词常被引用，叫“历史的人质”。而《朗读者》告诉我们，这个词汇远比我们想像中要复杂得多。尤其是这个“历史”跟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都发生关系的时候，这个“历史”跟我们的父母和爱人都发生关系的时候。虽然我说这本书的两个层面和我这个“异国读者”有些“隔”，但是类似的历史、类似的境遇，在我们这个“异国”绝非没有，然而我们这里似乎缺乏这样“直面历史”的作品，甚至在近来的影视和图书里，仅仅剩下一些“怀恋”了。如果这本书仍能关乎我们自己的话，大概就是这点感慨和惋惜。

　　在《朗读者》的谜中，无疑汉娜的认罪之谜最令人费解。一个女人在战争期间放弃自己安定的生活，入伍做了集中营女看守；继而又在审判期间放弃自己辩护的权益、宁愿认罪被判无期徒刑，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要掩盖自己是文盲，不认识字而已！施林克用这个多少有些奇崛的故事文本，告诉我们虽然罪行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对于犯罪者是无法简单判定的。对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朗读者》做出了这样一种值得警醒的反思。而在这部小说的后两部分，我们接触到最多的词汇，是“麻木”二字，在汉娜一案中：审判者是麻木的；旁听者是麻木的；甚至证人——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是麻木的。反而倒只有汉娜这个站在被告席上的人表现出丰富的性格：时而倔犟、时而骄傲，甚至有些天真——尤其是她反问法官（只有职业表情的人）“换了您会怎么做呢？”这无疑是对自认是无罪的人、自认是正义者的拷问。在我看来，这句拷问，就是《朗读者》的核心。

　　当然，任何一种简单读解《朗读者》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它本身的多义，是它的吸引力之一。我相信每一个读它的人掩卷之后的沉思都将是不同的，实际上对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和读者个人的历史应该是有相当联系的。但是在“爱情”这个层面上的感动，普天下都有着同一性。《朗读者》写的爱情，毫不讳言是包裹着情欲的，是关乎身体的——尤其是汉娜的气味，令米夏一生都想在别的女人身上“重逢”；当然他们之间的爱还有“神圣的”仪式，那就是朗读，在做爱之后，米夏照例要给汉娜读书，各种名著，甚至在汉娜入狱之后。虽然“朗读”对于汉娜的意味极为复杂，但这无疑是这段爱情在米夏心中得以延续的重要动力。据说，《朗读者》要被拍成电影，其实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肯定在心中对汉娜已经有许多形象的投射。按米夏的话来说“她有很多写照”：比如在厨房拉上长筒袜、骑着车奔驰时裙边在车子带起的风中飘浮、站在书架前手指滑过书脊，等等。这是这本小说最感性的地方，在初恋结束之后，对那些“写照”的怀念——尤其是对于有“负罪感”的恋人来说，那些在分离之后，那些画面、那些气味、那些场景、那些话语，当你在心头又和它们不期而遇的时候，无疑会令魂魄为之一颤。或许也可以说，正是他们之间的情感令读者“魂魄为之一颤”，从而更加深了对这本小说政治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