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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铁凝潜心六年写出的一部与她过去任何作品均无可比性的大书。该书一改作者以往作品中关注女性命运、专注个人情感世界的基调，而是截取了清末民国初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近五十年的那个历史断面，以冀中平原的一个小乡村的生活为蓝本，以向氏家族为主线，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朴素、智慧和妙趣盎然的叙事风格，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难以把握的历史巧妙地融于“凡人凡事”之中。其时代风云的繁复波澜，世态风情的生动展示及人物命运在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均被作者精巧地揉为一体。好看而不流俗，耐看而不艰涩，大气而不磅礴，扎实而不冗赘，雍容壮美，堪称铁凝迄今为止最具分量的长篇力作。

文：梁鸿鹰
出处：文学报 2006年6月

    长篇小说《笨花》是近年我国文学创作值得祝贺的重要收获。这部作品表达的是对土地的敬意，对劳动的礼赞，对从灾难深重岁月中走过来的人们的激赏。小说的史诗品格来自时光难以磨褪的历史记忆，反映着与土地的血肉般联系，也得益于作家对乡村人间烟火的专意营造，铁凝在艺术化地复活的历史人物身上寄寓了人生的理想，表达了对那些让民族延绵不绝的恒久价值观的认同，是她以创造的智慧和辛劳对在心里珍藏已久的一切的最质朴纯粹的书写。

    在文本层面上我们首先注意到，与之前所有大量的创作最为不同的是，铁凝在《笨花》中，首次细腻、深沉地把笔触伸向让整个民族绝难淡忘的一段经历。在这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甲午海战、辛亥革命、封建政体土崩瓦解、军阀混战割据、五四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相继发生在中国大地，特别是在外敌当前的情势下，全民族的奋起与抵御，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以及他们为生存和保持自己尊严的不懈努力，深深感动着作家，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对历史事实的亲近，铁凝越发意识到，如何透过时光的迷雾去触摸这段历史，如何以小说的形式加以鲜活可感的呈现，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考验。

    老子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这部作品之气象万千、耐读耐品，就在于充分实现了艺术创造的点滴具体化、细节化。作家笔下的历史是用细节再造的，她通过人物雕塑、复活了历史，所以，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半个世纪的宏阔画卷，这段纷纭复杂的“大历史”，始终是艺术化的、可感知可触摸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始终是人物的命运史和特定地方的社会史风俗史。作家没有生硬地做深沉状、没有去嚼啃历史，而是用充分的细节完成对历史的书写，她在作品中不断地放下历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不断地回到对乡村日常生活、乡间小人物的描写上来，即使是写抗日，也注重写民众的抗战，写普通老百姓的抗争与周旋，写他们身上虽有弱点、有游移，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不间断地、一步步地、勇敢地完成自己的那一份担当的具体过程和曲折心路。因而我们通过作品感受到的是众声喧哗、众头攒动的社会生活场景，而不是干巴巴的历史事件，我们读罢作品头脑中留有的印象是可爱的人物、大量的细节，是人物的呼吸与牛马的响鼻。

    凭借着对农村生活的格外熟悉和热爱，铁凝能够一步步把乡村社会的风俗景象、人情事理的种种细节自然而然地铺展、显露出来，而这些细节趣味横生、温情脉脉，往往可以独立成章成节，比如我们读到，“打完滚儿的牲口故意懒散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步入各自的家门，把头扎进筲（shao）里喝水。”“牲口走了，空闲的街上走过来一个换葱的，他以葱换去笨花人的鸡蛋”（P8），“霜降已过，路边的茅草已枯萎，其他诸多杂草也被霜打得萎靡不振。只有一种名叫猪耳朵棵的东西，叶子还湛绿。”（P15）等等，就像是一幅幅动静相宜的油画。作家把自己“对生活的情意”融入到乡村的无数细节中，寄托着对乡村人们的厚爱，因此，小说中那些有毛病和缺点的人，我们看着也是可爱的、有趣的，就像西贝小治媳妇因吃醋每逢黄昏在房顶上的叫骂，向桂原配聋扔子对向桂二房小妮子大打出手，只会让我们会心一笑，而不会对她们的行为特别反感、厌恶。即使像小袄子在特殊情况下出卖取灯，我们也更多地归结于她的幼稚、软弱，而不忍心责备她的品质和德行。

    铁凝早年自觉到农村插队接受生活锻炼的经历，无疑使她对农村充满深厚感情，她看重、珍视乡村的一切，这份感觉造就了她作品的诗情画意，她的写作与众多有知青背景的作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她始终不肯写乡村的苦难和知青的“伤痕”，她始终怀着“对生活的情意”看取乡村的一切，刻画笔下的人物。农村这块热土使她的才情得到充分张扬，她在这段生活中接触的、打交道的每个人物都让她永志难忘，她把农村经历的一切看作生活的厚赠，因此一直努力用创作来厚报。在都市题材写作数年后再度沉潜到乡村，从广袤的农村天地汲取题材和素材的赐予，对她来说既必然又自然。我们从以向喜为代表的男性乡村人物的身上，分明看到了作家多年来对中国乡土社会传统、对我们人伦道德的理解与思考。而从以取灯为代表的女性乡村人物身上，则看到了她对更为熟悉和热爱的纯真无邪的农村姑娘们善良、美好的由衷欣赏。

    作家写人物时一贯反对出于个人喜好或意念的需要去拔高人物或贬低人物，因此我们看到，小说中人物自身性格逻辑清晰，与情节发展水乳交融、相互推动，人物命运完全由故事的情势决定，故事情节又得到人物性格的推动，叙事始终如乡间清流般自然、流畅。我们由衷地被取灯、梅阁、小袄子、小妮子等女孩子的光彩所吸引，她们身上那种一如“山杏”、“陶媛”、“香雪”们的善良和可爱，使我们可以暂时忘却时代的严酷为她们祝福。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为该书出现向喜这样的灵魂式人物叫好。他的一生和归宿，他的人生追求，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性格中许多优秀的因素，如包容、达观、内敛、自尊、坚韧等，尤其是在实际利益面前、在考验面前的抉择，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家没有故意拔高他，没有让他离开国民党就去投奔共产党，也没有让他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没有让他死后化为一座纪念碑，是聪明的处理。向喜作为寄托了作者种种理想的中心人物，在北伐战争后解甲归田，反映了他作为传统的中国人的道德观、是非观，最后与日本兵同归于尽，是大义凛然的豪举。当然，我们主观上都希望他在作品的后半部分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过，假如这样处理，也许很难不被写成高大全。取灯是作家心目中的另一个理想人物，她身上凝结了许多作家对乡村女孩子的偏爱，她善良、机敏、乖巧、可爱，有追求、有头脑，而她最后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我总是想，假如她能够活到新社会到来的那一天，该有多好。

文：铁凝 白烨
出处：文汇报 2006年1月

    《笨花》是铁凝自《大浴女》之后、潜心六年献给读者的一部书。该书一改作者以往作品中关注女性命运、专注个人情感世界的基调，截取了清末民国初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近五十年的那个历史断面，以冀中平原的一个小乡村的生活为蓝本，以向氏家族为主线，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难以把握的历史巧妙地融于“凡人凡事”之中。其时代风云的繁复波澜，世态风情的生动展示及人物命运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都被作者精巧地揉进这幅乡村风俗画卷之中。众多人物呼之欲出，音容笑貌跃然纸上。

    关注的是历史风云中的尘土

    白烨:看了你的长篇新作《笨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我很惊异。作品所写的从清末民初到抗战时期的乡间生活与时政社情，在题材范围上超出了你以前的写作，也似乎是你以前并不熟谙的；但却写得那样浑朴而细致，读来又那么真实而自然，想必是做了一些特别的功课、下了一番特殊功夫的，这些功课和功夫会是一些什么？

    铁凝：所以写作《笨花》，并不是有意要在题材上超越从前，是因为多年以来总有那么几个人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比如小说中的向喜、向文成、同艾、向桂等。他们在《大浴女》写作之前就存在了。我知道他们非常宝贵，不想把他们轻易抛出。而且，当时我也没有把握把他们写好，我觉得自己还不具备那个能力。所以我只能把这些人物储藏在心中，慢慢培育。这是主动的、创造性的培育，而不是简单的、被动的存放。直到我觉得他们丰满了，我有能力把握他们了，才开始动笔。动笔之前，除了需要调动我的间接经验和直接生活外，还需要重温、查阅、掂量和筛选史料，对一些地方的必要的多次走访……小说写了两年，这些前期的准备有三年多。

    白烨：《笨花》以笨花村为主要场景展开了两大层面的生活事象，一方面是以西贝家、向家为主的乡间农人的日作日息，一方面是由向喜这条线表现的国家大政走势；这后一条线不仅扩大了作品的辐射面，而且作为比衬与参照，折射了乡间生活的沉毅与变异；此外，好像还有一种身心之依托的意思在里边。还有，我觉得这部作品向人们传达了一个新的信息，那就是一直关注现代社会的人文现实和人性真实的铁凝，对历史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

    铁凝：我对上世纪那段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的历史是感兴趣的，那是中国近代史中特别的一段，俗话说的“乱世”吧，因为我内心储藏了很多年的这些人，他们就活在那段历史中，我必须尊重他们生存的背景。我知道每个人是有他生存、生长的根基和依托的，这个乱世给他们的生活、命运带来一些偶然和必然的变化，他们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那段历史的确很难把握，但正因如此，才更给了我一种带有挑战性的刺激。我试着去触摸和把握这段历史，或者说通过触摸这段历史去刻画活动在其中的一群中国凡人。所以，这部小说有乱世中的风云。但书写乱世风云和传奇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情感也不在其中，而在以向喜为代表的这个人物群体身上。他们最终可能是乱世中的尘土，历史风云中的尘土，但他们是非常珍贵的尘土，是这个民族的底色。我侧重的还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这群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不屈不挠的生活之意趣，人情之大美，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的空间，闭塞环境里开阔的智慧和教养，一些积极的美德。以及在看似松散、平凡的劳作和过日子当中的、面对那个纷繁、复杂年代的种种艰难选择，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

    细节与生活的肌理、日子的表情

    白烨：《笨花》的后大半部分写了抗战，而且在向喜、瞎话等人的牺牲与殉命上，极具民间意味与乡间特色，那就是在没有军队、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凭靠个人的觉悟、依仗民族的气节，那是另一种方式的可歌可泣。2005年是抗战60周年的纪念，许多作者都在赶这个日子口出书，而你的作品与抗战密切相关，又没有刻意去赶这个潮流，我欣赏你的这种做法，想来你也有你的考虑。

    铁凝：我在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在长篇小说写作过程中，不习惯瞄着某个“日子口”去硬赶。我觉得文学不应该总去“赶集”，作家的一生很有限，也不能使自己的写作总是处于一种“救急”的和“赶场”的状态。

    白烨:我比较感兴味的，是作品好像比你以前的作品更重视细节描写了，尤其是乡间农家的民俗、民风、民习、民趣，写得可谓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完全称得上冀中乡间民俗文化的一个博览或一次盛宴，想必这也是刻意为之的。

    铁凝：是刻意为之的,因为我知道写这个小说，细节是特别需要和特别重要的。我给自己对这个小说的叙述大概限定了八个字：结实、简朴、准确、温润。这里的凡人和凡事，我都想让读者能闻得见、摸得着，生活的肌理、日子的表情在哪里呢?我认为不在符号化了的“类型”那里，可能浸泡在你说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刻画里。但这些描写又不能变成炫技似的罗列，它们一定要贴着人物的皮肤和呼吸走，成为自然而然的和浑然一体的故事流动。

    就文学而言，“笨”也是不容易的

    白烨：作品里有关笨花人夜生活的描写，也相当的精彩。如写“走动儿”黄昏之后穿过村子去会元庆媳妇，“一街人都在等待”那个时刻，两个人的“幽会”也被笨花人当成了他们的娱乐了。还有花地“窝棚”里发生的一场场情事，人与人的交合伴随着“花”与“花”交易，热闹中又透着悲凉。我感觉你写性的地方做到了既放达，又含蓄。

    铁凝：要真实地表现人和人的生活，有关性爱的描写是不能回避的。我在小说里那样写，既是在表现笨花人的性情与生活，也是在写那个时代和社会。因为“窝棚”里的那些情事，是只有在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才会有的。在走动儿和元庆媳妇的关系上，那种半是公开半是秘密的往来，实际上也体现着走动儿不顾人们的白眼对一个柔弱女性的真正关爱。在性爱描写方面，该写时不写就虚假了，该收敛时不收敛也会过分。在这里，尺度与分寸必须把握得当，有时多一个字也是多余。

    白烨:我开始对书名“笨花”不是太理解，看了作品后知道“笨花”是一种土棉花，写“笨花”人，说“笨花”事，取“笨花”名，其实都有深的意味，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那就是对故土的揄扬，对乡土的强调。这个意思放大了说，可能还包含了你对现代人精神故乡乃至文学的植根之所在的思考。近年有不少的作家都在写乡土，而且越来越多的倾向是写演进中的问题、变化中的困惑，但你的作品不一样，虽然也有隐隐的困惑，但更多的是深深的眷恋、浓浓的温暖。我想你这种写法背后一定有你的想法。

    铁凝：笨花是小说里的村名。这个村子既有我祖籍、冀中平原上一些村子的影子，也有我插队所在村子的影子。笨花这个词不是我的创造，它是当地村人对本地棉花的俗称。他们就管棉花叫花，管本地棉花叫笨花，与之对应的是洋花，洋花是外国品种。“笨”和“花”这两个字让我觉得十分奇妙，它们是凡俗、简单的两个字，可组合在一起却意蕴无穷。如果花带着一种轻盈、飞扬的想象力，带着欢愉人心的永远自然的温暖，那么“笨”则有一种沉重的劳动基础和本分的意思在其中。我常常觉得在人类的日子里，这一轻一重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笨”和“花”的组合里，也许还有人类生活一种延绵不断的连续性吧，一种积极的、不屈的、永恒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有意味的，这些东西可能比风云史更能打动我。就文学而言，“笨”也是不容易的。在这样一个精彩而又浮躁的时代，我希望自己有耐心“笨”下来，去试着触摸“笨”字里所蕴含的本分、沉实和大的智慧。

文：刘　芳
出处：当代文坛 2006年第5期

　　乱世中的历史风云——独特的乡村视角��
　　
　　在铁凝眼里，乡村一直是她心目中的家园。从80年代的《村路带我回家》、《意外》到“三垛”（《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孕妇和牛》等小说，铁凝常把深情的目光投注到黄土地上劳作的农民身上，新作《笨花》亦是以笨花村向氏家族在历史风云中的生存状态为蓝本来创作的。不同于“三垛”等作品从女性命运的视角去开掘一条通往女性心灵底层的曲折路径，《笨花》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为我们讲述了从清末到抗战时期华北平原乱世中的小乡村的世态风情和人物命运，在朴素、自然、妙趣盎然的叙事中，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难以把握的历史巧妙地融于凡人凡事之中。主人公向喜坎坷的从军生涯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军人酸甜苦辣的人生。他的儿女取灯、文麒、文麟，孙子武备、有备以不同形式勇敢地参加了抗日战争，成为新一代的革命力量。儿子向文成以他的智慧和干练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医生。在铁凝笔下，我们看到这些人物在历史的进程中活了起来，他们将笨花村、向氏家族与整个中国的历史联系了起来。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评价《笨花》给人的感受是“从容不迫，大气磅礴”①。��
　　铁凝在她的《笨花》发表时曾说：“这部作品是一部与以往任何作品均无可比性的大书。” ②这种“无可比性”就在于与以往的农村作品相比，《笨花》的乡村视角是以还原历史生活原生态为主要特征，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识，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她第一次将个体命运的演示置放在过去的历史时段当中，表现出了浓厚的艺术文化力量。��
　　
　　原野-棉花-土地——变幻的乡村意象��
　　
　　在铁凝以农村为背景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原野”的影子。如“三垛”、《孕妇和牛》、《世界》等。铁凝曾把自己比喻成“手握镰刀奔走在原野上的孩子，对这原野承载着灵魂的诉说，孕育着无尽的情思，接受这一切生命形态”③。而《笨花》中，“笨花、洋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有个村子叫笨花。”④“笨花”这个独特意象象征着什么?一个“花”字让铁凝展开了无限可能性,只是这个花和笨的组合，让她觉得一轻一重。铁凝认为：“我们历史的车轮子越往前走，很多你该带上的东西却没有带上，而在这个小说中，就想写一些我们该带上的东西。我们民族强大的韧性，在这微小的普通人中，我们却看到很微小很珍贵的东西。”⑤在我看来，无论是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还是笨花，都根植于“大地”，而“土地”正是凝聚着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意象，隐喻着生命的原动力，指向生命原欲或母性的生命存在。��
　　从《笨花》中的向喜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他身上潜在的生命原动力，及对生命原欲的渴求与回归。向喜本是笨花村一个卖豆腐脑的普通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他离开故乡，走上了从军的坎坷之旅，由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军旅生活不仅练就了他的英勇和智慧，也将他由勤劳憨厚的农民变为了享受功名权利和互相吞食的军阀将领。由于他的勇敢和机智，向喜成为人人敬仰的“向大人”。刚上任的他并没有忘记笨花村和他的妻子同艾，但随着欲望的不断增加，听着“军人身在外，哪一个不纳个三房四妾”的怂恿之词，向喜相继纳了二丫头顺容和女艺人施玉蝉为妾。随着性欲的满足，他开始了物欲的追求，做事讲排场，奢侈享乐。然而，从山乡小村到硝烟弥漫的战场，戎马征战的向喜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吞食的残酷，人们为权为利，为贪欲，为声名而拼力厮杀，许多血淋淋的场景，使他看透了生命的本真。于是隐退后的他选择了到粪厂去做一个普通的挑粪工人。由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到一个身份卑微的挑粪工，在他的身上，隐藏着一种对生命原欲的回归。这时的他似乎更看重平淡本真的生活。最后面对日本兵的威迫，在他以微薄的力量抵抗不了强大的敌人之后，宁死不做亡国奴的向喜用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韧性，一种生命的原动力，那就是人的本性，人的一颗爱国之心。向喜死了，他的鲜血注入了这片土地，他的躯体埋藏在这片土地，他的灵魂归根于这片土地……他体现了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历史发展内在动力对人的精神启示，这也是推动历史进化的原动力。“原野-棉花-土地”共同构成了解读铁凝小说系统的中心符码。��
　　
　　人物群像和地方风俗——浓郁的乡土意蕴��
　　
　　《笨花》中浓郁的乡土意蕴是从“地方志”的角度以乡村人物和地方风俗为描写重点体现出来的。乡村人物在小说中表现为人物群像的塑造，尤其是其中的乡村奇人在小说中得到了突出表现：向喜这位飞黄腾达的人物可谓奇人，向文成这位未卜先知的乡村医生可谓奇人，信仰基督的梅阁、从城市来的取灯都可谓奇人。此外，西贝小治时令走动儿等等，也都有独特的性格。作者写了九十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这是铁凝描写人物最多的一部小说，她是想通过乱世中“群像”的塑造，来反映她心目中的这群中国人的生活。在这些人物中，大花瓣儿和女儿小袄子的形象值得特别注意，从这两个风流的乡村女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传家宝》中“小飞娥”、孙犁《铁木前传》中“小满儿”的影子。不难看出，铁凝继承了前辈作家对乡村人物的观察与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笨花》中塑造的男性角色明显多于女性，这与她以前的作品注重关注女性生存命运，以男性角色的塑造来衬托女性的情感生存有很大的不同。铁凝表示她最欣赏的是书中一位农民出身的军人向喜。可见，铁凝在塑造人物时的性别视角有所改变。��
　　地方风俗的描写在作品中着重表现为对细节的描写。例如文中描写向喜和文成去府河摸鱼：“府河在金庄村南，河道不宽阔，但河水清澈见底，河里游着白条、泥鳅，也有鲤鱼擦底游过，常潜藏在水草中。闲暇时，向喜常带文成去府河游水摸鱼，二镇的士兵也常在那洗澡游泳。”再如：“迎门饭桌上已摆好一盆鸡汤炖萝卜，三碗大米饭，还有一碗春不老炸黄豆……这春不老也是俗话说的保定三桩宝中之一桩——保定府三桩宝：铁球、面酱、春不老。春不老是一种荠菜，菜根叫荠菜疙瘩，做腌菜里的五香疙瘩头，菜缨子就是春不老。”��
　　铁凝在作品中以细腻温婉的文笔，描绘出一幅幅优美的乡村图景，传达出一种闲淡宁静的韵味，使作品充溢着一种浓厚的自然人情美。⑥以上两段描写正是铁凝这种写作特色的自然流露，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诸如此类带有地方风俗的细节描写贯穿于作品的始终，看似平凡普通，却使得整部作品熠熠生辉。铁凝在描写向氏家族的风云史的过程中，时刻不忘对地方风俗的细节描写，这正是《笨花》中浓郁的乡土意蕴之所在。难怪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对《笨花》中“窝棚”的描写赞赏有加，他认为“‘窝棚’的描写写出了那个时代农民特殊的情爱方式”⑦。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铁凝对平凡人物自然人情的赞美。��
　　
　　散点透视——“状态”化的叙事结构��
　　
　　铁凝以往的农村作品如“三垛”等都有一个或几个明确的主人公贯穿在作品中，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故事内容。《笨花》更像是一部以“状态”为核心的作品，没有一个贯穿全篇的中心人物和完整的故事。小说时而写向喜传奇的从军生涯，时而写文成的聪明能干，时而写儿女取灯、文麟、文麒的抗日道路，时而写妻子同艾、二太太顺容的生活琐事。读者感觉作品中的人物仿佛并没有哪一个是在重点刻画，但读起来却又是和谐统一的。在此，我们感受到作者“状态”化写作的别具匠心。铁凝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将那段时期的中国历史融入了平凡的人与事之中，化传奇为平淡，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了笨花这个村庄的故事，展示了华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和世俗烟火，也为我们勾勒出十多个别具特色的乡村人物。正如铁凝所说：“《笨花》不是一部风云史，不是传奇，也不是猜奇，也没有刺激性的悬念，我的作品它应该不是什么，我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会清楚地知道。之后，我的人物就在我的面前慢慢地活起来。”⑧因此，我们看到了《笨花》散点透视——“状态”化的叙事结构的妙处之所在。��
　　中国的农村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也是作家寄寓情感和灵感的一片沃土。这片沃土培养了铁凝，铁凝又用自己的生命去拥抱这片沃土。《笨花》真切地表达了乡村百姓以及作者对人生世界的情感挚爱和真实心理。让我们共同走进笨花村的乱世风云，相信你会寻找到另一个铁凝，一个不一样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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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白烨、铁凝：《关于〈笨花〉的对谈》，《文汇报》2006年1月23日。��
　　②④铁凝：《笨花》卷首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③付晓静：《论铁凝小说的意象分析》，《作家与作品》2003年第7期。��
　　⑤⑧铁凝：《〈笨花〉里的世俗烟火》，《新京报》2006年1月20日。��
　　⑥李广琼：《论铁凝小说与审美建构》，《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年5月第11卷第3期。��
　　⑦侯艳宁：《走进文学走进读者京冀专家推荐〈笨花〉》，www.zuojia.com.cn，2006年3月13日。��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闫　红
出处：当代文坛 2006年第5期

　　在新时期文学中，铁凝被誉为女性文学的一面旗帜。在国家、民族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初，铁凝以清纯靓丽的《哦，香雪》登上文坛，与男性作家共同分享现代性的光荣和梦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学东渐”使她开阔了眼界，“三垛一门”以女性罕见的魄力和超越常规的笔致直逼人性的丑陋和血污，以十分前卫的姿态向这个世界呼喊出：“我是女人”！女性作为欲望主体顶破现代性的坚硬外壳，冲出历史的地表。然而，当我们站在新世纪回望女性文学所遭遇的文化现实，在现代性追求及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一系列新的条件下，女性求取平等和解放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割裂的文化状况：“一方面，要按历史传统的规约来束缚自己，不断迎合他者的立场和欲望，在对传统不断质疑中，内在的将自己锁定在被看、被窥的位置上。这是她们先在的摆脱不了的文化宿命；另一方面，她们接受外来思想的牵引，不断面对传统与现实、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夹击，在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体系中，细心探求确证自我性别的路径，力图在未来中国历史发展纵深处获得质素。”①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对矛盾，也未沿着它的既定路线发展，而是走向了歧途。对西方女性主义不问青红皂白的移植，极端地、情绪化地挑战、颠覆男权，使女性话语内部充满了悖论和陷阱。不仅自觉疏离了宏大叙事，遁入女性狭窄的自我生活的经验领域，而且在市场化语境和商业机制的运作策略下，一头栽进庸俗的男权文化的陷阱，在女性盲目的争夺话语权利的突围和表演中，迷失了文化建构的终极目标，这使得女性争取真正的平等、自由、解放的路途变得那样晦暗不明、遥遥无期。��
　　
　　一 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的和谐交融��
　　
　　铁凝是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罕见的把女性的社会意识和性别意识高度统一的作家。这缘于她既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又对人本主义的个性自由思想充满向往。即使在创作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的《玫瑰门》时，她也说：“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进而你也才有可能对人性、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的挖掘。”②铁凝的创作，不单单是凭借女性经验式的写作，她的政治身份（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使她认同主流的价值观念，毫不回避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责任，以超越性别的姿态与男性作家一起投入到宏大的主流叙事中。她的女性身份，又使她天然地关注女性的情感和命运，当男女两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时候，女性仍然走不出传统的男权意识和性别侵害的巨大阴影。而不同于其他的女作家，铁凝并没有以简单的决裂或狂欢的方式，在传统的断裂处为女性自身寻找形而上的精神抚慰。她以真诚和大老实的叙事姿态，将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和谐交融，艺术地解决了在现代性的边缘女性叙事的隐痛。��
　　“三垛一门”时期，铁凝曾以大无畏的勇气启开女性的“玫瑰门”，竭力求证女性的理想性存在。但对在男权坚决的批判和放逐中，过多的对性别特点的依赖和满足，制约了铁凝作品对真理探索的深度和对人文精神的发掘，作品中的女性也陷入了情感的落寞和无边的黑暗中。其中的尴尬正如丁帆教授所言：“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暗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就愈来愈近了。谁最愿意看到这悲剧的一幕呢”③。真理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女性作家局限于狭小的性别天地，束缚了她们对生活的热情和思想腾飞的翅膀，这会使创作逐渐远离社会生活，并且因缺乏高扬的人格魄力和人文精神而使作家最终远离创作。铁凝意识到这一点，《大浴女》中，她从塞尚的同名油画中体验到了女性的广大深奥，女人与森林、与土地的合一所呈现出的安定感和永恒性，使她深悟到世间万物的大和谐的真谛，经历了人生风雨的“淋浴”和“涤荡”， 酣畅淋漓地反思了尹小跳的情爱挫折，铁凝更希冀女性理想健康人格的建构，《大浴女》完成了自我超越，走向了人类文明。铁凝更以宽容的理性审视和明智的建设姿态，剔除了女性灵魂中的“小我”，进入了与国家、民族、人类相关联的“大我”。她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的男性话语和创作模式不是一味地反叛，而是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开始向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文学回归并走向了深邃和永恒。这其中的叙事策略就是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的完美融合。��
　　在现实的伦理处境中，作家最好的创作，应该既是理性的又是伦理的。这样才能保证写作的本质意义和精神维度。刘小枫分析了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的不同：“叙事伦理学不是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的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理性伦理学从个人的深渊中跑出来，寻求生命悖论的普遍解答。理性伦理学的质料是思辨的理则，叙事伦理学的质料是一个人的生活际遇。理性伦理学要搞清楚，普遍而且一般的讲，人的生活和生命感觉应该怎样，叙事伦理学想搞清楚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④在现有的文化背景下，铁凝把理性伦理的大叙事和女性伦理的小叙事相互融合，既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价值和社会责任，又呈现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存在的悖论，避免了单纯的女性视角写作的过度经验主义和情绪化。因为真正的女性写作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味地颠覆男权，显示出和整个主流价值观念相对抗的文化姿态。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这个“二十世纪人类精神星空中一朵恶性膨胀的星云”的蛊惑下，“用身体思想”的偏执理论快要使这朵星云爆炸了！女性沉醉于对个人躯体经验的发掘，在传统文学讳莫如深的性描写上，女作家偏偏要大肆宣扬，愚妄地认为可以从自己的肉体中“提取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来对抗和摧毁男权，不仅丧失了女性文学的尊严和价值目标，还在商业利益的策划下，培养了一个畸形的阅读市场，这对于健康的审美情趣、文化秩序和社会价值观念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男女两性有着共同的政治权利和责任义务，有着同样的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承担。所以反对传统男权的压迫，并不意味着否定女性的社会价值，去颠覆男女两性共同认可的主流价值观，“而是唤醒公民注意历史和现实性别文化的残缺，参与全人类合理化生存的文化实践”⑤。《笨花》中，铁凝认识到中国女性写作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差异，紧密结合中国的现实语境，真正关心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活境遇，将性别意识和社会意识、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来诠释女性的伦理生存，改变了女性文学随波逐流的感性认知方式。在哲学和人类层次上的理性反思和追寻，使她完成了从现代性的边缘走向中心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二 女性叙事的隐痛及其艺术解决��
　　
　　《笨花》中三组不同女性的命运，揭示了现代女性历史文化际遇，在理性伦理叙事和女性叙事伦理艺术结合中，完成了女性社会身份和女性性别身份的双重认同，把女性写作“有差异的声音”成功地整合进宏大的历史叙事中。

　　（一）“候人兮猗”：同艾、顺容��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代统治阶级用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占据了整个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候人兮猗”是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女在久候丈夫不归的焦虑中所作的短歌，这首最初拉开女性文学序幕的诗作，竟成了几千年来封闭在家庭中的女性的千古绝唱。这不仅作为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存在，而且潜移默化为整个女性世界的“集体无意识”，困守于家庭的女性在无可奈何中认同了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
　　同艾是主人公向喜的大太太，勤劳贤惠、心灵手巧的传统美德并没有使她留住向喜，当二太太顺容带着已会喊爹的两个儿子不期而至时，她才如梦方醒，惊骇得昏死过去。虽然向喜以一枚刻有“向梁氏同艾”的金戒指肯定了她的发妻身份，但爱情的乌托邦破灭了。男女的情爱演化为人间的亲情，同艾对向喜满怀爱戴、期盼、幻想，守望了四十三年，也承受了四十三年情感上的孤独和空落。二太太顺容在向喜隐瞒有家室的情况下嫁给向喜，对男权社会的耳濡目染使她“长进”了，她明白无法“管束”丈夫。向喜又娶了三太太，她没有再依着个人的秉性去“大闹”，她彻底释然了，在家中有滋有味地过着平常的日子。最终，智慧的铁凝笔下的女性不再把男性视为一种情感寄托，而把男性当成一种亲人间的惦念，一种社会性存在。在那样的乱世，向喜无论从做人和做事上说都无愧于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大英雄，但封建男权的思想在他身上仍然根深蒂固。同艾、顺容承受了传统妇女固守家庭的尊卑之痛，她们无力打破传统妇德的教化，无力阻止丈夫背叛和离弃，但她们能主动选择为人母的天职，她们都以母爱那无边的力量接纳了非亲生的闺女取灯。女性虽然丧失了参与主流历史的权利，但同艾和顺容都用母爱来遮蔽和治疗女性对婚姻的隐痛，消解男性在情感上的随心所欲而造成的伤害。母爱成就了她们，使她们各自活出了自己的价值，达到了人类大善的目标。她们超越了女性的性别障碍，而铁凝也肯定了她们边缘生存的意义。与同时期女性文本中那些大量出现的对母性的背叛、文化弑母情境相比，铁凝对母爱加以新的诠释，提出了在女性主体上重建母性的问题，更具人类性和现实性。在按照女性叙事伦理来分析时，同艾和顺容都是男权婚姻的牺牲品，她们又同时具有无私和温馨的母爱。但两个人的精神品质有着巨大的不同。这种区分只有理性伦理叙事才能明确地阐释。因为：“除了性别特征，文学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问题——许多的时候，人类的个人性只有与人类的普遍性相联时，它的矛盾、局限和意义才能被真正的突现出来。”⑥同样面对抗日，顺容是一个没有民族气节、善于苟且偷安打小算盘的女人；同艾认同全民族抗战，支持儿女们参加到为民族求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并为营救被捕的同志而奔走，她走出了历史为女性锁定的“后院”，显示了一个家庭妇女不寻常的气度。��
　　
　　(二)“自为”与“革命”：施玉蝉、取灯��
　　施玉蝉、取灯母女反叛和摆脱了同艾、顺容的命运。她们积极入世的品格和能力使她们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状态，拥有了与男人一样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她们谋求和建构的是性别平等中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显示出女性的主体性和独立价值。这说明男女两性本不存在必然的隔阂与冲突，他们在追求人的社会价值、关注人生的普遍现象，表达人类共同情感上是一致的。但女性仍有自身性别的局限，西�┟伞お�波伏娃认为：“男性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割裂的问题，在行动和工作上他对世界把握得越紧，他就越有男子汉气……而女人自主的胜利却与她女人气质相抵触”⑦。作为向喜的三太太，施玉蝉承受着传统角色与现实选择的双重压力，作为一名技压群芳的“走钢丝”的名伶，她执著追求事业的坚强让向喜对她产生了敬重。她改变了自己顺从和牺牲的命运，打破了封建的性伦理关系。但她在走出家庭、走出夫权规范迈向社会时，却永远放逐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和母亲的责任，在这里，铁凝对做人与做女人的两难处境发出无声的叹息。女儿取灯是热烈的、理想的、现代的，她在时代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对革命真理抱有真诚的信仰，认为投身于抗战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她为抗日的夜校讲课，鼓励人们振奋精神、共赴国难，成为一个全新、英气的八路军女干部。这并不是女性对主流价值观念的简单服从，而是中国最大的现实需要，当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面临威胁时，何谈女性的尊严和独立意识？她的生命和女性价值在抗战工作中变得伟大，渺小的个人因参与了我们中华民族那场最伟大的民族战争而进入永恒。但她并没有消解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作为女儿，她是仁义的、善良的，她对笨花的娘和保定的妈都很体贴、孝顺，虽然她知道这都不是她的生母。她对与自己同龄的女伴有着深厚的情谊，对西贝梅阁惺惺相惜，对小袄子没有无端的厌弃。女性的自然性别是因了社会性而光大的，自尊自强的取灯赢得了时令真诚、平等的爱和她的同志们对她永远的纪念。我们看到，在这时，男女两性才出现纯洁高尚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等和谐。正是这种理性伦理叙事，才使女性的生命介入社会和政治，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达成共识，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焕发出勃勃生机。如果女作家把自我限制在性别的狭窄天地中，放逐理性伦理叙事的“政治文本”，把一个原本两性共同的世界拱手相让，那“性别文本”中所剩下的除了对性别痛苦的无尽咀嚼和絮絮叨叨的语言废墟，还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和回味的东西呢？��
　　
　　(三)边缘生存：西贝梅阁、小袄子��
　　由于源远流长的封建男性中心机制，客观上阻滞了女性对世界的参与和体验，理性伦理的缺乏，使女性的视野受到极大的限制。当女性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选择边缘生存时，就注定她们“没有未来”的悲剧命运。对西贝梅阁和小袄子这两个性格和生活态度迥异的女孩子，叙事伦理意识贯穿铁凝整个描述中。这时铁凝体现出了伦理叙事学的核心：建设性的模糊。她没有对西贝梅阁笃信基督教有什么个人的评价，也没有对作风轻浮的小袄子做出明确的道德判断，她就是在隐含的情感中呈现了她们真实的生存状态。西贝梅阁虔诚地信仰上帝，对现实中的一切充耳不闻，在国家民族灾难深重之时，她所关心的仍是自己怎样才能更接近上帝，她的生命已退出了历史的时间，当她无畏地迎着鬼子走去时，一排排的子弹射向了她，她的生命是不沾恶的，但罪恶并没有放过她，没有任何上帝的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她走的本是一条不通的道路。在小袄子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女性原欲的躁动和生命原始激情的表达，她认同抗日、认同反封建是出于她懒散而聪明、追逐时尚的天性，这显得与主流价值观念格格不入，她为抗日做过贡献，可她没有珍惜自己的身体和人格尊严，也就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她以自己的身体为手段来换取男性在情感和物质上给予的满足，她的生命没有逃脱被利用、被出卖的结局，当她无操守地向金贵出卖了取灯时，她也就被结束了可悲的生命。在小袄子身上，流露出铁凝对女性所遭受的性/政治压迫的悲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对传统限定的女性身份的再一次打破和撕碎。但铁凝对她们命运的处理方式，仍然体现出强烈的理性伦理那庄严和清晰的逻辑：宏大的历史以其不可抗拒的正义性消解了边缘性生存的个体生命。西贝梅阁、小袄子都以个人抗争的方式表达了对女性宿命和苦难的反抗，最后都以不同的方式告别世界。铁凝对这两个女性悲剧性的了结，说明这是两条走不通的道路，这了结的背后是她对女性合理命运的渴望与企盼，她希望历史能让女性警醒并在不断的消解这种悲剧中前行。

　　三 新世纪女性文学和谐美的建构��
　　
　　伟大的作品往往都具有超越性别的精神趋向，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的完美融合缓解了铁凝创作的内在冲突，使得她的创作在关注女性命运的同时更具有人类性。女性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主流价值观念而存在，她们的社会意识往往是多于女性意识的。但长期以来，女性写作围绕作者的性别身份仍然在文化的边缘和中心间滑动和漂移。张洁以血代墨的《无字》可以说是女性文学的巅峰之作，谱写的是三代女性那凝重深邃、至哀无言、痛极无字的血泪情仇，由于极限的女性伦理叙事占据了文本的显在结构，随着追求真爱理想的女主人公吴为的疯狂，读者也跌入了理想破灭、对现实绝望的疯狂的情绪中……在新世纪，铁凝成功地对女性文学实施“双重关注”，率先完成了女性作为“人”和作为“女人”的双重主体价值的建构，在提升女性文学在历史、时代、社会及文化尊严等文学的圣洁要义上，创建了双性和谐美的前景。《笨花》在叙述上个世纪50年间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时，基本上采用的是宏大叙事的结构和主流的叙事话语，但女性的自我审美心理定势、温馨优雅的品质仍然是笼罩着整个作品的挥之不去的氤氲美。我们可以明确地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笨花》中出现了高大、伟岸，正义、智慧、勇敢的男子汉形象，这在她以前的作品中是没有的，他们如父如兄。铁凝为女性文学打开了理性的闸门，她既没有加入世纪末女性对男性绝望的大合唱，更拒绝走向欲望化写作的深渊，她抱着对人类的体贴、善意和温暖，对女性和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热情而执著地寻求女性自由、平等、幸福之路。《笨花》实现了女性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目标：获得双重的自我认同，即社会身份和女性身份的认同；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认同。这种双重的认同和追求，使女性摆脱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文化理念和思维习惯，摆脱了被纯粹的性别意识所禁锢的精神上的深刻沉重，走向了坚定和成熟，这是铁凝对女性文学的重大贡献。��
　　新时期以来，女性之于现代性，经历了对主流文化的接受和忤逆的双向过程，西方女性主义的平面移植，更使女性争取自身解放平等的过程变成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世纪末全球化女权风潮，转型期多元文化格局及商业化浪潮的利益驱动，导致女性群体的写作高潮。一些重要的女作家显示出重返历史的愿望，林白的《玻璃虫》、陈染的《不可言说》、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王安忆的《长恨歌》、张洁的《无字》、方方的《乌泥湖年谱》等，以女性自传体的方式来反省宏大的历史和现实，她们一方面以女性的真实生命体验试图逃脱既定的男权文化语境，另一方面又试图进入这个时期的文化中心，以女性的自我意识来占领时代的文化语境。但过于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使她们没有冲出女性单向度写作的樊篱，在历史与性别的不断错位和充满悖论的对话中，展现的仍然是女性逃离社会、拒绝女性责任担当的反常经验，那囿于一己情感体验的悲剧在繁复、锐利、偏执的言说中走向绝望，文本中女性自我表现的欲望出现了极端化，厌男情绪、杀夫心理、文化弑母、欲望狂欢使女性文学陷入了离经叛道的癫狂和虚妄。片面地把颠覆男权中心文化等同于否认主流价值观念、拒绝女性的社会身份和责任担当，女性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水火不容、理性伦理和叙事伦理的分裂使女性文学已无力承担起它本身应担负的现代性责任，女性的精神空间萎缩和停滞了。我们看不到新世纪女性文学真正崛起的曙光。《笨花》的叙事成功地驾驭了繁复的生活和宏大的体裁，铁凝以理性伦理和叙事伦理的结合为女性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理念，带给新世纪女性文学一个新的目标，这可以淡化和逐步地消除长久以来女性文学本身的诸多矛盾和困惑以及两性之间的剧烈冲突、纷争的后遗症，为妥善处理两性间各种不和谐因素做出积极的努力。把女性的自我认同与更广阔的社会时代的认同融合起来，可以规避纯粹女性文学的陷阱，抹平了现代性的裂痕。��
　　21世纪应是男女两性和谐建构、创造人类共同的未来、共享祖国伟大复兴的世纪。铁凝的智慧和思考大大地拓宽了女性文学的精神空间。女性意识确实是女性文学的核心，但女性意识不仅包括女性的自然性别因素，诸如天性的温柔、善良、细腻，更多的同情心，多愁善感的女儿性，博大无私的母爱；也包括社会、人生的诸多因素，对国家民族、对社会、对人类，同样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单纯从性别角度而言的女性意识决不是女性文学的标志。铁凝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为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审美理想和文学叙事，这种叙事指向的不是两性之间的简单的道德，更不是道德的最终审判，而是指向了男女两性更为广阔的责任意识：性别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共同担当。随着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男女两性在文化完善中更加互补共存，两性的宽容、和谐、共同发展是新世纪女性文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历史趋势。《笨花》显示了铁凝在新世纪重返现代性的努力，其蕴含的重大题材、社会理想和精英意识，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脉搏、巾帼的大度和豪爽，为女性文学重新关注世界、国家、民族大事，提升女性文学的高贵、正义、尊严、美好、幸福的价值观念，使女性从自造的迷幻花园回归人类的精神家园，有益于创造和完善中国女性文学新的美学传统，预示了新世纪女性文学审美态度上的重大转变。��
　　
　　注释：��
　　①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② 铁凝：《铁凝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
　　③ 丁帆：《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④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⑤ 万莲子：《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湘潭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⑥ 谢有顺：《铁凝小说的叙事伦理》，《当代作家评论》2003第6期。��
　　⑦ 西蒙·波伏娃：《女性的秘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