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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巫塔
出处：新京报 2006年8月

　　忘却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我的名字叫红》的提醒，人们似乎不曾记得土耳其的前身是辉煌的奥斯曼，一个持续了六世纪之久的大帝国。15－16世纪它的荣光笼罩着欧、亚、非。

　　那时候，黑海、红海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内陆湖，从尼罗河到多瑙河，到处弥漫着奥斯曼帝国骑兵的血腥气息，他们甚至还兵临维也纳城下，使整个欧洲都得了“恐土耳其症”。

　　就是土耳其人自己也会忘记。不是吗？自从凯末尔改革规定，土耳其语的书写必须用拉丁字母，而不准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后，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实际上不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献了。

　　对于今天的土耳其学生来说，如果不借助注释，就根本读不懂凯末尔1927年的6天演讲词。既然读不懂了，谁还会记得呢？

　　复苏土耳其的历史记忆

　　《我的名字叫红》帮我们复苏了关于土耳其的历史记忆。那是怎样一个神奇的世界呢？

　　奥斯曼帝国广袤的视野，又将它所看到的一切纳入到了精微的行列中。为此，你可以走进一间屋子，看看里面的摆设：“铺在地上的蓝色库拉地毯、铜制宽口水罐、咖啡壶及拖盘，还有远从中国经由葡萄牙跋涉而来的精巧咖啡杯”；或者端详一下某位骑兵的战利品：“从匈牙利带回来的闹钟，一根用最骠悍的阿拉伯骏马的筋腱制成的鞭子，一副大布里士出产的象牙棋”，吉瓦战役中获取的银烛台。

　　精微的生活一经酿造，就凝炼成了精细的艺术：“成千上万的飞鸟、马匹、士兵、情侣、骆驼、树与云。”这就是细密画。其中交织着印度的热情洋溢、波斯的细腻装饰、中国的舒缓流畅和阿拉伯的天国梦境。“我们看到春天的树木盛开着缤纷的花朵，恍若天堂的花园里高耸的柏树，情侣们依偎在花园中，吟诗喝酒，欢乐满溢。”

　　细密画形象地记录着那些过往的事物，沉醉在繁文缛节的一丝不苟的描绘中。

　　画坊中的细密画家们倾其一生，都在用这种方式默默地磨蚀着自己的智慧与生命。

　　表面看来，他们是在为统治者苏丹服务，描述苏丹的生活、征战，但是他们体会更深的是来自真主安拉的荣耀。因为，在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为苏丹服务就意味着向真主奉献自己，而支撑他们艺术生命的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细密画家们所要呈现的是真主安拉眼中的世界，安拉是世界的中心、画面的中心。然而，16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帝国开始由盛转衰。苏丹多不亲政，沉湎后宫，大权旁落于“大维齐”（首相）之手。近卫军干涉政治，控制苏丹，国家财政拮据，工商业衰落，社会动荡不安。

　　这时候，欧洲正经历着伟大的文艺复兴，刚刚从沉郁、窒息的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人，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人成了自己的主宰，他们勇敢地探索着那些未知的事物，他们认真地记录着生存在世的细微体验，他们把自己的肖像放在了画面中心，这就是法兰克风格。细密画受到了威胁。人怎么能僭越真主安拉的位置呢？细密画家们感到深刻的困惑与焦灼。同时，帝国内部的动荡也在诱惑着他们，做背离信仰的事情。为了钱，一个细密画家可以去画些色情小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裹入其中，或者死亡，或者蜕变。细密画家们更是如此。

　　《我的名字叫红》里展现了两位细密画家的抉择。

　　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坚决地捍卫着细密画的传统，一直把那次被迫模仿欧洲大师作画的经历视为耻辱。他渴望达到前辈大师的壮丽层次，虽然他痛苦地意识到这不可能。最终，在欣赏苏丹宝库中的传世最美丽的图画时，他勇敢、沉着、坚定地把金针插入了瞳孔，看着世界的颜色渗溢晕散，彼此相融。

　　奥斯曼大师用这种方式把真主眼中的世界永远地留在了记忆里。

　　“橄榄”是奥斯曼大师的徒弟，他的父亲师从波斯君王大布里士画坊中的一位著名插画家，师门背景可以追溯到蒙古时代的大师。因此，蒙古、中国与赫拉特大师的风格和典范已经根植于“橄榄”的灵魂深处。惟有深谙传统的艺术家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创造力。因为，传统会告诉人们，形式契合着精神。

　　一旦新的精神出现，创造新形式的时候就到了。所以，对于“姨夫”所崇尚的法兰克风格，“橄榄”最热衷也最容易接受。

　　然而，“橄榄”最终却没有创造出承继细密画的新形式。他意识到了阻碍恰恰来自对真主的信仰，法兰克的特色被视为魔鬼的力量，当细密画家们学习法兰克大师时，同时存在着内心根本的怯懦。此外，法兰克人的娴熟技巧需要好几个世纪的磨练，即便弃绝自己的全部传统，也无法习得真正的法兰克的特色。

　　协调与外事因素间的对抗

　　如何协调传统与外来因素之间的对抗，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的冲突？“橄榄”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先后杀死了高雅先生和“姨夫”，他并不是故意杀人，只是内心的道路尚未明晰。如果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逃离伊斯坦布尔，或许还有可能摸索出一条道路。不过，“橄榄”终究未能如愿以偿，他被杀了。

　　即使“橄榄”能够平安地活着，他也很难解决这道难题。“橄榄”在细密画上所遭遇的问题，实际上是奥斯曼帝国面临的现代性问题。

　　从1697年的山塔之战开始提出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到1908年的土耳其青年党人革命，这段历程奥斯曼帝国整整走了210年，岂是一个人穷尽一生所能等待的岁月？

　　时间拖得太久了，所以，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果断地开始了全盘西方化的道路，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任何影响，例如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圆柱形红色礼拜帽，反对女人戴伊斯兰头巾，尤其是语言文字的改革。

　　然而，不幸的是，土耳其在西方眼里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土耳其未能加入“欧盟”。在亨廷顿看来，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

　　是的，所以，你能够理解，为什么“黑始终沉浸在忧愁当中”，为什么奥尔罕“并不快乐”，这是来自土耳其人灵魂深处的抑郁与不欢畅。此时，正需要去追忆一下那以往的神圣宗教与奥斯曼帝国，怀想一下礼拜帽上壮烈的“红”：“就这样，一旦我把自己的颜色呈现于纸上，仿佛我正命令这个世界：”变红！’而世界也就真的变成了我的血红色。”

文：戴新伟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8月

    以好看论，2006年的译介小说，《追风筝的人》和《我的名字叫红》可以位列三甲。两位作者，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和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对我们来讲都是初次见面，不过，前者系处女作一炮走红，而帕慕克早在1974年就开始文学创作。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我们今天终于能够读到他的小说，探寻他以何种技法炫耀于世，这种技法于过去、于将来的文学有何影响，以及在他作品里的现实世界又系何种图像。对于一位土耳其作家，这一点无疑更值得我们关注。迄今为止，帕慕克的小说不仅广为译介，而且作为亚洲作家跻身欧洲文学主流，还让诺贝尔文学奖为之踌躇，在他身上有着东方作家身处现代西方小说叙事环境下的特色:困境与想法，实践与突围。这些他通过小说表达得非常明显。

    我的名字叫故事

    《我的名字叫红》主要事件是两桩谋杀案:16世纪末，为苏丹秘密制作绘制抄本的高雅先生被人杀死，负责这个项目的姨父大人接着被害，苏丹要求三日破案，否则唯全体细密画家是问。另一方面，离家12年的黑先生回到伊斯坦布尔，他的恋人，姨父大人的女儿谢库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战场生死未卜。这本长达500页的长篇小说非常好读，跟小说的类型有关——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不如说是推理/侦探小说，追寻凶手是小说的最终要求，福尔摩斯最能吸引读者，但不是作家的目的。故事诚然重要，讲述手法也颇考作家手艺。写法上，与其说这是一部标新立异的长篇小说，不如说这是一部具有“返祖”现象的小说，帕慕克大讲故事——不是作者向读者讲(相反地，这部小说没有作家身份)，而是把所有人推到了前台，让他们充当起了说书人的角色。全书59章，也就是说，是59个角色在讲述——

    黑先生出场12次；女主角谢库瑞出场8次；作为关键人物的凶手出现6次；秘密抄本负责人(也是事件负责人)姨父大人出场5次；他的老对头、苏丹的细密画首领奥斯曼大师出场3次；奥斯曼大师的得意弟子“蝴蝶”、“橄榄”和“鹳鸟”各出场3次；死人高雅先生和谢库瑞的小儿子奥尔罕各出场一次；还有假借说书人之口的一条狗、一棵树、一枚金币、死亡、颜色红、一匹马、撒旦、两个苦行僧和女人各出场一次。“我的名字叫红”只是其中的一章，是以颜料红的口吻叙事。

    我们可以从人物出场的次数来解读这部小说:这个故事最依赖的人物就是黑先生，他的归来和身份是故事叙述表面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他和出场8次的谢库瑞之间的爱情，爱情是幌子，正如这本小说的推理成分一样。接下来是凶手、姨父大人、奥斯曼大师及其三个弟子，由他们组成了故事的冲突、架构和结局——在这些人的故事中，我们逐渐明白谋杀不是出自细密画家之间因才能引起的内心积怨，也不仅仅是奥斯曼大师为首的细密画家对于威尼斯透视画法的抵制，简而言之，它是两个世界的“观看”方式引起的冲突，这种16世纪的冲突甚至出现在伊斯坦布尔普通人的生活中——当黑先生向读者讲述他12年流亡结束回到这座城市时，他最后消遣的地方是咖啡馆，咖啡这种西方的事物正是当时的伊斯坦布尔公共社会所抵制的。咖啡馆的说书人所讲的狗、树、金币、死亡、红色、马、撒旦、苦行僧和女人，就故事而言它们是闲笔，但意义指向则是解释“谋杀”的重要线索，诚如死在井中的高雅先生所言:“我提醒你们:我死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骇人的阴谋，极可能瓦解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它们也是姨父大人精心筹划的抄本里面的内容之一，而这些内容在传统的细密画家看来(比如奥斯曼大师)皆属离经叛道的东西。

    当然，读到这些故事我们的第一感觉是在古老的《一千零一夜》里面游走——山鲁佐德借讲述(别人的故事)来延续生命，《我的名字叫红》让每个叙述者故事里面套了若干个小故事。和山鲁佐德的无限延续不同，尽管每个角色的故事有寓言，但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事，于整个小说发展有推动的故事。在《一千零一夜》里，故事的价值是讽喻，是寓言，但如果想要在《我的名字叫红》里找出这些故事则很困难——在帕慕克笔下，他只是选取了这种传统讲故事的方式而已。

    我的名字叫风格

    谋杀发生在细密画家之间，辨认凶手的方法就集中在了细密画身上。帕慕克怀着激情所写到的这一伟大波斯艺术(他曾在7岁和21岁时考虑成为画家而不是作家)——细密画(miniature)，曾经是波斯艺术的重要门类，始于《古兰经》的边饰图案，主要用作书籍的插图及封面和扉页上的装饰图案。在帖木儿王朝(约公元1369－1500年)鼎盛的这段时间有一支庞大的细密画队伍。奥斯曼大师领导的细密画画坊正融入在这些群像之间。因为细密画本质上是贵族艺术，在苏丹宫廷被视为珍品而互相赠送、收藏和玩赏，所以才有“蝴蝶”、“橄榄”和“鹳鸟”这些细密画高手。但中世纪的细密画家靠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临摹、重复前辈的经典作品来维持细密画的传承，同时个人达到细密画大师的地位。这种技法是完全摈除了画家本人的特点和风格的。一个悖论:凶手隐藏在细密画家之间，他们的画作没有风格，现在却要在这些没有风格的画作里面找出风格，揪出凶手。

    小说中的凶手异常难找，而对于帕慕克而言，我们试图寻找他的风格也是困难的。但正如奥斯曼大师有“侍女法”，《我的名字叫红》也有依迹可寻之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一千零一夜》，对于这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帕慕克无疑借鉴了那种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但他的人物却挣脱了纯粹讲故事的传统叙事，进而不仅能自己登台，同时还能“借壳上市”让没有生命的狗、树(它们仅仅是细密画师笔下的形象)、金币等“讲述自己的故事”。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他们对于自己身处的文学世界的谱系都是前后清晰的，他继承了什么扬弃了什么以及发挥了什么遗产是什么都一清二楚，这也是文学史的写法。我们从故事里可以找到《一千零一夜》的影子，但帕慕克在传统的阴影下迅速校正了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尽管小说有着传统的骨架，作家却在技巧的繁复上呈现出他作品丰富复杂的一面。

    从帕慕克的作品来看，《我的名字叫红》与他较早的两部长篇《白色城堡》、《新人生》无论题材、容量还是技巧，都不尽相同。《白色城堡》讲的是17世纪威尼斯奴隶与土耳其主人的故事，《新人生》则是现代小说，借一本书来展开它对人的影响之旅。但无论是《白色城堡》也好，《新人生》也好，这部《我的名字叫红》也好，正如我们谈到帕慕克的叙事传统一样，这些小说都反映出作家本人的世界观:他是一个东方的作家、土耳其作家，在他的小说里，无论是发生在今天的故事还是远在中世纪的传奇，都逃不开东方/西方、理解/拒绝理解这样的母题。我们也可以说，这些问题，在过去是问题，在今天同样是问题。当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帕慕克困扰不已的时候，这种困扰绝非诺贝尔文学奖一时走神，恰恰相反，诺贝尔文学奖为一个以好看著称的作家而困扰，那么他绝非只有好看这点货。这次未遂的关系既让人看到了帕慕克的优点，也暴露了其缺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几乎都是意义先行，好读与否倒在其次。但如前所述，帕慕克的好读既与卡勒德·胡赛尼这样的畅销书作家不一样，绝非那种泛政治化写作，同时，尽管有论者以为他乃是卡尔维诺、艾柯一路，但他的幅度其实更宽，无他，或许这是作为一位土耳其作家、作为一位亚洲作家使然。在现实生活中，帕慕克也的确热衷于发言，是一位争议分子，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事故使得他的争议更大_——或许，诺贝尔文学奖也希望他的争议性更大。

    正如细密画最后衰落而西方透视画得到天下一样，现代小说同样是西方文学的形式之一。帕慕克48岁那年接受英国媒体的访问，谈到写《我的名字叫红》，帕慕克说——

    当我书写时我想像最新的、有企图心的书，当然，我想到詹姆斯·乔伊斯，乔伊斯为什么写都柏林……所以你感觉到了，你必须提出你的城市，造就他一如阅读巴黎或伦敦(巴尔扎克的巴黎或狄更斯的伦敦)为了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他的位置。

    这是帕慕克的另一种、且不容忽视的文学谱系。

问：任海平
出处：大众日报 2006年8月

　　满纸的流光溢彩，华贵的艳黄，令人心旌摇荡的红，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华丽，扑面而来，将我淹没。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将我深深折服。我在这样的一部小说面前感觉到自身阅读经验的弱小，我甚至被他行文的绵密与富丽震惊得一度失语。就像《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时眼睛和心灵不知道如何配合才好，但我仍然被它深深吸引。就如武林高手过招，不必动手只需动口，见招拆招已分胜负高下。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一出场即光芒四射。《我的名字叫红》同样有谋杀与推理，一出场便是死人，一具尸体在井里颇为镇定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讲它（高雅先生）如何被谋杀，而且透露杀死高雅的人就是为苏丹秘密委制一本伟大的书籍的其他三位画家之一，橄榄、鹳鸟、蝴蝶？气氛陡然紧张，迷云渐起，这种谋杀而且是身边人作案，一布局即抓住人心，令人时刻在接下来的字里行间试图寻找真凶……
　　爱情也是解读它的一种阅读方式。离家12年混迹在外，深受爱情与初恋情人困扰的青年黑，重新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为了重新追求守寡在家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谢库瑞，黑加入到苏丹秘密委制一本伟大书籍的阵营中，为那些精致的插画补上故事，而谢库瑞父亲突然被谋杀则使黑的爱情果实似近实远，要想真正得到谢库瑞的爱，黑就必须揪出真凶，一场爱情与谋杀之间的较量拉开帷幕……谋杀和爱情其实是《我的名字叫红》里的绿叶。这都不是帕慕克所极力要表现的。
　　帕慕克曾经醉心于细密画，曾经为他生长的伊斯坦布尔写过一部《伊斯坦布尔》，并差点依此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的名字叫红》中不管是谋杀还是爱情都以绘画、艺术、风格等为描述主题，帕慕克有关爱情与谋杀的布局其实是为了阐发他的艺术理念，对细密画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发自内心的异乎寻常的爱。这种理念在他精致的笔下通过一棵树、一只狗、一块金币、一个说书人、一匹马、两个孩子、四个画家包括潜在的凶手的自述表现出来，他们的出场都是“我”，仿佛你就是他们（它们）最可亲近也最信任的人，他们在自述或述他的过程中，不断地提示着你去关注谋杀事件的进展，留意黑与谢库瑞的爱情，吸收作者对细密画的见解。这是一种最易打动人也最能俘获人心的表述方式。
　　《我的名字叫红》吸引人的还不在于此。它的遣辞运句非常华美，语句充满哲思，行文富有节奏感，特别是强烈的画面感令人身心愉悦。书中大量运用了土耳其的民间传说以及历史故事。最巧妙的是，作者在分析细密画家的风格时恰巧就运用了与谋杀类似的画作；书中有黑与谢库瑞的爱情，作者就采用了细密画大师毕萨德等关于席琳与胡斯莱夫的爱情画作；故事中套故事，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帕慕克讲了一个苏丹委制伟大手抄书籍的故事，而他本人也为我们制作了一本不同凡响的书籍。
　　土耳其文学巨擘奥尔罕·帕慕克曾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独立小说奖、法国文艺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多种荣耀。《我的名字叫红》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并于2003年获得都柏林文学奖，这个奖奖金高达10万欧元，是全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成为包揽欧洲三大文学奖项的当代文学大师。

　　在当今泛娱乐的时代，要想把读者拉回到桌子前捧读一本书，绝非易事。土耳其文坛巨擘奥尔罕·帕慕克的成名作《我的名字叫红》，却能够引起众多读者的极大兴趣，这部书曾被译成20多种语言出版，在囊括了法国文艺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柏林文学奖在内的欧洲三大文学奖项后，作者又荣获2006年诺贝尔文学大奖。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红》为什么会这样红？细读全书，便不难找出答案。

　　悬念小说的精湛结构抓住了读者的心理。《红》是一部杰出的悬疑小说。它描写了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秘密组织一本伟大的书籍，四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精心绘制这本旷世之作。此时，离家12年的青年黑，终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归来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的谋杀案。国王苏丹要三天内查出结果，而线索很可能就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某处……发生在一周之内的小城故事，扑朔迷离，惊心动魄。布满疑团的谋杀案，又笼罩着宗教的神秘气氛。围绕着信仰与真理、革新与保守、阴谋与爱情的种种矛盾，书中精心设计了重重“迷宫”，让读者在充满好奇和渴望中，穿梭于悬疑小说中一个又一个“迷宫”的入口和出口。作者在不露声色地考验着读者的智商和情商。

　　小说的高超之处还在于叙说。故事中所有的人，活人和死人、男人和女人，都在说话，甚至连狗、树和金币都要“我来说两句”。书中无论“活物”与“死物”，都具备奇妙的生命，靠着他们的经历与观察，详尽地告诉了读者每一条的蛛丝马迹。作者在叙说过程中举重若轻地处理了沉重与轻松、严肃与通俗之间的关系。

　　哲思小说的典范哲理牵动了读者的思绪。《红》不仅是一部爱情诗篇，更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哲思小说。珠玉般的诗文、引人入胜的旁征博引、纠结罗织的故事，让人为之折服。书中在叙述谢库瑞与黑的爱情故事的同时，将伊斯兰古老的爱情故事穿插其中，为作品增添了底蕴和亮色。

　　更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名字叫红》不但是标题，同时也被作者辟为一章单独放在本书最为激荡人心的部分。“红”只是一种颜色，红就是红，没有深红浅红之分；也没有清晨阳光下的红与黄昏返照下的红之分。有人认为，红色在这里隐喻的是信仰与真理；也有人觉得红色正代表着细密画的秘密：它是凡间事物之上的典范，是理想圆足的真主眼中的世界。“红”正是理解细密画这种排斥个人风格与人物个体特征的艺术的关键，也正是坚持细密画还是改变细密画这场斗争背后的价值所在。

　　我们只有在阅读完全书，才能品味到作者蕴藏在每个章节中的真正意图。书中的每个人或物之所以存在，绝不只是为了站在支持或反对传统的一边，充当历史事件的人证或物证。书中各种声音交错而行，所经过的轨迹中包含着它自身的意义。奥尔罕·帕慕克的个人风格终于在书名和内容之间的张力中展现出来。

　　也许，答案就在本书的题目里——我的名字叫红。

（文：董凤鼎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1月）

读《我的名字叫红》札记

一 ，关于作者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下午13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帕慕克这次凭借《伊斯坦布尔》一书获奖，这本书就像童年的帕慕克在不快乐的时候总是想去找寻他想象中的分身：另一个充满柔弱忧伤气质的帕慕克。人生和世界均存在着奇妙的对称，此处连接他乡，今生通往来世，我们的不快乐，在于要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遗憾的是此书尚无中文版，估计随着帕慕克的获奖，很快就会有中文版了。好在上译社的这本《我的名字叫红》让我们认识了帕慕克的卓绝才华。作为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他的获奖实至名归。另一个我们期待很久的米兰•昆德拉，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二，关于书名
在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中书名的原文却是：Benim Adim Kirmizi。查了下《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社）没找到相关的汉语意思。那么这本书莫非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或者只是书名借用英译法。我在《读书》（2006年第5期）读过张信刚先生的《一段心灵之旅》就是介绍此书的，里面引的书名是《My Name Is Red》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的名字叫红》，不知现在这本中文本是否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像以前作家社出的那些昆德拉的小说。

三，这是一本什么内容的小说
这是内容很丰富的一本小说，它的丰富与《红楼梦》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又有所不同。我还是想做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红楼梦》的丰富是琳琅满目，它的内容却可以分别撷取出来，所以道学家、经学家、普通读者各取所需，绘画、中医、建筑、经济、文学、谜语、宗教等等。而这本书是杂而有章，把那些丰富的内容掺杂一起，你看得出来，但真想要拿什么，却拿不到。

翻开书本，不要任何阅读经验，就知道这是一个谋杀推理的故事。一个细密画家被谋杀后扔进井底，接着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师也死于非命。三个画家中谁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为何要杀死同伴和老师，直到故事最后，才揭示出谜底。

这也是一个爱情故事：离家十二年的黑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可是他的初恋情人早己嫁人，丈夫在战场上失踪四年生死未卜，留下两个儿子。可是她的小叔子也爱她。黑能得到她的爱吗，他们的结局如何？而且在现实的爱情故事中穿插着一个古代的爱情故事。

书中有大量的历史与传说，这些传说与历史有的是关于书的有的是关于绘画还有关于战争的。第十章《我是一棵树》，以一幅画上的一棵树的自述，讲了一部手抄本成书的经过，实在震憾人心。

其中大量的绘画艺术和理论，对普通读者来说是陌生的。细密画和法兰克画的理论之争，关于“风格”的看法，都是饶有趣味的。书中说“人们所追求的风格，只不过是泄露我们自身痕迹的一个瑕疵。”“惟有真正高超的艺术技巧，才能让一位艺术家既画出无可匹敌的作品，又不留下任何透露自己身份的痕迹。”这种情况与中国的文人画大相径庭的。我们知道所有中国画画家都喜欢在自己的画作上留诗题名钤印，个人风格鲜明，像郑板桥的竹徐悲鸿的马等。但是细密画与中国的文人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画家应该画他心中之画而非眼前所见之物象，画中要透出意境即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寄托。法兰克画法追求的是逼真，也即眼见之真物，而非真主眼里的世界，这与伊斯兰教旨相违背的。因此两宗谋杀案实是绘画理论之争也即宗教观之争的结果。而正是透过“风格”——画家的签名，最终找到了凶手。

宗教、哲学、友谊、人性在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第十九章《我是一枚金币》通过一枚假币的叙述，揭示了世态里的众生相，放之当今世界也是同样的真实。这还是一本关于“不朽”和时间的书。不管是一幅画还是一部书，它的作者都想能长留天地间，传遍世界传之万代，但是真正能留下来的又有多少呢？

四，小说的技巧
小说可以怎样写那是作者的事，读者关心的是它能否带来愉悦和新奇。当代优秀的作家无不擅长此道。《我的名字叫红》全书各章都以第一人称叙述。人、画、狗、树、金币、马、颜色纷纷登场。故事中套故事传说中有传说精彩纷呈。

五，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
如果不是为了收藏，只有好的小说才会让你购买并阅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好小说的标准。读一本书无非精神上的享受，或对现实生活有帮助。

六，对此书翻译上的不满

我还是颇为怀念前辈翻译家的那种职业水平，对外国书做必要的解释是一个翻译家责无旁贷的事，杨绛译的《堂吉诃德》一书所做的译介和注释多好，让人受益非浅。最近读的《诗学》一书的体例，更是大家手笔啊。反观这本书，无前言无译后说明无注注释，干巴巴的。所以还是期待更好的译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