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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死疲劳》批评的回应
文：莫言;崔立秋
出处：文学报 2006年9月

    崔立秋:《生死疲劳》这部小说出来之后，批评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赞扬者认为它是一部史诗性作品，批评者则认为它几乎一无是处。前不久在《文学报》(2006年7月6日头版)上看到北大学者邵燕君的一篇文章《放弃难度的写作》，对您这部小说的创作提出了质疑。邵文这样说:“无论从当代创作的角度，还是从莫言自身的创作角度来看，都没有提供有意义的新质，更不用说有探索性的挑战。也就是说，这是一次虽有长度但缺乏密度并且放弃难度的写作。”您如何看待邵燕君的这个评论呢？

    莫言:我没看她的文章，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文章内容。(略)我一贯地认为，文学批评只要是能够自圆其说，能够顺理成章，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肯定要往最好里去写，肯定要把作品写得比较满意了才拿出来。拿出来之后，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反应，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是非常正常的。听到别人说好，当然自己会很兴奋；听到别人说不好，也会很兴奋，但那是另外的一种兴奋。我认为邵燕君的批评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崔立秋:邵燕君在文中首先批评的是您这部小说的写作的速度，她说:“写作的速度和质量到底有没有关系？至少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长篇不是可以靠灵感一挥而就的。有难度的作品就是写得慢，放弃难度的作品，才可能超速生产。”

    莫言:她当然可以这样批评，我也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解释吧？我觉得写作时间的长短本来不应该是作家向媒体宣布的一个话题，但是有人要问，也不能不说实话。面对媒体，我确实感到左右为难。你们提出问题，我如果不回答，就显得傲慢无理，而且也不尊重你们的劳动，但如果要回答，就必然要有漏洞，甚至授人以柄。书出来后，有人问我你写了多长时间，我不能把43天说成43年，只能实事求是地讲。此外，我并不认为写的时间长，就必然会出好作品；相反写的时间短，就必然出不好的作品。虽然我写了43天，但是我让人帮我录入电脑以后，一直在电脑里修改，连续修改了好几个月才拿出手来。这部小说修改的时间超出了实际写作的时间，我讲这个实际写作是指写完初稿、写完那900多张稿纸的时间。这里也有我的问题，我应该把修改的时间算在写作时间里，没有必要那么自鸣得意地宣布只写了43天。当然，即便加上修改的时间，相对于这样一部49万字(版面字数)的小说，也不够长。

    崔立秋:邵文还对小说的章回体这种形式进行了批评。她说:“‘章回体’的运用也是外在于文本，小说的结构并无‘各章回自成段落’的特点，叙述者也无‘说书人’的特质，除了‘字数长短’外，把章回回目换成西方小说式的章节标题并无分别。”

    莫言:我们古典小说里的章回体实际上是集市上说书人所留下的一种痕迹，他要收钱，要卖关子，就且听下回分解，后来就演变成章回体。那时候的章回体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是叙事的一种节奏，它在编故事的时候，事先想到一种关节，一种转折。我对古典小说缺乏研究，上述粗浅认识，难免贻笑大方。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说过，章回体在《生死疲劳》这本书中，只不过是雕虫小技，完全可以不要这个章回体，这一点邵燕君看得很准确。我的本意只是想让读者阅读的时候更加醒目一点。我自己在阅读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如果是一、二、三、四那么分的话，看一会我就糊涂了；我想，假如用了章回体，在阅读的时候就方便了许多。另外，我也确实想用这种方式，唤起读者对我们伟大的古典小说传统的一种怀念，当然也是我对古典小说的致敬。《生死疲劳》中章回体的使用并不是什么发明和创造，这是我对媒体讲的原意。至于此书有无“说书人”的特质，这个就比较难说了，我自己认为，多少还是有一点的吧？

    崔立秋:您如何看邵文所给出的“放弃难度”的写作这一评价？

    莫言:什么叫有难度？什么叫没有难度？难读的小说未必就代表了我心目中的难度。《尤利西斯》阅读的难度非常大，但是写作的难度未必有多高(这是我的狂妄之见，抱歉)。我想，这个所谓的难度，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抽象又很丰富的概念。她说没有难度，那是她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她有自己的难度标准。我可以不同意她的判断，但我必须尊重她的判断。不过我自己感觉还是有难度的，有难度与一日万言并不矛盾。写得艰难和小说的难度，不是一个概念。这部小说除了讲到了六道轮回，讲到了土地改革中过左的政策，更多的内容还是在后边。土改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是这个小说的简单背景，这确实算不上什么艺术创造，大概更是个政治问题，代表了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政治勇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张炜先生的《古船》就涉及到了，后来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我本人的《红耳朵》和《丰乳肥臀》，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杨争光先生的《从两个蛋开始》尤凤伟先生的短篇小说和刘醒龙先生的《圣天门口》都涉及到了。我着力塑造的实际上还是像蓝脸、洪泰岳这一帮人，着力想揭示的是从1949年之后，中国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最重要的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决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也决定了一个时期社会的经济的繁荣与凋敝。我对蓝脸这个人物倾注了心血和感情，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有这样一个敢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敢于不向大多数人投降的人，我觉得他身上包含了很多宝贵的素质，最后经过历史的发展，证明他的这种坚守是有道理的，是有价值的。还有洪泰岳，这样一个人，也是一大批农村干部的代表。80年代的乡村改革，土地承包到户，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那是惊心动魄。吊诡的是，不但像洪泰岳这样的人反对，甚至连一些地主、富农的后代都反对。洪泰岳们的坚守和牺牲，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虽然那样悲壮而滑稽地死了，但他保持了人的尊严，因为他也坚守了自己的信仰并为之献身。这就像虽然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失败，但那些早期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奋斗，依然有许多令我感到肃然起敬的东西。我认为我发现了历史当中一个有价值的个性和一个没有价值的个性，这个没有价值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从文学意义上看，洪泰岳也许比蓝脸更有价值。至于六道轮回，其实是一个时间问题，是这部小说的时空结构。这些是我要表现的重点，或者说是我自认为《生死疲劳》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而像章回体、土改等，确实没有什么难度，谁都会用会写，但我的着力点并没在那上面。

    崔立秋:最后，请简单谈谈邵文对小说语言的批评。

    莫言:关于语言问题，这更是没有办法的事，鲁迅的语言是公认的经典语言，但不也被一个名叫老志君的香港学者和台湾的李敖先生挑出了许多的毛病吗？鲁迅尚且如此，何况我这样的肤浅后学。我不同意老志君和李敖对鲁迅文体的判断，但他们的判断提供了另外的思维向度，当然有理由存在。有不同的声音，总是好事。

文：白烨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2期

　　《生死疲劳》出版之后，作者莫言接受采访时说到这部40多万字的作品是43天写出来的，随之引起了读者的质疑；其实一部作品的写作时间的长短，并不能直接和作品质量画等号；但《生死疲劳》是激情之作，却是确定无疑的。作品以章回体和“六道轮回”的故事线索，着力塑造了蓝脸等农人的生存与愿望，揭示了中国农民和土地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作品的精彩之处在于由不同的人物汇聚了一条记忆的河流，并由个人身体里动物拟态构成了集体性喧哗，作品一如既往地表现了莫言的超常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方式，逾越着并延展着“传统”。

文：王文捷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4期

　　作为一种语言文化“意义的给予与获得”，历史叙述无疑可以通过一种表象系统来理解､生产和交流其意指和价值。这种表象系统的意指，是对具体历史事物的社会空间､细节特征､抽象观念乃至其持续变化的一种表征①。其中的观念认为，历史叙事最重要的是创造性地书写人类各种生存仪式与象征物。而历史过程本身，也往往依照一种生存情境的表象来加以细致理解和分析②。换而言之，历史的文学表达并非要遵循客观科学规律去理解与阐释，而是去呈现富含历史反思意味的､蕴含丰富可能性的生活景观，作家应在生活的不断发现､把握和理解中创造历史的风景与具象。在这样一种文学意义上说，莫言的历史叙事依赖于“高密东北乡”独特景象的营造，其中乡土事物及其生动过程的表象世界成为他历史表达的支配性媒介。在《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及《四十一炮》等系列作品里，不同时代的异彩狂野､神秘纯粹而又蛊惑感性的事实与想象，包括其中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及其文化思维方式，使得“高密东北乡”的历史衍变为芜杂繁复的毛茸茸的文化世界。而莫言新作《生死疲劳》，则进一步显示他对于这种表象方式神奇力量持续的迷恋。
　　如果说，历史的症候总是通过个人复杂的习性和非中心的物象得以建构，那么历史认知也总是依赖于个体生命各种生景与生活模式的把握。正因为此，《生死疲劳》聚焦于乡民在文化环境与历史时间中的缓慢脚步，他们尖锐痛感的生存形态在密集磅礴的话语里得到清晰刻画，文化固化引发他们天赋禀性的停滞或反动都联结到历史的义理。我们看到，作家异常倾心于西门闹､蓝脸､蓝解放等乡民生存某种心性表现，他们忠实顽愚､孤独隐忍无不坚守着中国农民的历史伦理。小说第一章描写西门闹第一次轮回见到牛头马面的蓝脸意象，即可以看作是他们高贵纯粹的坚强､倔犟､超脱等心态性格的表征。无限崇拜依恋土地一意孤行单干的蓝脸，不入社不喊浮夸口号只默默耕耘，他以尊重维护土地的实在行为击穿了历史的浮躁和虚荣。作品呈示出不同乡民的生活意识与人生道路：蓝解放继承蓝脸的单干意识，在历史大氛围中总是处于生活落寞､心灵压抑､为爱私奔等反常情态，而继承西门闹特质的西门金龙，则能顺应时代而一直在社会中主动搏击(先后为“文革”闯将､养猪干将､富裕先锋)。他们命运没落与升腾的丰富表象清晰表明，人物性格行为情态与时代历史强力存在某种相互的影响。而其它如洪泰岳､黄瞳､吴秋香等“非主角”人物的生命流程，亦同样说明政治历史变异与人本灵魂变异的互动意义。
　　当人本灵魂的不同表象存诸于世俗生活的框架里，作家对贴近人性的执迷与对文化的自恋便是一种正常现象。莫言依赖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将笔触深入时间长河中普通中国农民个人生活中的隐秘。这些表面平庸甚至个性模糊的人(包括动物)，却存在以往我们所忽视却可能真正惊心动魄的文化思想潜在流脉，也正是这些众多的个人生活隐秘流脉合成了整个民族性格的秘史。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偷窥蓝脸怪异的月夜劳作，还是揭示一干乡民各自生活的内在祈愿，莫言的笔触都指涉到了文化心灵景象中意味深长的方面。由于中国乡土文化模式的强大存在，广阔乡村含蕴着滋生与培育民族文化精神性格的根源和基因，民族文化丰厚的内容一方面在乡土载体上得以长远稳定地延续，一方面也同样使得乡土人们的现代变革显出异常艰难的面貌。交叉厚重的人本文化环境表象的持续与异变，实际上在认知结构上为读者开拓了历史辨识的灿烂景象③。
　　批评家已经指出，《生死疲劳》的故事描绘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情境，包括半个世纪漫长的乡土历史中发生的转折､断裂､重复状况，种种充满荒诞气息的情节架构出浑然天成的历史寓言④。这些变形化的世象以零散破碎形态来结构文本的整体，通过个体生命轮回的不同动物与人眼视界段落来组合乡村历史。在方法上，小说则吸纳了很多新历史主义的叙事方式与元素(如“历史元话语”)，以“大头儿”､“蓝解放”､“莫言”这三元叙事话语构成三重对话，多角度再现乡村的时间历程并消解历史既成的确定性意义。由于莫言在意的始终是历史的某种表象化叙述，故而，小说全知式的宏大浩然气象与瓦棱重叠般的视角，明显地聚焦于历史外在关乎动物与人的某种戏谑化的幻梦叙事。那些人与动物体验的梦象，也始终是种种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的潜在集结，是乡民强大难以终止的记忆思维与某种连续性想象的体现。基于这种文化心灵史的想象，莫言的乡村历史表象的片断，在造成小说意义阐释复杂张力的同时，亦提供了历史可能性想象更为广阔多义的思索空间。
　　这种新历史话语结构意义关涉到历史叙事的民间传奇意义，即历史言说在文化各种可能的碎裂多义状态里，在民间经久的流传中必然被不知不觉地日常化､神秘化与奇异化。在《檀香刑》､《四十一炮》之后，《生死疲劳》事象叙述更坚决地回归民间魔幻情态，同时在体例上深远地后撤到中国传统小说的文化形式。莫言依循传统小说章回叙述､民间言说思维与民间精神特征，以民间丰实的想象构建出乡村社会狂欢化意象与情景。这部作品，通过人与兽､阴与阳､人与人､人与物几种想象关系建立了民间化历史风貌⑤。莫言这种民间表象叙述的机巧之处在于：依据人兽在现实生活中相互依存的普通情绪需要，以人兽相通的灵魂感觉和行为逻辑建构出人兽想象;依赖民间信仰的阳世与阴间期求沟通的意义，让西门闹多次转世来连接见证中国50年社会历史的变迁;以世间人与人､人与物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建构出奇特的情节，充分释放人的奇异感觉并混杂进种种对于“物”的体验，使民间乡村世界物象具有了多侧面的立体感觉。这种世间事物的感知或心灵的记忆效果，使其表象世界成为体现民间地域文化与民族生命意义的重要环节。
　　莫言曾言他的作品都是高密东北乡版图上的建筑，而《生死疲劳》是其中的标志性建筑⑥。确实，在这一乡土想象“建筑”的民间语境中，莫言通过他掌握的农村经验和土地材料，准确地看到了东北乡人们自土改解放到世纪末今天的挣扎过程。民间历史过程中一个普遍现象是，民间总是被某些宗教､政治与文化领域板结的秩序压抑，而精神欲望膨胀的民众又仍然渴望成为生活世界的主宰，故此人们在价值系统､道德观念､文明准则中一直延续着抗争和矛盾。小说透过动物之眼，将历史虚假与浮夸的行为，乡民在政治历史中的复杂欲求，他们狂热执著乃至扭曲异化的生活展示出来。世间的面貌在那些善良直率的动物眼中，无一例外显现出放荡“疲劳”与困沌无序的荒谬状态。莫言通过人与动物间种种激情意态的对比，突出了自然生存状态下各自精神世界彼此互渗的延展性镜象。
　　在小说的叙述中，动物寓言化的放肆物象充斥作品的整个结构，那些民间生境里与人联结紧密的动物的活动与命运得到“大写”。驴､牛､猪､狗们经历体验着社会生活的过程，它们随着时间转折的轮回视野扰乱了历史叙述的传统意味。这些动物的“前台”表演加深了民间地下的位置意义，历史被放置到一种卑微､细碎状态变得难以辨认。当这种风物书写风尚爆炸般地进入民间华美世界的表达，它必然紧密拥抱那些鲜活､绚丽的民间大众私密的经验与物象。这种民间大众经验的尽性激赏成为历史美学的新宗旨。在莫言笔下，那些沉潜于夜幕中的动物总是在黑夜中苏醒而骚动，它们在夜幕下本能地奔跑､飞翔､歌唱与舞蹈。于是我们看到属于黑夜与月光的种种激情化想象：驴潇洒的奔跑因出走而历险，牛在月亮之下的直立表演，猪跳出猪圈活动进行追赶月亮的神游，狗在圆月下的大会，等等。白天里被束缚､被驱使与被鞭笞的役畜动物成为黑夜的精灵，所有表象的魔魅声色其实是生命崇拜的感性力量的升华。黑驴的闹腾叫春踢死野狼，牛的野性勃发大闹集市，猪月光下狡猾奔跑成为沙洲上群狼的首领，狗对欲望的追踪与对人的忠心耿耿，它们真切顽皮狡黠性态的狂欢意象牵引着故事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年月里，动物们目睹甚至以自身命运亲历了重大的社会事件，各种荒诞效果的图景展示亦无不关涉那些强大的历史事实⑦。其中，动物群像与汹涌历史潮流中的人类群像还构成对应的镜像。动物的草帽歌伴奏忠字舞，动物的生存法则联结时代的政策命令，动物之王与人间之王行为的相应成趣，等等。在历史的这类新描绘方式里，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自然呈现与人工阐释､真实表现与虚拟结构的界限日益模糊，表象媒介观念的确立使历史成为充满内在张力的奇观化拟像。社会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合与对应关系，无不是自然身体､性别身分､文化记忆的渗透与改造的表象，所有历史变成了能够感知的或真或幻的人为化景观。
　　这类民间乡土意象的善恶伦理与谬误悲剧的叙述，无疑来自作者对故乡､土地､乡民的深入感知与自然体验。其表象的结果，已经进入并指涉一种更为阔大的文化感觉､评价和情感体系，引领人们对乡土生发更为多样的愉悦幻梦与神圣关切，甚至包括对乡土文化那些顽愚､荒凉与恐惧等意义的深刻理解。当历史滤去线性发展的正常逻辑时，作家的思考所在同样明确表征生活与文明那些让人惊惧的困惑。在小说里，每一轮回过程动物们的不同的死亡方式，就对应地表征着时代历史包含的血腥与荒诞本质。在这些意象中，驴被饥饿的乡人残忍砍死分食，牛被西门金龙百般折磨活活烧死，猪在复仇之际为了救孩子而淹死，狗在看尽浮华之后断念自绝而死，猴被蓝开放一枪毙死，生灵们在历史的荒唐与人类疲于奔命的玩弄中毁灭。这些动物们以世间弱者的身份和透明世事的智慧，烛照着在无数轮回中顽固不化缺少反省的人类世界⑧。悲剧中的动物对生命意义的折射以及对人性宽恕､怜悯等问题的关怀，在暴戾历史与唯美艺术具象的揭示中引出发人深思的内容。作家呈现历史进化历程中某些民间生景的“废墟”，其实正是一种沉思的现代哲学的点化方法，因为这种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自信前行与文明台阶的象征。
　　不过社会政治与历史制度的发展并非完全是台阶式的上升。乡土人们连接精神与肉体的“轮回”心理桥梁，也使得他们在悲剧中沉迷甚至失去自身日常苦难的记忆。《生死疲劳》的历史表象结构，以轮回运转作为中国历史永恒意志的庞大隐喻。其实，这一“六道轮回”并非佛教文化中相关概念严谨意义上的注解。西门闹六次轮回，仅仅是在“六道”中的畜生道与人道里转生了六次而已，其中没有因果关系的逻辑也不包含善的叠加与恶的消解。莫言不过是想通过不断更替的动物之眼，建立一种适当结构把想要表现的历史与生活人事连续地讲述出来。小说开头地主西门闹在政权更替时遭遇横祸而冤死，星移斗转经历了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为人六次由死而生的轮回。在中国民间这类想象里，乡村夜晚土地上轮回游荡的魂魄总是长久不散坚韧不屈。故而，小说文本提供着人与生灵在历史过程中的颂歌与悲歌，人物和动物猛烈展现着的是生命执著的奔腾不息的力量，本土生活欲望的激情正支配驱策着历史汹涌发展的浩大源流。小说扉页上明示：“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如果说，佛教认为生灵总是因欲望存在而生死皆“疲劳”，那么在这一因生死轮回而次第讲述的农村延续性生态里，人在人世，动物在畜道中的世俗存在无疑都是劳累与痛苦。只有当人与动物脱离这个生死轮回的状态，以大慈悲进入生命的自在平和境界才可以脱离苦海。在此，作品历史的日常生活表象化言说，与中国文化哲学观念呈现出不谋而合的密切互证。
　　莫言这部小说以六道轮回表达历史时间与生命关系的真实意义。纵观漫长历史时间的长河，生死的轮回文化可以给一个人提供一次又一次机会，每一个人经过生死考验时都无不期待重新转世。纵观这一繁复曲折的过程，人本生命的爱恨情仇､天下苍生苦难悲喜的浩瀚全景总是与时间的力量纠缠在一起。如果说普通乡民个体一个最普通的日子，也直接联系着一种文化､社会乃至政治诸方面的历史，个人欲望其实也是历史体制欲望的模拟与微观构成，那么，历史的轮回与生命的轮回便必然有着终极的同一意义。在《生死疲劳》不知疲倦的轮回意象叙述中，西门闹最初因为郁结冤屈力图反抗时间造成的遗忘，不过，历史时间生发的效应最终使其仇恨的记忆慢慢消逝。随着西门闹多次的不断转世，从最初为驴的屈恨，至为猪的满足，到为狗的得意，到转世为人的超脱，莫言最后期望的慈悲，关涉到从“仇恨的记忆”到“超脱的遗忘”某种天然化的自律，动物命运的认同与增强隐喻着人类逃离生死皆疲劳的具象方式⑨。小说最后叙述，暴戾欲望下人物生命尽数毁灭后均安葬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土地上的坟茔明示万物必然大化归一的指向。六道转世中的各种具象说明，“乡土社会”内部“草根力量”具有天然的鲜活诗性。当乡民生活挖掘提示出多样诗意且不乏深度的文化图像之时，这种植根于民间内部“草根力量”的层叠表象，便自发地表征着乡土中国民族特殊历史理性的丰富意义。
　　摸索历史文明的停滞､轮回甚至于倒退的真实原因，是促发人们至今一直努力复原历史文化表象的原动力。历史其实正像一面悬在时空深处的镜子，莫言对它匆匆一瞥的模糊影像中存在着某种状态的真实。他从《红高粱》乡土文化外在粗犷的物象勾勒，到《生死疲劳》深层次乡土生命的魔幻意义的解读，包括所延及的诸如自然身体感觉､乡土私生活史与易理轮回观念等丰富内容的猎奇，都指涉到了中国乡土人类在隐忍痛苦与理想召唤中经历的复杂体验，它们作为文化表象渗透出解读社会历史的潜在性与综合性的密码。这类文本表象手法对大千世界斑斓多姿意象的捡拾，正如影像蒙太奇一样显现着历史应如何关怀民生等深度的人文意义。虽然这种“影像”的效果具有自反性而不可测定，但我们仍然不能放弃这类历史表象探寻它所隐藏真相的方法。因为本土文化中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灵魂的联结､生命与死亡的意义､苦难与慈悲的转换，都是历史小说情景所应烛照的纷繁迷乱的重要意义。也只有这些“影像”，才能贴切自洽地表征人类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经验⑩。
　　王文捷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参阅文献：
　　①(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导言第10页。
　　②(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③(法)米歇尔•伏维尔：《历史与表象》，《表象的叙述》，吴士余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6页。
　　④陈晓明：《小说的魔法或给历史施魔》，《批评的旷野》，花城出版社2006年8月。
　　⑤王光东：《复苏民间想象的传统和力量》，《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⑥⑨莫言：《<生死疲劳>聊天实录》，新浪读书频道，2006年3月15日。
　　⑦杨栗：《对50年历史的非正面强攻》，《新京报》2006年2月18日。
　　⑧寒山拾得：《莫言<生死疲劳>》，新浪博客频道，2006年2月25日。
　　⑩莫言､李敬泽：《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新京报》2005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