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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伽丘（1313—1375），意大利著名作家。《十日谈》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

作品叙述一三四八年佛罗伦萨瘟疫流行时，十名青年男女在一所别墅避难，他们终日欢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其中许多故事取材于历史事件和中世纪传说。卜伽丘在《十日谈》中歌颂现实生活，赞美爱情是才智和美好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对封建贵族的堕落和天主教会的荒淫无耻作了有力的讽刺。作品采用了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串联起来，使全书浑然一体，作品语言精练幽默，写人状物，微妙尽致。

文：诗心灿烂
出处：青年文摘 2005年5月

　　《十日谈》，谈尽了兽性的人的假丑恶，谈尽了精神的人的真善美。人的天性，被伟大的雕刻家塑造成活的形象，大胆地置于阳光下的我们面前；人的不容违背而常在违背——人为地强行违背着——的天性真实地被证明了。人类真实存在的东西，却盲目、野蛮、别有用心地压制它，囚禁它，千方百计地否定它，毁灭它，这真是人类的一大悲哀！这是惨无人道、罪恶绝顶的行为！但愿人的天性随着卜迦丘的灵魂，一起从历史的桎梏下得到解放，升入天堂！但愿这作茧自缚的愚昧历史早早坠入地狱！卜迦丘万岁！
　　　　　　　　　　　　　　　　　　　　　　　　
　　　　　　　　　　　　　　　　　　　二
　　看过《十日谈》全译本中未曾得见的故事后，却不明白这些故事为什么不能看，与其他故事有多大的区别？似乎这些故事的内容从实质上看与其他故事是一致的，并且有些还是有所谓积极意义的，并没有比其他故事更“黄”之处，有的根本就没那方面意思，而是很有趣味的艺术品，既幽默又高尚。那些假道德家们自己干尽了坏事，满脑子乌七八糟的东西，还硬装作高洁，结果把高洁的东西视为低下而舍弃了，这样更暴露出他们肮脏的思想和低级趣味。
　　好人并不能因为读了坏书而变坏，坏人也并不能因为读了好书而变好。同样，坏人并不能因为他说了好话就变成了好人，别人也不会因此把他就认为是好人了；那么好人也不会因说了坏话而变坏和被别人视为坏人。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于本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是不容易转化的东西。但所谓好人和坏人，虽然品质不同，可是有相近的人性。因为都是人，都有作为人所应有的需要，只是满足需要时的思想、方法及目的不同才有好坏人的区别。可有些人却偏偏置此不顾，明明知道他人的缺点自己也存在，甚至还要超过他人，却一定还要去怀疑他人、指责他人而标榜自己，其实这样做适得其反，正显示出他们的阴险和无知。一种完整的东西，非要按自己的心理去衡量它，只因他有见不得人的思想和行为，怕别人不知道，所以就把完整的拆开，再组合起一个支离破碎的东西给人看，这是何等罪恶行径！岂不知不完整的好东西会成为坏东西，而不完整的坏东西就更加坏了；完整的好东西能给人完整的思想和启迪，完整的坏东西能给人完整的憎恨和教训。何况本来是好的东西却硬以为是坏的东西让人们去防范，不是荒唐可恶已极吗？很正常的东西，很自然的事情，却非要把它视为豺狼猛兽，这样做的目的和结果一定会使它真的变成了豺狼猛兽，有多少可悲的例子和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尤其在中国，这类的所谓的经验太多太多，所历经的时间也太久太久了，这是非常惨痛的事。难道能说这是中国人的幸运而不是不幸的中国人吗？可恨的是总有人想延长这种不幸，可喜的是今天终于出版并发行了全译本的《十日谈》，终于能看到这本译者序言那样的思想和愤慨了。在这一壮举之下，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觉醒和解放。不幸的年代和人们是不幸的过去，幸运的人们在今天这幸运的年代里不会在明天尝到昨天的不幸吧？虽然今天的幸运还只是一种趋向，还是不完全的，可是正向着完全冲去，不是吗?!
　　这部全译本比割掉二十七个故事的择译本虽然粗糙些，但这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再精细的不完整也是人们不希望的，只能给人遗憾和痛恨。这部全译本的通篇没有一条注释，也并没觉得有不明白的地方。这部1989年的全译本分两册（1－4日；5－10日），与那本1985年择译本的字数相近。
　　　　　　　　　　　　　　　　　　　　　　　92．10．16

略谈《十日谈》的社会意义文：方平
出处：读书 1979年第8期

    1348年，欧洲中世纪，一场可怕的瘟疫爆发了。繁华的佛罗伦斯丧钟乱鸣，尸体纵横，十室九空，呈现了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卜迦丘在《十日谈》里一开头就描绘了这样一幅阴惨的画面。接着，他叙述道，在这场浩劫中，有十个青年男女侥幸活了下来，他们相约一起逃出城外，来到小山上的一个别墅，周围尽是一片青葱的草木，生意盎然；别墅又修建得非常漂亮，有草坪花坛、清泉流水，室内各处都收拾得洁静雅致，十个青年男女就在这赏心悦目的园林里住了下来。他们唱歌跳舞之外，每人每天轮着讲一个故事，住了十多天，讲了一百个故事。
    从一座触目凄凉的死城，忽然来到阳光灿烂、歌声欢畅的人间乐园，这一对比是强烈的，真是换了天地，叫人眼前为之一亮。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可说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就象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的森严统治下解放出来，人们忽然发现，这现实世界是多么美好，多么值得歌颂啊！
    马克思曾经指出：“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真实的幸福。”①《十日谈》里那些充满着对人生的热爱、一心追求尘世欢乐的故事，就是抛弃了天国的幻梦，宣扬幸福在人间。卜迦丘的这部杰作，可说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春天气，冲破寒意，而傲然开放的一朵奇葩——那笼罩大地的寒意，象中世纪黑死病般摧残人间，就是庞大的天主教会的黑暗势力。
    我们只有把这部古典名著和它的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珍惜它在历史上的巨大的进步意义。
    开卷展读《十日谈》，我们看到，头上接连四个故事，全都是对当时炙手可热的天主教会的讽刺和揭露。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为首的四个故事，好象一篇勇敢的挑战书，更象跟敌人进入前哨战的一阵密集的排炮，显示出不可轻视的力量。卜迦丘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自己作为一个人文主义作家的历史使命的。
    在那开头的四个故事里，让我们首先挑第二个故事读一读吧。巴黎有个丝绸商扬诺和一个犹太商人十分友好，几次三番苦劝他抛弃犹太教，改信正宗的基督教。最后，那个犹太教徒表示，如果非要他改变信仰不可，那他先要到罗马去考察一番再说，看看天主派遣到世上来的代表(教皇)和作为他兄弟的四大红衣主教的行为和气派究竟怎样。他赶到了罗马，在教皇的宫廷里他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呢？
    　
    他们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违反人道，耽溺男风，连一点顾忌、羞耻之心都荡然无存了；因此竟至于妓女和娈童当道，有什么事要向廷上请求，反而要走他们的门路。……
    　
    他又继续留意观察，把这些寡廉鲜耻之徒的所作所为全都看在眼里了：  
    他们个个都是爱钱如命、贪得无厌，非但人可以当牲口买卖，甚至是基督徒的血肉，各种神圣的东西，不论是教堂里的职位，祭坛上的神器，都可以任意作价买卖。贸易之大，手下经纪人之多，决不是巴黎这许多绸商布贾或是其他行业的商人所能望其项背。……
    　
    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使那严肃端正的犹太人得出结论：罗马哪里是什么神圣的京城，乃是藏垢纳污之所；教皇、主教这些人本该是基督教的支柱和基础，却无恶不作，无非要叫基督教早些垮台，有一天从世上消灭罢了。
    至此，读者一定会象扬诺一样，以为他再也不会皈依基督教了吧；可是就在这里，卜迦丘显示了一位短篇小说作家的技巧，他让亚伯拉罕把话头一转，使故事得到了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可是不管他们怎样拚命想把基督教推翻，它可还是屹然不动……。这么说，你们的宗教确是比其他的宗教更其真诚神圣。”因此他竟下了决心，到教堂去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了。
    作者本人是个天主教徒。他做不到象无神论者那样，从宗教的反动本质来彻底推翻宗教。但是他不给天主教任何说得响的理由，把它的值得存在下去，仅仅说成在于它本应该象一个被蛀空了的大厦那样倒下去，却终于还支撑在那里。这，在我们看来，对于一个宗教徒而言，几乎已尽了最大的讽刺能事了。

    这篇故事带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就象全书的楔子(说十个青年男女每天轮着讲一个故事)在艺术结构上成为全书的一个框架，这第一天第二个故事，可说在主题思想上为整个作品定下了基调。它简直是射向敌人大本营的一发重磅炮弹。真的，《十日谈》就它的主体而言，是站在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对于教会僧侣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作者面对强大的敌人，无所畏惧，又是冷嘲热讽，又是嬉笑怒骂，书中许多最好的故事，可说是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对于第一天第二个故事所勾勒的轮廓，进一步地、多方面地赋予血肉，充实内容。它们让读者发笑，它们让读者叫绝，它们让读者感到愤怒。一句话，在卜迦丘的犀利的笔锋下，神圣的封建教会显现了它的原形！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这样指出：“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②
    这是因为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里，罗马天主教会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它是各国最大的封建地主，也是封建制度的最顽强的精神支柱。它给封建宗法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光彩。天主教堂遍布在每个封建庄园、每个新兴的城市。每个地区又都有它的修道院，它的宗教法庭和异教裁判所。不分贵贱高低，人人都是它的教民。对天主教会所立下的专断的教义不容许有半点不同的意见。这样，庞大的天主教会又象编织得密密层层的大蛛网，几乎张布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它的势力伸入到每个偏僻的角落，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对人民除了经济剥削外，实行全面的、无孔不入的精神统治。因此情况必然是：“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③
    我们也正是首先从这个意义上，对于《十日谈》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给予它历史上的应有评价。
    全书第一篇故事是反蒙昧主义的。它讲一个生前无恶不作的坏蛋，死后，按照基督教义，理应下地狱去了，却被教会奉为圣者，为他的落葬举行隆重的仪式，沿途唱着圣歌，哄动了全城；后来他的圣名越传越广，男女老少对于他的敬仰与日俱增，逢到患难，都赶到教堂向他的神像祈求，果然，“天主假着他的手，显示了好多奇迹”。
    天主教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罪恶统治，竭力推行蒙昧主义，务必使人民丧失思考的能力，浑浑噩噩，卷进在狂热的迷信的逆流里。卜迦丘却在这里揭露了所谓“奇迹”、所谓“圣徒”那一套，其实从头到尾是一个大骗局，是一场可笑的活剧！
    卜迦丘在其他一些有意义的故事里对封建教会的蒙昧主义继续进行批判。多数寓讥刺于笑谑，作为社会趣闻、社会活剧来读，发人深思(象第二天第一个故事，第六天第十个故事等)。
    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天第二个故事。一个为非作歹的坏蛋，摇身一变，披上一件法衣，居然成了亚伯度神父。“本来是只吃羊的狼，现在竟变成了牧羊人”，而且声誉日增。他编一套神话，把一个头脑简单的妇女骗上了手，使她还以为是蒙受加百列天使的垂爱，不胜光荣之至。但是他的奸计终于败露，他被当作一头畜生牵到威尼斯广场去示众，他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题材类似的一组故事中，要算这一篇最叫人拍手称快了。

    全书的第三个故事显示了作者的宽广的精神视野。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的意义，我们不妨翻过几页，先读一下第一天第六个故事。
    有人在酒店里多喝了几盅酒，随口说了一句话：他正在喝的美酒，就连耶稣都可以喝得。这本是一时高兴，并没深意的话，然而传到了异教裁判所的耳朵里，立刻成了非同小可的事件。所谓“异教裁判所”，就是天主教会暗中监视人民一言一行，实行思想统治的特务机构。在故事中，那担任裁判官的圣芳济派神父，“不光是管着人们信主不信主，就连人们有钱没钱，他都要管到，丝毫不肯放松”。现在这神父打听到说那句戏言的人，又有田地、又有金银，就下一道紧急命令，以严重的罪名把他逮捕了。尽管那人百般申辩，可全没有用。裁判官认为他污蔑基督是一个大酒徒，这就足够构成把他送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的罪名了。后来那人托人疏通，还“献上一大块‘脂膏’，让神父搽在眼上，也好医治修士见钱眼红的毛病”。这样，才算得到从轻发落，拘留几天后，被释放了。

    这个故事讽刺了裁判官的敲诈勒索，无孔不入；只是着墨不多，就象作者自己所说的：“象蚊子那样叮人一口”罢了。但是随口一句不相干的话，竟可以无限上纲，和洪水猛兽般的异端邪说联系起来，从这里不是可以嗅出一股可怕的血腥味儿来吗？再说，在酒店里的一句话，立即传到裁判官的耳朵里，异教裁判所难道不是天主教会蓄养的一头反革命嗅觉特别灵敏的猎狗吗？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意味着在天主教会的专制统治下，没有思想自由。一切真理的探索，都被宣判为异端邪说，无数献身于真理的思想家、科学家被异教裁判所送上了火刑柱。
    历史上的异教裁判所，罪恶累累，令人发指，岂仅是象流氓般敲诈勒索而已，这本是很值得一写的题材，但在天主教会还是气焰万丈的当时，一牵涉到宗教问题，就非同小可，有特殊的敏感性，卜迦丘下笔之际，恐怕很费踌躇，不能不有所顾虑。因此我们回头再读全书的第三个故事，可以注意到，和书中绝大多数的故事不一样，它的故事背景不是在当时当地的佛罗伦斯，不是在意大利，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古的非洲；这是说，尽可能在表面上和作者当前现实的距离拉得开一些，好逃避天主教会的鹰犬们的耳目。

    作者让一个住在非洲的犹太人讲一个故事：父亲为了不厚彼薄此，把三个一模一样、不辨真伪的戒指分传给三个儿子，接着引出了这样的结论，三种民族的三种信仰(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跟这情形一样：
    　
    你问我哪一种才算正宗。大家都以为自己的信仰才算正宗呢。他们全都以为自己才是天父的继承人，各自抬出自己的教义和戒律来，以为这才是真的教义、真的戒律。这问题之难于解决，就象是那三个戒指一样教人无从下个判断。
    　
    这段话放在故事中间，无非表明犹太人的回答十分得体，无所偏倚，不落把柄，因此他得以逃脱了苏丹设下的圈套。故事开头所谓聪明人“往往能凭着智慧，安然渡过险境”，这就是一个例子。但是结合到当时的阶级斗争的背景，那么可以说，作者在这里转弯抹角地呼吁宗教上的宽容。如果没有“正宗”，自然也就不存在“异端”，思想统治、政治迫害也就失去了根据，因此实际上，作者在这里隐隐地为思想自由的权利而呼吁。

    就对于天主教会的批判而言，这个故事在思想上是和《十日谈》的其他篇幅相呼应、相一致的；但是就题材的特殊性而言，则全书一百个故事中，仅此一篇而已。作者再没有就同一题材作进一步发挥，神学批判没有能进而为政治批判，——只是停留于羞羞答答的神学批判而已。同样，写异教裁判所的，也只有第一天第六个故事而已。这些，既表明了作家的世界观的局限性，也说明当时历史条件还不成熟。这里是教会所设下的一个禁区，作者稍一接触，便不得不回避过去了。
    与之相反，作者不惜笔墨，一再用重墨渲染的是全书第四个故事的题材：一个小修士犯了色戒，本应受到严重惩罚，但是在他认罪的时候，巧妙地给了修道院长一个暗示：你别装模作样，你自己也不干净，也犯了同样的戒律。他终于逃过了一顿责罚。
    在第九天第二个故事中，那女修道院院长的形象更其可笑。她匆忙之中，拿起教士的短裤当作自己的头巾，就往头上一戴，来到大厅审问一个犯奸的修女。她当着全体修女，拍手顿足、声色俱厉地把那修女痛斥一顿，还说非严办不可。那修女偶然抬头一看，只见女院长的头上有两条吊袜带，不住地左右摆动，心里顿时明白，那位道貌岸然的女院长暗中干的什么事，于是用一句话就打落了她的威风：“请你先把头巾扎好，再跟我说话吧！”
    作者写这些故事难道仅仅是为了博读者一粲吗？难道这不过是卖弄低级趣味吗？还是作者自有他的严肃的创作意图呢？
    反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然首先把矛头针对天主教会；而反对天主教会，又往往首先通过反禁欲主义这一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天主教教义的核心思想就是禁欲主义。为了麻痹人们的意志，它把人间说成苦海，人生的真谛说成就是受苦受难；人生的唯一道路一一就是禁欲苦修，为了天国的“幸福”而否定人世的一切幸福。在全书的第一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连口渴了，多喝几口清水，都成为必须忏悔的罪孽。男女的结合，更是有罪的肉欲。总之，拿天国的爱代替人间的爱，拿神爱代替情爱——这就是禁欲主义。
    因此人文主义者在反对天主教会时，大胆地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人性”必须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人文主义者卜迦丘的思想中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他在第四天开头作了这样一段插话：
    　
    谁要是想阻遏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
    　
    所以，“修道院里的丑事”那一组故事，除了尖刻的讽刺意味外，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那就是：神学上的清规戒律挡不住“人性”要解放的冲击！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在卜迦丘身上，既有战斗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落后的一面，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十日谈》中既有吹响了反封建号角的战斗篇幅(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封建说教气味很浓厚的东西。例如全书最后一个故事，赞美“贤达”的克丽雪达逆来顺受，不管丈夫怎样折磨她，她总是表现出基督教所宣扬的谦卑柔顺的“美德”。她的使人感动的全部事迹，只是甘心做一个没有人格的家庭“奴隶”罢了。
    人文主义思想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提倡“人性”，其实是提倡资产阶级的人性罢了。所以并不奇怪，《十日谈》中许多地方赤裸裸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享乐主义。对天主教会的不公开的纵欲的批判，似乎只是为了代之以资产阶级公开的纵欲。如果说，那些富于批判的锋芒、揭露天主教会腐败行为的故事，使人看到了腐朽的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没落命运；那么《十日谈》里另外一些很不高明的故事(例如第八天第八个故事)，仿佛预示着资本主义国家里必然会出现的淫乱污秽的社会风气。
    尽管《十日谈》有不少这样或那样的糟粕，尽管有些故事，随着历史的进展，它们的思想光芒已经日趋黯淡了；但是《十日谈》仍然是宝贵的世界文学遗产，其中那些最富于批判精神的故事，今天读来，并没有完全丧失它当初威猛的火力。在那该诅咒的四人帮猖狂的岁月里，难道我们不是仿佛倒退到了封建社会、倒退到了那黑暗的中世纪吗？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把“交白卷”当作惊天动地的奇迹般宣扬，难道这不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吗？从我们的生活到我们的文艺作品，不是曾经以“革命”的名义，被禁止接触“爱情”——不许谈、不许写、不许演吗？难道这不就是二十世纪的新“禁欲主义”吗？从古代那些假冒伪善、骨子里男盗女娼的神父和女修道院长的身上，难道我们不是看到了当代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伙的丑恶嘴脸吗？
    在这二千多年来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土上，把封建主义彻底铲掉，是我们今天还没很好完成而必须继续完成的一个历史任务——如果是这样，那么六世纪前，正当欧洲天主教会气焰万丈的时候，敢于以文艺作武器，针对着反动势力投出可贵的第一枪，这样一位旗帜鲜明的战士，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我们有理由纪念他，把他看作曾经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位战友。                  
　
    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②《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③《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出处：文汇报 2008年5月

    “在所有的自然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最不受约束和阻拦。”
   
    1348年，鼠疫肆虐欧洲，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人口锐减。一时人心惶惶，大有末日来临之感。时值张扬人性的文艺复兴时期，被冷淡已有时日的教会却以大灾为机，重又宣扬起禁欲主义的说教，要求人们忏悔、祷告，并攻击人文主义者个性解放的要求。此时，薄伽丘的《十日谈》问世，这部短篇小说集以对现实幸福的大胆追求，给禁欲主义神学以迎头痛击。
   
    故事的背景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爆发，从3月到7月，病死的人达10万以上，昔日美丽繁华的城池，变得坟场遍地，惨不忍睹。一个清晨，7个年轻美丽、富有教养的姑娘，在教堂遇到了3个英俊热情的青年男子。7位姑娘中的3人是他们的情人，另几位和他们有亲戚关系。10个年轻人决心离开佛罗伦萨这座正在走向死亡的可怕城市，他们相约到郊外青山里的别墅去躲避瘟疫。那里环境幽静，花木扶苏，还有一泓清泉。夏日暑气逼人，10个年轻人坐在绿草茵茵的树荫下，大家商定每人每天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以此度过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他们一共讲了10天，合计讲了100个故事。他们在灾祸遗忘的角落里，絮絮说着自己对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憧憬。
   
    薄伽丘说，《十日谈》中的故事都能在现实中找到蓝本。这一则则故事成了俗世的镜面，有鲜花着锦，也有柴米油盐。薄伽丘挖苦了帝王的昏聩，揶揄了教士修女的伪善，他以尖锐的矛头挑战神权，直指“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规虚伪和反人性。
   
    在鼓吹禁欲主义的中世纪，爱情被视作罪孽。然而灾难和死亡降临时，上帝对苦难的人间背过身去。只有爱，在黑暗中仍绽放着倔强的微光，薄伽丘热情地赞美爱情是才智和高尚的源泉：“在所有的自然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最不受约束和阻拦。”真正的爱情永远不会是罪过，它合乎人性，是崇高、可贵的。爱情能够激发人的聪明才智，能够荡涤人的心灵，使人的品格和情操趋向完美。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有太多始料未及的灾祸，但爱终能战胜这一切。
   
    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不曾有谁比薄伽丘更彻底、更热烈地讴歌过世俗情爱与寻常生活的幸福。他说，苦难尽头的救赎不在天上，而是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