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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建立30周年低至50折

[书] 笨花

未及盛开便凋零

文:程桂婷
出处:当代文坛 2006年第5期

  铁凝沉寂六年之后推出的长篇新作《笨花》,得到了文学界众多知名人士的充分肯定。他们一致赞誉铁凝是“扎根在冀中平原上的民俗画家”,《笨花》是“一部实验性的成功的作品”,是“民族历史背景下的民间传奇”,是“民族精神的史诗”,“为中国乡村的历史叙事带来了新的经验”。①然而在我看来,《笨花》只是铁凝对自己早期作品《棉花垛》的重复。同时,铁凝驾驭宏大叙事的能力值得怀疑,作品中的时间安排混乱不堪,矛盾重重,叙事当中的知识性错误百出。《笨花》实在是一部笨作。
  
  《笨花》=《棉花垛》+向喜传奇
  
  出版方在《笨花》封面声称,此书是铁凝“潜心六年写出的一部与她过去任何作品均无可比性的大书”,铁凝解释“均无可比性” 这个词是指作品的变化而言,并说:“变化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重要的”,“我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地打倒自己,因为不变是可怕的。”②而实际上对于读过她的早期作品《棉花垛》的读者来说,对《笨花》的阅读就是一次“可怕”的经验重复。《棉花垛》中的人物命运再一次沉浮在《笨花》之中,两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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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垛》中的诸多人物在《笨花》中又照样活了一次,乔脱胎换骨成了取灯;国改名换姓成了西贝时令;米子和小臭子母女摇身一变成了大花瓣儿和小袄子母女;米子的相好明喜成了大花瓣儿的相好向桂;小臭子靠上的汉奸秋贵成了小袄子靠上的汉奸金贵;老有爹视力下降成了有备他爹向文成;牧师班得森分身有术成了牧师山牧仁和班得胜二人;唯独糖担儿一点没变还是糖担儿……这些人物不仅命运没有多大改变,而且生活情景也多有雷同。有论者说:“铁凝非常重视细节的描写,尤其是乡间农家的民俗、民风、民习、民趣,写得可谓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笨花》完全称得上冀中乡间民俗文化的一个博览或一次盛宴。”③而这场民俗文化的盛宴早在《棉花垛》里就已被充分享用。
  试比较《棉花垛》和《笨花》中有关“窝棚”风俗描写的两段话:
  糖担儿挑开了明喜的草苫儿,泡子灯把窝棚里照得赤裸裸。明喜在被窝里骂:“狗日的,早不来晚不来。”他用被角紧捂米子。米子说:“不用捂我,给他个热闹看,吃他的梨不给他花。”糖担儿掀掀被角,确信这副溜溜的光肩膀是米子的,便说:“敞开儿吃,哪儿赚不了俩梨。”他把一个凉梨就势滚入米子和明喜的热被窝。明喜说:“别他妈闹了,凉瘆瘆的。”米子说:“让他闹。你敢再扔俩进来?”糖担儿果然又扔去两个,这次不是扔,是用手攥着往被窝里送。送进俩凉梨,就势摸一把长在米子胸口上的那俩热梨,热咕嘟。米子不恼,光吃吃笑。明喜恼了,坐起来去揪糖担儿的紫花大袄。米子说:“算了,饶了他吧,叫他给你盒好烟。”明喜说:“一盒好烟,就能沾这么大的便宜?”米子说:“那就让他给你两盒。”明喜不再说话。明喜老实,心想两盒烟也值二斤花,这糖担儿顶着霜天串花地也不易,算了。哪知米子不干,冷不丁从被窝里蹿出来,露出半截光身子,劈手就从糖担儿篮子里拿。糖担儿说:“哎哎,看这事儿,这不成了砸明火。”米子说:“就该砸你,叫你动手动脚,腊月生的。”(《棉花垛》)④
  
  糖担儿掀开了向桂的窝棚,向桂的窝棚里有灯,灯把窝棚照得赤裸裸的。原来向桂正和大花瓣儿在被窝里闹,向桂一看是糖担儿就骂:“狗日的,早不来晚不来。”向桂骂糖担儿是玩笑,这里有风俗,窝棚里的事最不忌讳的就是糖担儿。向桂骂着,只用被窝角捂住大花瓣儿的肩膀子。大花瓣儿说:“不用捂我,给他看个热闹,吃他的梨不给他花。”糖担儿就说:“谁叫我运气好啊,平时想看热闹还看不见呢。梨,敞开儿吃,哪儿还赚不了俩梨。”他把一个凉梨滚入向桂和大花瓣儿的热被窝。向桂就说:“别他妈闹了,凉森森的。”大花瓣儿说:“让他闹,看他再敢扔进俩来。”糖担儿来劲了,果然又抓起俩梨就往被窝里送。他送进俩凉梨,就势摸了一把大花瓣儿的胸脯子,说:“敢情这儿还有俩热梨呀。”大花瓣儿也不恼,光吃吃笑。向桂恼了,就去揪糖担儿的紫花大袄揍糖担儿。大花瓣儿说:“算了,饶了他吧,让他给你盒好烟,要白炮台。”向桂说:“一盒好烟能占那么大便宜?”大花瓣儿说:“叫他给你两盒。”糖担儿说:“那可不行,你知道两盒白炮台值多少花。”说着就去捂篮子。哪知大花瓣儿早已从被窝里窜出来,露着半截身子,劈手就从糖担儿篮子里拿烟。糖担儿说:“哎哎,看这事儿,这不成了砸明火。”大花瓣儿说:“就该砸你,叫你冻(动)手冻(动)脚,腊月生的。”(《笨花》)⑤
  
  这两段几近一致的描写真让人读后目瞪口呆。后一段《笨花》中加进去的几处叙述人的解释(下划横线),就像在醇酒佳酿中兑进的水,冲淡了民风沉醉的滋味;几处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对话(加粗文字),也弄巧成拙,使人物丧失了原有的纯朴本性。
  《笨花》中像这样照搬《棉花垛》的情节描写比比皆是。铁凝一边声称“不变是可怕的”,一边又可怕地重复自己。如果从《笨花》中把《棉花垛》的成分全部剥离,剩下的就只是向喜的人生传奇。其实整整一部《笨花》,铁凝只新创了一个向喜,如果没有向喜,出版《笨花》倒不如再版《棉花垛》。
  
  时间上的混乱不堪
  
  《笨花》一出,好评如潮。“乡村史诗”、“命运史”、“心灵史”、“精神史”……《笨花》以其50多年的历史跨度和90多个人物命运的纵横交错赢得了“史诗”的称号。然而,铁凝没有具备驾驭宏大叙事的能力,笨重的《笨花》,让我们目睹了铁凝捉襟见肘的尴尬。
  在对《笨花》的第一次阅读中,我心中就纠结了两个疑团:第一,二太太顺容对向喜跟随甚紧,向喜哪有四年的清闲与施玉蝉相遇相伴?第二,向武备究竟是何年何月从邢台四师逃回笨花的? 
  带着疑问我再次细读原文。 向喜的二太太顺容自1915年从保定赶到汉口气走大太太同艾后,就一直跟随向喜住在汉口。1918年向文成娶亲,“这时二太太顺容还住汉口,见向喜整天为大儿子的婚事奔忙,很是受不得,便找碴儿与向喜吵闹。”⑥1919年,“顺容越是在汉口住着不走,向喜就越发为家里盖房的事费心思。”⑦顺容回保定的时间应是1920年向家大兴土木之时,而仅在顺容回保定的一年后,向喜即回保定闲居了。也就是说,顺容与向喜分别的时间仅有一年,那么向喜究竟是在何时遇见施玉蝉并娶其为三太太,使其生下女儿取灯且一起厮守四年的呢?读者读了作品却不得而知。
  再看武备。武备的出生,小说仅有一句简单的交待:“又过了一年,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叫武备。”⑧这“又过了一年”是指向文成和秀芝婚后的第二年,即1920年。小说对武备的成长之后再无任何描写,当武备在小说中正式出场时已是“一名冀南特区的游击队员,一名政治工作者” ⑨,当时他为了躲避警方追捕,从邢台四师逃回笨花。从武备回笨花当晚对甘子明和取灯等人分析外界形势时所说的“前不久的‘塘沽协定’”⑩这句话来推测,武备回笨花的时间应在“塘沽协定”事件后不久。“塘沽协定”事件发生在1933年,而1920年出生的武备在1933年不过是一个14虚岁的少年。试问一个14岁的少年能担任冀南游击队的指导员?能对战争形势进行如此详尽的分析?小说叙述向武备在说到“前不久的‘塘沽协定’”之后又说到“西安的‘双十二事变’” [11]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而武备回笨花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那也就是说,武备回笨花的时间只能是在1936年12月12日之后至1937年7月7日之前。这样一来,似乎武备的年龄就勉强可与他的指导员身份相符,然而既是1937年了,武备在说起1933年的“塘沽协定”事件时,又怎么会用“前不久”这样的定语呢?再说,小说描写武备回笨花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初冬,而从1936年12月12日至1937年7月7日之间又哪还有一个初冬呢?

  知识上的谬误百出
  
  《笨花》叙述技巧上的硬伤屡屡可见,知识上的谬误更是层出不穷。评论家何镇邦曾指出:“碧螺春茶叶原本产在江苏、山东,而小说中却说产在安徽;在地理上,从陕西到达四川,原来是不经过峨眉山的,《笨花》中却偏偏出现了这个谬误。”[12]《笨花》中更多的谬误则出在医学知识上。
  其一,关于链霉素。1943年11月16日,艾伯特·沙茨在实验室里合成了一种抗生素,取名链霉素。[13]而在《笨花》里,在1943年之前,向文成就知道链霉素是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并且托天津的班得胜牧师买到了链霉素!——真是现代版的拍案惊奇! 
  其二,关于《伤寒论》和小柴胡汤。小说写元庆媳妇“三天三夜没撒尿”,向文成诊断她“得的是热症”,并引张仲景的《伤寒论》说:“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阴虚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当以小柴胡汤煮之。”而元庆媳妇“服完向文成开的小柴胡汤,有尿了”。[14]这段描写错误颇多。首先,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并没有被引用的这一条,《伤寒论》第46条中论及的太阳病与此有些相似,但是以“麻黄汤主之” [15] 。其次,从中医理论上来看,铁凝虚构的这一段《伤寒论》文字也不成立:“阴阳俱虚竭”者不可能“脉浮紧”,而应是脉微弱;小柴胡汤属和解方,只能和解表里,不能救阴阳;中医也从不说“当以小柴胡汤煮之”,而是说“主之”。“主”是指主治的意思,而非煮药的意思。关于小柴胡汤还有一处错误是在向文成教秀芝炙药的那一段,小说写“中药里有不少药需要蜜炙,小柴胡汤里就有两味,一味是枳实,一味是甘草。”而据张仲景的《伤寒论》,小柴胡汤由柴胡、黄芩、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七味组成[16],并没有枳实。
  其三,关于碘酒。小说中写小妮儿被聋扔子咬掉手指后,向文成“想到西医用碘酒止血,立刻回世安堂拿来碘酒”[17]。而一般人都知道,碘酒并没有止血功能,西医仅将碘酒用于皮肤感染和消毒。
  其四,关于外科医生的洗手规范。小说描写“正式外科医生”佟继臣按“严格的规范程序”洗手:“他先把袖子高高卷起,再将手在脸盆中浸泡片刻,然后搓打肥皂。搓完肥皂将两只手的手指奓开,双手手指再交叉起来仔细摩挲一阵,最后到盆里冲洗。冲洗干净,两只手还要在身体两侧狠甩一阵,最后到盆里冲洗。冲洗干净,两只手还要在身体两侧狠甩一阵,尽量把沾在手上的水甩掉,这才用块毛巾去擦。”[18]而事实上,外科医生洗手后,双手要在胸前高举过肘,绝不能双手下垂,以免手臂上的水滴向下滑落时污染手指,更不能“在身体两侧狠甩”,用毛巾擦拭也是绝对禁忌。
  其五,关于怀山药。小说写向文成指挥梅阁和素倒药时,向文成向她们介绍说:“为什么叫怀山药?因为是出在怀安府。”怀山药的“怀”是指产地不错,但指的不是“怀安府”,而是“怀庆府”,即今河南温县、武陟、博爱一带。[19]《温县志》上说:“温县、武陟、孟县、沁阳、博爱一带,古称‘覃怀’,后称‘怀州’,元称‘怀孟路’,明清为‘怀庆府’。”未见有“怀安府”之称。不知铁凝这“怀安府”从何而来? 
  小说中其它一些谬误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了,总之,铁凝对向文成着墨最多,也将其描得最黑。铁凝一心想把向文成塑造成一方名医,然而自身匮乏的医学知识使之事与愿违,在铁凝笔下,向文成竟似民间的巫师,“能掐会算”,“妙手回春”。其实铁凝在塑造名医形象时,完全可以在粗略地查阅有关医学书籍后再谨慎下笔。
  铁凝六年辛苦育《笨花》,不过是《棉花垛》的花开二度,不仅姿色尽失,而且杂乱不堪,谬误百出。对铁凝这位曾经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小说家,窃以为:如果真是文思枯竭,写不出真正创新的作品,就不要勉强自己,倒不如学学金庸老先生,在众声喧哗中独对旧作修修补补,似乎更能显示出一种追求完满的清醒与执著——与其做尚未绽放便凋零的花,不如做掩藏在枝叶里的果实。
  
  注释:
  ①③[12]分别引自雷达、胡平、孟繁华、何镇邦、白烨等在中国作协、河北省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铁凝长篇小说《笨花》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河北日报》2006年4月16日。
  ②引自铁凝2005年12月28日做客新浪读书名人堂时与网友交流的聊天实录,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5-12-28/1632195140.shtml
  ④铁凝:《棉花垛》,见《第十二夜》,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4][17][18]铁凝:《笨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第87页,第100页,第95页,第276页,第291页,第292页,第148-149页,第174页,第425页。
  [13]余凤高:《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页。
  [15][16]成都中医学院主编:《伤寒论释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0页,第75页。
  [19]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中药志》第二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250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关于铁凝的创作

文:潘凯雄 出处:文汇报 2007年2月

    在最近差不多近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读到了铁凝的长篇小说新作《笨花》和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纳入重点出版工程的“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中的“铁凝系列”凡九种。如此洋洋十大部,涵盖了从散文随笔到小说、从长篇到中短篇的不同文体,差不多就是铁凝三十年文学写作生涯的集大成。其中大多作品虽早已读过,但此次得以系统阅读,不仅没有陈旧疲惫之累,相反还生出些许不曾有过的感受,这或许就是一位成熟作家的魅力之所在了。
   
    铁凝的创作自然是丰富而求变的。如果不是对她的写作有所了解、有所积累的话,你很难将《哦,香雪》这样的清新和《永远有多远》那般的思辨与同一位作家联系起来;同样,你也很难想像以点的拷问之深的《玫瑰门》和以面的叙述之博的《笨花》会出自同一作家之手。从“中国当代作家·铁凝系列”之九种到《笨花》,类似上述存有巨大写作反差的现象并不鲜见。这就是铁凝,这就是铁凝三十年写作的丰满。
   
    铁凝的创作又是稳定而执著的。尽管她的作品不时以巨大的反差呈现在读者面前,但在那些五彩斑斓的创作中,我们又总是能够读出一些近乎文化母题般的追问:文明与愚昧、庙堂与民间、性别与文化……这些追问交叉变幻着在不同题材中呈现,在不同的叙事中展示。这同样也是铁凝,是她三十年写作的执著。
   
    在这样一则千字文的“札记”中,欲完整细致地阐释铁凝创作的这种特征显然是不现实的。我只是由此而想到了丰富而求变与稳定而执著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对一位作家而言意味着什么?
   
    丰富而求变大约是任何一位有追求的作家的天性,任何一个有出息的作家断然不会有意识的重复自己,而总是要孜孜以求地、不屈不挠地突破、突围,出新、创新。这样一种志向与追求从理论上说似乎无可厚非,但落实到具体的创作过程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我的印象中确有不少作家的写作不断地在变,我也很难简单地认定他们的这种变化就一定不好,但多少又感觉其中不少人是为变而变,在不停的变化中反倒失去了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所长,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
   
    稳定而执著同样也是任何一位有追求的作家的天性的另一面。很难想像一个缺乏自信的作家能够写出杰出的作品,然而,一味的自信又不无滑向自恋的危险。我印象中同样也有另一些作家过于“执著”,几年、十几年一成不变,不知不觉中地重复着自我。
   
    写下这两段弯弯绕般的文字,自己也有些绕糊涂了。其实,丰富而求变也好,稳定而执著也罢,空对空说都简单,执行起来则又有一个拿捏的分寸与尺度问题。而像铁凝那样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并行不悖地处理于自己的创作之中,自然就是一种定力,一种境界了。

文:白烨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2期

    《笨花》我认为是铁凝从事长篇创作以来最为厚重而精到的一部力作,也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里的一个重要收获。从长篇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它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均衡。作品通过向喜的线索,勾勒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由此也给笨花村的小场景提供了一个时代大背景。作品的重心在于通过笨花村的农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死歌哭,实现了层层递进式地抒写民间生活、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我觉得它的没有士兵的抗战、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等,是最为精彩的部分。在这样的文字里边,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乡村生活、农人性情的深入了解和深挚热爱。这些内在的感情投射,对于长篇小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有的作家常常缺少的。

向隅之地,有容乃大

文:付明根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4期

  作为中国当代一位女性作家,铁凝自1982年推出其成名作《哦,香雪》到2006年推出其第四部长篇小说《笨花》,其文学创作二十春秋有余。综观其走过的二十年创作历程,显然铁凝是位有着强劲创作实力和多方面创作才华的作家。她从短篇小说起步,到现在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全面开花,其中中短篇小说集有17部,长篇有4部,此外还有14部散文集。铁凝也是位不急功近利、不赶时潮的作家,即或我们可以从她作品中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但总体而言“她的创作轨迹与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学的时代潮流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势”①。从新时期改革浪潮中的《哦,香雪》到市场经济大潮中的长篇小说《笨花》都让我们感受到铁凝作品与时代所保持的一种“距离”,这显示铁凝的创作智慧。铁凝1989年推出她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1994年推出第二部长篇小说《无雨之城》,2000年推出第三部长篇小说《大浴女》,2006年推出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笨花》。一般是间隔6年推出一部长篇,这从中显示铁凝从容沉潜的创作心态。读铁凝的新作《笨花》,惊叹于这部“大书”所显露出的“集大成”意识和功底。
  铁凝的新作《笨花》主要借冀中平原一向隅之地——笨花村以及以向氏家族为主的人、事变幻——映现从清末民国初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那个历史断面。然而,笔者更惊叹铁凝对向隅之地笨花村的精心构筑。作者笔下的“笨花村”既不同于那闭塞贫弱的“台儿沟”(《哦,香雪》),也不同于那伤风败俗的“茯苓庄”(《青草垛》),而是一个“集大成”之地。由此“笨花村”就包孕和容纳至少三层所指:这“集大成”是向氏的第二代门人向文成为笨花村起集而立的匾。“那匾上的三个大字左念右念都成句,从左往右念是‘成大集’,从右往左念是‘集大成’”②P(323)。笨花人正是在“成大集”的匾下立了集,并且集由小赶大,分了市,而最终“成大集”,此其一曰。还因为在向喜还没有开始走出笨花村时,笨花村得名和出名只始于棉花,可自向喜走出笨花村的那时起,笨花村的名声就远非至于棉花。笨花村虽为一隅之地,却成为“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祖有宗、人杰地灵、有来有往、承前启后的一方“乐土”与“净土”即“集大成”之风水宝地。于是,笨花村所有的一切人、事、物的因因果果,是是非非皆始于笨花村,终于笨花村,在完成一轮往复后又开始新一轮往复。所以我们看到结尾向氏的第三代门人有备又义无反顾的走出笨花村,此其二曰。而第三层所指,则是作者铁凝二十多年创作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而使这本书成为作者名副其实的一本“大书”,成为一部“集大成”之书。本文不揣浅陋地尝试就上述问题加以探究。
  
  地灵意识
  
  在世人看来,大凡那些能够出大人物之地都必是一些非凡之地,从风水角度讲,就是一块风水宝地,是祖上的坟葬的好,后人可以沾上祖上的灵气而世代有福。那么,笨花人又是如何去构筑起充满灵气的笨花村呢?
  首先,笨花人对笨花村名字来源上下了一番功夫。这点在笨花村走出了第一个人物向喜后,笨花人开始这样考究起来,他们“把笨花村的历史说得古远无边,以证明他们在这块黄土平原上的与众不同”。于是,笨花村的历史成为一曲很悲壮的、勇敢的“东征之举”,成为“在另一个地方开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英雄史诗”。当这些称呼“大、小便”为“解手”,保持“背着手走路”习惯的移民,在皇帝的命令下由西向东迁徙,在终于发现了“适于种植的黄澄澄的土地”时,便请求皇帝允许他们结束流亡生活,他们把行囊里的笨花籽儿撒向大地,大地长出了棉花,笨花村由此而得名。③P(69)然而,在笔者看来,笨花村真正扬名在于笨花村由始至终显示出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宏、包容的“集大成”胸怀和度量。这不仅从笨花人对外来事物所采取的包容态度,对传统的诸多陋习比如允许男人在外纳妾,允许女人在摘花时节去钻花主窝棚以挣花的宽容。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小小一块向隅之地的笨花村居然能够单姓与双姓,洋花与笨花,孟子之道与圣经之道,西医与中医,煤油灯与植物油灯,西洋画与中国画,全日学校与夜校等人、事、物的交融共存。比如,书中最让人过目不忘的笨花村最为保守和顽固的西贝牛全家围绕他们的西贝梅阁要接受基督教洗礼之事所发生的冲突,尤其是西贝牛和孙女梅阁的冲突已是剑拔弩张:西贝牛怒气冲冲的对梅阁下最后通谍:“不行,你爷爷不答应,除非你不是西贝家的人”,梅阁则说:“行,从今往后你就把我当外人吧,你就把我打出去吧”。④P(241)读者看到这里时,以为梅阁的洗礼几乎不可能却最终成为可能;也看到笨花人与笨花人之间,即或人分九等,但每个人都能够在笨花村获得他们应有的位置和价值,使人仿佛进入到另一个“边城”世界。比如,笨花村的瞎话,走动儿。所以作者在结尾设置了笨花村人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为笨花村的老人们撰号喝号的民风民俗,就是要让笨花村的老人各得其所。这就是我们读到的充满和谐的向隅之地。书中还特别通过一个来自大城市,接受过正规教育的闺女取灯所发出的惊讶:“在笨花这样的乡村也能看见《圣经》”,“在满是柴火灰和牲口粪味儿的狭长院子里,生是有个女孩子读《圣经》”⑤P(213)。于是,我们还读到由向文成一家人编演的文明戏《摩西出埃及》在笨花村的上演。这出由摩西带领他的犹太人逃出埃及,经过千辛万苦最终寻找到“福乐地”安居乐业的西方起源故事,这出西方起源故事在笨花村的上演,就使得笨花村的起源有着和西方相似的灵气。
  其次,笨花人对笨花村的第一个大人物向喜向大人的功成名就细细加以考究。先是赋予向喜天生一副英雄体魄:只生得方脸,大耳,眉目清秀,虎背熊腰,又接受过少许私塾教育,尤为精通孟子之道。接着让向喜的入伍经历充满一种传奇性色彩:比如经由乱坟岗遇仙人的奇遇;比如书生的向喜能够一夜之间举起一百五十斤重的石锁;尤其是应征面试时和面试主考官对答《孟子》的传奇。而且向喜向大人的传奇般的事迹已经被艺人编入戏中到处传唱。
  
  人杰意识
  
  古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往今来,地灵与人杰总是互为因果的,或因人杰而地灵,或因地灵而人杰,也就是地灵离不开人杰,人杰也离不开地灵。笨花村的地灵促成笨花村的人杰,笨花村的人杰更让笨花村这一向隅之地充满灵气。那么,作者又是如何来精心建构起笨花村的人杰世界?
  首先,笨花村的人杰世界大致来说是由两类人构筑而成:一类是其貌不扬者;一类是其貌威武者。其中人杰中其貌威武者,在笨花村毕竟屈指可数,主要集中在向氏家族,从向喜到文麒、取灯再到武备。小说主要集中笔墨对向喜威武、英勇的一面从不同角度加以描绘:有正面写向喜“生得方脸,大耳,眉目清秀。体格虽不高大,但虎背熊腰,敦实健壮,且有浑身的力气”⑥P(14);有通过他的儿子向文成的视角侧面映衬:“向文成和父亲相处总有几分不自然,他在父亲面前常常自觉其貌不扬,尤其当父亲身着戎装威风凛凛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就更加感到了自己的渺小。”⑦P(63)特别是向文成在叔叔向桂家新房子里所供奉的他父亲的大小照片,其中“迎门条案上的向喜的相片有半人高,那是向喜刚升任旅长时的戎装留影。这时的向喜全副武装,肩上斜披着绶带,帽缨子像一把炊帚。他一只手攥着狮头刀的刀柄,另一只手垂在裤线上;马靴很亮,在相片上还放着丝丝缕缕的光。”⑧P(266)。而向喜充满传奇般的在南方打仗的故事也被街头艺人编成传奇到处传唱:“唉——往里瞧来往里看,/向大人在荆州打败了石星川。/向大人正住宜昌城,/荆州也在长江边。/唉——你们就看上一看哪!唉——往前坐你看得真,/向大人是咱笨花人。/高头大马挎洋刀,/向大人本事可不小。/唉——你们就看上一看哪!”⑨P(123)。最后向喜为救同胞以自己年迈的生命与日本士兵同归于尽,为他英雄的一生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当然,如果笨花村的人杰只有其貌威武者,那么,笨花村就不是独有的笨花村。因为纵观古往今来的那些人杰大都是其貌威扬者居多,象岳飞、文天祥等千古英雄豪杰。笨花村的独特在于笨花村有更多其貌不扬的人杰,这些人杰几乎不是有残缺的外貌,就是有奇怪的举止与言行:从眼睛残缺的向文成到短胳膊、短腿,尽说瞎话的“瞎话”;从个子偏矮,走起路来身轻若燕,宛若戏台上的短打武生,在每天黄昏必去与有夫之妇公开幽会的“走动儿”到胎里只带出一条半腿,另外半条腿在膝盖以下消失了,只留下像擀面杖似的一截秃头的“西贝二片”和整个人瘦的就像两根细擀面杖的“西贝梅阁”,无一例外地显示出让人钦佩的人杰本色。
  其次,作者对笨花村的人杰所展露出的杰出才能或本领给予了充分细致的展现,这点尤其在其貌不扬者身上得以充分展示和体现。对其貌威武的人杰,作者惜笔如金,以粗笔勾勒的虚写方式把他们或推向远处,成为笨花村身后的历史背景,比如对文麒和文麟,武备和有备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而成为杰出领导者的过程的省略;或推向近处,成为笨花村身前的点缀。比如作为一位驰骋战场大半生的向喜,作者对他在战场上如何英勇善战没有细致描绘,而是采取一种颇具电影化的蒙太奇组接手法,以反复多次出现的“大总统令”暗示向喜在军中位置的不断升迁。笨花村的这类人杰,作者主要赋予他们投笔从戎的戎马生涯以及伴随而来的军事才能或者革命英雄本色。
  而对其貌不扬的人杰的描写,作者则不惜笔墨、以浓墨涂彩的实写手腕从细节处入手娓娓道来。比如向文成这个角色,就是一个作者花费大量笔墨精心塑造的带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其外表的其貌不扬远远为他内在的聪慧与才智所盖住。这点他父亲在他十四岁时就“从儿子那貌似自卑的形态里,发现了他有一超越了身高的迷茫而又热切的神情,他突然会显出些抱负满怀”{10}P(64)。这部小说表面看主人公是向喜,而实际上真正的主人公却是向文成。作者对向文成的精心刻画与塑造主要集中在他的虚心好学,见多识广、多才多艺等方面。向文成的才能不仅表现在见多识广,有着许多兴趣爱好,如舞文弄墨,能掐会算,懂建筑、会编戏,是一个中西兼容的医生;而且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解人燃眉之急,热心于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比如他和甘子明一起为村民夺回被强占的土地而打官司,建学校;支持梅阁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作者为了突出向文成聪慧过人的建筑才能,用细腻地手法不厌其烦地展现向文成不用看父亲设计好的图纸,就能够“一说一个准儿”,让奉命来传达旨意的副官感叹到“领兵打仗也不过这两下子”。{11}P(103),而尤为重要的是在向文成的身上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一种包容性与交融性。这从他与瑞士传教士山牧仁的结为至交这件事就可见一斑。无疑向文成这个人物的出现是铁凝二十年创作上的一个新发展,这还有待我们去作出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价。
  
  归根意识
  
  最近看到赵本山主演的一部电影《落叶归根》,就讲到在中国许多地方还保留着一种人即或死在他乡也一定要葬于自己家乡的“归土”习俗,这种习俗用中国一句古话讲就叫“老有所终”。在笔者看来,这个“终”也就包含着一种归“土”、归“根”的意思,即我们常说的“落叶归根”。确实人都有一种回归家乡的天性,尤其是对于那些人杰地灵之所,这种习俗观念就更为永固。有着人杰地灵之称的笨花人自然深谙某中道理,所以笨花人为属于笨花村的人杰设置好了他们的归途。
  确实,笨花人有着走出去的强烈渴望,这是从香雪时代就开始的一种梦想,所以笨花人才会对从笨花村走出去的第一个人杰——向喜那么看重、津津乐道,那么加以精心包装和传唱。笨花人也才会那么钟情于西方摩西的出埃及之行。但是,笨花人并不是一味的走出而不思量回来,他们同样也有着走回来的巨大冲动,这是笨花人深植于心的归土意识,落叶归根意识的表现。笨花人走出去走得潇洒,风风火火,走回来也走得体面,走得轰轰烈烈。大致来说,有两种笨花人的归土方式最让笨花人也让读者读后感到无比自豪:一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笨花人向喜的归土方式;一是非生于斯长于斯的笨花人后代取灯的归土方式。
  对于向喜来说,虽然他成功地走出了笨花村,并且在外面出人头地。但是向喜无论走得多远,他心中永远装着一个笨花。他的生死至交孙传芳就常说他:“你就离不开你那个笨花”{12}P(117),因为向喜认为:“叶落归根是任人都逃脱不了的”{13}P(301),所以“在向喜的脑子里,笨花的分量是大于保定的,一想起笨花,他就想得琐碎而细致,他尤其愿意回忆那些模糊不清的生活细节:他每次外出回家迈门槛时,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他做生意的扁担是榆木的还是槐木的?……”{14}P(176)。书中也反复提到的“老鸹喝喜酒”细节,“老鸹喝喜酒”是笨花一种尺把高的柴梗,梗上有紫叶和藕荷色的小喇叭花。把花揪下来,抿在嘴里吸一吸,便有一股甜丝丝的酒味儿喷出来。”这是“向喜在大江南北的旷野里常常想起它,他带领打仗,每到一处,闲下来时就走出战壕去找“老鸹喝喜酒”,可他从来也没有找到过。”{15}P(127)的家乡野花。向喜最后选择粪厂作为他最后的归宿,是因为向喜觉得“离老百姓最近的还是大粪”{16}P(320)。但是,自闭在粪厂的向喜不去理会政局,却无法阻止政局对他的干扰,在面对日本鬼子捕杀自己同胞时,向喜毫不犹豫地挖出多年未用的枪捍卫自己作为一个军人,一个笨花人的尊严,用自己的老迈的躯体保护同胞,与敌人同归于尽,得以善始善终。向喜的女儿取灯,是一个在城市长大,在城市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式女孩”。但是,“新式女孩”取灯却对父亲的家乡笨花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而选择留在笨花村成为“脱产”的革命工作者,最后倒在了敌人的枪下。“在并不遥远的时间里,取灯和向喜的死因袭了同一种模式。所不同的是,取灯没有做到的事,向喜做到了:向喜到底有机会把第三枪留给了自己,而取灯在开第三枪时就被日本人攥住了手腕。”{17}P(450)由此,向喜和他的女儿取灯以大致相似的方式为笨花人的“落叶归根”树立了一个楷模。
  此外,从《笨花》一书也似乎隐含着铁凝自己对以往二十年创作历程的一种“集大成”意识和包容意识。这种“集大成”意识体现在铁凝对过去创作所呈现的通过一本书去塑造一种角色,揭示一种人性,描绘一种人生境况的局限与片面的反拨或颠覆。比如在创作主题方面,与铁凝过去总喜欢用两副笔墨重叠更替地书写着温柔的乡村与狰狞的城市。只是单一的抒发乡村安宁祥和的《哦,香雪》(1982)、《孕妇和牛》(1992);单一的揭示虚伪龌龊城市人的《玫瑰门》(1988)、《对面》(1993)、《大浴女》(2000),不同的是《笨花》真正将乡村和城市这两个不同的语境联系起来,在乡村中观望都市,在都市中回望乡村{18}。于是笨花村成为一个好与坏,善与恶、本土与西洋并存,同分一片天空,同顶一片蓝天的“集大成”之地。小说中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小袄子身上无疑已经显露出更为真实也更为复杂的圆型人物特质,这恐怕也是铁凝这部长篇力作所传导出来的一种新动向吧。
  付明根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注释:
  ①赵建国:《铁凝文学创作二十年》,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2),第25页。
  ②—{17}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8}褚洪敏,翟德耀:《城市和乡村人性的二重奏—铁凝城乡小说对照分析》,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第48页。

部族仪式与文化自救:《笨花》新解

文:刘惠丽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4期

  《笨花》的艺术经验在于对人类文化意识的提领与表征,尤其是对塑造了冀中族群特有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文化范型的尊重和沉浸。文本的文化向度是明晰的,有关向喜创业及殉难的故事只不过是小说得以展开的平台,而二十世纪初叶波澜未兴的冀中乡村无疑是铁凝静观文化原态与初民生活的最佳场景。铁凝的《笨花》在一种广博的人类学视阈中展现了冀中文化的独特性与自补性,从而填补了习见文本中动辄以“传统文化”来遮蔽形形色色的其他地域文化的缺失,呈现出一种多元共享的大文化观。其中,烂漫多姿的生活形态与文化仪式就成为我们了解并体悟传统文化背景下冀中平原往昔与现实、守成与更生的文化视窗。
  
  一、自然时间观与物物交换
  
  铁凝的《苯花》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自然时间观念的复活。敲响苯花村“黄昏”大吕的是从一匹打滚的牲口开始的,“它们在当街咣当一声放倒自己,滚动着身子,毛皮与地皮狠狠地摩擦着,四只蹄脚也跟着身子的滚动蹬揣起来,有的牲口还会发出一阵阵深沉的呻吟。”
  打完滚的牲口似乎这才解脱了一日的辛劳,接下来,给“黄昏”以斑斓色彩的自然就是人了。趁着尚有余晖的天日,依凭着不同的节奏与次序,“换鸡蛋的”、“卖酥糖烧饼的”、“卖酥鱼的”、“打洋油的”应声登场,“家中顶事的女人们”与卖葱老汉之间的你争我夺似乎仅仅具有仪式性的特征,“白饶”下的一点葱叶倒在其次,更多的是一天之中难得的一次闲适,所以,信步之中不无表演性的招摇,这也是农业社会中的特有景致。
  有关“黄昏景象”的精彩点描细腻地诉说了二十世纪初叶笨花村民自足而颇富情趣的一幕。这里的“黄昏”是一个深具农业社会特征的语词,暗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引着文本结构的生成与审美的流向。“黄昏”似乎成为一个将人类生活内容自然分割的界点,蕴含着以土地为生身之本的初民依据天理与人性来调适生活的双向维度,读来异香顿生,别有韵味。
  与素朴的“时间观”相对应的是笨花村民依然保持着远古时代的以物易物风俗,“鸡蛋”和“葱”之间的买卖分明就是“物物交换”的遗响。按照人类学家林惠详的分析,原始初民的交易一般有“无言的交易”、“物物交换”、“馈赠的交易”以及部落之间、村寨之间的“原始贸易”四种形式,其中,“物物交换”是最基本的形式。①再来反观笨花女人与换鸡蛋老头之间那场交易,“卖葱人谨慎地掂掂鸡蛋的分量,才将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入荆筐,一个鸡蛋总能换得三五根大小不等的葱。女人们接过葱,却不马上离开,还在打葱车的主意,她们都愿意再揪下一两根车上的葱叶作为‘白饶’。卖葱人伸出手推挡说:‘别揪了吧,这卖葱的不容易,这卖葱的不容易。’买葱的女人还是有机会躲过卖葱人的推挡,揪两根葱叶的。”铁凝通过“鸡蛋换葱”这样一个场景,不但昭示了笨花村深具部落经济特征的生活一幕,而且与自然天时观一起构筑了笨花村民圆融一体的内外时空。
  
  二、狩猎仪式与植物图腾
  
   《笨花》中一开头就以西贝小治的“打跑儿”道出了“狩猎”这种最古老的职业在“笨花村”中的存在。原始初民在行猎时总是对猎物有所选择,并不是一味猎获。或射杀雄性,保存母兽、稚兽,以宿养物种;或俘获母兽后,以其为伥,诱引雄性入关;或淹留稚兽,圈而养之,则为早期畜牧业的发端。笨花村民在行猎时,同样遵守着严格的道德规范,“打‘卧儿’不打‘跑儿’,打‘跑儿’不打‘卧儿’。‘卧儿’是指正在安生着的兔子,‘跑儿’是指奔跑的兔子。这个严格的界限似乎联系着他们的技法表演,也联系着他们的自尊。”狩猎业的兴起,多出于人类童年时期食物的匮乏,为了生命的自然延续,“迫不得已与自然争斗,不意后来竟渐渐战胜它们。”客观地说,是环境的独特性决定了初民生产与生活的方式,鉴于主导性生活范式的不同,北方生民就自然在农闲时分,秋寒日盛、野物毛丰体腴之际行猎,这时的“行猎”自然就没有了维系生存的直接意义,单纯是一场消弭农闲时精神衰疲的“体验性狂欢”。
  铁凝在《笨花》的题记中这样写道:“笨花、洋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尽管“笨花三瓣,绒短,不适于纺织,只适于当絮花,絮在被褥里经揣”,可在洋花已经大行于世的时候,“大多数笨花人在种洋花时还是不忘种笨花,放弃笨花,就像忘了祖宗一样。”由此可以看出“花”尤其是“笨花”是笨花人与自然联系的一种有效介质,也是对其自足性农耕生活的最佳确证。难怪在种花的整个过程中,一种异样的“艰辛和乐趣”始终伴随着土生土长的笨花人。从时代镜像而言,笨花人对“花”的喜爱,来自于生民对生活的朴素追求,尤其在现代文明尚没有完全普照的20世纪初年,小农社会的“物质性”主题决定了笨花人的生命诉求方式;从地域文化而言,冀中原野广袤,土地丰饶,本为衣食肥美之地,种植棉花自不必说。加之燕赵豪气雄怀心头,人性朴拙奔放,那么棉花地里的故事也自不需待言。
  笨花人对棉花的特殊情结非一般民俗文化所能完全解释,他们对棉花的敬畏心理根植在一种令人难言的潜宗教意识之中,甚至有原始族群的“献祭“仪式在内里泛涌。“窝棚”故事中以“肉体献祭”为基本范型的“仪式性”与“群体性”。其中深刻的原因应该归结为原始部族的“植物图腾”,弗雷泽认为“图腾是一种类的自然物,初民认为每个人都与它有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②简言之,这种与祖先的幻化关系其实就是能为人造福、能为人所用的现实功利关系。只不过初民内心中虔诚的“植物的精灵”意识在此转化为“棉花”的生计意识而已,至于掩映在内在的“类意识”丝毫没有改变。而且,在弗雷泽看来,“图腾制含有许多特征,以图腾的动植物为部族名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志。”而笨花村以“笨花”名之,就可见“笨花”的图腾性特征。
  
  三、鬼魂崇拜与巫觋僵死
  
  《笨花》中有这样一幕,夕阳西下,做完一天豆腐脑生意的向喜正在路经的乱坟岗上歇息时,一位老者朝他走来。“老头鹤发童颜,两眼有神”,不但突兀地问向喜索要吃食,而且对笨花村的向家身世了如指掌,并引来一大群乡亲大快朵颐。一阵风卷残云之后,老者与众人“将一文文大钱小钱,咣啷啷扔进向喜的钱柜,旋即消失在暮色中。”回到家中的向喜感觉事情有点蹊跷,月光之下与妻子一起打开钱柜,原来“是一摞纸钱,就是活人为死人送葬时烧的纸钱。”从《笨花》整体的冀中原态文化取向而言,乱坟岗上陡然出现的“老者及众人”其实是与其他意义单元有着深刻关联的一个有机环节。简言之,就是在远古时期发轫,直至今天仍有深远影响力的“鬼魂崇拜”意识。由此看出,“鬼魂崇拜”出现的内在质素是原始初民对自然本身的恐惧。我们看到“老者”也正是在那个存有石人石马的官宦坟茔旁现身的。另外,由于害怕鬼魂来阳间作祟,民间于是流行“阴祀”的仪式,即把死者的衣物在坟前烧毁以断其复归尘世的念想,或在各个节令焚烧纸钱、上香沽酒等,以劝其安心阴间,不要妄为等。《笨花》中向喜将钱柜中发现的纸钱并没有焚烧,而是“扔进猪圈,又抄起把铁锨,往猪圈里盖了两锨土”。因为“老者”并不是他的亲人,所以,“不是自家人的物件,不能烧。”其中恐惧伤及自身的因素非常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向喜以别样方式来处理“鬼魂”物件的行为看作是一种非亲缘关系之间的“阴祀”行为。
  除尊崇万物有灵的“鬼魂崇拜”外,守持着自然生活状态的笨花人还有一种利用“魔术”以实现超自然目的的现象。这类事象的出现,归结于“蒙昧的初民常以为宇宙间各种现象,可以用神秘的方法来影响它”的一种臆测心理。既然有了魔术,就必然有了施行魔术的奇特人物,巫觋就是在原始族群包括文明社会中运用魔术的“通神秘之奥者”“通”的途径就是“神灵附体”现象,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降神”或“僵死”。在《笨花》中,我们也惊奇地发现在“雷公下雹子”的神话背后也存有一个专门配合雷公工作的“活犄角形象”。每逢下雹子时,“雷公在天上驾着云头驱动一辆大车,车上装着足够下一场的雹子。下时,雷公便命活犄角手执一个葫芦瓢,把雹子一瓢一瓢地往下扬,直至一车雹子散尽。”这位“活犄角”与一般的巫觋有点类似,也是身兼二任,平日下地与常人无异,“只待雷电交加的雹子天,活犄角就会昏死在炕上任人也唤不醒。一场雹子过后,活犄角就会自己苏醒过来,从炕上坐起,揉着眼睛只说:‘使得慌,一车雹子就我一个下,雷公只管赶车击鼓,雷公娘娘只管打闪,重活儿都交给我一个人了’活犄角一面喊着使得慌,哼哧嗨吆显得格外疲劳。”

  “僵死”或“附体”是巫觋取得与神秘世界应答资格的特殊方式,其中暗含的逻辑就是只有在梦魇状态下,人与幽奥之灵的时空界限才能打破,灵魂才得以出壳,这自然是缘于人在非正常状态下的一种幻觉,如做梦、昏厥、迷乱或癫痫等特殊情景中的迷醉记忆等。加之,原始初民对“复身”观念的信服,便促成了专司魔术、荷负“双重人格”的“巫觋”形象的出现。故而,从根本上而言,“活犄角”无疑是部族“精灵意识”的复现或转化而已。不容忽视的是,《笨花》中的“活犄角”因一次没有给笨花村带来好运,让笨花村遭受重灾,所以在村民的眼中由“神人”变为“灾星”,甚至被赶出了笨花村,由此又可以看出部族宗教文化的实用性与自利性特征。
  
  结语
  
  至于铁凝为何以冀中“笨花村”作为透视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视窗,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河北是中国最典型的农耕文化的始发地与守持地,历史传统悠久绵长,民俗文化斑斓多姿,袁学俊盛赞的耿村“故事会”,冯骥才倾心的“武强年画”,包括遍及河北各地的“管乐会”及“老鼠成亲”戏,都为《笨花》的创作提供了文化倾向方面的充足支持;其二,从文中得知,铁凝笔下的“笨花村”隶属于冀中名城正定县。正定历史悠久,自北齐以来经历2200多年,一直是各个朝代郡府州县的治所,曾以“真定府”之名与北京顺天府、保定府并称“北方三雄镇”。尤其是当地的各种农事习俗,为《笨花》的文化书写提供了以田野性为基调的叙事内容;其三,作为一个河北籍作家,″乡土情结″与作家的″代言意识″直接促成了铁凝文化认同与文化自救的写作姿态。
  铁凝的《笨花》是一部蕴含着浓郁的文化人类学质素与倾向的长篇小说,笨花村自足性的生产生活样式决定了笨花村民与原始部族之间的精神对接与潜在关联。无论是单纯的“自然时间观”和“物物交换”定律,还是淳厚的“狩猎仪式”与“植物图腾”,以及象征着原始宗教意识的“鬼魂崇拜”或“巫觋僵死”,都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文化本身的普适性特征与典型族群、典型地域的独特性内涵,并通过鲜活的民俗事象成功地梳滤了二者之间以生成和转化为基本维度的结构性图景。在现代性运动日益高涨的当代语境下,《笨花》从“文化自救”的高度为民族历史文化的保护与珍视发出了悠长的呼唤。也为文学表达的时代性创造了成功的范例,体现出文化性书写与干预性书写的双重自觉。
  刘惠丽西安文理学院
  
  注释:
  ①林惠详:《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9页。
  ②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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