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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怀宏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9月
　　
　　曹保印所著的长篇小说《草根儿》是写秋后村一个大名叫张草根、外号叫蚂蚱、刚满十岁的男孩，在一个深秋随打工的父母到城里去之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不想在这里转述这个故事，而希望人们自己去看。我只想说，这些来自和留在农村的“草根儿们”是千千万万，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可是，却几乎一直很少有作家去专门写出他们的生活和心灵状态，写出他们内心的焦灼和渴望，以致曹保印这本写普通孩子的书成了一本特别罕见的书。

　　路遥以生命为代价写成的多卷长篇《平凡的世界》，写到了从“十七年”到“文革”，有志气和才华的农民子弟因为城乡巨大的鸿沟几乎无望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改革开放以后，应当说下层的机会一度是大大地增加了，但是，近些年又出现了不少让人担忧的情况。许多农民来到城里做工，他们的孩子要么随父母来到城里，但却入学困难，生活坎坷；要么留在家里和爷爷奶奶呆在一起，得不到父母的直接关爱，也产生出许多问题。还有一些孩子甚至做起了童工，或者开始了流浪。继《草根儿》之后，曹保印有志于继续写作反映这些孩子的系列小说，应该说这是最好的一种工作，因为这些孩子也是我们国家的明天和民族的未来。

　　从我们每个人往里掘下去，其实不用掘多远，一代、两代、三代，都是可以掘出一个农民来的。想想我自己，也是赤足从田野上走来，小时候脚趾头常因奔跑而踢破流血，看到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却心中充满了憧憬，想着哪一天也许也能到远方去见识一种新的生活。前几天，还收到一位在南京的朋友的新书《穿着蒲鞋走来》，读后一夜难眠，他也是十来岁就开始为家里挣工分了。但我们现在在城里住久了，可能和以前的生活又有些生分了，更别说从来没有在乡下呆过的我们的孩子。他们看的多是各种童话，很少接触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这本书对我们每个城里人都是一个提醒，勿忘自己的来路，勿忘自己的“草根”。

　　在北京郊区的山村里，我看到有的本很聪明的孩子，因为父母无力也无暇给予适当的教育，到了五六岁都还说不清完整的句子，而他们在城里的同龄人很早就已训练出了令人惊叹的能力:有的能够流利地在汉语和外语之间转换，能够演奏钢琴等复杂乐器，掌握像高山滑雪这样的困难技能。

　　这里的竞争也许一开始就分出了高下，而城里的孩子在这方面占有巨大的优势。当然，我认为乡下一些聪明的孩子凭借自己的才能、尤其是凭借自己的志气和毅力，到一定时候还是能够赶上乃至超越许多城里的孩子的，但我们又不幸地看到了近年大学教育的高收费使许多来自农家的孩子很难负担这沉重的经济开支，他们的父母有的甚至为此自杀，而他们毕业后的前景也开始晦暗不明。读书对农村的孩子本来是基本的、甚至惟一的出头之路，而我们现在面对农民子弟的基础教育的状况已经不容乐观，难道到了高等教育还不能努力缩小差别？难道贫富智愚真的不仅要分出鸿沟，这种鸿沟还要世袭下去？

　　《草根儿》的确是一本比较特别的书，其中的一点特别之处还在于:在我的视野里，还没有学者、作家为一本书写出如此多的签名荐语。这些热心推荐的三十六位学者、作家分布在海内海外，所涉及的专业领域跨越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其中也包括直接投身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几天前，有一个刚从国外带着她的孩子回来的朋友，告诉我她看了我发在博客上为《草根儿》写的荐语就去买这本书，但找了好几家书店都没有找到。

　　最后，我想在这里转录这些荐语中的一些话，比如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家琪说:“如果我们这些还说得起话的人都不说话，那么像蚂蚱这样说不起话的人又能、又会或又该怎样发出他们的声音来获得社会的承认呢？”海外华人作家林达说:“假如没有人给城里孩子讲这些故事，他们和蚂蚱们将永远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蚂蚱在他们面前走过，他们却看不见蚂蚱的存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引述一个朋友的话说:“中国人都是农民，不能假装自己不是农民。”而一位学者、也是民间语文的整理者丁东简明扼要地说:“只要你良心未泯，就无法闭上眼睛。”

文：施蔷生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0月

    《草根儿》是中国首部反映农民工子女生命历程的长篇小说。全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通过农村孩子张草根(小名叫蚂蚱)随父母一起到城里打工所遇到的悲苦曲折的感人故事，反映了转型期间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元矛盾。

    该书一开始以秋后村庄里的部分打工者进城前所遭遇的“城管队员欺负买蛋的彩蛾”、“长途车上的美圆诈骗”，以及进城后在车站广场险被黑中介拉到煤窑做苦工等情节，拉开了农民进城打工的痛苦序幕。接着，小说一方面描述了原乡村教师菊儿(也是进城打工者)为进城农民工子女办学校的艰难险阻，另一方面也通过农民进城打工遇到的住宿简陋、讨薪无望、看病缺钱等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的深层矛盾。随着小说情节的层层铺开，那些动人的细节，不禁让土生土长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潸然泪下。

    但是，在所谓冷漠的城市里，蚂蚱与其父辈们还是遇到了许多伸出热情援助的手。比如，收留并安排他们住宿、工作的同乡柳桩、聘用菊儿并关心鼓励其办学的女经理、全国人大代表“烧鸡大王”，还有仗义扶助的律师等等，他们显示了城市民众对于农民工的同情和容纳，对于农民工子女的关心和援助。正是由于他们的介入，我们才看到城市文明的曙光和那缓解社会隐患的希望。

　　《草根儿》以20多万字的篇幅，讲述了农村孩子蚂蚱随父母一起到城里打工的感人故事。蚂蚱家住在一个名叫秋后的小村庄里，在过完10岁生日不久，爸爸告诉他，因为家里穷，他们全家要到省城打工。从此，蚂蚱和爸爸、妈妈，还有村里的其他人一起，走上了一条艰辛、痛苦，既洒满屈辱的泪水，又不乏顽强抗争的漫漫人生道路。 这本小说，描写了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实况，真实、感人。它除了能引起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其他层次的群体去同情他们、关注他们的命运，更能够催促人们去反思由人组成的社会怎样才能达到人与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处的状态，人类在一种怎样的社会状态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中国首部农民工子女生命备忘录小说《草根儿》采用冷静的写实手法，描述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艰辛生活历程，它既是在吁求社会给予农民工子女公平的待遇，更是在向每一个人发问：同样是中国的国民，农民工及其子女何以如此遭受命运的折磨？面对他们，我们该想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不但少年儿童读者需要认真阅读本书，成人读者尤其是城市的家长们，更应通过阅读本书，问自己也问自己的孩子：大大小小的蚂蚱们，和我们有什么两样？对类似蚂蚱的农民工子女，我们是该无视他们、忽视他们，还是该热爱他们、帮助他们？”

文：何怀宏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月

我住所窗外的平房区里，隔着围墙和铁路，曾有一个为农民工子女建立的学校。一定有热心人为此鼎力相助，所以，学校的墙上，写着“切勿忘记我们今天的所有，都来自许多人的善意和帮助”的标语。但在几年前的一个九月一号，我却目睹了这样一幅情景：学校几乎在一夜间变成了工棚，来上学的孩子突然就看到他们的学校没了，不禁失望而返，而还有一些孩子久久不肯离去，三三两两地在操场上掘出的壕沟旁，围着工人们在说些什么。

曹保印所著的长篇小说《草根儿》是写秋后村一个大名叫张草根、外号叫蚂蚱、刚满十岁的男孩，在一个深秋随打工的父母到城里去之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不想在这里转述这个故事，而希望人们自己去看。我只想说，这些来自和留在农村的“草根儿们”是千千万万，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可是，却几乎一直很少有作家去专门写出他们的生活和心灵状态，写出他们内心的焦灼和渴望，以致曹保印这本写普通孩子的书成了一本特别罕见的书。

路遥以生命为代价写成的多卷长篇《平凡的世界》，写到了从“十七年”到文革，有志气和才华的农民子弟因为城乡巨大的鸿沟几乎无望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改革开放以后，应当说下层的机会一度是大大地增加了，但是，近些年又出现了不少让人担忧的情况。许多农民来到城里来做工，他们的孩子要么随父母来到城里，但却入学困难，生活坎坷；要么留在家里和爷爷奶奶呆在一起，得不到父母的直接关爱，也产生出许多问题；还有一些孩子甚至做起了童工，或者开始了流浪。

从我们每个人往里掘下去，其实不用掘多远，一代、两代、三代，都是可以掘出一个农民来的。想想我自己，也是赤足从田野上走来，小时候脚趾头常因奔跑而踢破流血，看到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却心中充满了憧憬，想着那一天也许也能到远方去见识一种新的生活。前几天，还收到一位在南京的朋友的新书《穿着蒲鞋走来》，读后一夜难眠，他也是十来岁就开始为家里挣工分了。但我们现在在城里住久了，可能和以前的生活又有些生分了，更别说从来没有在乡下呆过的我们的孩子。他们看的多是各种童话，很少接触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这本书对我们每个城里人都是一个提醒，勿忘自己的来路，勿忘自己的“草根”。

到乡下去，看着那些在简陋的教室里大声吼叫着读书的孩子，我有时会想，从他们中将会走出什么样的人来呢？也许将走出新的李白、新的杜甫、新的阳明，甚至新的孔子？这是产生天才的最大一片沃土。当然，天才还是少数，他们大部分将过怎样的生活呢？他们能不能都过上一种体面的、人之为人的生活呢？然而，就在北京郊区的山村里，我的确还是看到有的本很聪明的孩子，因为父母无力也无暇给予适当的教育，到了五六岁都还说不清完整的句子，而他们在城里的同龄人很早就已训练出了令人惊叹的能力：有的能够流利地在汉语和外语之间转换，能够演奏钢琴等复杂乐器，掌握像高山滑雪这样的困难技能。

这里的竞争也许一开始就分出了高下，而城里的孩子在这方面占有巨大的优势。当然，我认为乡下一些聪明的孩子凭借自己的才能、尤其是凭借自己的志气和毅力，到一定时候还是能够赶上乃至超越许多城里的孩子的，但我们又不幸地看到了近年大学教育的高收费使许多来自农家的孩子很难负担这沉重的经济开支，他们的父母有的甚至为此自杀，而他们毕业后的前景也开始晦暗不明。读书对农村的孩子本来是基本的、甚至唯一的出头之路，正如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季卫东所说：“一个农民工的最大心愿，莫过于省吃俭用让孩子接受教育，将来能比自己出息。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连这条路也给堵住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绝望。”而我们现在面对农民子弟的基础教育的状况已经不容乐观，难道到了高等教育还不能努力缩小差别？难道贫富智愚真的不仅要分出鸿沟，这种鸿沟还要世袭下去？

《草根儿》的确是一本比较特别的书，其中的一点特别之处还在于：在我的视野里，还没有哪个学者、作家为一本书写出如此多的签名荐语。这些热心推荐的３６位学者、作家分布在海内海外，所涉及的专业领域跨越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其中也包括直接投身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几天前，有一个刚从国外带着她的孩子回来的朋友，告诉我她看了我发在博客上为《草根儿》写的荐语就去买这本书，但找了好几家书店都没有找到。

最后，我想在这里转录这些荐语中的一些话，比如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家琪说：“如果我们这些还说得起话的人都不说话，那么像蚂蚱这样说不起话的人又能、又会或又该怎样发出他们的声音来获得社会的承认呢？”海外华人作家林达说：“假如没有人给城里孩子讲这些故事，他们和蚂蚱们将永远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蚂蚱在他们面前走过，他们却看不见蚂蚱的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我希望城市的孩子好好读读这本书，并懂得他们和蚂蚱与三虫儿们本是一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引述一个朋友的话说：“中国人都是农民，不能假装自己不是农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蒋劲松说：“他们不幸，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关爱。然而，在《草根儿》里表现出的这种充满地气的草根力量，又是滋养我们灵魂的可贵营养。”而一位学者，也是民间语文的整理者丁东简明扼要地说：“只要你良心未泯，就无法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