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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罗四鸰
　　
　　
　　 天津作家杨显惠、甘肃作家邢同义不约而同先后走进那片沉重的土地：夹边沟
　　
　　 夹边沟，40年前，甘肃酒泉县紧挨着戈壁滩的一个劳改农场，占地约一万亩。在辽阔的中国版图上，它显得太小太小，小得几乎很难用一个点标出它确切的地理位置；然而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它又显得太重太重，重得许多人掉头掩面，不敢去触碰与这个地名相关的那一段段惨痛的记忆。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几乎每天都有一个生命消失在这片戈壁荒滩上，死亡最高峰时，每天有数十人死去。这些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他们中有海外回来报效祖国的水利专家；有自愿放弃优厚生活条件，来到边疆支持建设的医生和教授；有正直善良的工程师；有出身书香门第的热血青年……可在夹边沟，他们是右派，必须在这个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劳改劳教农场终日劳作。罕见的大饥荒来临，为了活命，他们吃光了荒漠上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夹边沟的死者大多是饿死的。1961年1月，“抢救人命”行动开始时，夹边沟里只剩下不足半数奄奄一息的幸存者。
　　
　　 40年过去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当年的悲剧被封存，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大多三缄其口。
　　
　　 2000年，天津作家杨显惠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小说，第一次讲述了夹边沟里发生的故事；近期，甘肃作家邢同义历时数载写成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出版，惨痛的史实再一次提醒了人们：夹边沟不应该，也不会被有良知的人忘记！
　　
　　 夹边沟是民族的一段切肤之痛
　　
　　 2000年7月，杨显惠的小说《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此后，每月1篇，连续12篇“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小说，他哭倒在地，把报刊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父亲死得这样惨。在甘肃的临洮县，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82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四篇小说。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许多当年的幸存下来的右派主动打电话找杨显惠，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夹边沟幸存者高吉义在看到当地报社转载的“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后，通过报社联系上杨显惠，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尽管杨显惠已经非常熟悉了夹边沟的故事，但高吉义的讲述让他落泪了。半个月后，《饱食一顿》和《逃亡》问世，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原型就是高吉义。
　　
　　 究竟是什么使杨显惠的目光聚焦到了这片荒凉的土地和那段惨痛的历史？
　　
　　 1965年，高中毕业后的杨显惠上山下乡，来到地处河西走廊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他结识了许多从各个农场移交过来的右派和劳教人员，从那时起，有关夹边沟的故事总是零散而又神秘地传入他的耳朵，“右派们的叙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调到天津的杨显惠决定对夹边沟事件进行调查和采访。他每年自费数次往返于天津和甘肃，耗去了整整五年时光，如大海捞针般地搜寻到了近百个当事人，查阅了大量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
　　
　　 1998年，杨显惠两次去甘肃，历时5个月。他找到了十多个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他们对于夹边沟自然环境的勾勒，对于劳动场面的讲述，对于饥饿和寒冷的描述让杨显惠感到震撼，其中当年右派刘文汉、陈毓明、陈金海夫妇讲的三个女人到夹边沟寻找丈夫的故事，更是让他几次落泪、久久难忘。正是有了这三个女人的故事，才有了《上海女人》这篇小说。
　　
　　 2004年1月，《当代》刊登了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编后”中写道：每个编辑阅读之后，不是叫好，而是沉默。那种震撼已经难以用言语表达。……无论怎么称赞，不管多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都难以表达我们对作者的敬意，因为作者之痛，不是个人之痛，不是家族之痛，不是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
　　
　　 写夹边沟出于作家的良心和责任
　　
　　 对于邢同义来说，夹边沟是一个幽灵，总是徘徊在他的身边。1961年初，邻居郭妈妈三天三夜撕心裂肺的哭泣，永远萦绕在还在上小学的邢同义的脑海中，让他第一次知道了夺去郭伯伯生命的夹边沟。此后，夹边沟里的悲剧就像梦魇一样，不断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挥之不去。无论是在中学读书期间，还是在煤矿当采煤工、在省城从事新闻工作期间，他总是不断听到有关夹边沟的故事。
　　
　　 1996年春，邢同义调到酒泉，进入了夹边沟，从此，他开始了近八年的寻觅。从夹边沟农场到新添墩作业站，到高台明水农场，到安西，到兰州，到天水，到窑街，到一个个有线索的地方……
　　
　　 随着对死者和幸存者的深入了解，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到，那一个个墓穴中埋葬的，不光是一具具尸体，那里还埋葬理智、科学、忠诚、技术、执着、追求、思念、亲情、正义……人类社会追求的许多美好的东西。
　　
　　 他想把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
　　
　　 与杨显惠用小说来讲述夹边沟的故事不同的是，邢同义选择了完全纪实的手法。为了保证材料的真实可信，书中记述的每个人物和每件事，他都尽可能地找到当事人或其亲朋好友，详细询问，反复核实。同时，他还查阅了大量的当年的报刊、档案和有关书籍，掌握了大量当时的背景资料，仅收集的资料，就有两尺来高。
　　
　　 李景沆，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数学教师，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邢同义读中学的时候，就听说了这位老师的故事。2002年春天，他与李景沆进行了整整两天两夜的谈话，录了12盘磁带。《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一文，可以说包含了邢同义几十年的观察和思考。
　　
　　 当年夹边沟到底有多少名“劳教分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邢同义采访了数十人，查阅了近十份资料，最后，他找到了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罗增福，这也是他找到的目前唯一在世的劳教农场管理干部。此时的罗增福已经半身不遂卧床多年，思维虽然清楚，但语言表达非常吃力。邢同义来到他的病榻前，与他长谈了两个多钟头。根据他提供的资料，邢同义经过反复思考比较，确定当年夹边沟农场总共有2800名左右的劳教人员，其中“右派分子”2500名左右，“坏分子”300名左右。
　　
　　 在采访和调查中，邢同义还注意到一个比“劳教分子”更不幸的群体——因“抗拒劳教”而被起诉和判刑的右派，这是以前诸多关于右派分子作品中很少关注的对象。
　　
　　 从1958年10月16日到1962年1月6日，夹边沟农场共将46名“劳教分子”告上法庭。为了解这个更为不幸的群体，邢同义对这46人涉及的40个案件一一进行了调查，并努力寻找这些当事人或他们的亲属。
　　
　　 2002年8月，在甘肃安西县，邢同义见到了马述麒的遗孀李春兰，这或许是目前唯一能找到的右派分子的亲属。他向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了马述麒在夹边沟所经历的一切，老人一边擦眼泪，一边表示感谢，因为她终于知道了自己丈夫的经历。
　　
　　 在天水举行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的签名售书会上，有三个人一直默默站在一边，直到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才找到邢同义，原来他们是夹边沟的一位死难者的亲属，他们掏出一张50年代的工作证和一些旧照片，让他辨认，是否认识当年死在夹边沟的亲人。
　　
　　 “这是十几年来甘肃出现的最好的报告文学！”甘肃省文学院副院长高凯在看过《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后，不禁赞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作为一位政府官员，在采访和写作中显示出的良心和责任。”
　　
　　 近年来，以“夹边沟事件”为创作题材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或是当年事件的亲历者，或是死难者的家属，或是像杨显惠、邢同义这样关注“夹边沟事件”的人。他们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一书的作者、西北民族学院退休教师和凤鸣。这位当年与丈夫王景超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亲眼目睹当年惨状，经历丈夫活活饿死夹边沟、家破人亡悲剧的坚强女性，用了10年的时间，将自己40年前的经历一一记录下来，以警示后人。
　　
　　 他们，正如杨显惠在《夹边沟纪事》后记中所说，“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40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