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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怀抱华美颓败的土地，决意对半个世纪的土地做出重述。莫言郑重地将土地放在记忆的丰碑前，看着它在历史中渐渐荒废并确认它在荒废中重新获得庄严、熔铸、锋利。
　　《生死疲劳》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在这次神圣的“认祖归宗”仪式中，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充满了吊诡和狂热，唏嘘和罹难。当转世为人的“大头儿”终于执著坚定地叙述时，我们看到了一条生气沛然的人与土地、生与死，苦难与慈悲的大河，流进了我们的心田。
　　在莫言对伟大古典小说呼应的那一刻，聆听到了“章回体”那最亲切熟悉的大音；莫言承受着生死疲劳的磨砺以及冤缠孽结，将中国人百感交集、庞杂喧哗的苦难经验化为纯美准确的诗篇，祈祷祖国庄严、宁静、祈望人类丰沛的生命祥和、自然。

文：阿乙
出处：新京报

　　在43天内写就这本46万字的小说后，莫言重申了“重振长篇小说尊严”的观点。莫言在博尔赫斯的小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宏大之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类似的选择在哈金《伟大的中国小说》一文中也有体现。哈金认为博尔赫斯没有写出里程碑式的著作，对于这类作家应持浅尝辄止的态度。

　　我是在余华博客里看到哈金此文的。值得关注的是，余华的《兄弟》也表露出了这种朝“经典”和“大”行进的信号。这三个作家的理论和实践隐约代表了一种方向，这个方向是构建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伟大小说。这个方向意味着一度在中国文坛甚嚣尘上的先锋作品受到了反思。大家意识到了聪明的故事可以讲好，但是难以成为一个作家伟大的证据。这或许就是哈金不停讲“伟大信念”，莫言不停讲“长篇情怀”的缘故。

　　但在向伟大进军的途中，这帮人是忐忑不安的。哈金将伟大形容为天上的月亮，莫言则看到了超越的艰难，他在看小说发展史时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之后，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已达顶峰。

　　莫言说，这种情况逼得现代作家在小说叙事上不得不另辟蹊径。就是这句话，使莫言、哈金、余华在大方向相同的情况下，出现了具体操作上的路线差异。哈金的《等待》和余华的《兄弟》已经有意识地选取“正面强攻”这种相对笨拙的叙事办法，以主题的张力来向先贤挑战；而《生死疲劳》则仍然在打游击战，在玩“敌进我退”、“人无我有”、“扬长避短”的战术，期冀与前哲分一杯羹。

　　从这个角度看，莫言是审慎的、谦虚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莫言也是自己既得利益的保护者，他恢宏的想象力、吊诡的语言，需要叙事技巧来体现。放弃叙事技巧（或言将主要精力不放在叙事技巧上），选择以主题的张力为突破重点，很可能会使莫言成为一个没有灵感的写作者。这就使莫言成为一个悖论所在，他成为了期望鱼与熊掌兼得的写作者，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聪明又伟大。他成为了魔幻的坚定继承人，他也是向伟大进军的号角手。但是，在聪明和伟大之间，甚少有完美结合的例子。在文学史上，衡量伟大作品，固然有叙事技巧方面的考量，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主题上的紧张与冲突。拉美文学爆炸是一种聪明的爆炸，生产的是文学潮流，不是文学基调，这也是拉美文学为什么只有一部《百年孤独》，而俄罗斯大笨象式的作品仍然顽固地处在绝对经典位置的原因。

　　《生死疲劳》正是一部叙事与主题失衡的作品。莫言自己说，灵感来自于一次目睹佛像。“六道轮回”的概念一下子冲击了莫言，使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讲述高密东北乡土地史的渠道。这种对器皿、载体的主导性重视在小说里得到了优先体现，西门闹投胎为驴、牛、猪、狗、猴、人的经历被渲染，来自于动物的讲述渠道首先完成了对自己的完美讲述。如果这是一个短篇小说，专写西门闹怨恨消失的主题，或许很紧凑、很聪明，但是在莫言主张“长篇小说就是要往长里写”之后，这些动物的视角注定了它们无法深入到东北乡的土地颂歌和悲歌当中。

　　我通过一头驴或一只猪的眼睛，无法看清蓝脸、西门金龙的内心挣扎，我只能看到一篇长长的东北乡大事记。

　　我只能满足于自己认识到了一个猪狗牛驴的世界。《生死疲劳》对动物身上习性和人性的描写，成为了我阅读经验里最聪明的一笔。但是简而言之，动物写活了，人却写死了。这就是技巧铺张对主题的损害。我期待看到的蓝脸史诗般的单干户经历，被这些猪狗们给抢了戏。倘若和卡夫卡一样写甲壳虫，那只虫也是带着人灵魂的，是要放在人的环境里煎熬、烧烤的，而莫言请出的五个动物却并不能和那些引领土地变革的人物融通，动物在这片土地上是被动的。

　　已经不在农村的莫言拥有让人难以想像的农村经验和土地材料，他能够准确看到东北乡的土地自1950年1月1日到本世纪的挣扎过程，他完全有条件将土地和人的关系（对立、亲和、结合、疏远、利用）以更直接的手法表现出来。他完全可以从人的角度状画出这种角力的残酷性。他完全可以在丰厚的土地上进行文字的短兵相接。但是“六道轮回”这个迷人的想法，这个代表加法的想法，蛊惑了作者本人。

　　为了适应这个想法，牵强附会和冗余、散乱不可避免地来到。这个想法对主题最直接的伤害是，它让土地在本世纪面临另一种惨烈的被利用和漠视时，莫言只能按照轮回的概念祭出了一个仅仅是愿望的东西：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到土地。为了这个背离现实但十足煽情的主题，莫言在最后章节展开疯狂的“杀人行为”，很多人以作者说死就死的状态死掉了，这些人匆匆被抬入东北乡的坟地，来自农村的坟地成为了土地接收人的隐喻。这其中也包括庞凤凰，这个前县委书记的女儿最后葬于此地，生前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曾沦落到街道耍猴。但这和现实差距实在太大，县委书记庞抗美已经是背离土地的一代，其下一代只会加速背离属于东北乡的土地。普通人生活经验中的庞凤凰不会回归，她将会在一个更虚荣的世界里如鱼得水，即使是其父母作为靠山的价值已经倒塌。而纵使是生活在农村的年轻人，也有大量人会选择身份摆脱。农村的荒废和凋零，成为新的可能景象。这本可以成为《生死疲劳》里一个更沉重的主题，白茫茫一片大地上剩下几个孤老，将成为悲剧的更大呈现，但是“轮回”、“入土”那光明而又煽情的尾巴使小说偏离了它的土地史轨道，而成为一个美好的愿望。

　　这个美好愿望在莫言偶然目睹佛像时奠定了，这个迷人的想法足够毁坏一部足够伟大的现实主义土地作品。

文：杨栗
出处：新京报

　　阅读《生死疲劳》这本小说，除了阅读本身的快感之外，我留意一个作家怎样讲故事。作为一个阅读者和写作者的双重身份，前一阵子，我在问自己：“什么是小说？”“你为什么要写小说？”在上溯到白话文运动之后，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能够在第一时间读《生死疲劳》，我问的是“什么是经典小说”？这个问题是针对莫言的，这样的期待是自然的。

　　狂欢与自我释放

　　46万字的小说，50年的高密城乡变迁，这是一部有文学野心的作品，也是对半个世纪历史的一次独特的、非正面的强攻。

　　正是由于文字的容量，由于长篇小说的这种尊严，故事的人物获得了成长与舒展的空间。蓝解放这个继承了蓝脸丑陋或高贵痕迹的毛小子因虚荣而单干，因单干而落寞，因扭曲而私奔；西门金龙这个继承了西门闹特质的小子能在任何特殊历史时期走在前列，“文革”中的闯将，养猪场的干将，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先锋。人物的命运和性格轨迹是如此差别之大，中间断层重重，他们如何维持一个性格的延续性？

　　试想自己，现在的自己与去年，5年和10年前的自己，童年的自己，恍如隔世，而且还不止几生几世。这样的风雨变幻如何说得清楚？恐怕写100万字，只写一个人，也很难让今人理解，一个80年代生人对70年代生人的某些性格特质已经难以理解也没有兴趣去理解了，这，却是一个写作者的使命，呈现自己，给自我的性格和历程续脉，一个痕迹，一个样本，这是一个写作者，我现在看到的我的写作意义所在。或许，这样的成长注定是缓慢的。

　　然而，小说终究是故事，故事就要有它天然的戏剧性。因此，这50年风雨竟是借了一头驴，一头猪和一条狗的眼光、性格与立场去讲。当畜牲的言谈被一本正经地作为一个正常的叙述去记录的时候，一种特别的效果就产生了。不过，小说家在此仅限于要讲故事，而不是去研究一个时代的畜性是否超过了一个时代人性的研究价值。

　　动物的可爱之处是本能操控，性态直率，顽皮狡黠，暴露无遗。所以，一头黑驴的闹腾，叫春，踢死野狼，一头牛的野性勃发大闹集市，一头猪的狡猾，奔月，成为沙洲上一群野狼的首领，一条狗的追踪和忠诚，它们牵引了故事的发展，目睹了这个本身就有些荒诞的年月的一些所谓重大事件，甚至间接亲历和引导了这些所谓的重大事件，这本身就是荒诞重重，具有了强烈的狂欢效果。动物的荒谬视角，集中了万能视角的趣味，因它可以无所不至，观察刁钻，又超过了“我”之人类视角的常态，加上了“你”之对话的随意，又搀和进了一个“莫言”小子，不啻于一次叙述狂欢，文字狂欢，阅读狂欢。

　　民间的月色在照耀

　　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是否就是民间的传统，我还在上溯，不敢断言，但是我感受了月光，一个强光时代月光的照耀———不知道这算不算够民间？或许我本是不太喜欢太彻底的民间的？粗陋的记忆，总要有些月色照耀才好。

　　月亮与月下的晴空暗影，或许就像择取动物言行一样，是比较容易得到保全的人性的真实辉光。日，是光亮，是无可争议，是万物生长之源，然而，月亮的阴晴圆缺，适时回避，更接近于真性情的流露。整部作品，除了动物们的真性，猪的可爱，大背景就是月光———一本厚书，书页上洒满了清柔的月光，呈现出各式各样的月光下的舞台。

　　卓尔不群、固执己见的蓝脸是在月光下耕地的，杏圆猪场的月色是属于猪十六的，沿着河水之下追逐月亮的一场则令人印象深刻。

　　“……这月亮同样是胖大丰满，刚冒出水面时颜色血红，仿佛从宇宙的引导中分娩出来的赤子，哇哇地啼哭着，流淌着血水，使河水改变颜色。那月亮甜蜜而忧伤……”

　　月色与整个作品的狂欢基调是一致的，非李白“对影成三人”的落寞或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的“难得清静”，是中式的民间狂欢的月色———让我想起那些年画上抱着大鲤鱼的胖娃娃，是典型莫言式的狂欢的月色———从形象到语言，亦庄亦谐，你可以认真研究，如我，在此可笑地思想和抄书，也可以只是享受阅读的过程，聪明人，或者还能看出其他的什么深意来也不一定。

　　月光下冷静的沸腾，是在一种极度压抑情绪下的爆发和解放，是强力一击，是想像力的反叛，然而，玛格丽特是俄式的，是一个基督上十字架的现代寓言，是宗教对现实的观照，而在中国只有现世———这恐怕在老子出关，在独尊儒术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仅就我有限的阅读，用动物的率真视角阐述50年历史变迁的狂欢之作这是独一份。

　　我甚至不愿意用继承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来给它扣上帽子，承继是必然的，没有一个人是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但是我更愿意人们知道这是一个独特的有个性的作品，如同莲花为衣，藕为体的脱生哪吒，如同东海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也是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作品。我期待这样的一振，而不是沉稳保守地踱步。

　　在《莫言王尧对话录》中，莫言就曾经说过，“毫无疑问，好的作家，能够青史留名的作家，肯定都是文体家”。

　　以这样的心境去写，且以这样的心境去读，就有最好的收获。莫言在他那篇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大概已经表明心志。

　　恰好，读完《生死疲劳》时看到一句话，《庄子·天运》曰：“今子之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刚巧可以回答什么是经典小说的看法。

　　上溯，正与下行不谋而合。

文：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如何绘制一幅乡土中国的新的历史地图？如何在一片对于“三农”重叠的、错杂的表述中凸现独特的对于中国乡村的理解？莫言的《生死疲劳》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最新的尝试，也是莫言本人对于他的农村经验的一次记忆的书写和展开。这部小说有一种难以承受的爆破的力量，它延续了莫言的强烈的风格化的特征和瀑布般流出的句子，但却又添加了一系列原来没有的新的元素。其中一些表记有着相当强烈的挑战性，如利用章回体的写作和对于佛教轮回观念的借用。这些表记都有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一种耸人听闻的氛围，一种突兀地回返传统的新的文学形态的呈现。这里的来自佛教的“轮回”观念的自由的借用中所表现的不可思议之感似乎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地主的转为动物的命运和来自动物视角的观察给了小说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恣肆的想像力的展开，而章回体的借用则将瀑布般的语言流放置在一个传统的小说装置之中，构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新的感受力。

　　这一方面使得小说的风格变得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挑衅的意味，说明了莫言对于现代性所形成的“新文学”的审美规范和文化秩序的颠覆和嘲弄，他把不登“现代性”大雅之堂的种种东西用在了小说里。让小说有了一股不平常的诡异和恣肆的感觉，显示了莫言奔放不拘的想像力。让这部小说有一种放肆越轨，自由自在的性格。我感觉这写法有点像拉伯雷的《巨人传》，如果没有章回体的控制，莫言的汪洋般的无边无际的表达会淹没一切，找不到我们阅读的线索的。另一方面，这也构成了一次对于小说的追问和再思。小说的表现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和“实验”文学出现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追逐新的可能。但近年来这种追逐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困难一面来自市场的压力，一面来自形式实验本身已经失掉新鲜感和刺激力的疲惫。于是，像余华的《兄弟》这样的小说就可以看到形式的实验已经消逝，市场的压力造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单调。而莫言的《生死疲劳》的意义在于它说明实验还有许多新的可能，这些可能还远远没有被我们打开。一旦我们跨出“新文学”的原有的规定性，我们就可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形式”并不是像今天有些人理解的那样狭窄的概念，也不是和内容脱离的怪物，它反而可以促成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思考的空间的生成。在莫言这里，形式从来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脱离内容的表达存在的，它就是内容本身，就是莫言的想像力的源泉。

　　在这个空间里，莫言给予我们的是关于乡土中国的当代史的惊人的描述，这里有家族的仇恨，有情欲和历史之间的不可思议的断层，有惊人的贫困和匮乏带来的焦虑，有狂热的理想国的追求的幻灭和失落，有新的市场化之下的乡土中国的新的希望、困扰和挑战。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混杂不纯，充满着莫言式的怪异的形象。但他所表现的诸多丑怪、诡异的形象都是这里的独特的风土和历史的表现。在这里，“风土”和民俗的记忆不是没有用处的装饰，而是生活的能量的来源。但不断试图彻底改变的宏愿对于风土的改造和引发的不间断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力量。当年计划经济的力量的冲击给予乡土急剧的“现代性”的改变，一种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失败和崩溃被彰显。这里蕴涵的人民记忆具有着强大的功能。莫言的表述里可以看到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刻的质疑。他的恣肆的笔触里其实有对于中国当代史的无尽的关怀和感慨。他的发现其实以感性的表现提供给人们对于记忆的真切地展开，这种展开告诉我们记忆中的“过去’的不可回返和不可重现。他指明了，过去的幻想的狂热没有带来新的希望，而失望和溃败乃是当时历史的一个必然。创造历史的强烈的冲动没有浪漫的结果，而历史本身的嘲弄也异常的残酷。这似乎是莫言的真正的力量所在。他提示我们理想的乌托邦因为不可能而转化为恶梦的无奈。转为动物的叙述者的奇特的观察里就包含着这样的悲剧性。历史已经不可能以那样的状态延续下去了，记忆所呈现的现实感的存在让小说的表述具有高度的反讽性。乌托邦的反抗世界的宏大叙事在小小村落的风土中铭刻的是失败的记忆。

　　莫言的表述也试图接近当下的农村，接近一个被全球化和市场化改变的农村，这个农村却是新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下的空间。被新的生产力所穿透的农村，似乎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规范，不断的破碎和不断的离散的空间感的出现显示了一种混乱的活力和混乱的热情也造成了问题。但无论如何，莫言还是觉得历史转向这一方面所具有的可能性和能量。无论如何，这是莫言作为一个对于农村有着最为真挚感情的人的心声的表达。

　　这部书有拉伯雷式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莫言的真正的感情和真正的凶悍。他的感情是对于乡土的，他凶悍是面对真实的。

文：黄昱宁
出处：新京报

　　以一个书评人的姿态，我有必要端住矜持，搬出术语名词来砸晕读者乃至砸晕莫言——就像《生死疲劳》封底上那四段广告词：将土地放在记忆的丰碑前……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吊诡和狂热、唏嘘和罹难……章回体、诗篇———排场既然已经摆得那么煊赫，分明是往宏大里折腾的架势，那么，眼下我鼓捣篇书评，无论是顺着它吆喝还是逆着它诟病，都不难做出抢眼的文章来。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再加上一串西式语词：魔幻现实，多角度叙事，复调，消解，《百年孤独》抑或《变形记》。

　　然而，以一个两天里一字不落地读完全书的人的姿态(注：版面字数49万，目测实际字数应超过45万)，我却只能先将憋了一肚子的话诉诸通感：字儿先在眼前晃悠，输进大脑转一圈鼓胀得太阳穴生疼，再从耳朵眼里蹦跶出来：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要命的是这锣鼓点快则快，偏纹丝不乱，音不飘来气不断———有那么一会儿我倒真盼着它卖个显要的破绽出来，好让我暂时扔开书，堵上隆隆作响的耳，闭上昏昏欲睡的眼。

　　且慢，也不是全没破绽。“这场九十年代初期的豪雨暴露出了那个年代的虚假繁荣外表下遮盖着的种种弊端。”(468页)纯教科书式的腔调看得我咯噔一下，类似鼓点密集处突然冒出一声刺耳的饱嗝———来自某个刚灌下三五瓶啤酒的胃。更典型的例子出现在小说的最高潮，故事大局已定，人物各安其命，主人公蓝脸的墓碑上给刻了那么一行字：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莫言啊莫言，如此高度概括主题的话您老都给嵌在小说里了，还要我们这些写书评的，做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既然已经成功地把故事讲到这般花团锦簇的份上，莫言其实应该对这故事所能唤起的共鸣，抱有更大的信心。来自土地，回归土地，这样的抽象概念已经来自故事并回归故事，大可不必煞费苦心地提炼出来，至少可以讲得再少点、再淡点。当然也有评论者意见正相反，认为莫言除了在《生死疲劳》里把故事讲得天花乱坠以外再无旁的长处———换言之尚欠深度，还有人主张要用“奥康姆剃刀”替这部小说的描写部分消消肿。对此，我不敢妄辩，只能小声嘀咕一句：“这‘天花乱坠’的故事，真的是那么无足轻重吗？说剃，就能剃得？”

　　那就回过头来嚼嚼故事本身。为了便于行文，先按下那些转世轮回的迷雾不表，从最核心的情节线说起。西门屯地主西门闹，1948年被枪决，其养子———原来的长工蓝脸与其二姨太迎春结婚，在人民公社大干快上的年代坚持“单干”，不惜妻离子散，一直捱到包产到户，捱到土地合久而分乃至被大批进城的农民抛在身后……时代(1950—2000)像个笨重的巨人，在所谓“螺旋形上升”的发展状态中气喘吁吁，而那一亩六分地和前后几头牲畜，却始终是他蓝脸立脚生根、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依靠。他就认一个死理：亲兄弟还要分家，你们闹到一块既没有道理也没有出路。是，道理就这么简单，我不想动用什么土地、生命、自由的大词儿来吓唬人，能就事论事地悟透如此朴素的表述，其实也就够了。

　　但这个核心故事不是用我这么老实的讲法展开的。叙事双方，一个是蓝脸的儿子蓝解放，他几乎是那些主要人物里唯一活到二十一世纪的———似乎活下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可以把这个故事以人的角度讲完，否则多半也会被作者打发到坟墓里“回归土地”；另一个，是故事还没开场已经死去的西门闹，他并没有作为一缕冤魂飘在空中俯视大地，而是转生为与主人公们息息相关的驴、牛、猪、狗、猴，最后以蓝家第四代的身份降生回人世———这样做的好处是，西门闹及其化身既实在又虚无地参与了这五十年的离合悲欢。小说里还有个“写小说的莫言”，有时负责融入故事里打造关键人物的人生转折点，有时又负责跳出故事外将角度拓展得更丰富更真假莫辨。

　　我不晓得这么叙述，会不会让人以为书写得很聒噪。而事实上，将这样庞大的结构驾驭得节奏清晰(写这几个字的时候，鼓点声再度于耳畔响起)，正是莫言在《生死疲劳》里最大的胜利。在我看来，文体的花腔并没有像某些评论者说的那样，扰乱、削减主题曲的旋律，更没有因为相当篇幅用动物的视角叙述就“怠慢”了人———这完全是一组互相补充互相刺激的关系。任何小说要解决的问题无非是“讲什么”和“怎么讲”。《生死疲劳》的“怎么讲”可以得附加分，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讲什么”该有的分数。举个例子，由人转世的动物个个灵性非凡，但它们所创造的每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片段都不挣开现实的基本认知，都基本不偏离故事行进的轨道。我说“基本”，是因为，像所有文气沛然的作家一样，莫言也有写着写着在枝枝叶叶上耽搁略久的时候———“猪撒欢”可读性最强，但累赘的耽搁似乎也最多。

　　最具争议的部分集中在最末一章“结局与开端”。人死得太多太快，戏收得太满太圆；为了将轮回的圆周填补完全，为了照顾结构之美，而将这一部分的情节安排得“面目可憎”(引某书评语)。我同意蓝开放和庞凤凰之死比较突兀，但是，站在莫言的立场上大约也可以反问一句：这样的评判其实还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上，谁说过我的小说一定得全盘皈依这道法门？谁说过小说一定得那么写？

　　至于那些嫌《生死疲劳》的笔触老在动物堆里厮混而没有充分展示人物心理的说法，我不以为然。在动物的独白中，你难道感觉不出人的倾诉与呐喊？西门牛的犟折射得出蓝脸的倔，西门狗和蓝解放一样蛊惑于庞春苗的气味与爱情。假如小说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还非得依靠“蓝脸心里想：……”来识别人物心理分析，那么，我劝你还是不要看《生死疲劳》吧。你的心脏肯定受不了那排山倒海的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