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刺猬歌》以男女主人公廖麦、美蒂四十余年的爱恨情仇、聚散离合为经，以滨海荒原莽林的百年历史为纬，编织出一个个光怪陆离的传奇故事。其中既有浓烈的寓言色彩，又凸显出尖锐的现实冲突。小说的男主人公廖麦最理想的生活就是晴耕雨读，在闲暇里写一部“丛林秘史”，书写祖辈与土地的关系，最终他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正在变成一个全球化意义下的农场主。

　　对于书名，张炜这样解释，廖麦和很多人一样中了时代之“蛊”，在全球化社会里生活，就好像手里捧着刺猬，抱着时扎手，扔下了又觉得可惜。张炜说：“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选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两难，这特别需要我们拿出智慧与勇气，以思考与行动来对待人和自然的冲突。”

    张炜的浪漫主义情怀

    刺猬，惯冬眠，有忍耐蛰伏期体温和代谢率降低的能力，以此渡过寒冷、炎热或食物短缺的困难时期。刺猬是一种可爱的食虫目异温小动物，是许多南方人儿时的好玩伴。但如果要怀抱刺猬，就难免会产生一种“扔了可惜，抱着扎人”的感慨。

    张炜的《刺猬歌》，以荒原莽林里的滨海小镇棘窝镇为背景，以男女主人公廖麦与美蒂一生的恩怨情仇为主线，通过“刺猬”这个艺术形象，反映出近百年来在中国乡村土地上发生的变化，同时探讨了在历经各种时代风潮、特别是在改革热潮的冲击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困惑与无奈：人类与大自然、与动物、甚至与同类的关系日益紧张且丑陋……

    小说在男主人公廖麦对自己的妻子、女主人公美蒂开始产生怀疑的焦虑中拉开帷幕，并逐步展开一筐筐光怪陆离的故事，权势的象征霍家唐家、林中的刺猬狐仙、野地的响马痴士、象征工业经济的“紫烟大垒”、传说中的邪恶鬼怪“旱魃”、老百姓眼中的真英雄“兔子”等等逐一上场……张炜的浪漫主义情怀，带读者进入一个可以自由想象的无边梦境，小说既有浓烈的寓言色彩，又凸显出尖锐的现实冲突，直指时代的弊端。

    小说中的象征

    小说里廖麦的命运，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理想生活与无法摆脱的宿命。

    他最理想的生活就是与爱人结伴，晴耕雨读，在闲暇里写一部“丛林秘史”。为此，他不屈不挠地与以唐家为代表自己的美蒂恋爱结婚生子，并共同用血汗筑起一块属于自己的理想家园。“黄鳞大扁汤”成为他保持不熄斗志的象征。但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廖麦的理想以破灭告终，虽然心有不甘，却不得不痛苦地接受命运加之于身的一切：妻女的背叛、自己的出轨、精神家园的被毁灭。

    而他深爱的妻子美蒂，象征着一切自然纯洁美好同时又容易为环境所改变的人与事物，比如女人、比如动物、比如森林。美蒂是个来历神秘的孩子，传说是森林中刺猬的孩子。当她从荒原海滩走进棘窝镇时，披着一件马兰草织成的小蓑衣，那一身蓑衣毛儿奓着，金光闪烁，所有的人都为她所吸引。然而，在各种充满诱惑的时代风潮冲击下，美蒂身上那些象征着美好的因子悄悄褪去。为了生活，她接受了社会的潜规则，臣服在强权和金钱下，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偷偷地背叛了廖麦。

    不知从何时开始，廖麦发现，美蒂与一种象征着邪恶与欲望的“萨古斯”淫鱼关联密切。他那么深爱妻子，却又开始有所怀疑。廖麦发现自己的女儿与妻子，都选择与现实妥协，先后背叛了他。于是，在一次因精神焦灼而出走的旅程中，他与自己的大学同学修发生了情理之中的一夜情，修怀了孕，并告知了他。何去何从？廖麦的心灵经受着巨大的煎熬。最后廖麦选择了与美蒂彻底决裂。小说以美蒂带走小蓑衣独自消失，廖麦寻找做结束。

    “睡刺猬，要多点耐性”

    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高高的菊芋上不停地垂下凉凉的露滴。他伸出手掌接住了。”这令人感到无限的忍！难道面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惟有接受，别无他途？

    “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一种失败，我们面对生活这一不可逆转的失败所能做的，就是试图去理解它。”米兰·昆德拉说，“小说艺术存在的理由正在于此。”

    但我又读到另一个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哉？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当下，全球化之“火”，正以席卷一切的态势深入我们的世界，各种经济模式和文化观念一涌而来。然而盲目地接受一种观念或文化，会导致一种可怕的效应，汤因比称之为“文化融血”效应。这就好像一个A型血的人输入了B型血一样，会引起全身性的严重反应。

    那处于改革热浪之中的我们，能否多点耐性，少点盲目？以避免用生态污染、能源消耗去换取畸形发展，以避免物欲横流、金钱万能导致道德滑坡、社会无序等苦果呢？

    正是出于这种焦灼的思虑，张炜用文学这片羽毛，以“刺猬”这个艺术象征，写出这部充满寓言的小说，希望能唤起“天神”———每个读者的感悟。因为，就这个世界而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尊“天神”，只要人人都保持清醒，如张炜在书里提到的“睡刺猬，要多点耐性”，用更多的智慧和勇气去应对未来，那这把“火”才有可能把世界烧得更美好，而不是走向毁灭。

    正因身处一个被污染的社会，我们才更渴望拥有蔚蓝的天空、澄澈的清泉和圣洁的爱。

（文：孤松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月）

   张炜的长篇《刺猬歌》像一场丰沛、俊美的雨水，洒在棘窝镇、三叉岛、众多小花鹿蹄子、狐狸、土狼以及廖麦、美蒂、修、霍老爷、霍耳耳、戚金、毛哈、红胡子身上。这些诗歌的雨点，纠结着男女主人公廖麦、美蒂四十余年的爱恨情仇、聚散离合，舍身穿过百年滨海荒原莽林，有着决绝孤傲的勇士意味，哲学般打落下来，完成了张炜的一曲指向物质世界的挽歌。

    “其中既有浓烈的寓言色彩，又凸显出尖锐的现实冲突。写奇人畸爱，写野地生灵，将二者水乳交融地绘制成一幅幅具有强大生命张力的、野性充溢的多彩画卷。”这是该书打出的广告，而我也确认，事实如此。我们所知道的张炜，一贯的羁骜不驯，从《古船》《九月寓言》到《家族》，携了一个雄性的荷尔蒙，摒除虚伪的遁词，倡导“智性和仁慈”“敬畏和怜悯”的力量。他活着，是把生命当作上帝的赐予，当作宝贝，而秀美的内心，妄图与世界构成和解。

    但是这又是个悖论，世界与内心何曾有一刻和解？体现在《刺猬歌》里，首先是丛林好畜生和人类的亲善，棘窝镇的大财主霍老爷，天真烂漫地喜欢上美貌的人和畜生，晚年筑了一面大火炕，睡觉时左右都是野物，睡前或醒来都要亲一亲兔子的嘴，从六十岁开始不再吃一口荤腥，主要食物是青草。刚刚发胖，却又不失处女锐气的珊子，凭借林中一股飘荡的气味，就能准确地找到卧在草窝里下崽的野物。那是一种血乳交织的、腥膻中掺杂了些许千层菊香味的气息，在一入鼻孔的刹那间会让她的泪腺抽搐一下。野物陶冶了她，她在野物世界里获取了机敏、心窍、柔情和模样。另一面，则是唐老驼、唐童父子为代表的“经济力量”，不断逼近，野蛮摧毁。一边是廖麦为爱不得不二十年逃亡，另一边是穿金蓑衣的“刺猬精”美蒂养下私生女，苦守半生。当廖麦终于回到美蒂身边，他们拥有一座二百亩的农场，幸福似乎来得太迟也太早，在廖麦眼里，一切并非唯美，理想渐成空谈，他不愿意做农场主，他想抒写一部“丛林秘史”，而结果，不仅“如花似玉的园子”要被“一天到晚散发出屁味儿”的“紫烟大垒”替代，古老的充满野趣的自然之地——棘窝镇、三叉岛等，也历经数度改名，从而与时代同步，变成女人们露脐露肉的，以至索性把裤子再往下扯扯的游乐场所。

    剖开了看，张炜并非借此来次变相的“原始图腾”崇拜，同样，张炜很清楚，不是苦行僧才能对付这个腐败的物质世界，才是这个世界的至大伟人。他呕心沥血塑造的主角廖麦，又倔强又理想化，又朴拙，多少带点褊狭、古怪、神经质、猜忌、深处的脆弱，但他永远不倒伏，他其实也在否定自己在现时代的生活。他是复杂的多面菱形，他走过的，思考的，感受的，痛彻的，与其说是种传奇，倒不如说是个象征。作为失败的英雄，廖麦陷于三重冲突中难以自拔和解脱，原始(古典)文明与现代(工业半工业)文明的冲突，理想主义与后现实主义的冲突，物质欲求与精神诉求的冲突，它们压住的除了廖麦，还有美蒂、“隐居”在城市南部一座大山洞里的戚金等等。从这一点而言，自称“咱承认，咱历尽沧桑”的珊子，由从前的与兽亲善，沦为天童集团董事长唐童扫清异己的“帮凶”，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张炜的“刺猬”的意义在于，既披露了一再妥协一再犹豫的生活，更通过居于绝望、迷茫和彻头彻尾的顽固不化的一系列人物，坚守了生命中的本原部分。它告诉人们，丛林也是一种文化，文化被瓦解的悲哀是双重的。趁着这座“孤岛”尚未完全沉沦的珍贵光阴，每一个人，应该愈加意识到事情的紧迫。

（文：黄亚明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2月）

文：田志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2月

　　张炜新作《刺猬歌》展现灵怪世界，折射现实冲突

　　陈思和曾经说，张炜是最早找到“民间”世界的作家之一，他的民间就是元气充沛的大地上的自然万物竞争自由的生命世界。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刺猬歌》里，张炜再次将他这种瑰丽的想象发挥到淋漓尽致，创造出一个充满神奇的传说、人和动物不分、海妖和林怪杂处的缤纷世界。

　　然而这部小说更像一个巨大的寓言，它处处折射着现实的尖锐冲突。在绚烂奇幻的海滨平原上，小说的男主人公廖麦四十年生涯里最理想的生活就是晴耕雨读，在闲暇里写一部“丛林秘史”，书写祖辈与土地的关系。他一直努力反抗着强权和商业的力量，最终却发现自己珍爱的妻子和女儿都选择了接纳现实，理想的庄园被疯狂扩张的工厂吞噬，妻女则离他而去。

　　作品放在心里，比写出来更安全

　　南方都市报：小说的名字为什么叫《刺猬歌》？刺猬这种动物有什么寓意吗？

　　张炜：在我家乡有一种说法，如果怀抱刺猬，就会有一种“扔了可惜，抱着扎人”的感慨。这是一个比喻，说的是一种我们现在常常面临的两难状态，就像小说中的廖麦和美蒂双双走到怀抱刺猬的十字路口。不过我写作时较少想它的含意，因为我害怕过强的理念会压迫自己的感性空间。我只是神往那个地方，喜欢刺猬又美丽又神秘的样子。在当地人人知道，刺猬是一种机灵无比、善良多情的动物，它们从不做坏事，沉默安然，多少有些羞怯，没有侵犯性。

　　南方都市报：在封底上有这样的话，说《刺猬歌》是你积三十年的创作历练而成，是《古船》、《柏慧》、《九月寓言》、《家族》等十几部长篇小说中最具冲刺力和突破意义的作品。在你看来这部小说对于你的意义和价值是怎样的？

　　张炜：这还是一本新书，我自己无法估量。写作对我来说是全力以赴的事情，是激动和热爱的事情。人生如流水，我比之于昨天，已经是一个新人了，这部书是新的我在讲述，这就是它的意义。这二十多年里，我虽然面对喧嚣的生活强调过，人要拥有“闭关之力”，但我更是告诉自己：切不可关在书斋里，要走了再走、看了再看。比起过去的写作，我好像更为依赖大自然的力量了。

　　南方都市报：写这部小说花了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触发你的灵感？

　　张炜：写的时间不长，几个月而已。在心里的时间长，可能是十几年前起意要写的，因为笔力和心情，当然主要还是没有在心里长成大树，还不能作为大材砍伐下来。要等它长大就需要耐心，就得等待，就得好好培植它。我写长一点的东西从不敢草率，不敢想到了、让一个念头触动了就写，而要让它在心里多生长几年。我现在有几个短篇在心里放了十几年了，有的长篇装在心里时间更久了，可就是没法写。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完成一部作品所需要孕育的气象、蓄炼的内力不够，这是万万动不得笔的。作品放在心里，比写出来更安全，它存在心里会被自己多次挑剔，一遍遍打磨。

　　现在触动人写作的因素很多，人没法视而不见。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自然环境到人，主要是人，变得太大了。再看其他地方，连非常顽强的人都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屈服于眼前的生活。今天，人活着竟然无法谈论清洁和贞洁，过去是最基本的，是人生的底线，而今却变成了最难的、最高最苛刻的道德要求。类似于我写到的故事——背叛和杀戮、剥夺，人们已是见怪不怪，视为常态。
　　
　　小说背面的质地应该像丝绒

　　南方都市报：在你笔下，那个海滨平原就是一个瑰丽的灵怪世界，野生动物有着人的情感和形态，和人相亲相爱，甚至有很多动物与人杂交生下的怪人。这种发源于南美的魔幻色彩如何能在胶东平原上生长出来？你为小说的主人公设置这样一个环境背景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炜：在海边密林中，人和动物交往的各种情形是城里人难以想像的。狐狸、兔子、大鸟、獾等等，它们行事都有自己的规则。大鸟做了獾的事情，人们一看就觉得不对。这更多的是来自亲历的生活，而不是用尽心机的艺术编织。在生态保护较好的地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这几乎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差不多每一个人、每一户人家，都有与动物密切交往的经历。有一些奇异的事例并非是传说，只是我们很难解释罢了。无论怎么破除迷信，我都不会怀疑某些动物的超人灵性。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早已经远离了自然而然的生活，生活在虚拟的网络和坚硬的水泥高岭之间。

　　南方都市报：《刺猬歌》有着浓郁的寓言色彩，奇特的人，强烈的个性，跌宕的命运后面有着一个大时代的变化。但小说的情节始终是很吸引人的。你在表达思想和写故事之间如何平衡？

　　张炜：我告诉自己，心里没有世界和现实，就没有诗。从纸上传来抄去的好词、还有学来的一些套活儿，最终筑不成诗。我这人最能记住的是形象，至于思想，我不太去记忆。“物”有无限的思想。情感有无限的思想。艺术的强大说服力，来自物，而很少来自直接的道理。所以我注重细部和细节，特别是语言的细部腠理，因为只有让读者在这里停留和玩味，让其慢下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让读者随着急促的外在节奏匆匆而去的，掠一遍文字好像两耳填满了呼啸似的，怎么会是上品？这和网络电视上某些粗俗娱乐有什么区别？文学可以是黄钟大吕，可它背面的质地应该像丝绒。我一直特别重视作品的故事性。我知道造成一部作品的粗糙和过于通俗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是故事性不强，故事老旧。别致的美妙的故事应该来自人性最曲折和最深邃处。失败的作品不仅不可能送给我们深刻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它没有一个令人击节叹赏、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要有一个好看的表层，而且要有一个精密的细部，要特别经得起咀嚼。讲述那样的故事难度很大，技巧应该是第一流的。杰出的写作者，必然是最会讲故事的人。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伤害如此简便易行

　　南方都市报：小说的主人公廖麦是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人物，他渴望过一种晴耕雨读的生活，保持精神的干净。他身上有没有你的影子？是不是你的理想人物？

　　张炜：廖麦的生活、他这个人，也并非多么有“理想”。他的问题是身不由己地落入窠臼。原以为蛮有理想、个性，蛮倔的，可后来发现自己所追求的那种“晴耕雨读”，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之下，不过是又一次靠近了西方——西方农场主的生活方式。他是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个西方生活的“新概念”的，这种“新概念”掺在风中，日夜吹拂，随一呼一吸进入体内，无法躲避，这才是要命的事。这种暗合真是莫大的讽刺。可惜他发现已晚。伴随这个“新概念”一块儿落实的，还有他无法接受的更残酷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廖麦早年反抗强权，他的妻子、那个刺猬精的女儿一直坚持追随着他。然而当他后来反抗金钱的霸权，反抗工厂吞没自己的理想庄园时，妻子和女儿都选择了接受现实和金钱。这是不是表达了你的一种判断，金钱社会的力量甚至大过强权？

　　张炜：最近不少朋友问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其实全书居于核心的，是非常复杂的、隐蔽不查的什么，可能作者也没有清晰的认识。西方的规则、强势的压迫，至少已经进行了150年。走到今天，算是跌到了一个可怕的边缘。国在山河破，笑贫不笑娼。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的危境，其责任主要在于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在于他们伴随物质掠夺的文化扩张。东西方相互学习的文化平衡，已经全部打破。当然可以看做爱情小说，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吧。这本书其实写了一个再平凡没有的故事，也是再悲惨没有的故事。一个朋友在电话上大声说道：人生含垢，爱妻娇女都倒向了有两世血仇的对手，会是怎样的情境。弱国和列强的关系，又何曾不是这样。我当时没有回应他的话，因为一言难尽。

　　南方都市报：廖麦最终的失败是不是代表了你对现实的失望？

　　张炜：他的概念化的生活失败了，可他自己还要往前走。他今后可能不会将个人资产再看那么重了。当今是个从物质层面上好好安顿自己的时代，个人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正被视为一条深入的和当然的生活准则。可是事实上大多数人随时都会被剥夺最基本的权利，这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是如此的简便易行。当人的尊严受到严重伤害时，一点资产既算不了什么，也不可能被确保。我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去揣摸廖麦这个人，觉得他可能会过一种没家没口，也没有资产拖累的、利利落落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是被迫的，也是他个人风雨一场、年过半百的一种觉悟。
　　
　　作家应更多地记住，应耿耿于怀

　　南方都市报：当下很多作家都表现出了对现实的麻木和接纳，但从小说可以看出，你还保持着一种对现实敏锐的痛感。为什么？

　　张炜：我说过作家应更多地记住，应耿耿于怀。作家如果进入单纯的专业竞争，或者更等而下之，进入单纯的商业竞争，那样就完了。文学面对的是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一颗心。不然就会哼哼唧唧，为风头、为卖而写。人还是不能像草一样倒伏。一个作家就该如此，就坚持着，就挺着，还不是一样写下来了吗？写作与其他功事、专业都差不多，一般的好有的是；非同一般就难了。要争取写得非同一般。在相似的天分下，这种争取其实主要是蓄养内力，炼成自己浑然独具的气象。话好像说大了，但我深知道理如此。

　　南方都市报：你目前的生活和写作状态是怎样的？作为作协主席，如何协调你的职务和写作之间的关系？

　　张炜：让写作者当个什么，写作者也还是爱文学，他干什么，都要表达对文学的爱。有人总是认为一个人当了什么就不会有像样的写作了，那他们是太天真了。这些在一个真正的作家那里，本来就不在话下。写作时间也从来不成问题，比如，大画家米勒说过：真正的艺术家没有业余的。可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我却不愿让自己的写作沾上太多的职业意味。职业色彩太过浓烈，写得再好，可能至多也是二三流的。最好的作家应该是“业余的”，写作对于他应该是一次次难以遏制的、非得如此不可的冲动，是生命冲动的结果。谁能想像“职业化地冲动”，那会有多么可怕！专业作家的时间不是很多吗？那就用来走和看，最好身上带足了书。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当下的文坛？看现在流行的那些消费主义的作品？

　　张炜：我常常想，作家大致不必过分埋怨时代和世界，因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不是有这样的困难，就是有那样的困难，其实都差不多。关键还是个体的自信与平和，是自己努力的程度。那些嬉戏闹玩的写作是既存在也需要的。它们冲荡流行喧声四起，也说明了生活一个方面的真相。它们和全部生活合在一起启发我帮助我，这就不用说了；可是这种宽容和理解，并不能代替我对自己写作的苛刻。我要写作，就只能相信文字本身的魅力，我在别人的语言艺术中深深沉醉过，大概一生难忘，那更得相信这种沉醉、相信求得沉醉的方法和过程。时代不是浮躁吗？那就用大定力对付它；文运不是无常怪戾吗？那就用最传统的劳作心对付它；时尚不是最浑浊最粗鲁吗？那就用清洁癖和工匠心对付它；势利客不是总盯着洋人和热卖场吗？那就用自家写作坊银匠似的锻造去拒绝和抵御它，心无旁骛。

文：陈思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5月

    前几天在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举办《刺猬歌》的研讨会上，我一直想问作家张炜，这部小说的书名是什么意思？是指刺猬感受人间而发出的歌咏，还是关于刺猬在人间遭遇的咏叹？张炜小说的叙事总是带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立场，含有民歌、传说、讲古、童谣杂糅在一起的特点，然而又不是简单的民间素材，它是一种知识分子强烈的当下性、批判性与民间叙事的复杂综合，构成了特殊的内在张力，也是内在矛盾的自我冲突。记得那天会上郜元宝讲了一个意思，很有启发，他的原话已经记不清了，用我的话来复述，就是在时代共名瓦解以后，无名状况下的文化必然会出现分裂、多元、混乱，然后作家的叙事只能回到个体的立场，紧紧抓住自己感受得到的实实在在的生命因素，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但这样的认识必然是破碎的，不完整的。或者在当代文化中还是有比较稳定的价值体系，那主要是来自民间的文化价值，还有就是来自世界性的因素。这是我的理解和一贯的思考，与元宝的原意肯定有距离，但我觉得，我们的观察至少是相近的。我平时对当下文学的关注，多少是关注这两个因素:民间与世界性因素，而世界性因素，主要是指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与世界同步的先锋意识，当前，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民族文化的应对和抗衡。

    张炜的近期小说同时含有这两种因素，两者的交错必然会造成内在撕裂的紧张感。民间文化价值在张炜小说里有着固定的一套思维形态与语汇——从《蘑菇七种》、《九月寓言》等作品以来以一贯之的叙事风格，这是一种舒缓自如、万物花开的大地哲学与诗化写作；而世界性因素，则表现为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紧张思索与批判，又总是带有激愤、偏执和无可奈何的绝望，《古船》里的隋抱朴、隋见素兄弟的形象合在一起，便是后来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源头。这两种因素很不容易自然交融，至少从美学上来理解，张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创作几乎都纠缠在这种撕裂状态难以自拔，而我以为这正是张炜小说的丰富性和魅力所在，这是时代精神的强烈辐射在诗人的心灵上的灼热反应。现在回到这部《刺猬歌》的问题——到底是刺猬感叹人间社会发生的事情，还是关于刺猬归去来兮的咏叹？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答案。

    这部小说的结构里明显包含两个世界的奇妙结合，一个是人间的世界，讲述了棘窝镇上个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故事，另一个是民间的世界，有更加深远的时间意义。刺猬所感受的人间社会就是棘窝镇的故事，有着明显的时间标记。小说里唯一比较确定的时间标记是廖麦22岁那年考上大学(1978年)，28岁那一年与美蒂野合生下女儿。依次往上推溯，廖麦应生于1956年，美蒂应生于1965年。小说叙事的时间起点是廖麦48岁，美蒂39岁，推算起来是2004年。这已经是现代经济秩序固若金汤，市场经济发展势不可挡的新世纪了，小说的当下性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即民间传说)来看，刺猬的人间遭遇隐藏了一个相当普遍的神话母题，即仙女(或女精怪)羡慕人间生活而下凡，与平民男子缔结良缘，但终究无法与人间社会共处，最终遭遇背叛而离散的悲欢咏叹。从动物化身人形来到人间社会的视角来看，小说展示的历史时间要遥远得多。传说中的霍公时代影射了动物人类浑然难分的阶段，也可以看作是人类逐渐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过程，霍公死后的宴席上首次出现了金蓑衣女人，与后来的美蒂遥遥相应；第二个响马时代影射了人类进入文明史后自相残杀的漫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自然界是以伟大庇护者的旁观立场存在的；而最后的唐童时代，则是人类联合起来开发自然，大规模上掠夺、破坏自然资源的阶段，也是人类与自然界爆发“战争”的阶段。在这个民间传说的世界里，时间是模糊不清的，唯一可考的是根据霍耳耳自称是霍公的陪葬丫环，但只是一个无法确认的传说。霍耳耳是个特殊人物，来自海难的幸存者，其所言的历史与徐福飘海的传说一样，本来就是烟云渺茫信难求，其名字也暗示了口耳相传的不可靠性。(霍耳耳珍藏的神秘匣子里面只有两张纸，暗示了传说的虚无。)其时间的模糊性与大地的亘古性甚相符合，所以在民间叙事里，刺猬与人类都不是叙事者，真正的叙事是大地的叙事，刺猬、狐狸、海猪、土狼、人类等等，都是其中的脚色。这部分叙事舒畅而绚丽。“红蛹”一节奇诡多变，“听刺猬唱歌”一节赞美讴歌，堪称现代汉语文学中极好的童话诗篇。如果我们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来看，紧张、偏执、绝望，与奇幻、赞美、绚烂所构成的截然对立的美学意象，形成了《刺猬歌》特殊的叙事风格，作家把两方面的美学意象都推向了极致。

    于是，撕裂感与紧张感就成了小说叙事的主基调，小说叙事的时间起点是2004年，廖麦夫妇经营的现代农场面临迁移，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这一片工业开发区的“钉子户”了。小说围绕廖麦是否搬迁的疑问织起重重迷雾，一道道地揭开了历史的帷幕，但同时，他痛心地发现了，自己遭遇的欺骗与背叛并非从拆迁始，而是从他的人生转折点(即重返农场过正常生活)起就开始了。故事一开始就是“你泪水横流”，到故事结尾才真相大白，使廖麦悔恨交加的殴打美蒂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美蒂不愿意承认，廖麦也不愿意相信，他还需要找到确凿证据，这是贯穿小说的一条主线。更加可怕的是，廖麦终于意识到，在现代经济体制下面，背叛他的不仅仅是他的最爱——与他同甘共苦的坚贞之妻和心爱女儿，还有他自己所努力经营的一切。以唐童为主宰的天童集团托拉斯，一扫其父辈的专制暴力，采取了温情脉脉的人性化手段来推行经济发展政策，廖麦自以为凭劳动创造的农场乌托邦，其实不过是现代经济体制下的一个盆景，他不自觉地扮演了这一体制下的农场主，美蒂也成了“美老板”。小说的后半部分着重展示了唐氏企业的发迹历程，作家所描述的天童集团，其实是一个无所不备的托拉斯王国，它包括了更高的权力背景(金堂)、经济基础(金矿)、外资企业(紫烟大垒)、知识权威(尖鼠)、宗教迷信(道观)、镇压机器(土狼的子孙)、旅游开发(三叉岛)、福利社会(凤凰大道)等等，坚不可摧。廖麦是在唐童的羽翼势力下过着“晴耕雨读”的理想生活，他的安居乐业，可以成为天童集团的一种装饰；他的不妥协，也可以成为天童集团的民主的象征。这样一来，廖麦的愤怒与喧嚣，就像首阳山上的伯夷，“不食周粟”反倒成了对自己的讽刺。

    廖麦的愤怒和绝望，也是张炜所感受的愤怒与绝望，廖麦写下《丛林秘史》，就像张炜写下《刺猬歌》，这本来就是无可奈何的举措，但是我想起了彼得·比格尔在讨论先锋文学时说的一句话:当先锋艺术被陈列在华丽的美术馆里成为展品的时候，先锋文学的反抗也成了现代艺术体制的一个部件，先锋文学失败了，但失败了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恰好就在这种失败中，先锋文学继续产生着影响。张炜的高蹈的理想主义价值观，仍然是与世界性的先锋性因素相通。作家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对人性弱点作了认真的反省，那就是，为什么纯洁善良、坚贞不屈的刺猬精美蒂还是会屈服在唐童的势力之下？这显然是反神话母题的艺术构思，小说中，民间“鱼戏”红鲷鱼故事从正面影射了神话，但是它无法说明美蒂屈服现实势力的内在动机。我注意到小说在开始时就花了两节的篇幅描述两种鱼:一种的黄鳞大鳊，象征人的生命的元气，另一种是淫鱼，却象征了人性深层的原始欲望，前者可以复原人的生命力量，后者却转化成人性中的恶魔性因素，在毁灭中有所追求有所创造。美蒂正是食用了这种淫鱼以后，人性中的异化力量慢慢出现，终于铸成了大错。现代化进程中的淫鱼(或者是“淫欲”的谐音)，对于人文理想的建设而言，不能不是一种值得警钟长鸣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