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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全书以其对于一位"灰姑娘式"人物奋斗史的感人刻画而取胜，是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是全世界能阅读小说的妇女必读的经典之作，具有强烈的震撼心灵的艺术力量。
    《简·爱》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小说的真实性和强烈的感染力，还在于小说以浓郁抒情的笔法和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示了男女主人公曲折起伏的爱情经历，塑造了一个不屈于世俗压力、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她蔑视权贵的骄横，嘲笑他们的愚蠢，显示出自强自立的人格和美好的理想。小说表达出的思想，即妇女不甘于社会指定她们的地位而要求在工作上以及婚姻上独立平等的思想，在当时是不同凡响的，对英国文坛也是一大震动。
    一百多年来，《简·爱》的影响不衰，作家、评论家对它的热情不减，它至今仍然是广大读者喜爱的书。

　　孤女简·爱在备尝寄人篱下之苦后，毅然离家求学。学校的生活，使她领略了被爱和被辱的人间冷暖。在她以为幸福真正来临时，却又为一个疯女而远走他乡……
    《简·爱》是19世纪英国最出色的小说，它通过简·爱本人短短二十年人生经历的描述，来展示当时社会的政治风貌和地位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成为传世的名作。《简·爱》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领略到那个时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社会风貌，感受到主人公简·爱——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但社会地位卑微的女子的思索和抗争，并通过简·爱曲折丰富的情感经历，体味简·爱对爱情、友情以及自由、平等。财富等的理解和实践。简，一个出身家微、相貌平平的家庭女教师，何以会吸引住财智双全的罗切斯特，并叫他爱得那样刻骨铭心？她依靠的是她不凡的气质和聪慧的头脑，尤其是她高尚的品性！她对罗切斯特真切、深挚的爱，并不完全是自私的，当她知道了罗切斯特的妻子还活着后，就毅然离开了他！正是源于她对这份爱的深挚与执著，她才不愿让这份至纯至圣之爱被任何阴影所笼罩。 她默默忍受所有的伤痛，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在她看来，没有爱情的婚姻不仅是可怕的，而且也是可鄙的，无论它披着多么崇高的外衣。 当然，简在人生关口所做的抉择，取决于她的个性。作者在简柔弱文雅的外表下安上了一颗勇敢的心，不仅使她敢于反抗表哥的暴力欺辱，且能自尊而自信地面对来自上层社会的压力（如在桑菲尔德的贵族宾客面前），坚韧不屈地抵制以宗教作掩饰的灵魂桎梏——虽然作者是通过所谓的“超自然力”来让简挣脱这一桎梏的，但在当时的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里，这一思想和行为已经够离经叛道了。 可以说，作者在小说中不仅为纯洁的爱情唱响了最美的赞歌，对阶层观念、平等意识等作了大胆的新解，且对当时的宗教思想也作出了反叛的注释。马克思将《简·爱》作者与狄更斯、萨克雷列在一起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们“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这也正是《简·爱》高过一般爱情小说并能流芳百世的原因所在。

文：pinkfox
出处：网易 转自豆瓣 2006年10月

我还记得在高中时代的某个晚上，熄了灯，大家都躺在床上，听宿舍里的一个女孩子讲自己的事。她那段现在看来稚嫩的，令人痛苦的恋情，她认真的背诵了《简·爱》里面的一段：“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么？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谈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现在想来，这段话无论与她当时的情况多么不相称、乃至虚张声势，她之后又怎样与生活妥协而放弃挣扎，《简·爱》这本书在这个女孩子经历感情困扰时的意义总是不容抹煞的。

显然这不是一本讲爱情的书，虽然时常被拿来当作爱情教育的启蒙读物使用。讲授《外国文学》的潘一禾先生曾经笑言这是一本女孩必读书，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必须学会的选择，和坚强。当然，现下我这个年纪读起来，与十四五岁的人读又是不同的感受。书中最触动我的部分是简爱叙述的幼年：一个敏感，倔强又带有一些独立意识的女孩子，在成熟之前，总会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苦恼和困扰。那种困扰并非如今畅销书写手们捏造出的虚张声势的苦难，而是一种隐隐约约的酸涩，永远也不够美丽的困扰，不屑身边的人，却又为得不到他们的认同而耿耿于怀。

年纪过去，这些隐约的苦涩就被有意无意的遗忘掉。再没有人去回忆，去写一个女孩在成年之前心灵的蜕变。没有人会回忆年少时身边那个仅仅因为美丽而得到一切宠爱的“敌人”，那些自我加冕的虚无缥缈的优越感，那些为得到别人认同所做出的努力和失望，或者是一双不合时宜的高跟鞋。这也是一个女孩的成长必经历程，正如同爱情的洗礼。现在想来，如果那个时候读过这本书，起码可以明白这一点，而不至于那样手足无措而卑微的度过了那段年纪。

至于书里的爱情，不好评论。潘先生曾经说，“有这么一个人，冥冥之中，你听见了他的声音，人海里你看见那双眼睛，你知道你的话只有他能听懂……”说的相当煽情而蛊惑。“以我当时的年纪，对此深信不疑。”如果现在潘先生再开一次这门课，她再讲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定会站起来告诉她，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听见很多声音，看见很多眼睛，发现能听懂我的话的人绝不止一个……

所以，一本书的意义永远在于唤醒一些尘封的过往，对曾经难以面对的困扰的释然，而不是先知性的指导读者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每个人的价值观总有微小的差别，而经历毕竟不能面面俱到，强加的观念一旦变成行为，结果就难以预料。以前常常听说一句话，诸如某本书改变了谁的一生。窃以为，这并不算是一件好事。

文：杨建民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夏洛蒂· 勃朗特——《简·爱》的作者，只有过一次极短暂的婚姻。那是在1854年的6月。当时她虽才不过38岁，但却已临近生命的尽头。

　　夏洛蒂的最著名作品《简·爱》，发表于1847年，距夏洛蒂的婚姻，还有较长一段时间。作品之中，家庭女教师简·爱与主人罗契斯特之间的爱情，是这部著作最重要而动人的篇章。这一场听来、看来都有些惊心动魄的爱情，不仅当时，就在一百多年后的读者看来，也颇受感染和吸引。这时，读者难免会产生一个念头：作者自己，经历过这样的爱情吗？倘没有，那些精致、细微，甚至有些神秘的感受，又是如何神遣般汇到她的笔下？从作者生平看，她的婚姻，显然与这部小说没有什么干系。而《简·爱》，又带有明显作者自己生活及认识的痕迹。

　　这个谜，直到夏洛蒂去世近60年后，才由远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人的捐献中，得以撩开一角面纱。1913年，夏洛蒂曾在布鲁塞尔学习过的寄宿学校教师家的后人，向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捐出了四封有些残损的信件。这些信，是夏洛蒂用法文写给该校教师黑格先生的。信的内容，使人无法怀疑，当时的夏洛蒂与黑格先生之间有过一段铭心刻骨的爱情。这爱情，从信中看，又似乎是夏洛蒂孤倔、痛苦，甚至绝望的——单相思。

　　2004年，距这几封信写作已有160年，夏洛蒂的四封信原件，得以从深藏的博物馆走出，在夏洛蒂位于英国约克郡的故居——这些书信诞生的屋子展出。夏洛蒂在《简·爱》中描述人物爱情感受的谜底，可以由此完全揭开。

　　那是1842年2月，为了不再去做地位低下的家庭女教师（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在《简·爱》中有强烈反映），勃朗特姊妹打算自己开办一所学校。在姨妈同意提供基金后，夏洛蒂便与妹妹艾米莉（世界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到生活费用较低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在黑格夫妇所办的寄宿学校学习。

　　黑格先生是一位法语教授。他学识渊博，在那里颇有名气,后来成为比利时皇家学院最著名的教授之一。他性格坚强，与《简·爱》中“罗契斯特”颇为相像。夏洛蒂在那里学习期间，他很欣赏其文学才分，并且尽力激励她在文学方面发展。

　　正因为罗契斯特的欣赏和鼓励，夏洛蒂潜在的文学才能得到激发；他强有力的奇特个性，他的真诚帮助，在追逐超俗精神生活的夏洛蒂心中，自然引发了爱慕之情。但是，他们这种状态却引发了黑格夫人的猜忌，说严重一点，是妒意。

　　保守的社会氛围，使夏洛蒂难以在此继续生活下去。第二年1月，她回到了故乡。尽管当时处境艰难，夏洛蒂对黑格的思念却丝毫没有减弱。从目前留存的她给黑格的信中可以知道，夏洛蒂先后给黑格写过数封信，间隔时间有数月、半年甚至更久，却似乎没有得到黑格的回音。

　　现存的信件中，第一封写于1844年7月24日（从内容看，当年5月初，夏洛蒂还写有一信；依常理判断，她从布鲁塞尔刚回家时，也就是1月，应当还有一封表达感谢的信才是）。写这封信，夏洛蒂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一位她熟悉的夫人将去布鲁塞尔，“并且很愿意带一封信——我认为不应当忽视给你写信的好机会”。继而，她对黑格长期不回信表示理解。“尽管看到你的信将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耐心等待着接到你的信，一直到你乐意而且方便给我寄的时候。”

　　对于两人未来的见面，夏洛蒂抱有很大信心。所以，为了预备见面时可以相互交谈，夏洛蒂每天背诵半页法文：“我喜欢学这个课文——先生——当我读法文的时候，我仿佛在与你交谈……”

　　信写完了，似乎不经意地，夏洛蒂附了一笔：“我并不请求你很快就给我写信，因为我怕打扰你——但是你心肠很好，不会忘记我总在渴望着信——是的——我非常渴望……”当然，她也担心：“先生——如果我终于收到一封信，如果我认为你是由于怜悯而写——这就使我太痛苦了。”但是，夏洛蒂仍表达出想再见到黑格的信心：“啊，一定有一天会见到你……哪怕时间是短暂的，我也将要再见到你。”

　　非常可惜，夏洛蒂终于没能见到黑格，连她认为可能使她痛苦、由于“怜悯”而写的信，也没有收到。8月份，她又寄去一封信，没有回音。10月24日，因为有人经过布鲁塞尔，夏洛蒂又赶紧写一封短信，想让人家带给黑格。这封信中最突出的，仍是对黑格回信的等待：“我只要问你，你是否收到5月初和8月的几封信，已经有6个月我等着先生的信，等待6个月，这是很长的时间。然而我并不抱怨。为了一点悲伤，我将得到很多补偿——如果现在你愿意写一封信交给这位先生或是交给他姐姐带给我，不会有误。”

　　但是，“泰勒先生回来了，我问他是否有我的一封信——‘没有，什么都没有。’‘耐心点，’我说——‘他的姐姐不久就回来。’——泰勒小姐已经回来了。‘黑格先生没有给你带什么，’她说，‘既没有信，也没有消息。’”

　　已经是第二年1月8日，夏洛蒂又给黑格写信了。因为她托人带的信无疑交到了黑格家里。当然，黑格读了，但是，仍不给带信人一封回信，甚至一点消息。这，叫夏洛蒂多失望啊。她终于压抑不住，她要将自己这么长时间忍耐的苦痛，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来：

　　“白天黑夜我既不能休息，也难以安静。如果我睡着了，我就做焦虑的梦，在梦中我见到你对我总是严厉的，总是忧郁的，总是盛怒的。”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是为了表白，都是为了得到，或者维持内心的一脉心火，可怜的夏洛蒂此时完全是乞求了：“先生，穷困的人为了生活不需要多少东西，他们只想要从富人的饭桌上落下的一点面包屑——若是人们拒绝给穷人这些面包屑——他们就会饿死。”

　　这样的信，无论口吻，无论情感的表达方式，都超出了一个保守社会女子的极限，但夏洛蒂却不顾一切地要将它寄出去。虽然“我隐隐约约意识到：有一些冷酷的，明智的人读到这些信时会说——‘她胡说八道’——为了报复他们——我只希望这些人——把8个月以来我所忍受的痛苦忍受一天……”

　　这样大大超逾社会道德背景，表达强烈个人情感的信，不回答几乎会杀了写信人。但是，从后面的情形看，黑格是在几乎半年后才用严厉语气回了一封在夏洛蒂看来是“劝告”的信。1845年5月，她马上又写去一信，但这封信现在不存在了。目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是夏洛蒂又忍耐了整整半年后的11月18日写的：

　　“我尽力了：我找事情做；我坚决不谈论你……但是我克制不了我的惋惜和焦虑——这是令人惭愧的——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被惋惜和记忆所奴役，被严峻地压迫着自己心灵的强烈顽固思想所奴役。”

　　但是，就如落水人一样，明知无望，却仍希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可怜的夏洛蒂，现在就盼着黑格给她写一封信。哪怕随便几个字，都是对她的情感最大的支持：“先生，我恳切地要求你，当你回复这封信的时候，谈谈你自己，不要说我；因为我知道，如果你谈我，就要责怪我，这一次我希望看到你慈祥的面孔。”

　　“——但是离开布鲁塞尔之后，我一次都没听到说法语——那时它在耳朵里听起来好像音乐——每个字对我来说都是最宝贵的，因为它使我想起你——为了你的缘故，我全心全意爱法文。”

　　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夏洛蒂给黑格的最后一封信。从感觉看去，相当凄绝，又相对平和（较之第三封信）。时间这个利器终于打磨去了感情大部分的锋芒。这样强烈的情感，落得如此结局，真叫人不能不生发无限的感伤。

　　从后来的情形看，黑格之所以不给夏洛蒂回信，与家庭有关。今天在夏洛蒂家乡展出的信件，大都留有被撕毁的痕迹。据说这是黑格收到信后，为不引起家庭分歧，自己撕毁，丢进废纸篓的。可他多疑的妻子将这些碎纸片拣了出来，重新粘合在一起，作为夏洛蒂企图勾引丈夫的证据。或许，我们后人还真该感谢黑格夫人的妒意，否则，一个卓越小说家极为动人的情书，就不会存留下来，成为我们感知人类苦痛深度和顽强忍耐力量的最佳证据。

　　或许，正是这样长时间的蕴蓄力量，使得夏洛蒂，一个家境贫寒、身体瘦弱的英国女子，在一年之后，完成了她的传世之作《简·爱》。在这部长篇中，我们读到了主人公最坚定、顽强的意志，见到了简·爱对罗契斯特长久而强烈的心灵感应。这中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包含着大量夏洛蒂自身的切肤感受。从这个角度去看，夏洛蒂长期忍受的精神痛苦，正帮助了她的灵魂升华，使她可以为人类文化宝库奉献一朵珍贵奇葩，这应当是夏洛蒂有所宽慰的。

　　当然，《简·爱》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与罗契斯特结合了。夏洛蒂，却虽然苦痛求索，可终究了无结果。由此，我们可以领会创作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作品理想表达与现实之残酷的对比。相对于这几封情书表达的情绪，我们这样冷静的话语大约只适合理性分析，要深刻获知人类情感的深度及广度，还是应当进入夏洛蒂情书这类文字中去探寻。这样，我们才能由它沉实的分量和由此激发的动力，领会情感无比珍贵的意义和价值。

文：若水

    夏洛蒂·勃朗特似乎是一位精通读心术的女巫，她的杰作《简·爱》带有浓厚自传气息，给笔者的印象宛如一根昂然矗立的女权图腾柱。

    翻开《简·爱》烫金的封面�煴愀械绞橹械姆纯蛊�息像开启了瓶盖的啤酒瓶口喷出的二氧化碳般扑面而来，幼年的简被欺凌、被侮辱的灵魂在挣扎抗议，戴着良母面具的里德太太像披着人皮的毒蝎，用其钳子与毒刺撕扯、螯蜇孤立无助的简，而简在此时表现出的耿直与倔强像头气冲冲伸头顶人的发疯的小山羊，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极有骨气的灵魂被魔鬼拉扯着，但灵魂最终挣脱了魔爪，并扇动已残破的翅膀在阳光下飞翔。可以说《简·爱》这部作品在序幕中就让勃朗特奠定了总体的耿直、反抗的基调。

    随着情节的发展，简·爱离开盖茨海德府到洛伍德学校就读，由于这所学校条件十分艰苦外加简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多年后简在洛伍德学校磨砺得德艺双馨，洛伍德学校像外表麻砺粗糙的珍珠贝一样，孕育了简·爱这颗通体散发着贞洁、清新、正直、聪颖的光晕的珍珠。可以说简在洛伍德学校所受到的熏陶绝大部分来自知识和艺术，并且这种熏陶多年后最终升华为简的自尊自重不卑不亢的气质。１８岁时的简，如同一株并不十分娇艳却散发着淡淡幽远的芳香的茉莉。

    简离开洛伍德到桑菲尔德任家庭教师一职时，遇到了罗切斯特先生。青年时代陷入一场骗局式的不幸婚姻中，那个疯狂、淫荡、奇丑无比的妻子像响尾蛇一样把罗切斯特心中的梦想与温情毁灭了。罗切斯特曾为了逃避梅都莎的注视，一度在极度堕落的生活烂泥淖中打滚。有一天他真正嗅到简·爱这株茉莉沁心芳香，简的正直、纯洁、自爱、自尊、自重释放了罗切斯特先生在爱情炼狱中的灵魂，改变了他的爱情怀疑论，于是他不顾一切地追求着简，简也将自己置于跟他对等的地位，与之比翼双飞。罗切斯特这只渴望纯爱的蛾扑向简这个散发着贞洁与清纯光辉的烛，最后夜莺的歌声与饱含款款深情的热血，终于摧开简心头炽热的玫瑰。简在桑菲尔德府中无论对罗切斯特先生还是仆众乃至上流社会的贵公子与千金小姐，都没有把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置于他们之上或下，简将自己与他人的人格与尊严放到天秤上称出相等的重量，她毫不掩饰自己独立与自尊、倔强、独立的天性，让读者油然而生对人性的深深敬意。

    勃朗特竭尽全力用心血打造品质具有唯美风格的简，使简的品行几近完美无缺，在《简·爱》这部作品的序幕、发展、高潮中，主人公的反抗、纯洁、正直、朴实、自由、坚毅的个性都是各个重点章节的主旨，它们如同乌云上方灼灼闪耀的星辰�煵�朗特将女性的这些品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由于勃朗特写出了"灵魂只需要灵魂想听的东西"，以一个普通女人身份在她的作品中公开了自己的爱与憎，没有将私人爱憎"腌制"成自怜自悲的"咸菜"，她间接地使自己的爱憎以"女权"的形式抬头，于作品中"在连当时宪章运动都还没有提出男女平权思想的情况下，鲜明地描写了妇女不甘于社会指定给她们的地位而要求在工作上甚至婚姻上独立自主，热烈地为妇女的尊严与正当要求辩护"，因此她的勇气与作品的思想政治意义很让中国传统的文学评论者击节赞赏。在《简·爱》这部作品中，读者稍加留心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便不难发现她实际是个"极度关心其自由与内在完整"的存在主义者，简·爱的生命活力与人格结构就是在不断的挣扎、对峙、反抗与自珍自重中不断强盛丰满的。因此，《简·爱》这部杰作在某种意义上说简直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表现，夏洛蒂·勃朗特不愧被称做英国女性存在主义文学的先驱。　��

文：朱虹
出处：读书 1979年第5期

    长期以来，在《简·爱》的评论中，有一种倾向，似乎认为只有小说开头关于慈善学校的部分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反映现实”、“暴露黑暗”，而其余则都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列，应予批判等等。我自己多少也曾是这样看的。
    现在仔细想想，不是没有问题。我们不妨用这种“反映现实”的标准来检验一下《简·爱》，看看有多少可以肯定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按这个尺子去量，剩下来合格的东西不多了。其一，简·爱在罗伍德学校的部分反映了资产者心肠的冷酷、慈善机关内部的腐败以及宗教界上层分子的伪善等等。其二，关于罗契斯特先生和他的庄园的描写反映了十九世纪初年贵族在乡村拥有的权势与声望；围绕着他的婚事的纠葛还反映了有产者家族内部的利害冲突，因为他是为财产关系才被蒙骗与有遗传性精神病的女人结婚的。其三，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世态炎凉，有的从正面写，如布兰希小姐听说罗契斯特的财产已经耗尽，府邸只是一副空架子，心就凉了，态度也变了；有的是侧面提到的，如简·爱的母亲嫁了她爱的穷牧师就被赶出家门。其四，罗契斯特的父兄等辈在西印度群岛发了财，简·爱的叔叔给她留下的两万镑也是在那里赚得的，这当然是不意之中对当时英国殖民主义掠夺的一个小小见证。其五，里弗斯要去印度传教、在乡村办小学等则说明教会的影响，等等，等等。总之，如果要这样去找，《简·爱》一书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似乎也不少。甚至还有一句话提到“镇压骚乱者的部队”，指世纪之初的破坏机器运动。
    毫无疑问，《简·爱》对当时英国社会这一类的反映还是有一定认识价值的。特别是关于学校的一段，是根据作者亲身的经历，以她所住过的慈善学校为原型，生动、逼真，凝聚了作者对那个卑琐的环境中为所欲为的小暴君的极端鄙夷与仇恨，书出版后，当地人都认出了其中所指，拍手称快。
    但是，毕竟作为对学校、对慈善机关的揭露，不及狄更斯在《尼古拉·尼古尔贝》、《奥列佛·特威斯特》来得那样淋漓尽致。关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败、婚姻市场上的无耻交易，又要数萨克雷的讽刺切中要害。若单论这些方面的成就，《简·爱》是望尘莫及的。至于其他的所谓现实主义成分，在作品中只能算是旁敲侧击、细微末节，还不是作品的有机内容，孤立地看，没有多少分量。不难看出，如果这本小说不是写出了简·爱这个人物，所有这一切，就缺少一个灵魂，它们就不能统一成为一个有机体。事实上，这本小说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小说女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全书没有哪一部分能脱离简·爱的形象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就以罗伍德学校那一段来说，若不是为了表现简·爱性格中自幼便形成的反叛特点，那么，关于校长先生种种丑态的描写并不比通俗小说中的手法高明许多，远不足以构成《简·爱》一书的精华部分。
    退一步说，就算是这类描写具备了历史文献的价值，请问，我们直接求助于史书岂不更好？当然我们不否认文艺作品的认识价值，但怎样理解这种认识价值本身又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若把优秀的外国古典文艺仅仅当作历史图解，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多少新的现象需要我们去认识，多少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我们抱住勃朗特等作家去了解资本主义，够用吗？更何况，这种批评方法如果流传下去，外国文学评论的路子不是会越走越窄吗？
    归根结蒂，《简·爱》一书的主体和真正价值，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还是关于女主人公简·爱一生的故事。如果贬低简·爱的形象而只看重其他部分，那就无异于《汉姆雷特》一剧少了丹麦王子。
    现在，我们如果调转角度，不是首先抓住对社会现象的零星暴露和影射，而是从女主人公的一生与性格的角度来看，那么《简·爱》一书的全貌才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有读者提出过《简·爱》的社会背景问题。《简·爱》1847年第一次出版。1848年连续再版两次。1848年前后是《共产党宣言》问世、欧洲革命、巴黎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议会改革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高涨的时期，而《简·爱》除了关于镇压骚乱的一句话以外，全书中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重大历史事件，简直麻木不仁。说来说去，它就是一部关于孤女简·爱一生的故事，根本没有试图涉及重大题材。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平凡的故事偏偏成为历史社会的典型产物——通过一个妇女的命运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发出了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
    在当时的英国，虽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妇女远远没有获得平等权利。就是宪章运动也没有提出男女平等问题。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葛德温的女儿、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葛德温的《为女权一辩》出版后就得不到承认。当时妇女没有支配财产的权利，她的财产在结婚之后自动归丈夫支配，只有到十九世纪后期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案”，这种情况才稍有改善。远在易卜生之前，狄更斯的女主人公早就发出了“我不能在玩具房子里当玩偶”的呼声。新兴的工业化大城市吸收了社会底层的妇女劳动力，其中熬不过那非人劳动条件的就沦落为娼，伦敦夜晚的街道“响彻着妓女的诅咒”。有文化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出路也很成问题。她们没有财产，在婚姻市场上缺少竞争能力。到工厂做工又有失身分，教书、当家庭女教师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这种职业维持着薄薄的一层体面的面纱，实际的地位待遇与女仆所差无几。《雪尔莉》中的一个人物提出来要去作家庭女教师，被认为是发疯了，可见非不得已是没有人愿意走这条路的。勃朗特姐妹先后都为生活所迫当过家庭教师，她们的书信中有不少关于这种悲苦生活的记载。我们从这些信中看到，受苦受累之外，最难忍的是那屈辱、单调、孤独(夏绿蒂1843年3月1日的信)。这些女孩子只身在外，在陌生的环境里所看见的脸面都是那样“冷酷、阴郁、枯燥”(1847年1月28日的信)。作者的妹妹艾米莉愤慨地写到“私人教师除了该她干的那些劳累的活计外，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根本不被当作活的、有理性的人看待”(1839年6月8日的信)。不言而喻，《简·爱》中的许多情节都取材于作者个人的经验，凝聚了作者自己的感受，带有一定的自传性，经过小说家的艺术加工，创造出了简·爱这个英国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典型形象。
    《简·爱》前后的英国小说有许多都涉及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出路问题，在处理方法上各有千秋，对比之下，《简·爱》的特点就更加鲜明。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中篇小说《巴拿马之行》着重心理描写，一个无依无靠的少女只身乘轮船去巴拿马，准备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富翁，作者微妙地写出了她从心理到生理上对这桩婚姻的反感，表现出这种肉体的买卖对妇女精神上的折磨。萨克雷笔下的利培加把当女教师作为打入上流社会以待进一步见机行事的阶梯，而作者又借她的活动暴露那个社会。至于擅长描写妇女形象的奥斯汀则往往对她的女主人公的出路问题做喜剧性处理，使她们都巧妙地避免了当家庭女教师的命运。
    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中，《简·爱》占据着中心地位。它正面出击，以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对这类妇女的地位处境中的一切不合理做了高度集中的概括，并通过她对安排了这种命运的社会秩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在小说女主人公的性格塑造上，作者始终要突出的是简·爱自幼以来的反抗精神。她从寄居舅妈家时候起就用严厉批判的眼光看待舅妈一家人的为人行事，对他们的虐待与欺辱充满了仇恨，以超过她的年龄的敏锐和洞察识破长辈的所作所为背后的卑劣用心；第四章写她在离开舅妈家的前夕，有了一次大爆发，尽管她弱小，无人保护，还是不顾一切地痛陈里德太太对她干下的种种亏心事，使得那位有钱有势的太太竟然害怕起来，而简·爱自己却第一次尝到了胜利复仇的喜悦、突然感到灵魂进入了一个新奇的自由的境界。简·爱性格的特点从一开始就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关于慈善学校的一段描写继续展示简·爱的性格。现在她更成熟了。她用利剑一样的目光审判着慈善学校日常生活中种种欺弱怕硬的丑恶行为，特别从道义上鄙视那个贪婪、伪善，以虐待孤儿为营生的卑鄙的小暴君布洛克尔哈斯特校长。简·爱的幼年和少年都是在这样一个敌对的世界里生长的，而她“什么也不忘记，什么都不宽恕！”
    在简·爱的性格塑造上，作者始终着重描写她的精神世界，她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如果说《简·爱》带有自传性的话，那么它首先是一部内心生活的自传。简·爱的“灵魂象一团火”，她的性格“不屈不挠”。象她这样一个聪明、敏感、感情纤细、富于幻想的少女，被命运抛到那样一种环境，千百种的不公平，对她的敏感的神经尤其不能容忍。通过做梦、作画，我们还看到，她那要迸发出来的郁愤简直有如暴风雨前的滚滚乌云；有时在无可奈何之中她的幻想又凝结为人间没有见过的形状和色彩。《简·爱》的这些部分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氛。
    受不了慈善学校里的压抑，简·爱辞去了教职改到桑费尔德庄园去做家庭教师。由于自幼以来就是处在敌对的环境里，简·爱到桑费尔德后采取的姿态是矜持的，防卫的。她不暴露自己的内心，怕它受伤，倒是随时准备对付外来的攻击。罗契斯特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尽管地位和境遇与简·爱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是在愤世嫉俗这点上与简·爱渐渐地、渐渐地，经过多次尝试，达到共鸣。
    下一个步骤便是报复。人们很容易看出《呼啸山庄》中的报复，因为它交织在情节里；而往往忽略贯穿在《简·爱》整个构思中的报复心理。如我们所看到的，夏绿蒂·勃朗特在关于慈善学校的那一段描写里就对当年虐待过勃朗特姐妹的“鹿头学校”给予了永久的宣判与定罪。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报复。而在简·爱与罗契斯特先生的爱情故事中，作者却通过自己心爱的人物简·爱对整个上流社会进行了阶级的复仇。毫无疑问，罗契斯特先生举行舞会那一场戏是全书的高潮。在那豪华的场面里，身材瘦小、穿着寒酸的简·爱被那些傲慢的太太小姐们任意奚落，但这段描写绝不是简单地为家庭教师鸣不平。作者的真正用心，是在于以此烘托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即罗契斯特向简·爱正式求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对罗契斯特来说，等于社交上的自杀行为。客厅里的一幕用很多笔墨刻画布兰施小姐，她有门第、财富、美貌和教养，而且显然倾心于罗契斯特。在天秤的另一头则是一无所有的简·爱。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为突出罗契斯特的决定的不同寻常的分量。
    但是，如果仅止于此，那么这还不过是那个具有永久魅力的灰姑娘故事的十九世纪翻版罢了。这种处理，夏绿蒂·勃朗特实际上是在艺术的王国里对于在她当家庭教师期间一向蔑视她、欺负她的东家太太小姐们进行了一次痛快淋漓的报复，在她们的世袭领地里彻底战胜了她们。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真正的关键在于简·爱怎样取得了胜利。作者留下了确凿可靠的材料说明她有意把简·爱写得“跟自己一样瘦小，没有姿色，但依然迷人”(见哈里叶特·马丁诺1855年的悼念)，这样，简·爱的胜利就更加彻底，她凭自己的人格美、精神吸引力一举把那些浓装艳抹的贵族小姐赶出竞技场，把她们炫耀的虚荣浮华统统踩在脚下。舞会这一幕不仅是故事的高潮，而且是全书的精华，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新的价值标准，提出了人格和精神美的问题，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奥斯汀的小说《爱玛》中的一个人物，跟简·爱一样贫穷孤苦的少女吉恩，也是在当家庭女教师时迷住了一位资产阶级大少爷，结了一门好亲事。只不过，她是凭着在自己身上培植资产阶级小姐的教养和派头而赢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她承认了并遵守了贵族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相比之下，简·爱的形象中所概括的对资产阶级精神价值的批判就更加鲜明。
    在达到舞会那一场戏的高潮后，一个平庸的作家只能来个急煞车，让故事在庆祝婚礼的教堂钟声中结束。但是夏绿蒂·勃朗特有勇气打乱自己好容易建成的如意布局，让简·爱从优胜者的欢乐再度陷入痛苦与绝望。这是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对简·爱的反击。罗契斯特先生有发妻，简·爱被推回到她原来的地位，只能作不被社会承认的情妇。但是，正如罗契斯特所说——她“反叛命运的安排，要与我平起平坐”。简·爱只身逃难，几乎沦为路边饿殍，不惜以一切代价保持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通过简·爱命运中的这一起一落，她的反叛性格塑造得更完满、更丰富了。人们提起反叛性格，好象非得有于连的一番作为或恰尔德·哈罗尔德的一副姿态才合格。其实，叛逆性格，关键还在于“性格”。英国社会的发展和英国小说的发展的许多条件促成简·爱这个平凡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形象高度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反叛精神，通过她，对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合理性，对他们所代表的价值的空虚和虚假进行了强有力的揭露与抨击。夏绿蒂·勃朗特创造了英国小说中的新式主人公，新就新在这里。
    《简·爱》出版之后，“伦敦一片轰动，人人在猜测匿名的作者是谁”(《书信集》第二卷第228页，艾伦·挪西信)。与此同时，它也遭到许多攻击，被指责为“不敬神的”、“邪恶的”、“奸诈的”、“造作的”(1847年12月31日信)。权威性的《每季评论》(1848年，12月号)攻击它“趣味粗俗”，“推崇异端”，说它是一部“反对上天……对贫富的安排”的“反基督教的”作品，指出“正是在滋养了宪章运动的那种思想情绪的推动下才写出了《简·爱》这样的书。”而另一家《基督教提醒者》(1848年4月号)说得更简洁明了：“《简·爱》通篇燃烧着道德的雅可宾主义”。《简·爱》一书的基本倾向如何，这些评论是最好的见证。
    在《简·爱》问世的十九世纪中叶，压在社会底层的英国工农群众在文学上还是“沉默的大多数”，历史的发展还没有产生出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用文艺的武器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彻底的讨伐，宪章派文学实际上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要求。在当时，两部最重要的反映工人阶级状况与呼声的作品《塞比尔，或两个民族》和《玛丽·巴顿——曼彻斯特生活的故事》，分别是由保守派贵族狄斯累里和资产阶级博爱主义的传教师太太盖斯凯文夫人写出来的。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当时还是没有文化的买卖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教会倒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当时安利干教的牧师，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而其社会地位相当于小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掌握文化，另一方面具有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十九世纪许多作家都是产生于这个社会阶层绝非偶然，《简·爱》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抗议在文艺上的结晶。
    夏绿蒂·勃朗特通过简·爱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写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人(哪怕是孩子)的感情和尊严的不可辱不可犯，深邃激越地控诉了践踏人的价值、浪费人的生命的资本主义制度。她传播了这种朦胧的意识，在只认现金交易的资产阶级哲学之外，天地间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则更值得人们尊重。归根结蒂，这是西欧文化中人道主义传统在新条件下的继续。过去有过一种认识，笔者本人也不例外，以为把个人反抗的思想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就能有效地把它打发掉。其实，如果更全面更历史地看问题就不难发现，当英国工人阶级在文艺上还沉默的时候、当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提到日程上的时候，简·爱式的抗议确实起到抨击现存秩序不合理性的战斗作用，尽管那种秩序还正在发展当中。如果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简·爱的精神概括为推崇人格、鄙视和反抗一切仗势欺人、道德伪善、趋炎附势、妄自尊大等任何阶级社会都会产生的卑劣心理，那么显然，这种精神在产生《简·爱》这部作品的时代过去之后也还是有意义的。
    我们的评论应该努力把区分精华与糟粕的工作贯穿在通篇的分析中而避免安上一个“批判”的尾巴。遗憾得很，这一次是作者自己造成的，并非他人所强加。真理往前多走半步便是谬误，在笔者看来，《简·爱》的情况就是如此。问题不在于简·爱通过与罗契斯特先生的结合加入了她原来敌视的剥削统治阶级。问题在于，夏绿蒂·勃朗特滥用作家的权利，在艺术的小小王国里为所欲为，殊不知社会生活的规律和艺术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我们看到，作者仿佛陶醉在精神报复的狂欢中，简直忘乎所以。请看，简·爱本来是凭自己的精神美征服了罗契斯特，她和他之间达到了人格上的平等，可作者偏要画蛇添足，给简·爱挖掘出一个财主叔叔和两万镑的遗产，好象不在财产上平等，其他一切都不算数，这岂不是否定了简·爱的精神价值？又如，幼小的简·爱被舅妈一家虐待、抛弃，可是她顽强地活下来了，这本身就是对迫害她的一切社会力量的胜利。可是后来，作者似乎忘了这一点，在故事的结局非得让舅妈破产、忏悔、死亡，让表哥自杀、表妹堕落，总之，象童话里的王子一样最后必得把恶魔统统杀掉，非此不算痛快淋漓，其实，作者这时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落入资产阶级通俗小说的俗套了。
    以本文小小的篇幅，不可能包罗《简·爱》评论中的所有问题。只是想说明，《简·爱》这部书的成就和不足都能在作者对简·爱这个中心形象的处理中得到解答，无须乎根据作者在形象之外写了什么，或者没有写什么去判断。不过这就涉及外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更不是一篇《简·爱》评论所能解决的。我只想说，我自己是这样读《简·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