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记者：丁杨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9月

　　自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后，虽然苏童保持着每年几部短篇小说以及一些散文随笔的写作状态，但在言必称“长篇”的文坛，在广大读者心中，还是觉得他有些沉寂。去年4月，作为“重述神话”这一国际出版项目的中国入选作家，他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表示将要重述的是“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前不久，苏童带着他刚刚推出的《碧奴》（该书副标题为“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来到北京。借该书的出版，他再度为媒体所关注，重回大众的阅读视野。

　　苏童坦言，最初决定参与“重述神话”项目，是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加入这一项目的某些作家所吸引：“当时我之所以连写什么都没确定就答应参与‘重述神话’，完全是看到葡萄牙的萨拉马戈、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作家也在被邀之列，这两位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说我是他们的粉丝也不过分。”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能与这些作家在同一个写作项目中出现，好像跟一群顶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他说，跟这些高手“过招”，压力自然是有的，这需要在写作中尽量克服。在他动笔写《碧奴》的时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等三部“重述神话”作品已经问世，为了避免干扰或暗示，他选择了不看。

　　多年前应张艺谋之邀，苏童曾写出一部评价颇佳的《武则天》，这次参与“重述神话”项目，似乎仍给人以命题作文之感。对此，苏童觉得当年写《武则天》，确是命题作文，但这次写孟姜女，既是命题作文又不完全是命题作文。因为“‘重述神话’，与神话有关，更与重述有关。这次的创作，我是先把《碧奴》当成我自己的小说来写，其次才考虑到这是根据‘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延伸出来的作品，这使我自始至终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写作心态”。《碧奴》的写作并未带给他太多束缚，令他有莫大的创作快感。而参与“重述神话”项目，则为苏童的写作带来极大的启发：“在我的文学观念中，不觉得重述神话有什么特别，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都可算对传说或神话的重述。这次创作让我更意识到神话本来就应该是作家的重要创作源泉，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要利用这些素材呢？”

　　在世界范围的文学创作中，不乏作家以神话传说为素材的写作，可是在中国，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文学界，“重述”却是少见的。谈及这个话题，苏童举了《故事新编》的例子，他觉得那是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神话的一种经典重述。“不过，‘五四’以后，中国作家的关注焦点大多在民生层面，而1949年之后，我们的文学更加写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我们丰富的文学传统和写作资源。其实这些资源不在当下的生活中，而是在很遥远的从前。”苏童始终相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像“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自然是中国独有的。

　　写了二十几年小说的苏童，在他的作品中曾创造过很多生动鲜活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有趣的是，这些人物大多是女性。他是不是自忖长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才决定以“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开始重述？“这倒不是，我写了很多女性角色其实使我更想写写男性。我曾经特别想写‘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个故事极富现代寓言色彩——一个人和水的斗争，我想我能够把这个故事写出寓言味道甚至带有卡夫卡的色彩。说不定我哪一天还是要写写‘大禹治水’。”苏童觉得：“是孟姜女的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奇幻色彩吸引了我，这对我的诱惑远超过‘大禹治水’，这个眼泪哭倒长城的故事让我着迷。”

　　在《碧奴》中，虽然苏童设计的形形色色、奇幻古怪的人物充满超现实味道，虽然他笔下碧奴的伤心眼泪以各种方式滴落让人动容，但如一个符号般陪着碧奴前往大燕岭的盲眼青蛙似乎更加让人无法释怀。谈起这个形象，苏童说：“我写那只青蛙，并不是为了渲染这部作品的诡异气氛，我是把这只青蛙当成一个人物来写。我在文字里强烈地暗示读者——这只青蛙就是那位寻找儿子的老妇人。一开始动笔的时候，我想过要设计一个寻找儿子的老妇人形象跟寻夫的碧奴同行，可是我意识到这样会使整部作品的线索变得分散，对碧奴这个人物的塑造力量会失衡。写到发洪水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青蛙的形象，觉得可以让一只青蛙承载老妇人的灵魂。”他笔下碧奴生活的世界是个蛮荒时代，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不可能按照现代人的生存哲学来生活，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多地同大自然密切相关，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审视生命。所以在书中，不仅出现了这个变成青蛙的老妇人，书中的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是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变化而来，碧奴也是一个葫芦变的。

　　“我的写作一向不习惯交待具体时间。”苏童告诉记者，在《碧奴》中他同样没有提到太具体的时代背景。在这样宛如时下玄幻小说所强调的“架空历史”的背景下，如何在写作中把握人物的语言以及细节描写呢？他在动笔前，曾经认真读过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书中关于孟姜女的史料记载显示，她哭倒的是齐长城而不是我们以为的万里长城。齐长城只是一小段，哭起来并不壮观，自然使这个眼泪哭倒长城的戏剧性大打折扣，于是苏童在《碧奴》中没有提及故事发生在具体哪个朝代，哭倒的是哪段长城。很多语言和细节也是虚化的，他认为：“孟姜女的传说也好，我的这篇小说也罢，最动人的部分是哭长城本身，哭哪个朝代的长城反而不重要。”

　　一本《碧奴》看下来，记者感觉通篇浸透着主人公碧奴的泪水，书中的悲剧性被眼泪折射得异常立体，不过苏童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碧奴的悲剧其实有乐观的成分，她的不幸因为自己的眼泪而有出路了。即使像碧奴这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女子，即使这样贫贱的生命，也会因为眼泪而有了力量，无疑她对自己是有信心的。眼泪哭倒长城，可以理解成她对不幸命运的一种解脱，是极大的安慰。”他解释道，与其说在这本书中他写碧奴这个人物，还不如说他在写眼泪，只不过他要通过碧奴来完成对于眼泪这个形象的塑造。在写作过程中，他屡屡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分清到底碧奴和眼泪谁是主要人物。“碧奴的命运之所以耐人寻味，归功于她那最后的使命——用眼泪哭倒长城。眼泪在碧奴的生命中的重要性，大于一个符号，几乎是她唯一的财富。她要用眼泪向现实发问，用眼泪摆脱自己的命运。”

——从苏童《碧奴》说起
文：郜元宝
出处：文汇报 2006年10月

    苏童带着他的长篇新作《碧奴》，挟“‘重塑神话’国际出版项目”之声势，由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广州，由广州而深圳，再由深圳到重庆，一路讲演如仪，签售如仪，好评如仪，报道如仪，炒作如仪。如今这一切都已经变得十分正常了，正常得似乎从来就是如此，所以我也无话可说。

    但动静这么大，总要刺激一下麻木的文学神经罢？在我，就是电光一闪似的，由《碧奴》想到了苏童的创作历程，又由苏童的创作历程进而想到中国文学目前的某种奇怪的状态。

    80年代中期苏童登上文坛，一开始就为自己开拓了三条创作的路径。

    一是60年代生人在60——70年代文化荒原上匮乏而快乐的记忆。阴郁的童年，“枫杨树故乡”，“香椿树街”，少年人精神与身体的朦胧探险，对社会和父辈的无情审视——苏童据此创作的一系列短篇（收入“苏童文集”《少年血》和小说选《刺青年代》）与长篇小说《城北地带》，我以为是真正显示了他的文学天份的。《沿铁路行走一公里》、《回力牌球鞋》、《U形铁》、《刺青年代》、《舒农兄弟》，这些神完气足、想象丰沛、一挥而就、轻盈遒劲的精致的短篇，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苏童（当然还有王朔、余华等的同类作品），火中取栗般从意识形态性文革叙事中“抢救”出60年代生人的童年记忆。他们对往事的伤悼虽说是逃逸性的，却与公共历史记忆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二者之间别具一种难得的相互补充乃至彼此校正的关系，这就赋予了苏童等人此类作品深刻的历史意蕴，并且和知青一代作家想象现实的方式形成鲜明对照。

    苏童第二条创作路径，是关于妇女（尤其是40年代末）生活的讲述。这些妇女往事一半发生在苏童出生前40和50年代，但她们60年代以后的生活则确实进入了少年苏童的视野。他根据传闻、研究和亲见亲历，用张爱玲式的哀怜婉转凄迷优美的笔调，写了不少半纪实半虚构的妇女故事。

    不知道为什么，90年代怀旧之风盛行，至今不歇。苏童的妇女故事也迎合或助长了这种虚浮而香艳的怀旧风。同时又因为电影的参与（《红粉》、《妻妾成群》的成功改编），苏童这一系列作品就特别受欢迎。他甚至因此被封为最了解（最懂得）妇女的中国青年男性作家。

    但作为同龄人，我总感到有些虚漂、隔膜、造作，私心愿意他少写或不写。

    但苏童似乎不满于此，继续超越时间的界限，把笔伸向更遥远更虚幻的时代。于是就有了《米》、《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等“历史虚构小说”。

    他因此又博得了最具想象力的先锋作家的美名。但我与他也就更加疏远了——没有他的想象力的翅膀啊！

    但我至今仍然最喜欢苏童第一类小说，以为他的妇女生活系列小说次之，历史虚构小说则更下一等。

    前几年忽然读到苏童的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很为他高兴了一阵子，觉得他不仅天才地描写了我们这一代人真实的过去，也有能力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尴尬的当下。《蛇》主要描写评论家李陀所谓“昔日顽童”进入90年代以后精神的没落与生命的枯萎（尽管他们有的早就非常富足了）。和“昔日顽童”眼中的世界相比，《蛇》少了一份诗情画意，却多了一份荒凉和苦涩。如果说从记忆中抄出昔日的生活琐事是自然而然的厚积薄发，那么追蹑昔日顽童的脚步进入90年代以后日益陌生的美丽新世界，关注他们的疏离、困惑、失落、懊丧与失态，就更需要突入生活、抓紧现在的可贵的敏锐、真诚和勇敢。而精神要在这样的处境中挣脱出去，拯救自己，对于想象力的要求更是不言而喻的。

    但文学界和读书界对苏童这部付出了艰辛努力也取得了相当成功的作品极其冷淡，仍旧念念不忘《米》、《武则天》、《我的帝王生涯》。据说英国经典门出版社社长就因为喜欢《我的帝王生涯》，才力邀苏童加盟此次跨国写作计划。

    一个外国人喜欢一个中国作家的虚无缥缈，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许多中国读者与这位外国出版社社长装模作样的文学趣味竟然不谋而合。更奇怪的是苏童自己也欣然首肯，跟在别人后面夸耀自己的缺点，而把他真正的优点，真正适合耕耘的园地，拱手让给了韩东、朱文、顾前、魏微等同样生活在南京或者从南京起步的作家，他自己却拼命扑棱着想象力的翅膀飞向那些远离现实也远离真实的天空。

    放弃挖掘自己一代人过去或现在的真实，沉浸于连自己也不甚了了的过去以及过去的过去，这看似愚蠢地舍珠玉而就糠秕，其实倒也是极聪明地避重就轻，避难就易。可惜结果事与愿违，珠玉和糠秕、重与轻、难与易的界限是空洞的想象无法越过的。

    其实这并非苏童一个人的误区，也是许多曾经精彩过但很快就迷失方向的中国作家共同的困境。

    但这次苏童走得太远，他干脆越过一切“古代”而直奔“神话”，要在更虚灵的神话世界表演他的绝活：背对现实，向着空虚，驰骋想象。

    可惜，中国本来就是神话极不发达的国度。鲁迅《故事新编》八则，神话仅两则，还夹杂着许多传说的因子。又可惜，现今中国作家视一切古代传说的改编为易事，不管有无“博考文献”的功夫，不管是否真能打通古、今、神、人的壁垒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鲁迅为此终生以赴，《故事新编》写了十三年），而“只取一点因由”，就“随意点染”，好像才情焕发，妙笔生花，实则望空虚构，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堆积字句，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一点真实的感觉都没有，只剩下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漫无边际的虚假的想象。

    这次算是强迫自己看了两遍《碧奴》，但我并不想说什么，也不觉得看了不说是一种浪费。面对荒诞不经的空虚之作大发议论，将是更加不可原谅的空虚与浪费。

    苏童并没有“重塑神话”，甚至也没有恰当地想象某个神话，但他确实制造了另一则神话，一则关于他本人以及同样景况的许多中国作家的想象力的神话。

    现在许多中国作家什么都缺，惟独不缺神话般的脚不着地的想象力。

    得罪了，苏童！得罪了，正准备参与或已经参与“‘重塑神话’国际出版项目”的其他作家！也许这次我又看走眼了，也许这正是我缺乏想象力的误读的结果。但我还是想知道，有了这种想象力的翅膀，会飞到哪里去？

    岂敢折断你们的想象的翅膀，我只想真诚地与你们一起思考究竟何谓想象力。不厌其烦地描写古代女子“排泪秘方”（把眼泪化为小解，用耳朵、嘴唇、乳房、头发流泪），奇则奇矣，也不愧为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奇想”，但如果说这就是文学想象力，这就是对古代弱势群体悲惨境遇同情的想象，我看还不如说是对想象力的误解、误用和滥用，或者不如说是借古人的悲惨来制造自己的想象力的奇观，以证明一部分中国人确实喜欢并善于胡思乱想罢了。

文：栾梅健
出处：文学报 2006年9月

    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已在中国流传了二千多年。对于这一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在人们惯常的理解与阐释中，完全可以写成一个极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美丽善良的姜碧奴与英俊刚毅的万岂梁相亲相爱，然而短暂的蜜月生活还未结束，万岂梁便被官府征调去北方修筑长城，从此天各一方，音讯全无；思夫心切的姜碧奴背负着一针一线缝制的寒衣，风餐露宿，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痛苦，穿越七郡十八县，来到千里以外的长城修筑地大燕岭；但是此时她面对的现实却是万岂梁已在半年前劳累而死，尸骨沓然，极度的痛楚与信念的毁灭，顿使她觉得天玄地暗，血泪飞迸，并唤引出无数屈死在长城下的冤魂，凄风苦雨，鬼哭狼嚎，轰然之间长城坍塌了下来……。

    按照这一思路，姜碧奴可以写得极为贞洁、坚强与痴情，同时，另一方面也可以凸显出统治者的凶暴、残忍与愚妄，在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可能也正是这样理解着孟姜女的故事以及它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不过历史的演进并不可能是如此这般的爱憎分明、泾渭有别。从根本上来说，统治者与群众并不是截然相反的对立面，而是有什么样的群众便会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他们之间构成彼此依存、彼此消长的辩证关系。这一点，不仅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如此，即使是20世纪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那种试图强调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观点是缺乏现实的基础的。作为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风云变幻的苏童来说，他将孟姜女这一故事置于二元对立的社会矛盾之外，在一片浑浊、荒蛮的画面中重新演绎出他对孟姜女哭倒长城这一神话传说的个人理解，应该说是一个别出心裁、独具意蕴的文学表达。

    《碧奴》的故事在一片阴暗、潮湿、污秽的背景上展开。这里的统治者一个个阴险凶残、杀人如麻。且不说在小说的开头国王的亲叔叔信桃君的葬礼，桃村三百余位哭灵人莫名其妙、不知就里地死于王室内部的残杀，就是那些低一层的官吏，如衡明君、公孙禽、钦差使等等，一个个都是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你看那位五谷城的詹刺史，因为听信庸医的一派胡言，要用“五味泪汤”熬药以医治詹府妻妾女眷的怪病，于是下令五谷城官兵，在全城范围内搜寻善哭的女子作为泪人，为詹府的药炉提供泪水，于是无意中将整日以泪洗面、千里寻夫的碧奴拉进了府中。而在小说中与这些国王、污吏相对立的普通百姓，绝大多数也不是如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明辨是非、纯洁善良。在七里洞那个饱受战争之苦的村庄，作者描写了一幅极为凄惨的乱世景象:“……七里洞的无数洞口升起了人的脑袋，牛车上的人看见了七里洞人枯黄或者苍白的脸，从烟雾里零乱地浮现出来，他们有着细长的眼睛，高耸的颧骨，微微下塌的鼻梁。无论男女老少，头发都用一块麻布高高地束起来，头上好像顶了一鸟窝……”然而，当门客芹素的棺材拉回故乡试图埋葬时，这些老乡却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冷漠与自私。连年的战争使人们一批批地相残，泯灭掉了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你看那位与碧奴同村的祁娘，平时也是那样疼爱她的丈夫商英，然而当碧奴去动员她一同去送寒衣时，却表露出难以置信的绝情:“……商英巴不得去筑长城呢，他一走倒轻松了，光吃不做的老爹老娘，还有天下最懒的小姑子，一大家人都丢给我养呀，我还给他送包裹去？送块屎粑粑去吧！”还有在五谷塔，当碧奴寒衣被抢掠以后试图在沽衣街给万岂梁买冬衣时，她的际遇得到的并不是同情而几乎是清一色的白眼与嘲讽。即使是那位小女孩，在碧奴将她染过的袍子放在高台上晾晒时，她的表情竟也是那样的冷漠:“你们这些流民讨厌死了，把什么东西晾在我家台子上了？快拿走，早晨我们仆人才洗过的台子，又给你弄脏了！”

    战争、饥荒、残杀、穷困，不仅使统治者而且也使众多的普通百姓扭曲了人性，丧失了人性中最为美好与善良的一面。在碧奴九九八十一难的寻夫征途中，她感受到的是些微的脆弱的温暖，而弥漫在她周围的则是无边的阴冷与黑暗。她得不到同情，得到的常常是嘲弄与讥笑。这是一片浑沌、荒蛮的世界，健康、美好的人性只能如枝叶那般在石缝中曲折、顽强地生长。孟姜女的故事给人们展示的就是在这愚昧、洪荒的时代所不易看到的神话般的奇迹，一种人性的抗争与希冀，并进而成为二千多年来人们向往与礼赞的图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苏童绕开了人们所熟识的痴情与坚贞，而是在浑沌中展示出人性的不屈与顽强，从而完成了《碧奴》对孟姜女这一故事真实而成功的神话式的书写。

文：阎晶明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9月

　　苏童是一位常常给人带来惊异的小说家，他的每一篇新作都会对读者形成未知的诱惑，谁都不知道他会在小说中展现怎样的人生世界。的确，无论是在再现现实（典型如《肉联厂的春天》）还是凭借想象再造一个世界（代表作如《我的帝王生涯》）方面，苏童都具备超强的创作能力。他似乎掌握着最多的小说写作策略。

　　《碧奴》同样是一部令人惊异的小说。“孟姜女哭长城”，是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发主题，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执著爱情可以感天动地。把这样的故事改写为一个小说，其实很容易，而变成为一个更加实在的人间故事，一个关于相思的凄婉爱情故事则容易偏离神话。一个人用眼泪哭倒了长城，这是一种伟大而又离奇的力量，这是“孟姜女哭长城”最具神话色彩的情节。苏童没有“戏说”这个伟大而又离奇的故事，他所做的，是紧紧抓住这个情节充分想像，无限放大，重现这个神话。苏童忽略了这个故事现实的一面，反而用语言和想象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更具神话色彩的世界。

　　在我看来，《碧奴》是一部关于存在的呼告之书。它所传达的意义、展现的力量，其实已经不是爱情本身可以涵盖。这是弱者对强者的抵抗之书，是个体对全体的执意反抗。的确，它是一部神话，是关于爱的神话，关于哭泣的神话，也是关于寻找的神话。在爱、寻找与哭泣的过程中，我们读到的是关于存在的追问与呼告。在《碧奴》里，爱情是一种先在的感情，是一种没有发生过程的感情。碧奴对丈夫岂梁的爱如此执著，但我们却读不到一点他们如何相爱的情景。岂梁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他不是一个人物，而只是一个意象。于是，碧奴的爱就变成了绝对的孤独。她表达爱情的方式也只有一种，就是一路向北，到千里之外的大燕岭为岂梁送上寒衣。这是一种超出常人想象的选择，碧奴不但没有得到同样命运的女子们急切的相应，甚至也不会得到村人们的同情，人们认为她疯了，她还因此遭到嫉妒和诅咒。比这更孤独的是，连岂梁都不知道她正在做出的选择。碧奴没有得到任何外来的力量支援。

　　碧奴的寻夫是一个完全绝望的过程，无望和徒然是她自己都十分明了的，但她仍然执意前行，在孤独中坚守，在行走中坚持，像一个战士，也像一个疯子。哭泣，是碧奴表达绝望的唯一方式，这种绝望已经化成一种激情，“泪飞顿作倾盆雨”，是碧奴燃烧生命热情，耗尽生命力量的唯一途径，也是她抵御侵犯、感染他人的唯一有效的武器。在一个不允许哭泣的世界里，哭泣正在变异，人的整个身体都变成了泪泉，泪会在任何时候从身体的任何地方倾泻而出。这是苏童的想像，是对身体、对存在的一种大胆想象。在碧奴的周围，有很多人都具有奇特的哭泣功能，他们失去亲人的悲伤感并不亚于碧奴。但与碧奴相比，与其说他们缺少的是坚持和坚贞，不如说他们缺少的是上路的勇气。只有碧奴一个人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寻找之路。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当中，寻找并不是克服思念之情的主要方式，而更多的是等待。薛仁贵和王宝钏的故事以及大量的“闺怨诗”即是明证，孟姜女（小说里的碧奴）似乎是一个发生在更早的历史时期的特例，一个本身就带有孤独色彩的故事，所以它具有更多的神话意味，暗示着“寻找”比“等待”更具感动人心的力量。

　　阅读《碧奴》会发现，苏童更加注重再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神话世界。伴随小说故事的意象，是被无限放大、变成弱者武器、化成激情火种的泪泉；是惟一与碧奴相伴、事实上是借碧奴之力同样走上寻找之路的青蛙；是代表了碧奴感情真意的“寒衣”；是遥不可及的“北方”和心中的目的地“大燕岭”。而最有可能出现在小说里的两个意象“长城”和“岂梁”，却并没有在苏童笔下重现。他把这两个最庞大的意象推倒了幕布的后面，事实上是回避把小说写成普通的爱情故事和历史批判书这样一种警觉的结果。小说突显和留给我们的就是关于碧奴孤独寻找的神话。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断肠岩上，我们也不可能借碧奴的眼睛看一眼长城的原因。

　　读《碧奴》，让我联想到存在主义的思想灵光，在绝望中坚持信仰，在绝望中乐观而又认真。克尔恺郭尔说：“人是否信仰，只有一种方法验证：愿意为信仰承受痛苦；信仰的程度只表现在愿意承受痛苦的程度上，”（见舍斯托夫《旷野呼告》）愿意承受一切痛苦，是碧奴表现出的最大勇气。但我还敢肯定这就是信仰，因为碧奴信仰的对象无论是岂梁还是对岂梁的爱情，在小说里并没有充分展现。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关于寻找的传奇，一个关于坚持的神话，一个弱者用泪水战胜一切的再造神话。“岂梁不在，这日子过也罢，不过也罢”；“我把寒衣送到岂梁手里，死也不冤枉了”。这些话语既无奈又执着，是一种没有理论、不成体系的信念。

　　我想到鲁迅的《过客》，一个关于“在路上”的寓言，一个人受一种声音的鼓励和诱惑，朝着模糊而坚定的目标前行。我想到王小波的《红拂夜奔》，一个怪异的世界，一种荒诞的氛围，其中又透着一种让人惊讶的逼真。当我们读到《碧奴》中那些“马人”、“鹿人”以及种种由动物、植物变异而来的人时，就会联想到王小波笔下洛阳城的情景。而安妮宝贝的《莲花》，同样是关于寻找的主题。善生前往墨脱的寻找，类似碧奴前往大燕岭，他们都没有见到自己要寻找的人，他们（内河和岂梁）都在亲人到达前被泥石活埋。我把这样一种文学主题和小说世界的相同，看成是文学魅力的一次次展现和证明。

　　总之，在我看来，《碧奴》不是对一个传统神话的故事扩充，而是对经典神话的一次极具个性的当代变奏。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莎士比亚也在重写别人写过的作品。但是，他不是改编；他利用一部作品是为了他的变奏的主题，他是至高无上的作者。”（见《雅克和他的主人》）正如苏童本人在小说“自序”中所言，作家对孟姜女的认识，是对“一个性别”、“一颗纯朴的心”、“一种久违的情感”的认识，“对孟姜女命运的认识其实是对苦难和生存的认识”。说到底，是一次对古老现实的当代书写。“神话是飞翔的现实”，正是作家这样的理念，让这部作品与心灵有关，与当下有关。

文：耿娴
出处：京华时报 2006年9月

     一口气读完苏童的《碧奴》，我的目光再一次滞留于封面，突然觉着渺小而又无助地凝视着坚固长城的碧奴仿佛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她在人生的最后一站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生存的意义不过就是为摆脱困境历经苦难寻找到答案。她是一个成功的女人。

    也许苏童相信，孟姜女哭倒长城是以柔克刚的出奇制胜。柔自有它的弱点，所以苏童让“哭”这似乎是女子的本能而又动人的举动去完成“传奇”，以最柔弱的反抗方式达到目的，本身隐含着悲剧性。作家不动声色地开始了他“苦难”主题的叙述：碧奴面对的是无道的君主、不义的刺客和与她拥有同样命运但却愚昧的苦难者。苏童将碧奴置于绝对孤立无援的境地——忠贞的碧奴被嘲弄为患了相思病的疯女人，但她痴情不改；善良的她一次次跌入邪恶的陷阱，还要伸张正义；丢失了棉衣依然向前走，面对杀头毫不动声色。因为落眼泪会掉脑袋，碧奴于是练就了九种哭法。因为散布谣言要砍头，碧奴不改仗义执言的本色而被当成刺客示众街头。她多次听到了死神的呼唤，但更坚定了活下去的意念，实现寻夫的愿望。她在死亡唇边“微笑”之余，坚定地选择与死神抗衡，最终抵达长城，获得了“胜利”。

    神话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隐喻性，苏童恰恰是智慧地利用了这一点，让“生存还是死亡”这一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具体化。碧奴前生和来世是个葫芦，抓去修长城的丈夫岂梁是棵桑树，葫芦绕桑树才能生长。这一隐喻告诉我们，碧奴踏上寻夫路是她命里注定的。临行前她埋下葫芦为自己送葬，以表忠贞和万死不悔。其实这是她一路艰险的暗示，也是悲怆结局的伏笔。她最终哭倒长城并不让我们多么惊讶，仿佛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上苍为她安排好的命运即是如此。哭倒长城成全的是孟姜女，而孤独执着的寻求者才是碧奴，碧奴一路上为摆脱生存的苦恼而寻找答案。苏童利用这样的隐喻形象地告诉我们，人生存的意义就是在纷繁复杂的世间积极地踩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积极地生存方能彰显出人的智慧和人性的伟岸，从而让生命本体充满价值。苏童谈起《碧奴》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与其说它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乐观的故事。碧奴让我们看清了一个道理，乐观的真意就在此放光。

    神话故事的魅力在于它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力，想象力为神话增添了魔幻色彩和浪漫情趣。苏童没有放弃这次机会，他让碧奴在一群青蛙的带领下登上了长城，我们感受到历经艰险的碧奴终于由于“得道多助”而显得不再孤独。显然这是作家的理想主义在起作用，他在呼唤和渴望得到一种人性的回应。作品中既有各种人性力量的较量，更有人性光辉的闪烁，是它们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温馨，充满了思索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