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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志兴（本书译者）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应出版社的邀请，我2005年6月起开始了《我的名字叫红》一书的翻译工作。因平时的本职工作比较繁忙，此书的翻译工作只能是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进行，因而历时比较长，2005年11月初才交稿。

　　虽说当年在土耳其留学时学的是土耳其语言文学专业，但回国后从事的工作是教授土耳其语言，十多年来对土耳其文学几乎没有多少关注，因而在此之前对奥尔罕·帕慕克也没有了解过，对他的了解也就是从《我的名字叫红》一书开始的，该书也是我翻译的第一部土耳其语小说。

　　据土耳其网络媒体的报导，《我的名字叫红》是帕慕克7部小说中最为成熟的一部，一度成为土耳其和欧美的畅销书。该书秉承了土耳其文学中历史小说的语言风格，大量使用了纷繁复杂的长句，具有浓厚的文学特色。因该书囊括了历史、侦探、爱情、艺术、宗教等方面的故事元素，又是以故事中的人物和道具为一个个节点来讲述整个故事，因而对于译者和读者来说都十分具有挑战性，它要求译者和读者要对土耳其的历史和伊斯兰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我国对土耳其文学了解不多，更谈不上加以研究了。在此之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徐玟老师翻译了《伊斯坦布尔姑娘》，原新华社记者李贤德老师翻译了《瘦子麦麦提》（第一册）。希望随着《我的名字叫红》以及帕慕克的其它几部作品的陆续出版，国人能够对帕慕克和他的作品以及对土耳其文学有全新的认识。

文：姚映然（本书责编）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遇到帕慕克其实很偶然，某日在国外的某个书店网站上浏览各种出版物的近况，发现了一本书，书名叫做My Name is Red，觉得很诱人，书名起得很自我的感觉，就翻看了网站上的相关介绍，是我喜欢的那类小说，有历史感，有丰富的故事线索，不会一下子就看到作者的意图。按照惯例，我给版权部的同事发了相关信息，希望要样书来读读看。等待样书的日子里，我才发觉书的作者是位土耳其作家，作品的主题通常都与伊斯坦布尔有关，从大学时代同宿舍有位维吾尔族好友开始，伊斯坦布尔就是我向往的城市，因为它在东、西之间，既神秘，又亲切。我搜索过与作者有关的各种消息，发现他的另一部作品《雪》闯入了纽约时报2004年的100部好书奖的前10名，更有许许多多国外的读者在网络上发表感言，声称他们读帕先生的作品如痴如醉。我很好奇，接连要了作者的其他几部作品，除了英文版，同时还要了台湾已经出了的几个繁体版。小说本身写得很精彩，是这些年难得一见的好作品，读起来欲罢不能。不仅仅因为形式、风格、故事本身，更多的触动我想是来自帕慕克写作的企图，他令我这个同在亚洲的东方人，感同身受，与小说的主人公一同在富丽堂皇的细密画中摸索，说到底，也不单单是为谋杀案寻找一位凶手，而是为处在东西方夹缝中的历史个体寻找一个认同，对自己，对民族，对文明本身都是如此。在帕慕克的作品中，我找了同为东方人的共鸣，我想他时时不能释怀的东西也许正如我们，是文明接触中的处境问题吧。

　　在选题会上与公司同事和领导谈了自己的感想，大家很认同，也因为帕慕克当时已经有挺高的文学地位，所以领导拍板同意多尝试几部。就有了今天大家见到的《我的名字叫红》、以及即将出版的《雪》和《白色城堡》。外方代理当时提了要求希望我们从原文翻译作品，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作者本人对自己作品的关注和责任。很幸运，通过一个朋友找到了现在的译者沈志兴老师，他谦虚、认真，为我们译出了这部精彩的作品。

　　《红》这本书从本质上讲，它探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帕慕克认为“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冲突或者和谐，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土耳其的缩影。”这种生活方式与中国读者的处境既相同，又有差异。相同的是，我们同样生活在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和调和中，这一点，我相信当代中国的普通读者比16世纪的土耳其人可能感触更深，这种处境的共鸣足以吸引读者。同时，这又是一种与中国文明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它来自伊斯兰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宗教背景、文化内涵。美轮美奂的细密画，16世纪伊斯坦布尔潮湿、狭窄的街道，遵循伊斯兰教规的妇女的爱欲与背叛、层层叠叠、尘埃满布的君王宝库、从未出场却无处不在的世俗君王苏丹……一切的一切对读者而言都是神秘的、新奇的。

　　这种错综复杂的处境感将给每一位读者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是我欣赏它，也认为它能畅销的一大理由。

　　理由之二无外乎它非常好看。对艺术作品、故事情节、异域爱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因为它的写作形式独特，任何一章被跳过或者把不同的章节进行随意组合都会获得不同的阅读感，所以聪明的读者一定很轻易就可以找到自己最惬意的阅读方式。

　　理由之三是它太流行了，从伊斯兰世界到欧美大陆，它的流行程度未因地域的改变和时间的流逝而缩减，这已形成一种阅读风尚，诺奖的颁布正是对这种风尚的肯定和认可。

　　理由之四其实是个人角度的，许多作家都非常有个人魅力，我想帕先生也属于其中之一。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就觉得他非常有读者缘，对一位作家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也许仅仅源自读者看到他注视世界的眼神那一刹那所产生的亲近感，在帕慕克身上这一点表露无疑。

　　作为诺奖的新宠，相信他的作品会因其不同于以往作品的异质感、神秘感、可读性而被读者争相追捧。

文：耿娴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1月

　　有这么一种小说，它像一个迷宫，我们不得不走走歇歇，边走边想，面对一个个突如其来的新情况充满着好奇和渴望，它挑战我们的耐性，拐弯抹角地考验我们的智商和情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即是如此。

　　包括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以及帕慕克在内的作家对于诸如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科学/宗教、民主/强权等二元对立极其敏感。政治边缘地带的民族成了世界最敏感的一根神经。这些作家常常把对民族未来的展望和对人类命运的探索合而为一，使得创作出来的文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土耳其这个东西文明交汇的神秘古国更有着种种一触即发的矛盾。奥尔罕·帕慕克敏感于意识形态长久以来的对峙，选择凶杀和爱情作为创作题材，揭示了那种冲突的强度和影响。

　　《我的名字叫红》笼罩着宗教的神秘气氛。围绕着信仰/真理、革新/保守、阴谋/爱情种种矛盾，发生在一周之内的小城故事扑朔迷离。它首先是一部推理小说。姨父组织为神圣苏丹的史书配插图。他的徒弟高雅、橄榄、蝴蝶、鹳鸟为要不要保持绘画的“风格”各执己见。姨父采用来自欧洲的透视画法，而这种画法被人看作对真主的亵渎。姨父用透视画法为苏丹绘制画像成了他的重要死因。美丽的女儿谢库瑞发誓父仇不报决不与新婚丈夫黑圆房。黑顶着杀人凶手的恶名，在众叛亲离的两难境地里，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终于与蝴蝶、鹳鸟查出凶手正是橄榄。但是，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侦探故事。凶案的背后是文明的冲突。作者显然对于仇杀抱以否定的态度。他期待一种理性的宽容和大度，尊重两种文明的差异，达到和而不同。

　　《我的名字叫红》更是一部不朽的爱情诗。在叙述谢库瑞与黑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作家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将伊斯兰古老的爱情故事穿插其中，为作品本身增添了一份温情和亮色。

　　可以说，《我的名字叫红》是一座迷宫。这不仅是因为小说情节曲折复杂，还在于叙事模式的创新。每一个人物的口述构成一个个章节，等待聪明的读者分辨谁是谁非，得以串联起前因后果。所以稍不留神我们就陷入叙述者设置的陷阱中，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连狗和金币、树木都要“我来说两句”，发泄对世道的看法；死人也不放弃发言权，自称没有躯体的灵魂要和没有灵魂的躯体对话……可以说，这座“迷宫”展示了人类为种种矛盾所困扰的生存境遇，而帕慕克期待的是，我们应努力探索走出“迷宫”的道路：追求理性，保持一种大度和宽容的风度，实现人和人之间相互理解——这种理解应是文化上的，当然更是精神上的。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2006年11月

　　何平（书评人）：这本书所牵涉到的历史、宗教、美术史知识很多，信息量很丰富，如果书再版最好加注，里面有很多的背景，对内地读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而且还有大量的引喻，如果不知道出处就不知道他的引喻是什么意思。另外，我不知道书中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是出于作者的想象还是真实的。全书结构模仿艾柯的《玫瑰之名》，从故事本身来讲我比较喜欢爱情故事，而且里面塑造的女性角色很鲜明，侦探故事相对而言比较失败，太繁复了。译者翻译得非常好，唯一的遗憾就是第一句没翻好，比较拖沓。这本书的第一句在国外已经被评为非常有力的开头，我看过英文的开头，句子很铿锵。《中华读书报》上刊登过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开头，很不错，比这个要好。

　　罗岗（学者）：这个小说确实是非常好，采用了限制性的视角，这个视角是和西方的透视法联系在一起的。小说里有一个内在冲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好像有一个主体性，但是这样一个主体性叙述的方式和小说所讲的细密画的方式，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内在的紧张，而这个紧张和东西方的紧张是联系在一起的。

　　谈峥（学者）：我个人的感觉这本书的视角转化有点太频繁了，有的时候他会让一棵树也来说话，让一枚金币也说话，让一个死人也说话。当然总的来说这本小说还是很好看的，这方面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译者的文字非常轻松，但是风格上还是有一点点问题，比如说在第59页最后一行，“一天早晨我醒来看，哇塞……”我觉得让土耳其人叫“哇塞”，有点荒诞，如果有机会修订的话应该可以解决这样的小问题。

　　孙甘露（作家）：这个小说结构上有非常精妙的东西，从多角度来叙说，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谈论，在细节上充满了对整个故事的隐喻，作者创作的心思比较接近艾柯或者是拉斯迪。小说是非常好的，很难得。

　　江晓原（学者）：书没读完时我做了一个无聊的行为，我在书的目录上统计，发现章节名字叫“我的名字叫黑”的出现了11次，“我，谢库瑞”8次，可是“我的名字叫红”只出现了一次，这个红是一种颜色而已，并不是一个人物，而黑的故事和谢库瑞的故事都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要把《我的名字叫红》来作为书名呢？这个选择是随机的还是有深意的呢？我倾向于是有深意的，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出于什么考虑。

　　七格（作家）：我不喜欢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关于细密画绘画理论的解释，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给我带来的感受都差不多，里面涉及到一个透视法的问题。实际上从人类的绘画史来看，西方的理论确实是占了各个领域，看完书后你会有一个忌惮，伊斯兰的文化、绘画和欧洲文明对话，同样会使你产生焦虑和紧张。另外谋杀案的描写显然要比《玫瑰之名》弱，推动情节的动力不足。

　　李继宏（翻译）：平时我们看的小说都有一个时间流在里面，读者会跟着这个时间走，而这本书有59章，却没有统一的时间。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把第一章看完后，去看第二章《我的名字叫黑》，然后继续把所有叫《我的名字叫黑》的章节都看完了，回头再来看第三章也可以。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很有趣，整体的感觉不会变，这种体验是我们看其他小说时碰不到的。

　　莫言：虽然这个小说看了一半，或者说仅仅看了一小半，也能感觉到帕慕克惊人的艺术才华和他贯通东西的学养。他的小说，我感觉到是一个杂交种，里面有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也有伊斯兰文明的影响。里面有民族的传承，也有外来的文化，有爱情故事，也有暗杀的阴谋。他的叙事角度多边，狗也说话，树也说
话，看他的小说，仿佛是在看一个用五彩玻璃镶嵌出来的不断旋转的圆球。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引领时代潮流的小说，在当今泛娱乐的时代，要想把读者从娱乐当中拉回来，让读者坐在桌前读你的作品，那么就必须要向帕慕克学习。我们要学习帕慕克对小说艺术的高度重视，如果帕慕克的小说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技巧的话，这本小说本身的故事内核确实并不特别地令人惊讶。正是他这种高度的，非常熟练的叙事技巧，才使《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引起了全世界不同语种读者的注意。

　　我们还要学习帕慕克叙事过程当中轻松的方式，他非常巧妙地处理了沉重和轻松，严肃和通俗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帕慕克对他的伊斯坦布尔的热爱和对地理文化的熟悉，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举重若轻。

　　总体感觉，这本书写得虽然轻巧，但是处处充满了现实。好像写的是与现代生活没有关系的事情，但实际上每一个细节都跟当今的生活密切相关。他看起来写的是土耳其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在读者心中依然会引起很多丰富的联想，这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故乡，联想到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 　　

　　陆建德：其实我们对土耳其文学是很熟悉的，这个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13世纪的时候，在土耳其有个人的名字叫纳斯尔丁·霍加，他在清真寺里面工作，后来成了神学家。他最擅长的是讲笑话，胸中有无数个笑话，这些笑话成了土耳其人民丰富的文化资源。他的中文名字是纳斯尔丁·阿凡提。现在我们想到最戏剧化的人物时会想到阿凡提，实际上是因为在13世纪文学作品里面讲到了阿凡提。

　　前几年我们有一次请美国教授来讲学，这位美国教授当时就非常推崇帕慕克。他读的是英文译本。他说他的一些朋友也很喜欢帕慕克，但他的一个法国朋友看到《我的名字叫红》时，翻了几页就不要看了，因为觉得写作风格、文体很装腔作势——这是因为法国文学本身在文体的实验上已经十分成熟了。

　　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的写作过程中受西方文学、欧美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他在这本书里面有意识地采用了多视角的叙事。但是帕慕克在后期还有一些作品，跟《我的名字叫红》风格并不一样。

　　《我的名字叫红》里面其实牵扯到不少宗教文化的冲突，我知道有很多的英美文学研究者，他们有流派的背景，非常关注哪一部著作里面有反犹形象，如果有反犹倾向，他们就极其敏感。这些让我们意识到文学的背景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帕慕克给我们出一个新的难题，教我们用成熟老练的眼光来观看字里行间传达的信息。为此，我向帕慕克致敬。

　　（摘选整理自“《我的名字叫红》上海研讨会”发言录音）

文：云也退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奥尔罕·帕慕克的获奖是一个好兆头，委员会的老先生们终于意识到，庆祝的人群里出版商的数量不应该比读者更多。帕慕克在那趟官司之前就已经颇有名声，而且他自身条件也齐备得让人瞠目结舌：小语种，第三世界国家，伊斯兰文明，常年跟当权者不对付，所在国家的同行里也没有拿奖的前科——四美具，二难并，有利条件他都占全了。

　　这样说没有抹煞其才华和成就的意思。帕慕克作品从第一行字开始就透着深厚的抱负，让惯读纯文学的人喜上心头。《我的名字叫红》被国际文坛公认为拥有一个可以跟《百年孤独》媲美的开头：“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作家都有给自己写墓志的癖好，但帕慕克的确能激起读者勒石为碑的冲动，因为整本书宏大、精深、波澜壮阔，令这个开头犹如镶着宝石的塔尖。作为小说家，帕慕克懂得该怎样让每一章、每一段乃至每一句的重心落在最恰当的地方，怎样让小说的内涵足够厚实。

　　没有必要去研究帕慕克的身世，我们只需知道：当他在祖国四处旅行的时候，他就在内心细细地串联古－今、东－西这两对范畴。《我的名字叫红》截取16世纪伊斯兰细密画艺术发展史中的一个断面，把这四个领域完美组合到了一起。读者进入故事直至阅读过半的时候，也许还会把它看作一个破案故事，四处搜寻关于凶手身份的暗示，但看到奥斯曼大师自刺双目之后，应该都会放弃这个打算：显然，把悬念维系到底并非作者的唯一追求，他最大的愿望毋宁说是代表伊斯兰文化发言；不是为细密画家笔下所谓“真主眼里的世界”的正当性辩护，而是想告诉读者尤其是西方人，这个只有信仰的眼睛才能看到的世界几百年来和他的民族彼此融为一体，任何一种割裂的尝试都可能导致血流成河。

　　帕慕克对土耳其政府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认为这个政府无视传统与人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当初选择现代化作为民族富强之路，乃是势所必然，但是现代化进程要在国家肌体里最大限度地剔除宗教的成分，这是许多土耳其人民，特别是底层的贫弱者所无法接受的。当权者无视这一矛盾，甚至把那些抗拒者放入现代化车轮底下碾碎，令帕慕克无法容忍。因此，他在《我的名字叫红》里展示了一个相似的困局：伊斯兰细密画的最高掌门奥斯曼大师早已预见到，来自西方法兰克人的阴影和透视画法代表了绘画的大趋势，但仍要为守护自己的画派而奋死挣扎。

　　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奥斯曼大师手下的四位细密画家奉命按照法兰克人的画法为苏丹绘制一部伟大的作品，在此期间，外来艺术的诱惑和对自身之根的珍惜之间的对立，令他们内心饱受煎熬，终致发生内讧，画家高雅先生被另一名同行杀害。但是，凶手的内心也是痛苦万状：

　　“我能感觉到心中的魔鬼不是因为杀了两个人，而是我画出了如此的肖像。我怀疑我之所以杀死他们，其实是为了创作这幅画。可是如今，孤独让我感到恐惧。……你们也都明白了：我杀死他们两人，是为了让画坊像从前一样延续下去，安拉也必定明白这一点。”

　　杀人者和被杀者的精神都濒临崩溃，他们无法确知自己的行为是对伟大细密画艺术的拯救还是背叛。在困惑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走向极端。我们这些早已歆享着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无法体会这种精神上的苦楚：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受一套宗教系统的规制。

　　痛苦直接来自两大文化的碰撞。帕慕克曾无数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大桥上驻足沉思：这座横跨两大洲的桥梁是两大文化之间关系的缩影——它沟通两者，但沟通本身表现为反复的、长期的冲突。帕慕克告诉我们，细密画在透视画法的冲击下的没落灭亡，并不仅仅是一桩艺术史上的事件：从一个单向度、充满虔信的中世纪伊斯兰艺术观转向一个讲究多向度、多声部、多元化的西方艺术观，意味着割断一整个民族传统，抛弃一整套世界观——这种艺术上的碰撞乃是社会动荡的一个侧面，人的观念为此受到的冲击，足以达致惨烈无比的程度。如果仅仅把这种后果归咎于伊斯兰教教义的极端化倾向，归咎于教徒们的冥顽不灵，显然远不足以解决问题。

　　因此，瑞典委员会的评语才说，帕慕克的思想探索是追寻伊斯坦布尔的“忧郁的灵魂”。“忧郁”来自一种长期的挫败感，是“他必兴旺，我必衰落”的历史宿命带来的深深的沮丧。假若说任何民族都要面对传统文化的负担，那么这种负担在帕慕克的民族那里就显得格外沉重。奥斯曼大师自刺双目，是为了实践“所有细密画大师最后都归于失明”的训诫；在我们看来这是为了逃避，因为“真主眼里的世界”本不是真实的世界，细密画家笔下的造型都是有悖现实的。但是，“失明”本身的悲剧色彩毕竟让人唏嘘不已。嬗变之艰难，抉择之痛苦，局外人应该给予同情的理解。

　　令帕慕克感到遗憾的是，当今东西方愈来愈势同水火，历史教训并没有给后人以任何触动。帕慕克说，即便亲眼目睹了双子楼倒塌，他也不会把“9.11”看作东西方之间的较量——这样说并非否认事实，而是一个事关方法论上的问题：东西方对“冲突”的命名和理解都是错误的。《我的名字叫红》传达给读者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那就是：“东”和“西”作为一般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对这两个概念过于顽固地信仰和迷狂，却会埋下战争的导火索。帕慕克近年来一直在抨击土耳其国内的专制，乃至为此惹上震动世界的关于“有辱国格”的官司，正是因为他痛感该国的知识分子、媒体和新闻机构都太看重西方之“西”和东方之“东”了——不需要疯狂的独裁者，只需这一根深蒂固的偏执信念，就足以同时摧毁本国的民主和外国的信任。

　　奥尔罕·帕慕克还原一段历史，希望能换取今日世界的警觉：文化不可能自我封闭；对“异己”要有最低限度的尊重性认同，对自我中的“他性”要有清醒的认知。一俟冲突发生，只有充分的换位体察才能缓解心灵上的创痛。诺贝尔文学奖发给帕慕克，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位作家的苦心：两种文化的冲突不是一场必有一伤的斗争，而是衡量整个人类进步程度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