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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浴女》在社会的大背景和家庭的小环境中，描写了女主人公尹小跳备尝艰辛的成长过程与情感历程：因母亲的红杏出墙和小妹的失足丧命，她背负了沉重的精神负累，疏远了与母亲的关系：妹妹尹小帆事事与她较劲，与其说是亲人，不如说是对头：她一往情深地痴恋着的大明星方竞，走近了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只图占有不愿付出的大俗人。她禁不住另位男性的追求而就犯，当她真正动心动情之后，又发现他早巳有贤妻。尹小跳在成长着也在恋爱着。但其心其情却漂泊游移，始终找不着应有的归宿。作品像是用一个高倍显微镜，细切而又精微地透视了一个中年女性在各种因素羁绊下事倍功半的一生，并通过女主人公的经历与感触，重新审视并扣问了亲情、爱情与友情，深入揭悉了女性与男性、女性与时代之间难以谐和的内在矛盾。尹小跳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添加着诸多的烦恼和困惑。她由一个纯情少女变成现在这个尹小跳，有很多意味值得人们去深入探究。作品在独特的人物和可读的故事之中，包孕了十分丰富的人生内涵，引人咀嚼，耐人寻味。

文：张锐强
朋友们都说我的小说题目不好，看了铁凝的《大浴女》才意识到的确如此。瞧瞧人家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正在洗澡的成熟女性。在评论家笔下，可能具有无限的艺术张力；而在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饮食男女眼里，则具有十分广阔的联想空间，一看就知道肯定是个能畅销的名字。

26万字的篇幅主要写了三个女性，尹小跳姐妹和唐菲，主题则是她们的什么呢？用爱情这个字眼有些肉麻，更重要的是多少有些亵渎；用男女关系这个字眼又过于直白粗俗露骨，那就只能叫感情纠葛了。对，就是她们三人与七八个男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时间的跨度很长，从她们的父辈经历文革直到后来的改革开放，从母辈的私情写到下一代的滥交（指唐菲），将她们从小写到大。一上来的这些笔墨好像都是道学先生的口气，假如果真给了读者这个印象那只能怪自己的才情不济，因为这并不是笔者的本意。客观地说，小说中性描写的场次就时下的行情而言还是比较克制的，而且笔墨也并不显得多么肮脏露骨或者放荡多余。铁凝在眼下的文坛本来就是一位颇具实力的、可以信任的作家，就像巴西队无论怎样不在状态、水平都不会像中国足球那么臭一样，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小说总有一个最低的水平保证，因此这本书本身并不算特别差，无论是叙述方式与技巧、结构还是人物性格的刻画；我不能容忍的主要还是围绕着它的一些炒作性新闻。

首先就是关于春风文艺出版社邀请这部小说参与竞争该社的“金布老虎”传闻，并且有消息说铁凝已经拒绝了出版社的这个美意。好像是为了印证消息的正确一样，评论家随后也对小说进行了无限拔高。小说怎么写，铁凝最起码是笔者的师爷辈分，但尽管如此，作为读者和习作者，小说好不好，多少还有一些直觉。大概只是因为作者是铁凝，所以主人公才能叫尹小跳和陈在这样怪头怪脑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名字，而且有一点可以保证，小说不精彩不抓人，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并不格外浮躁的读者有从容读下去的足够耐心。“金布老虎”的标准是美丽的爱情故事，试问小说中哪一桩爱情（如果能称得上爱情的话）纯洁而又美丽动人呢？唐菲的滥事不去说了，她舅舅的滥事也不去说了，就说尹小跳本身，是与方兢、麦克还是陈在？我承认每一次都有合理的、能够理解的、无可奈何的成分，但也不得不承认，哪一次也没有打动读者的足够的美丽当量。

时下作家主攻中短篇、将长篇作为利润工具已经不是新闻，比如莫言，中短篇小说几乎篇篇都有掷地有声的份量，但长篇小说《红树林》却完全是畅销书的路子，《大浴女》实际也是如此。评论家解释说这是一幅西方油画的名字，但普通读者既无法知道这一点（因为书中压根就没有传递这个信息），也不可能读出评论家笔下的那些含量。前些年我做邮票生意时，看见有个朋友在售品目录上对西方的油画邮票比如安格尔的《泉》、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等一律称为《裸女》，读完小说后我心里总是想起这个经历。作家享有写畅销书的充分人权，谁也无权干涉，令人厌恶的只是这样的东西却偏偏要往纯文学的圈子里钻。可以肯定，无论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披着狼皮的羊，最终都无法讨好。

文：李　华（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
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5年第3期

　　一、人性的嬗变 　　

　　孟子认为善是人的本性，而人类之所以“为不善”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外在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而此时孟子似乎已经找到了人性“善”“恶”之争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人其实“本善”，是时代，是社会，是环境，不断逼迫着人发生着不易察觉的变化。生存就是一种变相的悲剧性存在。人性中的善恶纠缠就像黑夜与白昼一样，而人性的交替是在时代和环境的“光合作用”下的一种有机嬗变。“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① “女人从孤独与隔绝的深处，悟出了她生活的个人意义。她对过去、死亡、时间的流逝，有着比男人更深切的感受；她对她心灵的、她肉体的、她思想的冒险怀有着深厚的兴趣，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在人间所拥有的一切”。②

　　《玫瑰门》正是以一个童年女孩儿在喧嚣混乱不平衡的岁月中，生涩迷茫地穿越生命之门为线索，用她善良纯真的眼睛见证了婆婆司绮纹“永不定格”的嬗变的一生。司绮纹受过“五·四”自由平等风气的感染，追求过爱情婚姻的自由，但最终仍未摆脱封建家庭的压力而成了庄家大少奶奶。在庄家，父权制度构筑的贞节牌坊始终压抑着她，丈夫弃家外出寻欢，放弃了一个男人对家的责任。无论她如何在家庭的经济困境中施展才能，恪尽妇职与母职，供老育小，她得到的报偿不过是丈夫的厌恶、凌辱和公公的恶毒、蔑视。为了获得做妻子应有的权利和境遇，她真诚地忏悔自己在初恋中的一时迷茫，忍受着新婚之夜的肆意侮辱和出去寻花问柳的丈夫，千里迢迢带着儿女去和留宿妓院的丈夫团聚，但得到的仍是无尽的羞辱、冷漠和仇视。她也争取过离婚、再婚，却只得到稍纵即逝的幸福和额上永远的疤痕。年深日久，生存境遇的压力，守活寡的性压抑，导致性的恶性爆发。她以性为武器，对道貌岸然又羸弱无能的公公发动攻击，用乱伦来颠覆男性权力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当然这是以个人尊严为代价的。借用尊严的丧失，力图挽回一个女人应得的权利。乱伦的威胁是对男性文化“以毒攻毒”的抗争。她在特定的境遇中，发生了出乎意料而又意料之中的嬗变。这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司绮纹，她受压抑而变态的性心理，转化成一种窥视癖，窥视自己儿子媳妇的性生活，跟踪监视儿媳与大棋的性交往，甚至当少女苏眉受到流氓性骚扰时，她不是用母性的情感去抚慰受伤害的心灵，反而对苏眉细加审问、盘查、责怪，还偷看她的日记……，这时的司绮纹已经失去女人的本质意义而有意无意地转变成男性权力文化的有力帮凶。

　　如果说《玫瑰门》通过司绮纹的描写来达到抨击人性恶的话，那么《大浴女》则是通过人性细腻的解剖张扬理想的人性。《大浴女》叙写的是章妩与尹小跳、尹小帆母女两代在感情（性）方面的恩怨纠葛。书中的核心人物是尹小跳，小说的全部故事几乎都是围绕着她而展开。她少年时代就目睹了一个“吃屎的城市”，怀着对父亲的爱和忠诚，对母亲出轨行为的掩盖，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在她的心里，既有对年幼妹妹的关爱和呵护，又有潜意识的仇恨（出于对母亲和唐医生的恨，在尹小荃落井的时候不施援助之手）。而她对方兢的爱和对这份爱的服膺，一开始就是以迷失自我、放弃自我为代价的，以至于方兢所有的反复无常、荒唐放纵都被尹小跳愚昧地合理化，她一开始就是以受虐的心态接受着他的为所欲为。这种近乎“伟大”的毫无原则的母性包容，受制于几千年来男性中心、男性本位思想的统治。尹小跳对爱情无保留的身心的绝对奉献，隐含着在文化不止和现实规定下女性被逆向强化的深刻悲哀。但同样是面对男人的致命伤害，她没有走向司绮纹是阴鸷扭曲，而是走向了更为博大的人生境界。全书最有意味的一句话莫过于“人生是追求完整的，而这个世界上最完整的东西莫过于一颗破碎的心了”。因为破碎，才更为清醒；因为破碎，才会承载更多，涵纳更多，拥有更多；“破碎”成了反哺和滋养自身的养料，她获得了足以抗衡尘世的自我平衡的心灵力量，及至多年以后再见到方兢，“她愿意以自己现在的这种形象去看他，镇静的，挥洒自如的”，在精神上战胜了方兢。她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陈在，但最终又以弃绝了这爱，拯救和完成了自己，完成了一个内心清洁臻于完善的自己。作者以抒情写意的笔致歌咏了她“内心深处的花园”：“她惊奇自己能为人们提供这样的一个花园，这样的清风和这样的爱意……那儿是全世界最宽阔的地方，我不曾让我至亲至爱的人们栖息在杂草之中”，这样，铁凝便试图以尹小跳的成长来完成对理想人性的想象性、理想性书写，从而表达对理想女性的呼唤与热望。 　　

　　二、争斗与抢夺 　　

　　所谓人性的恶与善，好像只是一念之差，但其深层的原因则来自于“人的欲望”和人的需要。

　　生存的需要是人生来就具有的一种最基本的自我本能。从人挣扎着出生到自己不情愿地回归黄土，无意识中就在为“存在”这个词拼搏。卡夫卡说过：“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 ③ “活着”指向的是庸常的过日子哲学，它的背后可能蕴涵着苟且；但“生存”所要强调的却是价值的确认。人为“存在”努力奋斗的同时也在不停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生存所具有的全部形式，都在向我们展示着生存之虚空。它展示于时空之无限与人在时空之有限的对峙之中；展示于现实存在物所存在的惟一形式——瞬息即逝的现实中；展示于所有事物之偶然性与相对性中；展示于没有满足之不息欲望中；展示于生活离不开的努力奋斗所带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沮丧中。时间，以及由时间所导致的所有的时间中存在之事物的终有一死，不过是生存意志——它作为物自身是永不毁灭的——向自身展示其努力奋斗之一无所获的形式。正是由于时间，万事万物才在我们的手中化为虚无，且失去其全部真实的价值。

　　《玫瑰门》中的司绮纹，从女性最基本、最内在的自然存活方式切入，在没有理性可言的特殊时期，为求“存在”，用自己的“恶”，用自己独有的女性生存智慧开辟自己的空间。在荒谬的年代里，以其更为荒谬的生存方式，求得自我保全。在苦水里泡大的司绮纹，生命的热情之火从没有熄灭，她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被社会承认，被环境接受。她糊纸盒，砸鞋帮，当老妈子，做教师，她对一切都做得尽心尽力，然而一个做过大少奶奶的人是很难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的。于是她又回到了家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她（严格地说她并没有真正参加这次革命，她只是以这场革命的次对象，被动而又主动地列席地参与了它），有保护自己的一面，也有显示自己甚至整别人的一面。她主动给红卫兵小将写信，恳切要求他们在方便的时间来响勺胡同没收她的几间房子和她祖上不劳而获的财物，她希冀通过自我革命进而达到别人的肯定。司绮纹不安于家庭妇女的平稳日子，渴望被别人承认，渴望发展自我，面对坎坷的人生之路不停息地寻找出击机会，试图在落寞孤寂中找到自己人生光辉的一面，从人性角度而言，是人性觉醒的征兆。可悲的是从一开始司绮纹就是在一种畸形的自我发展中徘徊，她的种种渗透着丝丝悲哀！为了自己的被承认，她迎和着“外调”者的兴奋点，不惜颠倒事实，捏造了一个越来越完美的“故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老年的她不适当地参与了别人的生活。这时她的参与带有变态性，然而也有显示自己和留恋生命及生活的一面。

　　实际上，追求参与和不懈争斗是司绮纹的性格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司绮纹的争斗时时处处事事都能表现出来。即使一个十来岁甚至几岁的她的外孙女一类的小女孩也能成为她津津有味的争斗对象。司绮纹之所以成为恶的象征还在于她有超出常人和使人震撼的争斗。自虐和虐人是她争斗性格的一种表现。是她争斗的一种方式。自虐就是自我争斗，虐人就是与人争斗；而在这种争斗中她既虐待了自己也虐待了别人。在脏桌子上喝糊豆浆和与公公的乱伦是典型的自虐；她精心策划的让苏眉亲临竹西和大旗的偷情现场，是对小女孩苏眉的虐待；对苏眉的虐待换来了她在这场争斗中的胜利；罗大妈大出其丑，从此成为司绮纹的手下败将；同时她也使竹西丢了脸，为自己死去的儿子出了气。


　　在《大浴女》中，铁凝将人的“欲”归结为人内心的一种“抢夺”。在小说中所发生的那么多凄凄惨惨甚至是血淋淋的事件和矛盾，有哪一件不是由于人内心“抢夺”的潜意识所造成的呢？对爱的抢夺，对利益的抢夺，对职位的抢夺，对名声的抢夺……尤其是那个尹小帆，几乎是时时处处都千方百计地与姐姐进行着抢夺。从一件风衣到生活的优越感甚至到情人，她无不抢夺。抢夺的本性在尹小帆身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即使是被铁凝试图作为理想女性来进行书写的尹小跳，内心当中又何尝没有着这样的“抢夺”呢？铁凝的深刻性在于，她总是能够在人们通常可以意识到的理性层面以外，寻找到一个更高或更新的意义层面。在这部小说中，“抢夺”的意味被作家隐藏在字里行间。小说更明确地揭示出来的，正是人们不太容易认识到的那种意义。小说通过尹小跳的心理活动作出了表达，那就是，对现实生活“只要她摆出了抢夺的姿态，她就必定失败。”这也许是许多人都难于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能够明白的。小说接着写到：“尹小帆就抢夺过，任何一个年轻气盛的人都曾经有过不同样式的对生活的抢夺，幼稚而又可笑。”因为归根结底，这就是人的本性。

　　文明靠着巨大的征服力训练着人的本能。文明价值的实现永远以牺牲个体的某种“自由”为代价。在这个世界上，谁能超离文明与生命的永恒冲突神仙似地逍遥？谁也不能。特别是女人。在失衡的时代面前，女人如轻飘的蒲公英遁入失去生命、从而失去冲突的自由空间，而男权依然在这一小空间里驾驱着女性永世的命运。 　　

　　三、罪恶与救赎

　　在文化种种清规戒律的强制下，尽管人类有着命定的无法逃避的生存痛苦，但在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形式下，男女两性的生存痛苦因性别之差是不对等的，而且必然依照文化的权威性质（是父权中心文化还是母权中心文化），以及文化的二元对立状态（两性对抗是居于中心地位还是边缘地位），表现出某些本质的差异。而人类文化的历史，主要是父权中心文化的历史，这样的文化史背景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生来有罪，即原罪，亚当和夏娃违抗了上帝的意旨，偷吃了伊甸园里智慧树上的禁果。在他们能辨善恶、知羞耻的同时，他们已经犯了罪。

　　这种“罪”在《玫瑰门》中则表现为女性肉体的觉醒，情欲的世俗化。铁凝展现了女性的原欲世界，从性的角度考察女性本体，进而上升到了性心理层次和潜意识层次。通过司绮纹的人物塑造展示了情欲从复杂到单纯，从痛苦的情绪到本能的满足，从毁灭性冲突到闹剧式滑稽的演进，实质上意味着曾经神圣、崇高，曾经不可替代的一切对象和价值的彻底世俗化。

　　“玫瑰门”是“女性之门”，是“生命之门”，又是代表着女性隐私的“玫瑰色”。肉体的觉醒无疑是女性感到自己作为女性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在禁欲主义时代，女性相信了自己身体是污秽不吉利的。男权社会的“性蔑视”使女性以自己的身体为耻，更不能以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身体。在这种背景下，女性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肉体并以此为荣，既是女性的发现与觉醒的标志，又是对男性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抗拒和对男性文化凋败的一则有力寓言。女性活生生的肉体和生命力备受压抑和禁锢，以及由此导致的女性对自己肉体的蒙昧和自闭，既是悲剧的表现，又是悲剧的根源。《玫瑰门》是关于女性压抑的无意识和潜意识的一次大曝光，它既是对男性社会非人性的控诉，更是女性自身的反省。以肉体的觉醒为起点的女性对自我真身的发现，是撕破男权铁幕的一个切口。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谈到：“恶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样让生命退出历史时间，生命不可能不沾恶。任何一种严肃的思想，一种真正的哲学，都不可能不认真对待恶。” ④ “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在日常的恶中生存就是崩溃。” ⑤

　　在尹小跳的一生中，她的灵魂深处有着两大罪恶是永远也抹不掉的。一个是尹小荃的死，一个是唐菲为她的调动而主动受辱。特别是尹小荃之死对尹小跳的一生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尹小跳也永远记住了她和尹小帆那天的拉手，和她在尹小帆手上的用力。那是一个含混而又果断的动作，是制止，是了断，是呐喊；是大事做成之后的酣畅，还是恐惧之至的痉挛？是攻守同盟的暗示，还是负罪深重的哀叹……”在尹小跳的内心深处，一直认为是自己拉住妹妹尹小帆的手而未能前去救援才导致了尹小荃的死亡，因此小说中才会出现这样的叙述话语：“人的一生一世，能够留在记忆里的东西是太少了。宏大的都是容易遗忘的，琐碎的却往往挥之不去，就比如一个人的手，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另一个人的手上用过的那么一点点力。”

　　是的，就是那么一个人的手在另一个人手上用过的那么一点点力，居然让尹小跳终生无法释怀，而一直处于某种沉重压抑的罪感心理中无法自拔。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尹小荃之死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作为章妩和唐医生偷情结果的尹小荃，是尹小跳和唐菲心中仇恨的对象，这种仇恨让她们无法释怀。正因为尹小跳在内心深处早就潜伏着杀死尹小荃的念头，所以她才会无意识地近乎本能地把这一事件与自己联系起来。铁凝的深刻之处在于紧紧地抓住了尹小跳这一潜隐的罪性情结，而对尹小跳的内在心灵世界进行了不失严酷的精神拷问与灵魂审判。

　　男人在“玫瑰门”中似乎成了附属品，被刻意地隐藏起来，而男权制度最大的受害者和最得力的帮凶都由女性来承当。千百年来，无数女人重演着这可怕而辛酸的命运历程，在这无穷尽的悲剧循环中，女性自身的救赎已经不可避免。《玫瑰门》把男性永久地、世世代代地推到了暗影之中，几乎所有的男性都被作为傀儡置于“缺席者”的位置。在这些孱弱无用的男性身上，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男性制度这个陷阱中，男人先女人被隔绝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女人试图通过战胜男性、残害同性来拯救自我，除了自己伤害自己外，还能得到什么呢？司绮纹，一个浑身充满悲剧色彩的女人，她一方面自责，把自己逼得没有喘息，并且虔诚地忏悔、想着赎罪，决心躬行所有的美德；另一方面，她又不断驱使自己寻找开脱。看到文革中被自己伤害的妹妹如此凄惨，她似乎觉得自己不像人，赎罪心迅速上攀，但当看到妹妹把钱卷起来，毫无顾忌地撩起衣襟塞进裤腰上的一个口袋时，她如释重负。“她只想着她这东程之行终于抵消了她对妹妹的出卖。‘装副假牙吧’！她想着自己那句最最真实的话，那话和妹妹撩起衣襟收钱的动作就是她抵消的证明。”

　　与此观照，在《大浴女》中，作者展示了一个女性怎样历经社会风雨和内心搏斗，走向涅磐获得新生的成长过程，一个从小女孩到女性自我和社会主体的获得过程。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成长”意味着那丰富的潜能打开通途的过程，意味着她在使自己成为自己，那需要不倦的努力，不断的自省，不断的改善和创造自由的健康心态，而这一切自始至终伴随着因正视自己被内化的事实而不可避免的心灵搏斗。

　　铁凝正是通过《玫瑰门》和《大浴女》这样的故事告诉读者，女人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挡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是有幸与不幸，不管是仍在孤苦奋斗还是被卷入庸俗。 　　

　　①②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第309、705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④⑤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第277、336、34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关于铁凝《大浴女》的解读
文：曹霞
出处：文化研究 2004年2月

     铁凝新近出版的《大浴女》是对她女性小说序列的一次超越。在她以前的《棉花垛》、《麦秸垛》、《玫瑰门》等作品中，社会、政治等因素作为主流叙述中的主导力量，主宰了女性的心灵和身体，遮蔽了女性心灵和经验的复杂性，表明铁凝的创作中尚留有男性视角的残余。《大浴女》则体现了铁凝更为自觉和成熟的女性意识，在文本中呈现为对女主人公尹小跳自我救赎的肯定，尹小跳从一个内心充满了原罪、卑琐和苦涩的女孩最终成长为一个内心坚定明亮的女性，完成了对自我的引导。在对女性心灵的变迁、沉浮和挣扎的考察中，铁凝开掘了辽阔的叙事空间，获得了抒写的自由。
     女性永远是铁凝关注的主题。拨开主流叙述的遮掩和枝蔓，可以看到她惯于将女主人公置于尖锐冲突的生存境遇中，在其中女性附着于又游离于父权话语，附着于父权话语是由于历史、社会的文化预设，因为生存着就无法逃离那已交织进肌质的文化成因，这使女性生存的底色中透射出广阔的背景；游离于父权话语则来自女性对自我意识的确证，男性成为一种符号，一种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载渡，而不是主流叙述中伟岸坚硬的男主人公形象。
     在《大浴女》中，尹小跳以及她周围的女性面临这样的境遇：她们或由于历史的压抑，或由于有意无意的过失，造成了自身的困境。尹小荃之死成为一个黑暗的接合面，游荡着尹小跳、尹小帆、唐菲、章妩等人不安定的灵魂。很少有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这样勇于展示女性在童年时犯下的罪恶，它意味着人物自此走进心灵的阴郁小巷，终生无法直面自己，正视他人，从而会限制人物的性格发展，这却是铁凝的独特之处。她认为：“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
     对于母亲章妩来说，尹小荃是历史罅隙的产物。“文革”期间，尹亦寻和章妩被下放到福安市苇河农场，留下一对女儿尹小跳和尹小帆。章妩留恋家中舒适的羽绒枕头，找唐医生开了病假条，与唐医生有了暧昧关系之后，她为唐医生生下了女儿尹小荃。历史的谬误诞生了鲜活明媚的尹小荃，却造成了对道德伦理的戕害。
     对于尹小跳来说，小荃的出生证实了一个阴暗的秘密，那是她一直不愿意正视的，这使她对章妩和唐医生充满了愤怒，她的心灵无处可躲。尹小帆则嫉妒尹小荃，因为这个小美儿的出生“直接动摇了尹小帆的优越地位，她是尹小帆优越地位的接班人。”但她们都对此缄默不语，只是拼命从精神上虐待冷淡尹小荃，直到她们眼睁睁地看着尹小荃扑腾着两只小手跌进了污水井。自此，小跳和小帆的心中留下了永难清除的罪恶感，这罪恶感穿裂了她们的一生，让她们在人世中行走得惊惶不安。
     铁凝将这罪恶感作为小跳心灵自我救赎的起点，也使之成为她心灵得以净化的因素所在：因为这罪恶感，她与尹小帆之间才有了成长的秘密和反差，她与唐菲之间的姐妹情谊才有了延续的坚实存在，她才能在与方兢、陈在的爱情中时时审视自己，拷问自己，最终直面这罪恶感，完成了心灵的自我救赎。
     在父权社会的主流叙述里，女性作为物化和客体化的存在，犯下的罪恶注定只能由男性进行救赎的。在反主流叙述中，女性自决的声音和姿态击破了男性救赎的神话，表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作为终结性的瞬间存在，在人世间都会沉沦，也只能进行自我救赎。铁凝在叙事中让尹小跳完成了心灵的自我净化和升华，表明了铁凝更加成熟自觉的女性意识：肯定女性成长中作为主体的自我救赎的能力，从而赋予女性坚韧的生命力，重新为女性经验命名。
     铁凝在《大浴女》中将尹小跳的自我救赎过程置于她与周围人事关系的对比、联接和发展之中。在无所皈依无所叛逃中，她最终战胜了自己，她残缺单薄的心灵日益丰厚圆满。
     铁凝以小跳和方兢的交往开始了小跳的主体化过程。在“方兢作品讨论会”上，小跳作为一个出版社的编辑认识了名人方兢。对于小跳来说，方兢是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出现的，小跳则以仰视崇拜的姿态注视他。但在方兢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有着清新气质的女孩而已，只能等待着被召唤被宠幸。当他意识到小跳最终会作为独立的个体与他一争高低时，他沉默且疏远了她，因为“他看出她长大了，不再是任他捏来捏去的面团儿，并且她居然不再欣赏他的坦率而且还和他辩论。”在“能给人心以启蒙的先驱”方兢看来，小跳不可爱了，因为她开始有了自主意识。方兢的精英心态一直未改，即使在唐菲为小跳去找他的时候，他还以这种心态自居。小跳却在铺天盖地的黑暗中完成了自己的启蒙，也开始了艰难的探寻。多年以后，在小跳决定与陈在结婚之前，方兢再次来到福安看望小跳，却惊讶地发现当初向他献出轻吻的那个女孩已不复存在。小跳也在对方兢的审视中，透彻地看清了方兢的虚弱和无赖气，这是一个走向成熟的女性的审视。在回顾那段狂热的岁月时，小跳承认与其说她爱上了方兢，不如说她爱上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无以消除的情爱文字，爱上了一种理想，一种信念。这信念投射到方兢身上，才让她驻足停留，当时光的石磨辗去了方兢身上的光环时，小跳终于可以“镇静的、挥洒自如的”面对他了。小跳作为一个女性，实现了第一次迷障的跨越，表明她战胜了自己——那个曾是客体，是被动接受的自己，她也由此获得了主体意识的生发根基，开始构建自我选择的生活。
     铁凝并未忘却那段潜沉于历史深处的罪恶，在小跳的心灵逐渐走向丰满之时，铁凝使它无处不在，布满了小跳生活的缝隙：小跳能听到三人沙发深处传来的小荃的尖叫，能从唐菲的眉眼里看到小荃的影子，面对章妩和尹亦寻时她也不得不想起它。与尹小帆不同的是，在合力“谋杀”小荃之后，小跳一直承受着心灵的责罚，小帆最后却将责任全部推到小跳身上。在尹小帆重提往事的时候，小跳的心开始往下沉，她终于要面对审判了，但她同时也得到了解脱。“她那下沉的心里竟然漾起了一股绝望的甜蜜。”这“绝望的甜蜜”使她开始正视那段罪恶，这也意味着她开始面对自己，踏上了心灵的自我救赎之路。相反，尹小帆却永远丧失了这种机会。
     如果说方兢的情感之刃锋利地切开了小跳曾经苍白软弱的内心，让她的心灵在刺痛中开始成长的话，陈在则一直伴随她左右，用他温厚淡泊的怀抱涤荡了小跳心中的罪恶感，完成了她的自我救赎。他们相知甚深，却面目平淡地在人流中擦肩而过，当小跳在麦克的表白中印证了自己对陈在的爱是如此汹涌如此坚硬时，陈在已经结婚十年了。为了小跳，陈在离了婚，他们为这迟到的情愫激动不已。然而，小跳却无法忘记她在小荃之死中的罪恶，小荃的尖叫和唐菲留在她脸上的唇印无法抹去。她深知自己脆弱的内心无力承担这罪孽，唯有陈在才让她有了倾诉的对象和欲望，陈在也告诉她，他曾看到唐菲打开了污水井的井盖，他作为目睹者之一，却没有将井盖掩上，一直难咎其责。在相互倾诉之后，小跳发现唐菲临死前留在她脸上的那个淡红色唇印不见了。他们在坦诚中纯净了心扉，他们的爱浸透了自省，也更加坚韧。只有在敢于直面罪恶时，罪恶才会消失，只有在罪恶消失时，小跳才彻底完成了自我救赎。
     女性如何才能确立自我意识，成为完善而自由的人？这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盲点所在。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指出，一个世纪前，妇女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权利，女权主义者摧毁了旧式的女性形象，但不再屈从依附于男子的女性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女权主义者也无法描绘。 对此，中国的女性评论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戴锦华认为，当女性“摒弃了男权文化中关于女性的话语之后，不可能不感到深深的迷惑、茫然与内在匮乏。似乎除了‘化妆成男人’和继续‘扮演（传统）女人’外，她们别无选择。”在《大浴女》中，铁凝以尹小跳的自我救赎对这一问题在叙事层面上给予了回答。
     除了男性的载渡，在小跳的成长路途上，女性的力量更为重要，犹如一张密密的网，织就了她坚实的存在。“醉生梦死的唐菲，不屈不挠的美人儿”以自己的死证实了尹小荃的消失，小跳再也听不见小荃在三人沙发下发出的尖叫了，“千疮百孔”的唐菲最后将唯一清白的唇印留给了小跳，为她心灵的自我救赎镀上了柔和明媚的色彩；自私狭隘的尹小帆和章妩衬托出小跳自我救赎的明亮彻底，在将“谋杀”的罪名推到小跳身上后，尹小帆注定将永远承载着心灵的重荷，行走在异国他乡，而章妩只能虚弱地接受来自家庭内部和外部的漠视、轻蔑。正因为有了这纯净、萌自生命底层的自我意识，她最终原谅了母亲章妩的整容、无理取闹，父亲尹亦寻的喋喋不休、含沙射影，“从此她不会去一味要求他们理解她了，她要扩大胸怀去理解他们”；在小帆告诉小跳自己即将与麦克结婚，她才会衷心地为他们祝福；最终，她才会劝陈在回到万美辰身边。因为经过人世沧桑的洗礼，她清楚地知道比爱更深的惦念才更有力量，她舍弃了一生的至爱，获得了内心的安宁。面对苍茫的车流人流，小跳孑然一身却坚定执着的背影照彻了黑暗的中心。
     与倪坳坳、多米等女性形象相似，确立了自我意识的尹小跳直觉地听从内心的召唤，而超越前者的是，小跳并未脱离现实世界，她真实地存在着，亲切而自然，她的自我救赎更为明亮。当她历经炼狱般痛苦的洗礼和蜕变之后，她的心灵变得“幽深宽广无边无际”。她在内心深处开掘了一块五彩缤纷的花园，并最终体会到：“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花园的，你必须拉着你的手往心灵深处走，你必须去发现、开垦、拔草、浇灌……当有一天我们头顶波斯菊的时候回望心灵，我们才会庆幸那儿是全世界最宽阔的地方，我不曾让我至亲至爱的人们栖息在杂草之中。”至此，小跳完成了心灵的自我救赎，丰满的心灵为她的自我意识提供了坚韧的基石，使她在随波逐流的生活中守住了自己。
     作为一种整体写作，九十年代的女性叙事使隐藏于主流叙事之下的女性生活渐渐明晰，在话语层面上颠覆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然而，该如何在叙事中重建具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铁凝的《大浴女》通过尹小跳心灵的自我救赎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初步的回答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