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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
　　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叛逆的一伙”，他们“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他们认为这一切通过文学都可以实现，产生了要创造一种批判现有一切社会习俗的“新幻象”的念头。
　　《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
　　《在路上》可以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弗·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列为美国的经典作品，被现为探索个人自由的主题和拷问“美国梦”承诺的小说。

文：阎海东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2月

“垮掉的一代”用生命反抗被物质异化的工业社会

事出有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进入工业消费社会全盛时期，美国出现了这样一些人，赫伯特·亨克用“垮掉”（ｂｅａｔ）这个词来描述他们。此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晚期的黄金时期，许多人注意到了美国梦的一个个破产，同时，一个高度异化的后工业社会诞生。那时“垮掉”的青年们开始尝试他们自以为的生活方式，诸多的原因导致他们混迹于社会的低层——黑色或灰色的地带。当他们目睹了表面辉煌的高度异化的工业社会底层真相后，狂躁、放纵，他们对真实的美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今天，所有的人都知道，“垮掉的一代”流浪、吸毒、性放纵，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挥霍着生命和青春，因为强烈排斥资本工业生活而穷困潦倒。在美国这个社会里，谁也救不了他们。艾伦·金斯堡在《我的黎明俪歌》中写到“我二十几岁的青春／在市场待价而沽／在办公室里昏厥／在打字机上痛哭——每星期六 任谁／都可以狂饮我的血库／这是我的一部分／算不上犯罪”，任何身处工业社会的人都深知这种生活的真相，作为资本机器的一部分，你无法脱离这个社会化的生存。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谁也不去考虑这样地狱般反人性生活的意义。

归根到底，“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敏感的人，有敏感脆弱的心，他们并不强大，他们愤怒和绝望是因为爱，他们用生命做赌注，抵抗压抑的被疯狂的物质异化的工业社会，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路上。用艾伦·金斯堡的话说，他们属于“被疯狂毁灭的一代”（《嚎叫》），在垮掉的一代“垮掉”之前，他们已经彻底地形成了一个非常另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区别于主流的美国价值。但自然，对抗是艰难的。

《在路上》被称作是垮掉一代主要成员的自传，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凯鲁亚克的坦然诚实。这本书是真实的，你在阅读的时候分明能感受到这一点。新版的《在路上》中有安·查特斯冗长的导言，基本上说明了《在路上》的成书过程，也说明了作者的基本情况。

早于本书几年前开始选择在美国境内流浪的凯鲁亚克当时尚未成名，与众多的美国财富冒险故事相反，凯鲁亚克用穷困潦倒冒险，试图成功逃避一贯的美国生活方式，并且试图走出一条属于资本工业机器窒息下的美国青年新生活路子。《在路上》的成功也直观地印证了当时以至其后美国社会的这种强烈的心理需求，这种后来被称为“背包”的生活方式被西方世界的大部分青年人所接受和选择。

应该说，“垮掉的一代”以他们的方式强烈地影响了后来的美国文化，这种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反动，在典型的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成为青年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众所周知，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情形，当人们回顾性和大麻这些令人感到刺激的亚文化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它们作为鲜明的符号，在畸形的消费社会所传达出的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这是和强大的资本体系最为激烈的对抗，包括反战和民权运动。



“垮掉的一代”对生命进行自我反思

当然，许多人都意识到，即使在垮掉一代成员中，除了他们共同所拥有的诸如拒绝为资本消费体系效力、流浪、吸毒、身体放纵、同性恋、双性恋等等之外，他们的精神理念也不尽相同。如艾伦·金斯堡一贯的对社会猛烈狂放的批判，他诗歌中的血肉鲜活的疯癫状态。而凯鲁亚克则在自己的作品中回到了一种本质上脱离了文明窒息的消费都市的一种身心上的清澈。当然，在对工业和消费社会的批判这一点上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许多垮掉一代的成员信奉禅宗，以期从这一东方宗教中获得身心的结果和内心的清澈宁静，他们中有的人毕生致力禅宗研究并选择相应的生活，比如斯奈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垮掉一代大部分成员都是有文化的人，不仅如此，他们拥有不可抑制的天才。而他们的企图也是明显的，就是反叛工业消费社会的中产价值观，如此而已。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早期进入大学，又自动离校或者被开除，他们选择的潦倒的流浪生活使他们接触到一个确切的地狱般的底层社会，如此鲜活、疯狂和苦难。他们不断地发现，并且进入这地狱世界，妓女， 毒品贩子，皮条客，黑社会，小偷，吸毒、酗酒，打架闹事，做苦力等。而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做出这种选择时的决心以及他们最终从这样一个世界里回到最真实深刻的人性的结果，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深刻的生命反思。

《在路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第二次回到纽约，在夜晚的市场街头拣拾烟蒂，当他经过一家卖炸鱼和土豆条的小店时，店里的女人惊恐地以为“我”带着枪，要打劫，“我突然觉得她是二百多年前我在英格兰的母亲，我则是她的以抢劫为生的儿子，刚出监狱，来小店勒索她诚实的劳动所得。”在这样的城市夜晚，作者由此产生的灵魂震撼使他的内心产生冗长的生命体察：“刹那间，我达到了一直想达到的心醉神迷的地步，那就是彻底跨越年代学的时间，进入亘古的阴影，在凄凉的凡人的领域里惊异地左顾右盼，感觉到死亡在催促我往前走，幽灵追随他自己，而我则匆匆奔向所有的天使起飞投入圣洁虚无的跳板，明亮的心灵要素中发出强烈得难以想象的光芒，无数安乐乡在星球像飞蛾似的旋转的太空中纷纷坠落——”《在路上》始终在记录这样的融入整体世界的感受和思考，并最终获得自己的答案。



残酷青春的反抗实践

对于现代人而言，工业和消费社会程式化的麻木生存已经成为某种终极的困境，青年能够尚且保持敏感的灵魂自由愿望，然而往往以最快的速度坠入坚不可摧的资本工业体系构筑起来的异化世界，并且以最快的时间在这种现实的泥潭中麻木，青春就这样下了地狱。如果坐在办公室的尚且认为自己年轻的人某一天突然在这种疯狂运转的生命消耗中抓狂，并因此为自己廉价的青春放生痛哭一场，那么他自然会抓起《在路上》这样的书来看看，并且由此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产生回到一种生命实在的生活中去的强烈愿望。这也是“垮掉的一代”作为一种命题近十年来在国内逐渐展开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被翻译成“垮掉”的ｂｅａｔ至少还包含“绝望的疲惫”的意思。


疯狂的工业消费社会一方面不断地调动人作为物质动物的身体快感的同时，更让人油然而生精神幻灭感。前面已说过，垮掉的一代在选择之前某种意义上已经完全确立了价值观以及对抗的方式和目的。而在更为年轻的未成年世界，这种异化世界的抓狂则不断地爆发更为可怖的精神危机。残酷成为工业社会文学艺术的另一大主题。

残酷青春的实践者有他们反抗成人社会秩序的极端方式，最为微弱的是在文化道德上对成人世界的冒犯。某种意义上说，成人世界构成了对未成年世界的规训和围追堵截，而相比之下，未成年世界是脆弱无助的。他们对外在世界构成的非常压迫更有超常的敏感。牺牲了的少年维特属于古典时代，而在二十世纪，第一次对成人世界的虚伪荒诞保持一种少年的世故和绝望的玩世不恭态度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小主人公，他只在蔑视和嘲讽。这只是美国社会中未成年对抗社会的一种方式，更多的问题少年则在尝试各种极端的方式，比如吸毒和暴力事件。看过《青春残酷物语》和《轱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一点：少年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他们无法避免成人世界地狱般的龌龊和苦难。在电影《大逃杀》中，少年们被迫参与相互杀戮，是因为他们“蔑视长辈”，冒犯成人世界。就是说，他们的生存权利在成人手里，在官僚和资本手中。成人随时可以围堵和规训他们——按照成人自己认为的合法合理性。

获２００３年英国布克文学奖的《弗农小上帝》正好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主人公是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十六岁男孩，他的生活主题中有“女人的内衣”、一个生活困顿的单亲家庭庸俗而不聪明的“受苦的母亲”，他“不学无术”，他被怀疑是一起校园枪杀案的凶手，并且在成人世界对他完成的一系列围追中，进一步升级成为连环杀手，十几宗命案在身，然而漫长荒诞的围追的结果是：他是清白的。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力图表现的是：一个肮脏龌龊的成人世界，治安官和媒体，甚至朋友，关于一起少年杀人案，每个人都仅仅是努力从中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司法题材的故事，与《局外人》不同的是，莫尔索杀了人，不断地接受令人发狂的道德审判，而小弗农根本没杀人。这是一本抓狂的小说，但是翻译使其气质变得斯文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小遗憾。

文：邱华栋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在路上》系王永年先生的新译本。我们真的需要一本新翻译的《在路上》吗？这本书是不是已经具有了一个经典的地位和经典的含义呢？答案是，的确如此。明年是这本书问世5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重新翻译这个版本，说明了我们的确需要《在路上》。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路上》？因为一本书在社会上的走红，总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原因和社会基础，这本书的社会基础在哪里？我想，答案也很简单，当我们在日益地追求物质和被物质社会所挤压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心灵和行动的自由，我们都有一个潜在的欲望，就是逃出城市而“在路上”，向那些蛮荒之地而去。而《在路上》，恰好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几个美国人突然决定从东部的繁华城市出发，驱车前往西部。于是，广袤的美国大陆上的风景、人物、奇遇就在他们狂放不羁的旅程中次第出现，带给了漫游者以惊喜，使他们自由地、欣喜若狂地重新领悟了生命。而作者正是在这样的旅途之后，一口气，在20天的时间里写完了这本书，使书本身获得了自由联想、奔腾万里和一气呵成的风格。作者由于此书，也成为了所谓的“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我倒觉得“垮掉的一代”其实特别要求进步，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美国战后一片追求物质和金钱的社会气氛里，企图找到精神自由的天地和空气，并且通过漫游、药物和皈依佛教等来寻求升华。

    我看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需要这本书，因为他们在城市大楼的间隙里讨生活，很多人成为了房子和工作的奴隶，所以，这本解放之书、自由之书，就会成为大家的梦想。可是，像凯鲁亚克这样的漫游，我们的中产阶层的人们，有多少人有那样的胆量、心志和时间来进行呢？看来，“在路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令人向往和无法实现的梦想了，已经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和情结了。

    我就多次计划过，和朋友一起开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一直到伊犁河谷或者干脆就到新疆南部的帕米尔高原；还有一条线路，就是一路向西南方向进发，一直到达西藏的西南地区。但是，一直没有实现。我知道有些人是实现了，就是被称为“驴行者”的人，现在正在路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肯定已经如此走完了我说的几条在中国大陆上可以走得十分豪迈与狂放的路线。但是，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有凯鲁亚克的才气和斗志，写出来像《在路上》这样一本实际上深藏了很多时代的象征和病症、痛苦与解放的书。为什么呢？我也感到很困惑，我们的中产阶级文人不是很有文化吗？我们每天不是都要诞生3本长篇小说的么？可是，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孱弱的。身体首先就是孱弱的，其次，精神也是孱弱的，最终，即使是在路上了，在别人是一次精神升华的旅行，而在他，则是一次旅行者惯常的旅游罢了。

    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的中文作家的著作，从来都没有像《在路上》这样的一本书。似乎有一本名字大概叫“北纬多少度”那样一本书，是地产商兼文化人潘石屹写的，他写的是他从北京出发，一路沿着某个纬度向西部到达了甘肃——他的老家的故事，不过，似乎他的故事只是一个衣锦还乡者对故乡的重新打量，和一点看到那里依然很贫瘠的有点悲悯的散文随笔式的感想，缺乏一种文学性的体察和喷涌。所以，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一本真正的《在路上》，于是，我们就只好不停地出版《在路上》的新译本了。

    按说我们的作者很会模仿，但是我奇怪的是，怎么我们的作家就没有模仿《在路上》的呢？再按说，我们的“80后”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似乎对前辈和当代生活也更加反叛，可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沉溺于网络或者赛车，更加适应都市生活的迷乱，而不是反抗或者叛逆现代生活，到蛮荒的地方走一遭。大部分的他们连这个勇气都没有，一些书写者都在写青春期的分泌物那样无病呻吟的东西。

    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出来这样一本书呢？我并不乐观。所以，我只好再一次地阅读新译本了。我曾经将上海译文版王永年先生翻译的《在路上》和漓江出版社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两个中文译本进行了比较。王永年先生的译本扎实可信，因为他是经验丰富的杰出翻译家。但是，王先生的译文似乎少了一点狂放和自由的那种气运。在这一点上，最早的一个版本，陶跃庆和何晓丽的翻译本似乎在翻译语言的气质上更接近原作。可是那个版本是1990年出版的，有所删节，那么，为了看到全貌，眼前的王译本，就是很值得我们收藏的了。

文：石剑峰 出处：东方早报 2007年9月

    海明威的古巴故居、福克纳在孟菲斯的出生地———都是文学青年们朝觐的文学圣地，而凯鲁亚克在马萨诸塞的出生地洛维尔，却吸引了各色人士前来顶礼膜拜，有文学青年、摇滚乐手、画家、演员、观光客等等。凯鲁亚克也成了这个衰败的工业小镇最大的一门生意。凯鲁亚克远不只是属于文学。
    大门乐队的键盘手瑞·曼萨克说过，没有《在路上》，这个伟大的乐队就不可能存在；鲍勃·迪伦在他的自传《像一块滚石》中也写道，“《在路上》是我年轻时代的《圣经》。”《在路上》在50年前的横空出世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摇滚的世界、性和药物的世界，以及紧跟凯鲁亚克车轮而涌上高速公路的车轮世界。
    摇滚的一代捎带着凯鲁亚克的书上路了，但小说并非是一部摇滚圣经，凯鲁亚克本人也与摇滚不沾边。事实上，作为上世纪50年代反叛者的凯鲁亚克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上世纪60年代生活方式的先驱体验者———东方宗教式的冥思、大麻、四处为家，以及一点点的自我膨胀和自我毁灭。这确实很酷。
    现年88岁的劳伦斯·费林盖蒂是“垮掉的一代”老巢———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的创始人，他曾这样说过，“当你18岁的时候读到《在路上》，这棒极了；当你35岁或者50岁的时候读到《在路上》，小说中滥溢的浪漫和旺盛的精力，让你感到很不自在。”小说《在路上》今天正好50岁了，还好它的主要读者都在18岁左右，他们或者正准备上路，或者已经上路，更多的只是梦想上路，所以他们需要《在路上》绚烂他们的上路之梦。
    出版于1957年9月5日的《在路上》描写的其实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一群特定年轻人的流浪之旅，这些出身中产的年轻人原本可以顺利地从常青藤院校毕业，然后加入父辈们的行列。但最终他们选择背叛，怀揣着可怜的几个美元，从东海岸奔向自由的旧金山，从新英格兰颠簸到墨西哥，没有目的地。“垮掉的一代”在路中，安于清贫，藐视权威，“不听命于政府，也不皈依于上帝，无需许诺永恒责任。”
    50年过去了，在美国，像凯鲁亚克那样横贯美国成为不少即将步入大学围墙的年轻人的成年礼，他们18岁；而慢慢老去的婴儿潮一代也重新踏上了年轻时候的路途，50多岁的体形让这段旅程不那么舒服，也许开着高级房车更现实；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们，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当作了LP，搭乘“灰狗”，想象着50年前凯鲁亚克们的荒唐事———现在也只有想象的份了。
    《在路上》在中国卖得很好，但更多人只是为其盛名所吸引，它是一个接头暗号
    只是有点难以想象的是，十多年来，《在路上》连同凯鲁亚克的其他作品在中国也会吸引大批忠实读者。去年底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的《在路上》成为这家出版社最畅销的出版物，10个月来累计卖出18万本。那部遗失了近半个世纪，前年才找到的剧本《垮掉的一代》，其中文版在上海书展一推出就让不少稚嫩的中学生成了这部晦涩剧本的主要购买者。上海译文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瓜分了凯鲁亚克大部分作品的中文版，两家出版社都对这些其实并不好读的文学作品信心十足。
    当我10年前读到《在路上》的时候，吸引我的是小说中大胆的性描写和各种药物带来的奇妙体验，小说到底说了什么，其实并不在意，那时我也18岁，也曾经想过是否有必要在进入大学前疯狂地上路。经过10年各类文字图像的大胆轰炸，《在路上》实在已经不够“前卫”，像凯鲁亚克他们那种旅行我已经消受不起，即使那些死忠的背包客朋友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只为上路而上路———一路拍了哪些好风光、遇到多少次艳遇，这才是饭后的重要谈资。
    我们的旅行、我们的所谓一点点叛逆，也许与凯鲁亚克和《在路上》都毫无关联，那《在路上》为何还能在远离洛维尔的中国畅销10多年？这并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也许确实有那么多人着迷于凯鲁亚克和《在路上》的魅力，并在内心渴望像凯鲁亚克和卡萨迪那样，“让我们一起走吧！”而更多的人可能只是为“垮掉的一代”和“凯鲁亚克”的盛名所吸引，“垮掉的一代”、《在路上》、凯鲁亚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阅读品位的标志，标榜“在路上”成为一种时尚和接头暗号，而真正能把并不算薄的《在路上》看完的，其实屈指可数。
    现在的大部分年轻读者就和10年前的年轻人一样，难免在新鲜过后，为小说的繁絮唠叨和无休止的旅行所困惑。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只是看看而已，无论内心还是实际，都不会上路。丢掉小说，他们更渴望挤入主流社会。他们看《在路上》、《孤独旅者》和《垮掉的一代》，但凯鲁亚克这个名字其实一文不名，思维极端是酷的，但成为极端并不酷。其实，这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的特例。尼尔·卡萨迪的遗孀、84岁的卡罗琳·卡萨迪是“垮掉的一代”目前唯一在世者，“现在谈的都是钱和肤浅的东西，你穿的是什么，你买了什么，不再有人为这些肤浅的东西感到任何不快。我一直感谢上帝，杰克和尼尔没能活那么长，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凯鲁亚克真的通过自己的文字影响了一代代读者？也许只是幻像罢了。
    现在，游离的方式很多，凯鲁亚克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
    “垮掉的一代”爬出地面，那些之前无法定义垮掉的一代的人也似乎立刻找到一把钥匙。《在路上》出版不久，凯鲁亚克创作了《垮掉的一代》剧作，只是被凯鲁亚克蛊惑的年轻人们是不大在意这本剧作的，因为剧本中的人物只是在怨天尤人地聊天，而没有“在路上”。
    《在路上》对美国战后的满足和繁荣发出了挑战，《在路上》成为畅销书后，威廉·巴勒斯写道，“（《在路上》）帮着卖掉一万亿条利维斯，一百万台咖啡机，并且驱使数不尽的孩子们上路。”“他改变了我的生活，就像改变了其他人一样。”鲍勃·迪伦在许多年后这样说道。摇滚歌星汤姆·维茨很久之后，在一首歌中赞美凯鲁亚克和尼尔（卡萨迪），把垮掉的一代称为“父亲般的符号”。坏男孩的形象和未被及时肯定的作品，凯鲁亚克被称为写作界的摇滚明星。
    “垮掉的一代”并不抗议什么，他们更多地向内生长，追求一种尚不清晰的精神观念，这是凯鲁亚克们与海明威们的最大不同，他们回避任何社会担当，只追求感官的疯狂，甚至带有一些自虐倾向。对他们而言，“如何生活”比“为何活”更为重要。
    事实上，“垮掉的一代”主要是指向文学、文化意义上的，主要包括诗人、作家、音乐家。“垮掉的一代”是地下人，安于清贫，藐视权威，“不听命于政府，也不皈依于上帝，无需许诺永恒责任。”其反文化、反体制、反主流更为彻底。
    凯鲁亚克的不幸在于，50年来累积的名声与其文学地位无关，更多归功于他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本身，而非他的叙述方法。如果凯鲁亚克寿数够长，他可能会发现，他依然继续在被曲解中。关于凯鲁亚克和他朋友们的传说，反而让小说暗淡，甚至取代他其他所有重要作品———《城与镇》、《孤独旅者》、《达摩流浪者》等等。
    50年了，《在路上》不断地被阅读，如果说半个世纪前《在路上》是那个年代战后文化的历史文本，那今天的年轻人读《在路上》呢？互联网、手机和iPod，有许多种方式让你游离日常生活之外，凯鲁亚克只是一种选择。在离开世界40年后，凯鲁亚克以许多种方式在这个世界永远活着。有时候他像切·格瓦拉一样，他的传奇被不停争论，他的文化特质被逐渐模糊。而谁还需要《在路上》？
    文艺分子如是说
    芒克：1973年，我们传阅了《在路上》
    我是在1973年左右看到黄皮书版的《在路上》的，当时我的生活圈子的年轻人，比如北岛、多多等都相互传阅了这本小说。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小说的具体情节，但是我依然能清晰感受到30多年前阅读《在路上》时的心情。当时插队落户的我们远离父母，没有任何人来管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在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上都远离主流。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和《在路上》的气质有着某种相连之处。
    在看完《在路上》之后，我和画家彭刚受到鼓舞真的上路了，一路从北京扒火车来到武汉，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卖了，还是民政部门把我们遣送回北京。
    我们这些阅读《在路上》的年轻人，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极端颓废和个人主义的，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格格不入。
    张献：现在，没有办法看完它了   
    我是在1986年前阅读到油印本的《在路上》的，当时我在云南的工厂里工作。当时阅读《在路上》时的心情状态与小说非常相近，当时我脱离、否定和批判社会主流，对一切保持距离，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20年过去了，我在不久前也重新翻阅了新版的《在路上》，但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心境，也没有办法看完，小说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拿起，任何时候都可以放下。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不断拿起《在路上》，可能是因为小说代表的情绪其实是跨越国界的，这种年轻人的反叛情绪不以代际区分。只是小说对现在年轻人的感染力不如我们那个年代，他们更热衷于物质消费，我们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
    而在我看来，《在路上》对我们这代人主要在诗歌界和绘画界产生比较大影响。
    赵川：现在再谈凯鲁亚克，很假   
    我曾经拍过一个小片子，叫《天下就有不散的宴席》，拍的就是北京文学圈子里的人在一起喝酒喝高了。当中有两个人谈到凯鲁亚克，其中一个喝醉了，不停地说“特别无聊，还不像我们那种无聊”。我第一次是1980年代在美国看到这本书的，那时候，我二十几岁。其实对我们这群出生于1960年代的人来讲，对于“垮掉的一代”那种状态曾经都是特别向往的。之所以在2000年后，大家会发出“特别无聊”的感慨，其实是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再谈凯鲁亚克、《在路上》很假。“垮掉的一代”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强烈的批判，但是在我们当下社会的社会中，早已经把那样不安分的、批判性的东西完全丢掉了。它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成了白领阶层的消费品。
    传说让小说黯淡
    出生于1922年的凯鲁亚克是美国一个法国－加拿大移民家庭的后裔，在洛维尔，橄榄球是这个小镇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文学。在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凯鲁亚克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以及其他注定无法留在文学史上的作家，他们组成了一个“垮掉的一代”的小圈子，据说“垮掉的一代”是由凯鲁亚克亲自命名的。凯鲁亚克的第一部小说是半自传体小说《城与镇》，但只获得很小的关注和不大成功的商业销售。
    《在路上》出版于1957年9月5日，就在金斯堡怒吼他的“嚎叫”不久。而《在路上》的出版异乎寻常地顺利，也获得潮水般的好评，立刻被冠以那个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品的称号。
    1957年9月5日，星期三，《在路上》出版当天，《纽约时报》刊出了小说的长篇书评，那年，凯鲁亚克35岁。《纽约时报》的书评作者吉尔伯特在这篇名为《时代之作》的书评中，将《在路上》的出版定义为“历史性大事件”，“垮掉的一代”的“最重要宣言”，他在书评中很有预见性地写道，“那些伪学院派的学者们、官方的评论家们对它或是点头称道，或是惶惶不安……或是给出一大堆平庸的评价，也许还被冠以反传统。”
    那天早晨，陪伴凯鲁亚克的是乔伊丝·约翰逊（JoyceJohnson），她陪了凯鲁亚克一个通宵等待着《纽约时报》出炉。在曼哈顿的酒吧，她注视着凯鲁亚克阅读书评，他摇着头，“就像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为什么无法开心释怀。”然后，他们返回乔伊丝的公寓，乔伊丝在之后的回忆中写道，“杰克在他的一生中最后一次不为人知地躺下，然后电话铃吵醒了他，他出名了。”“驱车离开人群，眼看他们在平原上后退，直到你见到远处的点点人群散开了去，这时候是什么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赞美我们，这确实不错，于是我们得继续迎接下一个响彻天空的疯狂。”凯鲁亚克说道。
    事实上，《在路上》创作于1951年，当时的情形现在广为流传：杰克在一台打字机前在一卷120英尺的卷纸上连续创作3周，期间用苯丙胺和咖啡保持体力。但小说直到6年后才正式出版，美国文化在这6年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唱响美国的猫王，波洛克横空出世然后匆匆离场，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是少年们的偶像———怪胎般的《在路上》在这样一个洋溢着美国乐观精神的文化氛围下得以出版。
    “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了，”巴勒斯曾说道，“全世界千百万的人都在等待着那个声音的到来，凯鲁亚克指明了那条道路。”尽管充满野心，凯鲁亚克对蜂拥而来的声誉、骂名、争论并没有做好准备。他被更多书评作家们的否定深深伤害。
    小说出版后12年，1969年11月，凯鲁亚克因内出血在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猝然离世。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的最后一年经济紧张，为支付房款甚至向出版商预支稿费，可是书根本没有构思。凯鲁亚克的最后一笔收入来自一篇名为《我死了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文章，写得拙劣冗长。
    “他死的前一天，我们整晚都没睡……杰克倒在里面，抽水马桶里全是血。‘我在大出血。’”凯鲁亚克的妻子斯特拉回忆道。在凯鲁亚克的守灵夜上，拥挤的嬉皮士喧闹不堪，亲友甚至无法挤到棺材边道别。
    但在许多和杰克关系密切的好友看来，凯鲁亚克也死于理想的幻灭。卡罗琳说：“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每一次伤害都让他深深地黯然伤神。他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与此同时，他对天主教的笃信也慢慢渗入他的思想中。当他去世的时候，他对世界对他的曲解感到深深失望。”
    根据卡罗琳的说法，杰克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我从来没听到他发过什么誓言。后人对他的许多描写都是靠不住和可以商榷的，他所追求的自由，不是没有责任的自由，而是艺术表达的自由。”

文：张 闳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5期

　　【主持人语】 “垮掉的一代”是现代的奥德赛，公路是大海，卡车是木舟，大麻就是塞壬。以“在路上”为线索，张闳先生勾勒出了晚近五十年中国文化的交通地图。他仿佛一个“搭车客”，匆匆搭上一路又一路末班车。
　　
　　《在路上》至少有4个中文译本，“在路上”的行者更是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从北岛到崔健，从齐豫到许巍，从马原到余华再到王小波，一个个面目各异，有的出走、有的回归，有的迷了路、还有的走上了绝路……当“在路上”变成“在床上”，“搭车客”变成“背囊族”，“垮掉的一代”面临怎样一种转型呢？
　　
　　《在路上》50年了，凯鲁亚克如果健在，也85岁高龄了。可是他依然很年轻，而年轻的我们似乎早已衰老。  　　
　　　
　　　　　　　　　　　　　　　　　　　　　　　　　　　　　　　　　　　　　　　　　　王晓渔

　　　　　　　　　　　　　　　　　　　　　《在路上》的精神史


　　□张 闳

　　一个幽灵，一个垮掉的幽灵，在北美大陆徘徊。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幽灵将其昏暗惨淡的辉光，洒向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人类精神文化的奇异景观。

　　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发表了小说《在路上》，这部小说后来被视作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书。一群美国青年，漫无目的地漂泊在美国大地上。他们过着一种脱离了惯常轨道的生活，酗酒、吸毒、四处流浪。他们介乎流氓与圣徒、浪荡子与朝圣者之间。没有信念的信念，就是他们的宗教。在西方古典文化走向黄昏的背景下，这些文化游离分子在路上投下的长长的身影，则是对古代东方哲人和游方僧的片面模仿。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半夜三更喝得烂醉，在街头喊出了他们的困惑和质问：“人类啊，你的道路是什么样的呢？无外乎是圣童的道路，疯子的道路，虚无漂渺的道路，闲扯淡的道路，随你怎么样的道路。”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代主义风格的哈姆雷特式的质问。“垮掉的一代”游走在路上，只有行走，没有目标，混合着颓废与反叛的双重精神，构成了二战后一代人的精神特质。

　　《在路上》的出版，在当时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机会了解这一事件。在这一年，中国人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况且，“在路上”有什么值得可说的呢？《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宣言。尽管都在道路上行走，但后者是阳关道，前者是独木桥，彼此泾渭分明。

　　事实上，在几年之后，《在路上》就有了中文节译本，译者署为石荣（即黄雨石、施咸荣合译），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不过，这个译本是作为内部发行的“黄皮书”中的一种，只有极少数人能读到。这一阅读禁忌，让广大中国民众失去了一个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机会，并很可能因此而缺乏抵御西方没落的“文化病毒”之感染的免疫力。此后的情况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经过“文革”高潮时期的混乱，一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流落到民间，其中就包括《在路上》。一批经历过“文革”造反运动的年轻人，以炽烈的热情秘密传阅着这些“黄皮书”。据当事人回忆，他们甚至手抄了这部几十万字的作品。尽管流传的范围并不大，仅限于北京、上海知青群体中的少部分人，但引发的精神裂变的力量却是难以估量的。一些人被书中那些被禁锢的思想和情感所蛊惑。时为知青的芒克、彭刚等人在看了《在路上》后，甚至模仿着离开知青点，去四处流浪。当然，他们很快穷途末路，不得不求助于当地警方，才得以返回。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日后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角色，如北岛、多多、芒克、赵振先等“今天派”群体。

　　对于1970年代初的这些知青来说，“在路上”，显然并不是当时主流观念中的那种被组织起来的集体行走，也不是在某种狂热信念驱使下的“文革”大串联，而是一种对惯常道路的偏离和叛逃，是行走在漫无目的的迷途中的怅惘和游移，还混杂着一丝朦胧的希望、一种漂渺的诱惑和冲动。他们从革命家庭、“知青点”、生产建设兵团逃离，将自己抛掷在路上，但并未能赢得更多的希望。诗人北岛在一首名叫《路》的诗中写道：“路啊路/飘满红罂粟”，此间隐约散发出一种凯鲁亚克式的精神气息。但他们还称不上是“垮掉的一代”，而更像是“迷惘的一代”。

　　“文革”结束后，官方媒体也发现了年轻一代人对于人生道路的焦虑。一场关于“人生之路”的大讨论由是展开。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标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当信仰的虚热退烧之后，年轻一代精神虚脱，已经无力上路。这些被信念的道路抛弃的孤儿，在歧路上啜泣。主流文化对《在路上》式的精神难题的积极回应，是将青年规劝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新长征”大道上，鼓励他们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晨读，在“画着大问号”的小道上勤奋工作，借此建立起新的理想主义价值体系和乐观主义人生态度。但也依然有人不爱在人群拥挤的路上行走。

　　崔健的摇滚乐是北岛所吟唱的“在路上”的主题在1980年代的回响。“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一无所有》），“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假行僧》），“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种散漫的和毫无希望的行走，无助而又无望的宿命感，成为一代人的精神状态的缩影。他们才是1980年代中国的“垮掉的一代”。

　　与此同时，“在路上”的经验本身，也发生了裂变。来自台湾的新的文化趣味，开始向校园文化渗透。由歌手齐豫演唱的作家三毛的诗歌《橄榄树》，在1980年代中期的大学校园里流行。它几乎成为那个年代的中国大学生的毕业歌。这首流浪主题的歌谣，赋予“在路上”以另一种含义，它将流浪的冲动和意义，归结为来自“远方”的某种召唤，而神秘的异域情调的橄榄树，抹去了“在路上”的黯淡色调，给这一主题染上了一层温情、感伤和罗曼蒂克的油彩。于是，它变得很容易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并从“垮掉的一代”中分化出来“小资一族”，成为日后“小资文化”重要的精神源头。

　　然而，作为小说的《在路上》，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影响，反而相对滞后。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1980年代，袁可嘉主编的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国内公众了解西方现代文学的主要渠道。《在路上》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一些主要段落，如第一部第一章，第二部第四、第五、第八章的片断，公开刊载在这套丛书的第三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中，其译文即是选用了黄雨石、施咸荣的“黄皮书”本。通过这个文本，作家们已经了解了凯鲁亚克和《在路上》。受《在路上》影响比较明显的，是王朔的小说。王朔本属于“今天派”诗歌群体的遥远的观望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这个人似乎并不真正热爱“在路上”的状态，而是更乐意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守望者”。所以，与其说王朔是凯鲁亚克的模仿者，不如说是塞林格的传人更恰当。在先锋小说家中，马原和余华分别在其小说《零公里处》和《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对《在路上》做出了一种半真半假的模仿，略略做了一个“在路上”的假动作之后，旋即回到了“上下都很平坦”的“活着”的状态。真正说来，王小波是“在路上”的一个更典型的行者。但他的小说写作和产生影响，却是在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

　　1990年代，《在路上》又出了两种版本，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陶跃庆、何晓丽译本，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文楚安译本。据称，后者为全译本。我们终于得以完整地一览凯鲁亚克这部名作的全貌。然而，与此同时，“在路上”精神经过了1990年代“小资”式的柔性化之后，开始变得亲善起来。这一代人的精神时尚，既不是垮掉和堕落，也不是浪漫和希望，而是混合了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两种文化精神的所谓“背囊族”的文化消费。他们也将《在路上》奉为精神教科书。“背囊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既不是无望的自我放逐，也不是愤怒的精神叛逃，更不是未知的心灵历险。相反，它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结合了旅游、健身、休闲等诸多时尚元素的流行运动。道路成为一种时尚消费品，被“背囊族”的捷足所消费。

　　1970年代生人组成的麦田守望者乐队，其精神毕竟是塞林格和凯鲁亚克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其演唱风格则像是崔健和“小虎队”的媾合。一首《在路上》听上去就是对崔健的柔软化模仿。从精神柔软化的层面上讲，“背囊族”一代人的生存状态看上去像是“在路上”，而也有人将其本质描述为“在床上”。过一种舒适、慵懒、安全的“床上”生活的同时，又渴望有某种冒险刺激。“在路上”只是其在有安全保障前提下的惯常生活的一次小小的越轨，是为自己百无聊赖的日子准备的一份鲜美的调味品。总体上说来，称得上是一次有益于身心的愉快旅程。小资歌手许巍的专辑《在路上……》，唱出了这种慵懒中的几分忧郁的情绪。

　　不过，这些歌手的“在路上”主题，虽然损失了“垮掉的一代”的那种痛苦的反叛精神，但尚且保持某种“在路上”的外表，那种茫茫然无所事事的漂泊感。另一种“在路上”却把这种漂泊感也抛弃了，在路上成为追名逐利的奔忙。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赢在中国”真人选秀节目的主题歌，名字就叫《在路上》。歌手刘欢以其嘹亮的歌喉唱道：“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路上的辛酸已融进我的眼睛/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在路上 用我心灵的呼声/在路上 只为伴着我的人/在路上 是我生命的远行/在路上 只为温暖我的人/温暖我的人”。这种温情脉脉和循循善诱的励志辞令，包含着成功与财富的郑重承诺。被这种承诺所鼓舞，追逐名利的人们匆匆上路，投入到一场“在路上”的表演当中。在刘欢的清越歌声里，精神的伤痛被成功的承诺所治愈，“在路上”的内在焦虑和撕裂感被修复。表演者实际上是在听从表演和成功的诱惑和召唤，但在表面上装成一副“无为在歧路”的表情，并为自己的姿态所感动。于是，“在路上”不再是一曲无奈和焦虑的哀歌，而变成了一幕热烈的享乐主义的精神喜剧。

　　2007年，当人们开始纪念《在路上》发表50周年的时候，回望半个世纪以来《在路上》所引导的蜿蜒曲折的精神小径，应该是饶有兴味的事情。作为这个纪念的前奏，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6年10月推出了由著名翻译家王永年先生翻译的《在路上》的中文新译本。据称，该出版社还有出版“杰克·凯鲁亚克作品系列”的计划。这些出版计划，当然会在读者中引起某种反响。然而，当我们穿过半个世纪的光影变幻而瞩目当下的路标，《在路上》的精神之旅似乎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些纪念也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葬礼上的时尚狂欢。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