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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与苏联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合称为 “反乌托邦三部曲”。本书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书中描述的是对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预言——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特别可怕的是：人性已堕落到不分是非善恶的程度。《一九八四》是奥威尔辞世前最后一部著作。

极权统治我们都不陌生了，但翻开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还是会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从背脊升起：在一个名曰“大洋国”的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一段写于五十年前的绝妙政治寓言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有一天这一切再重现……从未在任何极权国家生活过的英国人奥威尔，何以有如此天才般的预见和洞察？其实就象丁春秋的逍遥派、东方不败的日月神教，作家们不过是透视了人性中最原始而丑陋的东西。

文：张桂华  
出处：博览群书 2000.10

　　《博览群书》杂志今年第五期上，唐师曾“关于《一九八四》的点滴回忆”一文，写了对此书失而复得的一段往事，珍视此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读后感到，唐文的表述，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这样的错觉，以为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的《一九八四》是内地读者最早得见的，那是不确的。花城版离现在已十多年，固然如作者所说“印数不多又年代久远，所以十分珍贵”，但此书的最初面世，更要早于花城版十年。

　　1978年8月，外文出版局研究室创刊编印《国外作品选译》，为内部发行不定期刊物。其“发刊说明”是：“《编译参考》为篇幅及性质所限，对于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包括：当代人物传记、回忆录、现代文艺创作以及反面作品等，均未能采用。为此，将不定期出版《国外作品选译》，选登上述材料，供领导和有关同志参考。”可见，这本刊物是作为《编译参考》增刊性质的刊物出现的，果然自第二期起，刊物封面上加上了“《编译参考》增刊”几个字。《编译参考》为外文局主办的内部发行的杂志，但所谓“内部”并没有怎样严格的限制，一般单位都可征订，显然，这也是《国外作品选译》的发行范围。但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都知道，是否“内部发行”，其选择国外作品的宽窄范围是大不一样的。

　　《国外作品选译》，每期字数不定，少则十万字不到，多则十五万字左右。每期刊载三四篇作品，曾刊有比较重要的作品有：萨达特的《我的生平》、《罗斯福别传》、《戈培尔日记》，赖肖尔的《日本人》、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文学作品则有美国哈莱的《根》、阿瑟·黑利的《最后诊断》以及这本奥威尔的《1984年》(这是当时的书名，不是《一九八四》)。

　　《1984年》自《国外作品选译》第四期刊载，连载三期刊完。译者董乐山，外文局正是译者当时的工作单位。第一次刊出时，在前有译者所写的“关于本书及其作者”(不知花城版及其他版是否原样保留?)，其中说明：《1984年》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有趣的是，第二次连载时，在前又来了一个“编者按”。此“按”比译者的说明要简短得多，词句大多抄自译者的前说明，不同之处是加了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像是表态的话：“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如此做法，不知其中有何奥妙，可能译载此书受到了“左翼”方面来的压力。有压力不是无端猜测，这里提供当时的一个传说作为佐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亚力山大编的《新概念英语》被引进我国。这是一套较新的原版英语教材，至今也仍是影响最大、使用最广泛的原版教材。但这四册一套的教材，最初引进时，只有三册，第四册却迟迟不见，总在过了一二年之后，这套教材才得以成套，第四册迟到的原由就在于奥威尔的《体育精神》一短文(可能是一长文的节选)，这并不是《1984年》中的片断，但据说就因为奥威尔是写过《1984年》的“极端反动的作家”，有关方面就阻拦第四册的引进而不让其成套。

　　《国外作品选译》这个名称似乎不久就废弃不用了，外文局研究室就以《〈编译参考〉增刊》的名目出版同样性质的国外作品，而且所出篇幅越来越大，内容也越来越集中，如出过好几厚本包括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人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不但出增刊，以后又出《〈编译参考〉丛书》，阿利卢耶娃的《仅仅一年》和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就是其中的两本。记得王蒙当时曾说，肖的回忆录不可信，必为他人作假，还记得王蒙当时曾从“卫道”立场出发慧眼独具地指出，这一批苏联及东欧的读物对事业的危害性最大云云。

　　包括《国外作品选译》时期以及其后《〈编译参考〉增刊》中的连载作品，以后曾有另外单独结集成书出版的，如赖肖尔的《日本人》和阿利卢耶娃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这两本书最初也在书背面打上“内部发行”字样。两本文学作品《根》和《最后诊断》，那是公开发行的。至于《1984年》，在花城版之前未曾公开出版过，似乎也没有列入《〈编译参考〉丛书》，结集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过。那么，《国外作品选译》连载的《1984年》，也就可算是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版本了。

　　真不觉得，这些已是二十几年前的往事，像是在谈掌故了。好在我们今天不但读到了所谓“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而且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也都公开出版了。不得不承认，时代确实是进步了。

文：何怀宏
出处：文化研究 2003年7月

    正好是在1984年，一位朋友借给我一本政治幻想小说：英国作家奥维尔于1948创作的《一九八四》。当时，这本书还是作为内部资料印行，与其它作品混订成三册。1988年11月7日，我又一次读这本书，那是在从成都讲学归来的路上，读的是正式出版发行的中译本。读完此书，我摇摇头，想驱走留下的可怕印象，列车正好进入了华夏文明最早繁荣昌盛的地方，窗外虽然夜黑如漆，但几天前从这条路上经过所见的情形还留在脑海里，给我印象尤其深的是一种荒凉──那种似与这块土地上曾经产生过的灿烂文明不相称的荒凉；那种与这一文明后来传播和扩展的地方──比方说秀丽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的荒凉。这块土地似乎已经把自己耗尽了，它曾经养育过多么悠久的文明，但现在似乎已经挤干了自己最后的乳汁。但我并没有深入其中，我对这黄土地潜在的丰饶生产力和人的坚韧的适应性可能还缺乏认识。我记得我也曾在来时久久地凝视着远处一些泛绿的黄土高墙，它们因其陡峭而像是山，而在达到某一高度之后又变得平缓而不像是山，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山，它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我开始还以为它是人类所筑的堤坝，它们有多少千年这样默默无语地躺卧着？一个搞地质的同伴告诉我说，它们是通过某种必然的造山运动形成的，还是通过某种偶然的灾变矗立于此，至今还是一个地质学上的谜。
     我就陷在这样一种沉思默想中。提供以上这些遐想的材料、契机和条件的，有对我所目睹的情景和我以前走过的地方的回忆；有我所知道的历史；有我能从旁人那里得知的科学知识；还有我目前在列车上的孤独和闲暇。这些因素都是使我的思索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我没有任何行动，我只是在懒懒地遐想，这种思想的权利和快乐似乎是任何人也不可剥夺、也不能剥夺的。然而，当这一切思绪都在窗外的黑暗中渐渐隐去，在列车"哐啷、哐啷"的声音中，读《一九八四》留下的印象却又重新紧紧地抓住了我，于是有了下面的回忆与感想。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被公认为是对一种集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描绘。最广的权力（power）也许包括那种对别人的最温和的影响力，包括知识说服人的力量、思想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感染人的力量、艺术打动人的力量等等，福科提出过"知识-权力"的命题，谈到过知识者的权力，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权力决不可与对知识及知识者的权力，对思想及思想者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与政治的权力，暴力的权力，强迫的权力，压制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因为要反对前一种权力（或以反对一切权力、一切影响力的名义）而就放过乃至纵容后一种权力。两者显然相当不同，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九八四》中的权力也就是这后一种权力，这是一种极端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思想观念。
     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从社会运动到中心站的邻里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
     而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到人心之中，通过控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在这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也许就是这种控制了。
     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于是这一社会的控制者就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把历史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对于当下的经验和思考，控制者鼓励一种"双重的思想"，所谓双重的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例如这样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自己的思想中容忍矛盾，使思想者非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相信党所告诉他的谎言是真实的，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
     控制思想的另一个办法是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对旧的词汇的成批、批的消灭，实际上也同样是在消灭过去。另外，这种消灭使词汇由词意的趋于复杂和微殊逆转为趋于简单，所谓《新话词典》的编纂者一语道破了其工作的目的：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他们将没有词汇来进行思考和向别人表达，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从此就不会再有异端的思想，而正统的含义就是没有意识。
     实施这种思想控制的根据是，现实世界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过去的历史和现的世界都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除了通过人的意识，什么都不存在，所以这个社会的一个核心党员坦率地承认，对物的权力并不重要，所谓权力乃是对人的权力，而尤其是对人的思想的权力，控制了思想和意识，就能控制客观世界。控制了人的记忆，就控制了过去；控制了人现在的思考、感觉和情感，就控制了人的现在；控制了人的欲望、希望和憧憬，也就控制了人的未来。而控制人的记忆、思考和希望这三者自然又是相互联系的。
     还有其它控制思想的手段，比方说通过塑造一个叫作"老大哥"的领袖形象来对思想者产生一种类似于韦伯所言克理斯马权威的人格魅力；通过在国内制造一个假想敌和与外国保持某种战争状态来渲泄某种可能产生的反抗情绪和敌对本能，并维持一种对思想控制很有必要的恐惧心理等等。但控制思想的最重要、最强有力支持仍然是毫不含糊的、赤裸裸的暴力，包括严刑拷打、苦役、处死等等。也就是说对思想的控制归根结底有赖于对身体的强制和迫害，而每个人的身体都可以说是脆弱的，会感觉到疼痛的，每个人都有其生理上最厌恶的东西，或者用萨特《死无葬身之地》一剧中人的话说：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副可怜的、软弱的、即使令人讨厌也很难摆脱的皮囊。
     奥维尔描述这一反面乌托邦的意义在于警告，而警告几乎总是有益无害的。这正面乌托邦不一样，古典的也是正面的乌托邦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对人类可能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危险的。顺便说说，我并不认为这种反面乌托邦会完全成为现实，并不认为这种全面和深入的控制有可能持久实现，其理由和我认为那种充满美好幸福的正面乌托邦社会也不可能实现的理由是一样的，即它们都对人性做了错误的估计。反面乌托邦也还是一种乌托邦，我们不宜忘记：被压制者是人，压制者也是人；被监视者是人，监视者也是人。如何挑选并始终保证这些监视和控制者的纯洁和坚定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此外，全面的集体控制使每一次私人行为都成为一次政治反抗行为，这也是这一反面乌托邦难于维持的一个原因，因为，动辄得罪就会使罪不成为罪，动辄就构成反抗就会使反抗队伍无比的浩大和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控制又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但我现在并不想探讨这个问题，令我感兴趣的和惊异的是奥维尔在描绘思想控制方面所表现的天才直觉，他所提及的许多控制手段确实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哪怕这种控制并不可能持久，它对一些个人、乃至一代人也是致命的。在历史是一瞬间，是一点小小的曲折，在个人却可能是整整一生。
     对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最彻底最极端的权力，是对个人最后一道防线的侵犯。如保持这一防线不致受到任意的摧残？是否能为思想创造一个延伸的公共空间？那些人将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思想钳制的痛苦？保留一种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有何意义？这些都需要一些人去好好想想。思想者除了自己的思想常常一无所有，他唯一能抗拒对思想的权力的，仍然还只是思想。因而，他不能不极其珍视这一思想的权利。

文：唐师曾  

　　1994年初，中央电视台女主持张越来采访我，光阴荏苒，现在我已记不清采访内容。当时，她借给我一大堆书，其中有几本给我印象颇深，如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人》和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人》是法拉奇一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写的是她的的情人、希腊民族英雄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孤军奋战，毫不妥协”最终被人谋杀的悲怆故事。《一九八四》是英国文豪奥威尔1948年弃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作者从社会主义人道出发，抨击极权扼杀人性。张越借给我的这本译著出自名家董乐山之手，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她告诉我，这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苏联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合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由于印数不多又年代久远，所以十分珍贵。
　　我这才意识到，我手中突然聚集齐了“十分珍贵”的三部曲。在此之前北大生物系吕植曾送给我一本《美丽新世界》，该书从生物学角度把未来社会描绘成“共有、划一、安定”的孵化室，全体社会成员一律由试管统一孵化而出，千人一面、万众一心。这位生物学博士嘲笑我像该书中的主人公——因孵化事故制造出来的异类、那位到处碰壁的倒霉蛋。此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欧阳冰清又送给我一本扎米亚京的《我们》，尽管这些书对我未来影响重大，但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些书因“十分珍贵”而具备的收藏价值。
　　我这人素来缺少独自吞吐天下的雄心雅量，偶有新得必拿出来臭显摆，这种劣习让我饱尝苦头可积习难改。碰巧张越采访我不到一星期，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又来采访我，我小人乍富忍不住把手头的三部曲拿出来展示。年轻的编导果然慧眼识珠，一眼就盯上那本《一九八四》，说要“借”回去复印。我闻言有些犹豫，由于该书借自张越，我担心一旦不测不好交待。可抬头面对中央大台信誓旦旦的恢弘气势，不由惭愧自己太小家子气，踌躇再三最终还是狠着心把书借了出去。不过再三叮咛，书是朋友的，千万仔细保护，如方便请帮我多印一份，复印后尽速赐还，我好完璧归赵。
　　不料这一去与《一九八四》竟成永别，“东方之子”虽照来不误，采访由单机拍摄到双机拍摄，甚至跟着我离京出差，可直到功德圆满，“借”去的书仍如泥牛入海。幸亏张越是仁义之人，并不催我还书，可我做贼心虚，每见张越都如偷了人家东西，躲躲闪闪。大约过了大半年，我实在忍不住，打电话找到采访我的那位编导，问借去的书何时能用完。答曰，早就让摄影师还给你了。我大惑不解，忙解释说自采访之后我就没见过这位摄影师。编导日理万机十分繁忙，听罢答应抽空查问一下，以后又是泥牛入海。我预感不妙，抓紧时间升天入地跑遍北京大街小巷，希望能尽快买到一本同样的书以防不测，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我万般无奈只得解铃还找系铃人，抱着电话一催再催，厚颜无耻之后总算有了下落，电话那头说“书的确交给那位摄影师了，可那位摄影师是通过社会招聘的，有段时间没来上班了”。言罢给了我个呼机号，让我自己直接呼他。我大喜过望，升天入地总算有了下落，同时挺为自己的失礼不好意思。于是连忙打电话呼叫那位摄影师，可寻呼台小姐称，这台呼机已经半年多没交费了。我老羞成怒地再找到那位编导，她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两天把老头儿董乐山做成东方之子，从他家里拿一本。我再次闻言大喜，于是整天呆坐在电视机前，期盼董老先生早日变成东方之子。可时光弄人，时至今日东方之光似乎仍不肯照到董乐山身上，由此我走失的书自然仍旧是泥牛入海。
　　据心理学家研究，人一旦受了委屈，至少会向50个人抱怨，我抱怨的头一个人就是北大哲学系的学长——书商王炜。我把王炜称作书商其实有辱斯文，因为即使到现在，王炜的真正职业仍然是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教师。俗语说“奸商奸商无奸不商”，我这人太守旧，对所有商人都持有偏见，特别是我原来一位挺好的同学因经商逐渐没了人味，由此更觉得凡书生开店都尤为可疑。所以长期以来，我与书商王炜之间走得并不太近。
　　我是大病住院期间逐渐与书商王炜开始来往，成为莫逆之交的，尽管此前他与我素昧平生，可当他看到报上说我生命垂危残生难保，马上延医请药设法挽救我的生命。由于当时医生诊断我只能再活两个月，我也自觉生命无多，于是一面在病房里赶写《我钻进了金字塔》、《我从战场归来》，一面抓紧时间回忆今生还欠谁什么东西。“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告诉书商王炜，我不欠谁钱，也没人欠我钱。可我弄丢过中央电视台女主持张越一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小书，如果我小命不再，千万设法找一本代我还给张越……。
　　弹指一年过去，不想苍天悯人，我辗转几家医院，听任中西医将我通体贯通之后，病体居然很有起色。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除白血球、血小板仍不及格外，主要机能开始好转，甚至获准出院。久病之人重见阳光再度拥有生命，觉得污染的天空也变得格外之高格外之亮，冻蛇复生般的我，早把自己病危时的善言善行忘到九霄云外。
　　直到今年年初，风入松书店一位陈小姐来电话通知我去取预定的书，这才想起多年前弄丢人家的那本书《一九八四》。喜出望外之余，我风驰电掣地赶至北大南门风入松书店，可惜天时已晚王炜不在，只留下牛皮纸口袋中的两本小书。这是两本崭新的《一九八四》，杏黄色封皮，黑体书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译者仍是董乐山，但与花城版相比内容又有了修正，如“电屏”改作“电幕”等。唯一缺点是字号极小，我久病初愈看了头疼。书价也不贵，每本才十一块一毛钱，我见状狮子大张口，要求再买十本准备分赠当年喜欢此书的同志好友。不料店家说什么也不肯卖，声称只能拿走这两本，其他的书老板没让动。我不由责怪王炜的风入松太不会做生意，哪有有书不卖有钱不赚之理?难怪生意不景气!边说边掏钱包准备付书款，可风入松店员却死活不肯收钱，说老板特意关照，这两本书是他“个人特意送给唐老鸭的”，决不收钱。我更为诧异，凭什么守着书山不卖，却宁肯白送我两本书价才十多块的小书?
　　我开始怀疑自己有问题，事后，我托人再到风入松书店替我买10本《一九八四》，结果仍是无功而归。去的人回来说，这本书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中的一本，全套共一百多册，出版社规定不能拆散单卖，要买就得买一整部。我这才恍然，王炜为我搜集这两本十几块钱的小书，就得拆散售价两千多块的两整套书，难怪风入松店员不敢随便做主。
　　怀揣两本价值连城而来之不易的小书，我终于又可以坦然地面对张越，笑傲江湖、谈笑风生、海阔天空。张越满脸笑颜双手接过新版的《一九八四》，仔细打开崭新的书本，详细翻阅版权页之后，并不戳穿我隐瞒了五年多的阴谋。张越是好女孩，好女孩心细之外还绝对善良，善良的女人决不会让别人难堪。其实好心肠不仅女人才有，书商王炜就是男人。

文：小燕儿
出处：网易 转自豆瓣 2006年9月

《一九八四》是一部恐怖小说。

我这样说，绝不是指鬼影憧憧或者悬疑凶杀。它的残酷不在于破坏了人，而在于肢解了人性。

温斯顿面对饥饿的老鼠最终喊出“让它们去咬裘丽亚”，我最后的心理防线也溃败了。这种恶心远远超过《檀香刑》所带来的简单厌恶，就好像你原先只是因为看到别人当众排泄而感到形状丑恶，现在你意识到其实你自身就是一团粪便，你开始全面怀疑并且恐惧。我的比喻太粗俗，我也不想这样写，但这是我现在唯一可以想到的。

我又好像把《一九八四》说成了一部关于人性的小说，忽略了它的政治讽刺意义。我觉得，首先，关于政治，奥威尔已经写得非常清楚，无需我这样不谙世事的孩子去感慨；其次，英社实现思想与情感控制的手段，也就是消灭人性，把个体变成一颗颗毫无差异的脱了水的玉米粒。

关于篡改历史与记忆，我没觉得什么特别稀奇；但关于“新话”的发明，通过取消意义来取消思想，实在是一个高明的想法。正如书末所附“新话的原则”所说，一大段关于自由与平等的《独立宣言》，译成新话之后只剩一个词——思想罪。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书中有很多很值得记住并玩味的话，例如“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还有“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样似是而非、矛盾而绝对的口号，本身就有一种内在的恐怖，让我的心好像一下碰上了电熨斗。

董乐山翻译的版本很好。

稍微翻了一下另一篇傅惟慈翻译的《动物农场》，大概意思应该是打着平等旗号的运动中一样充满对于权力的角逐。想起以前读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中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质疑，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比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由谁来解读。

前两天看《社会学家茶座》的时候，又有另一句话，大意是——统治者从来不否认新闻和历史应当以真实作为最高价值标准，他们只对“真实”做出定义。

在奥维尔的年代过去之后，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是一种比“忘怀洞”更现实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