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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曾月郁、周实著，岳麓书社1997年12月版
第一部，蜀道难：诗仙 第二部，将进酒：酒仙 第三部，临路歌：谪仙

文：陈家琪  
出处：博览群书 2000.11

周实
曾月郁：

　　你们好！

　　寄来的两个短篇和巨著《李白》均已收到。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专心读《李白》，一切应办的事均置之脑后。我已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读过小说了，特别是历史小说。小说确实很吸引人，我努力调动我的记忆，有时查翻一下《资治通鉴》，有时也再看看手头的《唐诗三百首》，比如高适，以前就从未注意过他，看了小说，才对他产生了兴趣，读起他的诗来也别有一番感受。不过，《唐诗三百首》介绍高适时说“适年五十始为诗，每一篇出，为时称颂”，小说中写他与令狐兰成婚时年刚四十，当时已很有诗名，不知事实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此类历史文化名人的小说到底该怎么写，实在是个太大的问题。自《曾国藩》窜红后，此类小说越来越多。我最怕的就是出了一些诸如各名胜点一样的“假古董”、“假古迹”，败人胃口，所以此类作品大都不看。不过《李白》确实吸引人，我一口气读完，除个别地方不大喜欢外，整体上是贯通的，有些地方很细腻，有些地方很有现实感。属于虚构、想象（真正的小说）的地方当然一眼就能看出，但某些人物场景的聚首总得有些史实，因为这些早已为人所熟知。可见你们是下了极大的功夫，不如此很难把只言片语的索引演绎成小说中的情节。再比如长安、洛阳、开封、金陵、襄阳、太原等地我都去过，读过小说，非常惊讶对那里的地貌人情的描述，甚至怀疑为了写这部小说你们专程去这些地方看了看（就是专程，如果没有作家的眼力，也会一无所获）。我在西安住了十多年，小时候，长安鼓楼上“文武盛地，声闻于天”的巨匾就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在小说中又读到有关它的传说，而这传说正是我儿时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故事，所以倍感亲切。顺便说一下，“文革”前夕，我是亲眼看着一些人把这两块巨匾从鼓楼上卸走的，如今不知它们藏身何处？还有大雁塔，如果没上去过，恐怕就写不出这样的文字：“七层楼塔，木阶梯，随便就登上了塔顶。塔顶闷热无比，哪有‘大风不休’？”也许你们那天登塔恰好闷热无比。我曾上过无数次大雁塔（最早不收门票，后来是两分钱一上），如果在秋后，也偶有“鸟飞平地，大风不休”的感觉，至于高耸入云之类的说法自然是诗人们的夸张。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应该有一套书，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写的。读周实的两个短篇，觉得他理念上的意向很明确，看似在写古代的酷刑，实际是说在中国行事之难和下场之惨烈。不过，放在这部百多万字的长篇里，任何理念上想确定的东西都会被消解掉。在李白这个人身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道德价值判断都无济于事，这才是真正的真实性，也是真的李白。他纵情于山水、美酒、官场和女人，还有得道成仙之类的追求，一切看似矛盾的方面又如此统一地集中于一人身上（其实杜甫、高适也大体如此），这也就同时形成着中国文人，包括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性格，在我们身上，多少都有着对官场、美酒、女人和归隐山水的追求。小说写了那么一大群最为著名的诗人在官场的厮混（甚至卑躬屈膝），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中国社会的超稳定是与这种不断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当代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尔（ＣＰ．Ｂｏｕｒｄｉｅｕ）认为，文化资本的体制状态（社会认可、维系的方式）是最重要的。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完善这种体制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小说概括了读书做官的三条路（科举、制举、荐举），就是到了今天，仍不出这三条路，而科举看似最民主、最公开、最合法，但又很难选到真正的人才，正如今天的考试一样。中国是人治的社会，所以荐举（也可以演变为拉关系、走后门、买官之类的事）一直是暗中起作用的最重要的一条途径。李白等名人都想走这条路，都想遇到“伯乐”，可是直到他死后才等来那张“左拾遗”的纸文，可见“伯乐”难求，可见真正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想进入体制之难。

　　社会只有“体制内外”这样一条认可标准，也就怪不得那么多好诗人都想获取社会的承认（无非功名）了。认真想想我们现在，真正的“进步”也许就这么两条，一是藐视或不屑于告密，二是至少有相当的人藐视或不屑于官场。这一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读小说时，我就常想起文人的命运以及是否能在体制外获得另外的标准的问题。李、杜等大诗人都以写诗为“余事”，认为自己真正的本事和抱负在治国安邦，这是中国之大不幸！

　　从诗人纵情于山水、美酒、女人和对得道成仙的追求，自然又联想到浪漫主义精神。最近，周辅成先生在谈及即将出版的《许思园文集》时，曾专门提到许思园专论李太白精神的文字，说“李白确似不曾接受中国文化传统，他的精神，类似西方精神，而作者以浮士德精神称之，使我们对李白的了解更深入一步。”（《读书》，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第３９页）但在我看来，李白精神却是一种与浮士德精神全然不同的，真正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李白身上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怀。

　　我们似乎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浪漫主义，一种是以卢梭为代表到黑格尔集大成的浪漫主义哲学，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另一种是诗人在个性、风格、想象力、宗教情怀和处世方式上的不同凡响。就一种对人生哲学的理解而言，李白应属于后者，而另一位大诗人歌德则属于前者。

　　浮士德精神的核心是相信历史、指向未来。关于这种精神，宗教哲学家洛维特曾有过一段说得很透彻的话：“但是，在斯宾格勒试图更详细地规定‘命运’的地方，他却与自己的循环观念相矛盾，引入了一个‘历史的’、指向未来的时代概念。在他看来，历史的意义就是‘未来的意义’，它应该是浮士德的（ｆｑｕｘｔｉｘｃｈｅｎ）灵魂所特有的。他远远没有以古典的无所谓态度承认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像尼采那样教导说，人们应该欢迎和热爱命运，以便自愿地去实现命运。没有一个古典作家曾经想到过，人们应该选择和欢迎命运。因为要么命运事实上是一种必然性，从而没有必要对此做出‘决断’；要么它是一种自己选择的规定性，从而也就不是无情的宿命。斯宾格勒并没有解决自然宿命和历史决断之间的矛盾，他甚至也没有对此提出疑问。他的激情来自于把追求其各种可能性尚未显露的未来的意志，与接受一种固定的结局混为一谈。”（《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７年出版，第１６－１７页）斯宾格勒在这里遇到的麻烦也就是浮士德灵魂所带给他的麻烦。但李白却不同。在李白那里，看不到对“各种可能性尚未显露的未来的意志”的追求（而这恰恰是浮士德精神的灵魂所在），也不会受到有关必然、客观、进程、进步之类的历史概念的困扰。李白崇尚的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随心所欲的、无所谓的在世态度——尽管这种无所谓是被迫的，是死也不甘心的。“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话是这样说，当然心中还是自诩为“大鹏”，不过这“大鹏”与“历史的决断”是毫无关系的。

　　李白的浪漫更多的源于他对道家自然自在精神的推崇，而关于“道家自在论”，刘小枫又有一种观点。在为《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所写的“中译本导言”中，刘小枫说：“希腊宇宙神学、《新约》末世论和道家在世论才是历史神学和历史哲学的大敌，道家在世论否定儒家的历史道义论，转向个体的生命时间，才与洛维特的心性所向相契。”“儒教和犹太教的历史思想是古代的证明，近代历史哲学的真实根源，并不在基督教《新约》末世论，而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冲动以及《旧约》历史神学的精神资源。洛维特突出的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实质上是古老的儒家历史神学与道家在世论对立、《旧约》历史神学与《新约》末世论或希腊在世论对立的延续。”我虽然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把这种对立看作是李白精神（道家在世论）与浮士德精神（源于《旧约》历史神学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冲动）的对立。

　　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很想把浮士德精神引入中国，也无非出自一种对历史进程、历史目的的确信（还有民族国家的形成冲动），这也就为马克思主义（别忘了马克思是犹太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准备。许思园先生１９３３年就可以用流畅的英文写作《人性及其使命》，却不知为何要把李白精神等同于浮士德精神。也许这里不但有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冲动，也有个性之伸张、超越现世的对灵异世界之追求的冲动，他是想把这二者统一起来。可见在任何理论的表述后面，人受着更深层次的心态或体验结构的支配。

　　说了这么多，再回到小说。我觉得，小说诱惑人的地方太多，也使得你们不得不顺着线索走，于是使得该集中的问题反倒显得松散。历史背景不能不交代，每首诗作的背景和环境不能不交代，每遇一人，此人的来龙去脉不能不交代，这些东西又共同构成为李白的人生，所以确有很让人为难之处。李白的一生差不多就是从开元、天宝到安史之乱的中唐历史，所以读着读着，我有时已忘记了我是在读小说还是在读历史讲义。

　　我当然希望它是真正的小说，凡小说中真正属于虚构、想象的地方也就是最吸引人的地方。由此，史料上掌握得太多、太细，反而可能败坏小说的品格。就小说而言，李白与令狐兰的感情纠葛是最感人的。这种感觉正如我以前读《安娜·卡列尼娜》一样，总希望小说尽快回到安娜的命运和性格冲突上来。读到《李白》，也有类似的情况，令狐兰一出现，人就真正进入了小说的语境。李白一家（许夫人、小女平阳）在洛阳与令狐兰的重逢是最精彩的一段，比李、杜二人在洛阳的相遇相知要感人得多。我甚至想，如果不按时间（历史）顺序写，就从李、令在洛阳的相遇写起，加上回忆，横向展开，在感情、心理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不知效果是否会更好，或者说更像小说。我不知道李、令二人的感情纠葛在史实上是否有据，但作为小说，它应该是主线，这其间也加杂着李白与其他几位妇人（玉真公主、许夫人和宗夫人）的关系，加杂着李白看似不近情理的对儿女的漠视，这里真正涉及到对人的感情世界的探究。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无西方那样的超验之维，得道升天之类的事大都出于世俗的考虑如长生不老等等。但小说中设计了李白与元丹丘关于玉真公主的一段对话，涉及到世俗之爱与精神之爱的关系，这很引我注意。若李白与令狐兰的关系也能从世俗的层面上更多的发掘精神之源，一定更吸引人。

　　总之，一个感情（在玩妓成风的背景下），一个家庭（在长年游荡的背景下），一个入世与出世的得与不得，这恐怕是我读完《李白》后最有所感的地方。如果再加上理性的分析，则涉及到上述如体制内外、社会认可的标准、对文人性格的塑造和有关浪漫主义精神等问题。这些理性分析问题，眼下我只能简单的说上几句，也许不知什么时候会重新提起，再回到这本书上来。

　　另外，对《李白》，我最不满意的有两点，一是那些神神鬼鬼的事，还有法术了得之类的话，不管李白或当时的人多么相信，我总是很反感；再有一些类似于旁白的话，常起到把人从小说中强行推出的作用，这也不好。第一部最后讲到罗公远的法术（还有叶法善驾祥云之类的事），我就毫无兴致。但说到罗公远的“蜀当归”三字的会意，再想到安史之乱时，书中说：“人要是都有罗公远道士这先见之明的本事，世界就不会有错误存在了。”这“错误”二字极不妥当，特别是与“预见”之类的事联系在一起，就更无“错误”可言。类似的地方还有，如“历史的教训应该记取”之类的话。这样的意思不能明说，最好让小说透露，而且透露的一定丰富。这些都是我的一孔之见或个人感受，仅供参考而已。顺致一切安好！

　　陈家琪

文：张远山 出处：人民网

李白是我作为中国人的强烈自豪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李白的故事，曾持久地吸引着我的注意中心。然而像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我虽然热爱他的天才诗章，却对他的生平不甚了然。这成了我的一大遗憾，我希望了解李白的天籁歌吟背后更丰富的生命经纬，直到我读了三卷本历史小说《李白》（曾月郁、周实著，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版），这一遗憾才得到了弥补。

一

读罢《李白》，心情十分复杂。我既为李白一生蹭蹬的不幸遭遇而扼腕叹惜，更为从李白个人命运中折射出的家国不幸而夜不能寐。

李白的一生（７０１－７６２），几乎完全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在位期重合（７１２－７５６）。玄宗一朝，是华夏古典文明的顶峰。在这一顶峰上，双峰插云般屹立着两个诗歌巨人：李白与杜甫（７１２－７７０）。我曾说唐诗足以代表“中国之心”，因此似乎也可以说，杜甫代表着中国的良心，而李白代表着中国的自信心。杜甫之后，中国人的道德操守和精神世界以加速度的方式萎缩阴暗；而李白之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以雪崩的方式一落千丈。

李白一生困顿，但从来没有失去过冲天的自信。在李白的诗歌中，你可以一再听到壮志难酬的浩叹，但决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颓废。“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在李白之后，身处中国历史下半时的诗人们“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并不罕见，但没有人像李白那样把“愁”字唱得如此踌躇满志，更没有人像李白那样把“愁”字唱得如此欣喜若狂。李白之后的诗人，即便愁绪满怀，也是扶病赏花式的“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后人的愁，是兵败如山倒的生命溃退；而李白的愁，是永不言败的狂歌，是酒神精神的迸发，是巨灵般生命强力的挥霍。李白的愁，比“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的轻狂之喜，更像真正的生命欣悦。这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欣悦是源于自性的，源于生命自身的，源于生命本根的。外界的世俗得失，只影响生命的舞蹈方式，但不影响强健的个体与生俱来的舞蹈冲动。也就是说，得意固然必须有得意的舞蹈，但失意也不能没有失意的舞蹈──这是迥异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得失观的。也许得意的舞蹈更赏心悦目，但失意的舞蹈却更感人肺俯。相比较而言，奴性的文人，即便仕途顺遂，得意忘形，他们也根本没有生命意志的张扬和舞蹈，只有生命意志的收敛和消蚀。因为在日益强大的皇权桎梏中，他们的意志已经臣服，他们的精神已经缴械，他们的灵魂已经丧失。因此奴才们的欢歌，只是感激涕零的呜咽；而李太白的愁唱，则是穿云裂石的长啸。

说李白足以代表古典中国的文化自信心，除了他一生的不朽诗唱，还可从他决不走科举之路这一自主抉择中，找到更坚实的证据。胸怀济世大志的李白，从十八岁告别父母走上游学之路起，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干谒之路，而拒绝走大多数士人不得不走的科举之路。这一选择既说明李白的自信，也说明李白已经直觉地意识到了科举制度对人格个性、独立思想、创造意志的束缚。也就是说，一个愿意走科举之路的人，无论内心如何狂野不羁，无论功成名就后如何特立独行，但攻读举业就是他生命意志的大挫折，步入考场就是他精神尊严的大失败。在读圣贤书的过程中，他们的灵魂已被“格式化”；在他们走进每人一间的囚笼般考场时，他们身心两方面的傲气与自信已被皇权彻底压垮。而李白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空前绝后的傲气和自信。而且不难发现，从唐代确立科举取仕以后，李白几乎是唯一一个欲入仕途却坚决不走科举之路的布衣。其他落魄才子大抵都是“落第秀才”，而李白虽然一生落魄，却并非落第秀才。李白身上，决没有传统文人普遍具有的妾妇气，他不会谄媚地问“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余），也不会怨望地说“不才明主弃”（孟浩然）。也就是说，不论境遇如何，李白从来没有怀才不遇的酸气。他坚信自己的才（“天生我才必有用”），而根本不在乎遇不遇。即便帝王对他有知遇之“恩”，比如钦点翰林，他也决不感恩，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才能所应得的礼遇，而非不该得的恩遇（“我辈岂是蓬蒿人”）。

这种超越时代的敢于跟任何人分庭抗礼的人格勇气，决定了李白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独一无二──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人格勇气，决定了李白诗歌中全部独一无二的特质。

科举制的作用，就是唐太宗得意洋洋宣称的“天下英雄尽入吾毂”，然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不入此“毂”的李白，才真正无愧于卡莱尔的“英雄”二字。

而且李白被点翰林后，很快发现自己实际上被帝王倡优蓄之，李白的奉旨为帝妃填写“清平调”，与柳永的奉旨为歌妓填写艳词没什么两样。然而柳永高悬“奉旨填旨”，为自己的断了科举之路解嘲，李白却毫不犹豫地把好不容易得到的入朝机会断然放弃了，其潇洒之态正可以用徐志摩的名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来形容。李白唱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此豪气干云的潇洒，足以令那班贪禄恋栈的腐儒羞杀。

二

小说《李白》为我们重彩浓墨地塑造了一位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诗人英雄──读此书时，我的眼前一再浮现出那位西班牙疯骑士堂·吉诃德。李白十八岁告别四川绵州昌明县青莲乡，赴匡山拜赵蕤为师，学艺四年后回家省亲一次，从此一生漂泊，永不返家──而且终生未寄一封家书。李白一生，在情格势禁之下三次或被迫或无奈地娶妻，但几乎都是在新婚之后立刻出门漫游，不寄家书，不事养家，弃妻儿如敝履──但我们却难以因此而谴责他，因为他被巨大的创造欲所劫持，而他的创造确实能为日月增辉，令天地失色。我无法想象，如果李白终生枯坐屋檐下，也能够留下同样的不朽诗篇。在定居性极强的中国，李白是个罕见的游吟诗人，以儒家的传统道德来看，李白既非孝子，也非慈父；既不是帝王的良臣，更不是妇女的良人。

李白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异类，他不在古典中国的格局之中。儒家主流文化对个性具有无比巨大的扼杀力，“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所以李白作为反抗这种扼杀的特别例外，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不过在当时的文化视界内，他只能以寻仙求道的道教徒的方式来反抗。李白也完全不同于一般的道家隐士，道家隐士们只是自外于无远弗届的儒家势力，而并不干涉儒家社会。但李白并非出世的冷静哲人，而是入世的热烈诗人──小说《李白》的作者认为，李白是古代中国唯一一个终生以诗为业的诗人。他不可能做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士，因为只有具日神精神的人，才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李白是中国的酒神──“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那种酒神式的巨大生命能量，使他不可能形同槁木地葆命全生，更不可能收视返听地静坐枯禅，所以李白是所有中国诗人中最远离禅宗的。这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禅味极浓的王维终生回避与李白的交往──王维嗅到了李白身上强烈的异类气味，认为他“不雅驯”。想起李白对“大雅久不作”的浩叹，我不禁失笑。然而王维的判断决没有错，只不过王维心目中的“雅驯”是儒家的雅驯，是“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这确实不是李白心目中的“大雅”。李白心目中的“大雅”之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张扬个性的天籁。这种天机勃发的天籁远远高于皇权重压下文采斐然的呻吟，远远胜过戴着镣铐的舞蹈──无论是戴着诗律镣铐的精神舞蹈，还是戴着科举镣铐的肉体舞蹈。

李白的诗歌，更接近先秦那种充沛浑厚的天地罡气和解衣磅礴的文化元气，注定是不受儒家门风、禅悦宗风束缚的。用现代的说法，李白是伟大的异教徒，纯朴的自然之子。顺便一提，在王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诗人不受禅宗的影响。

而禅宗恰是泯灭唐代以降的中国人的生命意志的最大利器──是百炼钢成绕指柔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兵器。李白具有创世英雄般的伟力，是诗人中的赫拉克里斯。

如果我们把李白的天籁之歌理解为盗取的天火，那么也不妨把李白理解为是中国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正如也不妨把被绑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理解为希腊的“谪仙”。李白为他不受皇权束缚的不朽天籁而一生受罚，被厄运的鹰鹫啄食心肝，然而他的心肝随啄随生，厄运无法阻止他呕心沥血的终生歌唱。

我一向喜欢李白的诗风，认为他诗如其名，直白而不掉书袋，不卖学问，不以文为诗，浑然天成，毫无匠气，脱口而出，毫不雕琢，是纯粹的诗人之诗──远胜于学人之诗、文人之诗乃至哲人之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正是夫子自道，也是他诗歌的最大特色，几乎为中国诗史上仅见。诗中大胆写入朋友名字，如“岑夫子”、“丹丘生”、“孟夫子”、“汪伦”等等，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直接写入──而其他诗人则极少如此，他们的自况都要“托物言志”。李白的诗风如此直白但却没有淡而无味之弊，李白的语言如此朴素却胜过一切华而不实的辞藻，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的诗歌魅力来源于他的生命强力、酒神精神和冲天的自信──而这就是真正的天籁。李白的诗风，一生无变化，诗作的艺术水准也一生无变化，从早期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到晚年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样的直抒胸臆，一样的天籁空明，一样的明畅清丽，一样的大气磅礴，永远不受任何诗律的拘束，永远不受他人的影响。他的早期诗歌，没有成熟的过程；他的晚期作品，也没有才尽的迹象──这正是超级天才的标志。小才子也许能凭着青春激情的血气冲动而少年成名，但也会迅速地才尽和凋零，所以他们用世之心也更为急切，遭受些微挫折，就担心“时不再来”，就感叹“时不我待”，所以“成名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成功也不太痛快”（张爱玲），这是否意味着担心自己的才能随时会消退得春梦无痕，变成泯然众人？

也许，一般才士，就是有潮涨潮落的，而李白式的超级天才一生都在涨潮，成功也涨潮，失败也涨潮。这种人的降生人世，就是造化的巨大成功；他们的存在本身，早已超越了世俗的成败。

除了早年的学习阶段，李白刚刚开始进入社会，就是以一个完全成熟却与固有传统完全异质的另类形象进入的。一旦进入，他就再也不变了。像这样特异的人，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说，像李白这样的人，没有世俗成功，是注定的。

另一方面，如果他竟意外地得到世俗成功，那么他的特异性就失败了──或恰恰证明他不够特异。由于没有世俗成功，他一生都在努力表现自己的特异性，因为他对自己的特异性及其文化价值从不怀疑，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换一副面孔出现，他从来就不曾有过“生存策略”──充分地展示自我，是这种超级天才的唯一生存方式。李白式的特异天才要成为当世成功者，就必须融入既定的社会格局，与世俗规范妥协，向传统陋习屈服，但这样一来，他的特异性对文化的贡献就大大减弱了，甚至可能消于无形。因此，恰恰是他的世俗失败，使这个伟大而特异的文化英雄，能够终生发挥自己的特异天才，为人类文化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小说《李白》告诉我们，除了王维视李白为异类，高适对李白也颇为不义。

他曾压下李白托他转交给哥舒翰的自荐信，最后李白误入永王幕府之后又见死不救。作者还告诉我们，李白曾作诗赞扬高适，而高适对李白却终生未留一字。这可以说是文人相轻的一个重要例证。然而“四明狂客”贺知章对李白的倾心结交、无私揄扬（称之为“谪仙人”）则令人感动，更不必说杜甫对李白的一往情深。

除了贺知章，恰恰是诗艺成就最高的杜甫（在不少人眼中，杜诗高于李诗），对李白作出了最高评价：“白也诗无敌。”如果说从才能稍逊的贺知章、高适对李白的一明赞、一暗妒，颇能看出两者的人品高下，那么才情相当的杜甫对李白的倾心推崇，则足以证明杜甫的人格高尚，因为杜甫的诗风与李白的诗风截然不同。杜诗“不见李生久，佯狂殊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伶才。”充分显示了杜甫英雄识英雄的博大胸襟。不过我对“佯狂”问题有所保留。从楚狂接舆开始，中国古代确有“狂生”传统。狂生之狂，大抵都是佯狂。然而李白并非佯狂，而是真狂。放眼诗人之林，只有李白具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豪气，丝毫没把人间帝王放在眼里──这一狂傲足以与第欧根尼让亚历山大大帝别挡住阳光的狂傲相映生辉。而其他“佯狂”的隐士，佯狂只是自高身价的表演，一旦得沐圣恩，则立刻露出奴才嘴脸。所以我认为，关于李白对出仕的“热衷”，许多传统的批评（比如认为他不如陶渊明淡泊）应另做考校。我原本对此只是心里嘀咕，没有充分的把握，读完小说《李白》我意识到，像李白这样的人，生命能量太强大了，要他“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诸葛亮），过于强人所难，也是无才无能之辈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不做脱离时代的求全责备，就应该承认，李白身上是最少奴性和媚骨的。

三

小说《李白》的作者参考了郭沫若、闻一多以及众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但都不知不觉地化入其中，如盐之在水，得其味外味，而无迹可循。作者还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广博的文史知识，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斑斓华彩的大唐浮世盛景。随着李白遍于中原大地的游踪，作者见缝插针地为李白履迹所至之地描摹山川史迹，钩稽文化典故。李白求仙访友到过极多的名山胜地，处处留下题咏，无论是成都、扬州、金陵、太原、洛阳，每到一处，作者都如数家珍地把该处的地理特点、历史名胜、沧桑变迁做了引人入胜的巡礼。而李白交游的盛唐著名诗人（如孟浩然、贺知章、高适、杜甫等），或未曾交游但却同时代的诗人（如王维、孟郊），作者也都一一加以简括的勾勒，所以一部《李白》，既是玄宗一朝的盛衰史，也是盛唐诗人的群芳谱，更是理解古典中国的切入点。

书中的议论虽然极少，但大抵都颇为发人深省，比如李白初入长安时作者写道：“精美的皇宫建筑提醒人们，高墙深院中另有一片天地。后代人能通过历史故事了解一些那里面发生的事情，同时代的人却不得打探皇家机密。”这一时空错位，可谓古今同慨。作者也不因为对李白的偏爱而失去其批判立场：“历史留名，对于大人物自身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的生命结束了。历史不予留名，小人物的生命也结束了。小人物对历史没有过多的奢求，生命之灯的熄灭恐怕比大人物轻松了许多。”

另外，在大体忠于史实的基础上，作者也没有忘记用美妙的笔法增加阅读的趣味，比如：“今日，太白酒楼内还存有各种李白的和后人纪念李白的墨迹、石刻。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相传为李白手书的‘观’字刻石。它呈正方形，边长七十八厘米，正楷字体，潇洒豪放，左下角有‘太白’署名。据说，此石刻出土于清朝嘉庆十年（１８０５）。”读到这里感觉很平常，但紧接的一句是：“与它同时出土的还有‘壮’字石刻，两块石刻连在一起，组成‘壮观’二字。”

运用掩映式的小说笔法，把一个本来平平无奇的事件铺陈得如此跌宕起伏富有悬念，真可说是读者的意外收获。

小说《李白》把一个天才诗人从缥缈无踪的“谪仙”高位，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令我们心醉神迷又不胜唏嘘。因为，也许这种生命狂欢的千古风流已经一去不复返，正如作者所说：“故事只能写在书里，留在纸上，现实中找不到它的身影。想要模仿，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