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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李光头的父亲不怎么光彩地意外身亡，而同一天李光头出生。宋钢的父亲宋凡平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挺身而出，帮助了李光头的母亲李兰，被后者视为恩人。几年后宋钢的母亲也亡故，李兰和宋凡平在互相帮助中相爱并结婚，虽然这场婚姻遭到了镇上人们的鄙夷和嘲弄，但两人依然相爱甚笃，而李光头和宋钢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也十分投缘。
    通过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性景象，也凸现了人性之爱与活着之间的坚实关系。余华全新的叙述方式相信会让喜爱他的读者觉得十年的等待完全值得。
    《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产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余华曾说过：“写作不是一种生活，而是一种发现，它通过一个什么事情，调动过去的生活积累，同时又给它一种新的生活容貌。”《兄弟》在叙述过去的生活时，虽然并没有绕开那些共识性的历史记忆，但是，它却从特定的历史苦难中发现了爱的宽广。余华还说，“事实上，我是写到下部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在写作一部什么样的小说。作家都愿意去写作久远的故事，因为在久远的时代里更容易找到文学中最引人入胜的传奇性。当我写到下部时，我突然发现今天的中国充满了传奇性，应该说是现实和传奇合二为一了。这是一个叙述者千载难逢的时代，只要写下了真实的现在，也就同时写下了持久的传奇。”
    在《兄弟》上部里所有有名有姓的人物，只要他们还健在，在下部里都会有更加充分的表演，而且令人哭笑不得。上部和下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是里面人物悲喜交集的命运将小说的上下两部呼应起来。“想想今天的中国，再回忆一下’’文革’’时的中国，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却发生在同样的人身上，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极端，却由同一代人连结起来，我写作的激情来自于此。”

    余华特别强调自己在这部小说中追求叙述的强度，力求全面深入地展示细节，“有一些狄更斯的味道”，余华说。他还举例说，李光头和宋钢去车站等妈妈的细节，他写了几千字，如果依照以前的写法几句话就够了。他说：“小说在叙述上，选择了正面强攻、不退缩、不绕开、不用聪明的办法。”记者发现，与以往作品的残酷惨烈相比，这部小说写了很多温馨、美好的家庭生活，余华表示，自己没有丢掉最擅长的残酷描写，但是在这部小说里残酷的经历与温暖的家庭情感交错进行。
　　他说：“因为外在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家庭生活就显得格外温馨。”余华表示，没有家庭的温情和忠诚来调和，他自己甚至都没法写下去。
　　谈到《兄弟》，余华多次表示，对新作的水准很有信心，他认为是比《许三观卖血记》、《活着》更加丰富和饱满的作品，而且确实有了新变化，希望读者能够接受10年之后的他。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04 （本报记者陈洁根据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有关访谈和文章整理而成）

　　一方面是图书市场上的高歌猛进，一方面是评论界的苛刻质疑：《兄弟》（上、下）在这个春天制造了一个相当少见和怪诞的文学景观。余华与谢有顺、张颐武、李敬泽等评论家，就《兄弟》展开“交锋”。

　　谢有顺（评论家）：余华是我的好朋友，他写出这样的作品，我很难过。“跳楼甩卖价”、“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些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却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里，这合理吗？

　　余华：《兄弟》不是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全文叙述者是“我们刘镇”，开始定格在2005年。而且，就算我疏忽了语言上的问题，也不应是评论家指责的地方，语言学家写小说也可以挑出错别字来。如果能找出1000个这样的例子，我就服气，一两个构不成问题。

　　谢有顺：如果能找出1000个例子，还有谁看他的小说？也用不着评判了。《兄弟》的许多情节和语言不符合时代现实，缺少性格依据。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乡镇，有夫妻上街都不敢牵手的“道德洁癖”，腼腆老实的男人会当着上千人的面把一个寡妇抱起来？这只能是好莱坞的电影画面。

　　余华：从总体时代背景的角度说是这样，我写作时也犹豫了一下。但大环境和具体环境不一样。我已为那个情节做了足够的铺垫，人的意识进入一种亢奋状态，这时候做什么都有可能。如果他们在菜市场随随便便搂抱起来，那才是问题。

　　谢有顺：这个解释不能令人信服。这是一本现实小说，不是怪诞小说，人的行为不能超越他特定的时代。

　　程永新（《收获》主编）：“文革”和当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余华调动一切手段、运用狂欢式的写法去描绘荒诞、泡沫化的现实，出发点是好的。《兄弟》对时代特征高度临摹，与他以往作品的精神内涵一致。他运用的夸张手法颇受争议，但夸张是文学允许的。何况现实远比《兄弟》的情节更荒诞古怪。我和严锋在总体上认同《兄弟》。

　　张颐武（评论家）：《兄弟》是有趣的作品，但对专业读者意味着“无意义的重复”。余华早年的想象力已经丧失，以前才华是“涌”出来的，《兄弟》则缺少创造力的奔涌喷薄而出，迟迟找不到对语言的感觉。

　　严锋（评论家）：《兄弟》在语言上肆无忌惮，藐视一切常规。余华在尝试用文字的繁复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用新的文体应对现实的复调性，那种不协调的、众语喧哗的现实。

　　余华：我写《兄弟》有恃无恐。比如流行语，它的好处是可以很快进入一个时代，虽然是陈词滥调，但大规模地使用就是震撼，风格！风格就是胆子大。我后来修改时拼命强化。

　　李敬泽（评论家）：余华在对市场和读者妥协。他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对待关于文革的复杂记忆时用简单的模式来处理，如人性的善恶对立，尊严与卑怯的对立。《兄弟》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

　　余华：文学丰富就是因为作家从各自角度看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否定其他角度。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表达了最复杂也最单纯的经验。

　　李敬泽：死是容易的，活着更难，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

　　余华：在文革最暴力的时候，很多人死于非命。我从不认为“死亡”是作家的技巧，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倾听他们的声音，让他们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强加的。

　　谢有顺：意见不同很正常，但余华现在过于自信了。

　　余华：这种自信是20多年的写作建立起来的。无数人在评论，我一遍也不看。我写先锋小说时就面对批评，《兄弟》遇到的火力最猛。已经习惯了。写作只有一个诀窍，就是不断地写，不要受别人影响。作品应该交给时间来判断，况且，再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陷。

记者：舒晋瑜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5年8月

    从《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十年的时间中，除了在报刊杂志上散见的随笔，余华没有新的长篇出现。去年桂林书市上一套12本的“余华系列作品”，也都是旧作的结集。余华不写小说了吗？他的标尺树得太高，以至读者对他的期待也太高。

    《兄弟》的出现回答了读者的疑问。不是不写，而是没有找到最佳途径。《兄弟》不仅使他恢复了小说创作的最佳状态，而且让他发现自己新的才华。对作家而言，这的确是件美妙的事情。余华说：“写作不是一种生活，而是一种发现，它通过一个什么事情，调动过去的生活积累，同时又给它一种新的生活容貌。”

    读书报：《兄弟》有40多万字，而您的本意是写一部10万字左右的小说，是不是10年的积累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兄弟》是否可以说超越了您过去的作品？

    余华：5年前我动手想写一部长的小说，但是写的不顺利。2003年8月我去了美国，在美国东奔西跑了七个月。当我回到北京时，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虽然现在看小说中的片断都很精彩，但我没有找到适合这种题材的叙述方式。我低估了随笔对小说的影响，我想先写短的小说，恢复写小说的能力。没想到写作《兄弟》，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状态。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10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40万字。写小说最好是这样，开始是作者在控制叙述，写到后来叙述控制作者，作者跟着叙述走，这是最好的状态。另一个原因，写的是发生在两个时代的故事，一是文革时代，一是现在的时代，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发生在同一群人身上的故事，自然而然增加了叙述的长度；在叙述的强度上，《兄弟》比以往任何作品都要强，每一个细节都写得很充分。

    现在出版的是《兄弟》的上部，有18万字，下部已经有20多万字了，年初将出版。

    读书报：1995年之后，您几乎放弃了小说写作，专门写了很多谈外国作家作品、谈音乐的随笔，怎么就不想写小说了？

    余华：很巧合，1995年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汪辉到了《读书》杂志，向我约稿，我的随笔，得到一些赞扬———人都是这样，一听表扬，就想在这条路上多走一走。《读书》上发了一些的随笔，还写了十来篇音乐随笔。现在我想还是回到小说上来，不是不想写随笔，主要是长篇对身体状况要求很高，应该合理分配时间。

    读书报：您的身体状况好吗？

    余华：腰有些问题，关键是睡眠的质量。往往睡三五个小时醒来，熬到天亮。如果写随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写小说必须进入状态，睡眠不好，注意力就不能高度集中。往往是醒来天还没亮，就想这一天又完了；如果醒来天亮了，赶紧看表，算睡了几个小时，一看睡了7个小时，就幸福地起床了，开始珍惜这一天。

    读书报：睡眠成为一件痛苦的事情直接影响到您写作，那您在创作《兄弟》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余华：《兄弟》写得很顺利，一周里会有四天的写作时间。去年11月进入非常疯狂的状态，睡眠奇迹般的好，调整得非常古怪，晚上七八点时，我要去睡“午觉”了，一两个小时后醒来，到九十点开始写，写到两点左右，因为喝了浓茶睡不着，熬到天亮再睡，睡到12点，从下午一两点再写到五点。那个月，睡眠均匀保持下来，一个月完成了11万字。对莫言来说一个月写20万字是小菜，对我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读书报：大家对您的期待很高，一直希望看到您的新作品。那么多年没有出版新的小说，您自己着急吗？

    余华：刚开始不着急，后来大长篇写不顺利，有些着急。这也是天意。很多事情都是天意，我要不去美国，可能还在埋头苦干，写那部不顺利的长篇。

    读书报：这是不是也可以给写作者提供一种经验，就是写作不顺利的时候，可以转移视线或状态，可能发现新的出路。

    余华：对，《兄弟》给了我很大的回报。我最早只是想恢复才华，后来发现不但旧有的能力恢复了，还发现了新的才华。这是很美好的事。回过头来再看那部长篇，发现写了二十多万字，还是作者在控制叙述，这就有问题了。《兄弟》只写了两三万字，我就被叙述控制住了。

    读书报：《兄弟》主要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余华：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40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结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读书报：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余华作品系列”，您的作品加起来有100多万字，在中国作家中不算多。好象大家总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觉得作家应该不断地有新作品问世，这样才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潜力，我倒是认为，数量不能体现作家的潜力和作品的质量。您认为呢？

    余华：作家的潜力是无限的，关键是看怎样发挥才能，怎样在写作时保持永往直前的状态，任何困难不放在眼里。“余华作品系列”是开放的，《兄弟》也在系列中。

    读书报：回过头去看看先锋文学，您自己有什么评价？您认为当年的先锋文学在哪些方面对中国文学起到先锋的作用？

    余华：1987年至1989年，先锋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以新的写作方式出现，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文学流派就是这样，起来的时候会有群体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流逝，流派过去，人们不再关心，群体中的作家也被遗忘，但有几个会留下来，不属于任何流派，只属于文学。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关闭文学的状态，世界文学千变万化，我们是不知道的，外国作家被介绍进来，我们才发现中国的文学表现力还不够丰富。寻根文学是非常伟大的进步，代表人物韩少功、贾平凹，让中国作家的目光从外国文学回到中国文学，不再崇洋媚外，关心我们自己文学的表达力。先锋文学在形式上更加丰富一些，语言上很优美，形式上也富于变化，但笔下都是生活在基层的小人物，在对人物的关注上，在对题材的关注上，先锋文学延续了寻根文学的探索，这是我认为80年代两个重要的流派。但是当年流派中的作家，他们早已超越了，并且往前走了很多。文学流派丰富了文学表达形式，使命结束了，流派也消失了。

    读书报：《兄弟》之后，是不是该继续您的那部“不顺利”的长篇了？能大致向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内容吗？

    余华：内容是写三个家庭，一个世纪的三到四代人的故事，特别长。五年前我就说，开始写作望不到尽头的长篇，但始终没进入到理想的叙述状态。写完《兄弟》再回头修改大长篇，我很有信心。至少在精神上我是红光满面。我重读了一遍，已经感觉到问题出在哪里。

    读书报：什么时间完成有计划吗？

    余华：遥遥无期。假如写得不顺利，可能还写别的小说。对作家来说，写得不顺利，很容易改过，也很难改过。已经写了二十多万字了，那不是捡来的字，有些段落写得很精彩，真是很难割舍。

    读书报：您是中国作家中输出版权比较多的，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您和国外的读者有交流吗？

    余华：翻译版本最多的还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大概有十五、六种外文，有些国家我要求他们必须从汉语直译，有一些小语种，难以找到汉学家，像越南、捷克、希腊语、葡萄牙语，都是从英法德语转译的。但是他们读我的作品没有任何障碍，这种交流会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兄弟》的下部就写到2005年，我就是要把今天的故事写出来。

文：唐亮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9月

　　我买来了《兄弟》上下集，上集令我看得很感动，特别是宋凡平与李兰之间的情感令人心酸，也令人动情，使我不由得流下眼泪，这种情感的流露已经很少见了，因为现在的大部分作品尽管描写的爱情多么惊天动地，但就是感动不了人，这是因为没有深入人们内心，仅仅靠编故事煽情的缘故，这使我对余华没有失望，当然在描写这种比较凝重的情感和社会体制中，余华也加进入了一些“黑色幽默”的风格，比如对“人性”的描写方面，无论是李光头的厕所偷窥，还是“自慰”都是从人的本能中体现社会的“非人性”，包括宋李之间的爱情描写，都是对中世纪式的清教徒社会体制的反叛，体现了人性束缚对生活的制约。

　　而下集中，正好是一个相反，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人的欲望得到了释放，人类一下子进入了“纵欲浮躁”的年代，于是原有的道德观、价值观被颠覆了，而李光头和宋刚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命运，李光头在“欲海”中得心应手，因为他本身不是被“规矩”束缚的人，相反宋刚则陷入了无形的束缚之中，母亲的遗言、妻子的爱情都成了他的绳索,由于生活所迫，他也曾想挣脱，但最终也没有成功，因此他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他只有从死亡中才能找到解脱。两个兄弟，两种性格，两种命运，从中我们既看到了社会变迁所给人的生活造成的深刻影响，又看到人性本身所起的作用。下集不同于上集的凝重风格，但把上集中所隐现的“黑色幽默”延续下来，成为了下集的主调，虽然看上去两集风格不一致，但起到了相互呼应的效果。其实下集中所描写的社会本身，就已经呈现“颠覆性”的画面，不仅是伦理的颠覆，甚至人的生活方式，人的行为准则都受到了“颠覆”，因此余华完全可以用一种不同于他原来风格的方式，以一种“颠覆”性的风格，表现这个颠覆性的社会，于是他的文字语言中，讽刺中不乏隐喻，隐喻中不乏揭示，揭示中不乏诙谐，诙谐中不乏针砭,针砭中不乏滑稽，滑嵇中不乏幽默，总之，从他的笔中展示出了一幅幅众生万象的社会画面，而且这个画面不是单色的、单调的、单纯的，而是杂色的、多调的、多层的，因而他留给读者的思索也是多方面的。

文：乔世华
出处：文景 2006年第8期

　　在余华《兄弟》上部出来之后，有评论提议把它改题为《屁股》，因为充斥全篇的都是“屁股”的字眼儿，令人倒胃；《兄弟》下部出来了，还好，终于离开了“屁股”，可是却又围绕起“处女膜”来喋喋不休。小说上下部居然都是围绕着“脐下三寸”写的，可谓“珠联璧合”了。余华在《兄弟》后记中表示 ：“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这话挺有道理，只是在余华的实际创作中，他的“窄门”便只成了“屁股”和“处女膜”，其实这里面的路也没有多长，作者却长久地沉溺其中而无法超越，遂令《兄弟》成为典型的欲望叙事了。

　　如果说余华早先的某些“先锋”小说是故意采取高深莫测的叙事策略的话，那么在《兄弟》中则是采用讲述通俗故事的策略来展现自己的“先锋”风格的。在完成《兄弟》之后，余华一再表明自己对西方19世纪小说家的敬意，似乎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灵感和启迪，似乎自己的艺术风格成功地完成了嬗变，但事实上他骨子里没有任何变化，他还是从20世纪西方小说家如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那里继承的衣钵。余华在《兄弟》中要写两个时代，“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兄弟·后记》）整部小说由“文革”前夕一直写到今天，跨度有四十年，可是无论是对“文革”那段历史的刻画、还是对现实中刘镇的书写，都是很粗率和印象式的，或者来自作者童年和少年的模糊记忆，或者来自他对现实世界先验性的本质认定——世界是荒诞的、人性是卑劣易变的、世界奉行的是恶者生存法则等等（这就有些像“主题先行”了），然后再以夸饰的描写将各种能符合他的这一知性认定的极端“事件”拼贴上去;又由于他对两个时代的定性和思考并没有超出常人思维，所以，他只能动用相当夸张的叙述风格，也就是他一再说到的“超现实”，以避免给人炒剩饭的印象。

　　余华想达到《百年孤独》的高度，但只学来了皮毛，他以无厘头的、“大话”式的语言尽情嘲弄、戏谑、调侃、戏仿着历史与现实。像上部中大肆渲染的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窥屁股和后来向别人到处出售屁股的“隐私”换三鲜面吃，以及公然搞电线杆子（手淫）的情节，下部中李光头在县政府大门口竟然做起了废品收购生意以至大发横财，好人宋钢放下自尊做丰胸手术以兜售性用品，以及刘镇的“处美人大赛”之类都属于相当夸张的描写，于是乎，在余华狂欢化的叙事中，刘镇漫画化了，刘镇的人们卡通化了。曾有人质疑《兄弟》细节描写的真实性，诸如上部中关于“文革”时期宋凡平在篮球比赛现场当众抱举李兰，李光头不到八岁就有了充足的性欲，为宋凡平入殓时将其两条小腿砸断以放进棺材中，李兰在宋凡平死后的八年间坚持不洗头；下部中李光头的十四个瘸瞎傻残组成的福利厂，刘镇群众在李光头带领下向林红求爱，李光头在县政府门前的长年静坐示威以及就地收集破烂而发迹，三十多个女人集体到法院控告李光头的风流罪行，刘镇的处美人大赛以及刘镇大庭广众下的买卖处女膜等等。其实，余华是不想也不屑于以细节真实来还原、建构起他的刘镇王国的，他只是在以千奇百怪的现实砖瓦搭建起他的寓言世界，所以他不在乎细节真实与否，他需要的是情节的离奇与荒诞；我们也不必计较小说中的细节描写是否真实，因为余华只是要让我们看到世界的本质真实。作者一定认为，荒诞在过去的和时下的中国不是一种艺术方法，而是生活的真实。我们也可以肯定，无论余华写的多么不伦不类、多么“失真”，他都一定能够在现实中为我们找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个案，以证明着他的描写不但并未溢出现实，反而要远远逊色于现实，他已经达到了本质真实。事实上，余华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各种访谈中，他会一再提到类似李光头的偷窥屁股就是在今天也有，“今年1月，我在北京的报纸上读到一条社会新闻，一个十八岁的民工，在中关村的厕所里偷窥被抓获”，“我在下部里用了很多篇幅叙述日本垃圾西装进入刘镇以后的情境，还有李光头操纵的处美人大赛，也许有些读者会认为荒诞，我想只要认真思考一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在物质上登峰造极的崇洋媚外，以及我们今天生活中层出不穷和稀奇古怪的选美比赛，那么垃圾西装和处美人大赛也就不足为奇了”（洪治纲、余华《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关于长篇小说〈兄弟〉的对话》，《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其实，现实的荒诞离奇是远非小说家想象力所能及的。余华也许很得意于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可是《兄弟》里的“夸张”、荒诞、狂欢与他的想象力无关，那只是作者信马由缰地对现实中极端怪诞事情极其随意的变形书写，余华是在恣意放纵自己的想象力，肆无忌惮地想象历史、想象现实，不论怎样放纵想象，他都一定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更加滑稽、更加荒诞的实际例子来证明自己的写作并不脱离生活常轨。可是由于在作品中没能处理好象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他的象征化现实世界的书写和营造是并不彻底的和不够丰饶的，并没能够把人引领入“百年孤独”般的魔幻世界中去，小说遂只有无厘头的荒诞感，却没有恢弘大气的历史感。结果，他在营造寓言化世界的同时也解构了现实、消解了真实。

　　所以，余华要写出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的计划没能够实现，从作品的实际描写来看，他写的两个时代并无天壤之别，还只是“欲望”的汹涌澎湃。不是吗？上部中那些关于“屁股”、“偷窥”的叙述，那些刘镇男性群体对隐私（林红屁股秘密）的关注和表现出来的淫亵趣味，从象征性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些在余华要书写的后一个时代里不正是广泛存在着的现象吗？下部中所写和上部的欲望描写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都指向了隐私以及关注和传播隐私（偷窥），两个时代中人们的趣味没有差别；即使有，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已。所以，上部的“革命”外衣和下部的“商品”外衣被剥掉之后，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只是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作者对生活和世界的本质概括只是“荒诞”二字。作者并没能在对现实或者历史的发现和对人以及人性的观察中建立起自己更独特更智慧的视角。

　　余华事实上就像过去玩弄叙事圈套的先锋小说家一样，在《兄弟》中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描写，时时提醒着我们，他的小说就是假的；尽管可能事后他会一再指点着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要比李光头还无赖、还夸张，尽管我们也知道生活中比《兄弟》描写的更荒诞更无厘头的人与事多的是，尽管我们能由《兄弟》的乖张、荒诞的描写望到现实，但习惯了寻绎生活逻辑真实的我们，对此也只是付之一笑而已，还是会感觉着李光头们只是某个卡通人物或者周星驰扮演的某个无厘头的角色。小说中唯一一个富有光彩且令人动容的人物是宋凡平，他是带有许三观气质的平民“英雄”，可是随着他过早的死去，我们再也不能在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上看出有什么更高妙的地方，李光头、宋钢们都只是被抽空了的平面符号，就像早年余华《世事如烟》中的人物1、2、3、4、5、6、7一样，没能给我们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他们只是演绎余华概念而活动着的缺乏生气、缺少血肉的扁平人物。

　　从《兄弟》，我们看到余华已经失去了对小说的信心，他不再相信小说是“彼岸”的或者具有预言现实和另外开辟叙事空间的功能了，小说家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再造一个现实世界或者“恢复”历史真实的；于是，他开始以玩世不恭的搞笑方式嘲笑这个荒诞无常的世界，嘲笑着在他眼中无一用处的小说，最终他也嘲笑了作为小说家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