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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代末的香港，一个繁忙而拥挤的中转站，各色观望人群的“避难”岛。在这里，刚从英国完成学业、归途中因战乱滞留香港的中西混血儿、年轻的女医生韩素音，邂逅英国记者马克·艾略特，两人坠入情网。韩素音一心要回大陆报效祖国，而在当时的情势下，马克这样的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还不可能被人民政权接受……于是，中英文化、欧亚文化，不同人种和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生存意识，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精神信仰，所有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爱情奇妙地交融在一起，造就了他们用生命与历史撞击的爱情时光。
　　1955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译名《生死恋》、《爱情至上》），次年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奖——诗意与艺术使这部小说比历史本身更加长久。

文：陈艳 出处：新京报 2007年4月

　　爱情是什么？这个不受时代、种族、国界限制的问题，早已成为古今中外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之一。在当下这个大众文化泛滥的时代，情爱几乎充斥在了每一首流行歌曲、每一部影视作品里，成为很多艺术大餐必不可少的元素和调味品。吃多了由各色爱情调制出的各色快餐的现代人，似乎已经得了营养过剩型的营养不良症。那些纯粹的爱情本身已经被装进了幼稚的古董箱，现代人更愿意津津乐道地搬弄爱情丰富多彩的形式：提防、猜疑、试探、防范、进攻、躲闪、计谋、策略、犹豫、迷惑……恋爱如一场战争游戏，结果并不重要，过程便是一切。但与此同时，那深藏在戏弄、揶揄、世故背后的渴望却会在最单纯的故事面前睁开双眼，于是我们就会有为《爱情故事》流泪，为《廊桥遗梦》哽咽，为《泰坦尼克号》叹息的时刻。

　　《瑰宝》的故事，在前台上演的也是一出简单、浪漫、专注的爱情悲歌。这部自传体的小说是韩素音的成名作。它曾被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搬上银幕，并获得两项奥斯卡奖。

　　故事发生在1949年。女主人公、欧亚混血儿韩素音是一名医生，在英国完成学业，回国途中因战乱滞留香港。一次聚会中，她与英俊的英国记者马克·艾略特邂逅，两人开始了一场只有一年一个月零几天的爱情经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似乎是因缘前定地老套相爱，但在种族、国界、婚姻等无法摆脱的命运面前，这株植根于欢乐与悲哀的爱之花却放射出奇异的光彩。这份爱是局促的，因为他们从没在一起待过完整的一天，他们曾经拥有过的惟一的一个家就是在太平间上方的巷子当中的白色石板。这份爱更是富足的，充满诗意的细腻的情思和延宕、犹豫的坦率反思，如一曲爱的交响，它让我们感到，爱是一个永远新奇的奇迹，正如书中的描述：在命运的安排下，我和一个陌生人，一个男人不期而遇。

　　我找到了我的爱；我们找到了幸福。而这不过是这个浮萍一样的海岛上的一场萍水相逢而已。就因为这个爱，我被从冰冷而暴虐的昏睡中唤醒，进入了生命。我那本已皱缩萎顿的灵魂如同孩子们放到水盆里的纸团一样重获新生。

　　这曲既热烈又温婉、既苦恼又和谐的爱情之歌，没有当下爱情里泛滥的欲望描写，有的是韩素音对爱情本身的审视和反思。这不由让我想起老年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悠悠此情》时，对自我内心自觉挖掘的荡气回肠。虽然最终马克被派往朝鲜而命丧沙场，但这场爱却超越了生死，成为人间永恒的瑰宝，因为每一个倾听者的耳边都在回响着一句话，“爱是一棵缓慢生长的树，是一种活着的东西。”韩素音丰富的人生际遇，使得她的文字有了一己独特的风格。而中西方血缘和文化的融合更造就了她宽广独特的文化视觉。除了爱情，韩素音心中还有着刻骨铭心的至爱———中国。于是，在这场爱情悲歌的后台就展开了一幅传奇性的历史画卷。我们在其中既可以领略香港与内地的众生相和风土人情，又可以品味作者横跨东西、纵越古今的思考。因为韩素音“已经把自己培养得既像东方人，又像西方人”。

　　她不同于欧洲人，多了一双对中国至情至性的心灵之眼，她又不同于中国人，多了开放豁达的立场。她可以不同的身份进入许多不同的世界，这种被两个世界撕裂又融合的“再生”状态，带给了我们重新回顾那段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时段的独特视角。韩素音展现给我们的香港不是张爱玲笔下隐喻的香港，它充满血肉，充满对立和矛盾地生长着。

　　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精神分裂成两层的韩素音由此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如涅槃的凤凰一般较早获得了一种超越的眼光，那就是以宽容的胸怀，以文化交融的方式面对中国和世界。

　　她所说的“不同文化的交汇融合才能形成一种世界文明”的话语，已经在新的世纪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应。

　　“繁星满天，如同有人把细细的粉尘洒满了苍穹”。韩素音把一己的儿女情长和国家的微言大义如此巧妙地熔铸在一起，还有她面对悲惨和痛苦的时候，报以的淡定和温情。

文：陈思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7月

    好几位年轻的朋友向我推荐了韩素音的自传作品《瑰宝》，但我一直没有去读。前些天正逢香港回归十周年，有家杂志编辑来约稿，要求写十年来的香港文学，我先是答应了，但随后就发现，我的记忆里对香港的文化学术已经是很淡漠了，盘旋在我脑里的，只是十多年前我在香港访学时交往过的一些令人尊敬的朋友，本来也可以写写对他们的印象，但是一来太忙，二来心里还有些犹豫，就拖了下来。就在这时候，《瑰宝》又一次不失时机地跳入了我的眼帘:我为什么要去读这部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爱情故事？听说网络上正在热闹地连载和议论这部作品，在一个普遍失去人心温泽的社会环境里，浪漫的爱情故事总是最及时的心灵润滑剂。但是对我来说，这部作品更加吸引我的是——香港，作者真实地刻画了一个五十年代历史大变动中的香港，并且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死恋情，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隔膜与融洽。所以，当我写这篇读书笔记时，就想谈谈香港，谈谈爱情。

    先从爱情谈起。这部作品曾经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确实是一个绝妙的电影素材，一切都让人想起了写美国南北战争的《飘》。然而对韩素音女士来说，这部自传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伤痛记忆，她是在噩梦惊醒之后，未待痛定思痛便用打字机写下这部书稿。她写下它不仅是为了保留鲜活的记忆，还要奋起维护一种神圣的感情。韩素音女士告诉我们，她的恋人牺牲后，死者的朋友戴维曾想阻止她写这部书，因为担心这场婚外恋的公布会有损死者的形象。韩素音女士感慨地说:“我突然明白过来，在戴维的眼里，我们的瑰宝，我和马克的瑰宝，是一种冒犯。戴维并不理解马克，不过他会写一本讲述马克的好书。通过这本书，马克将成为一个由语言制造的、能够被认可的纯粹的超人。”戴维的书后来有没有写出来？我不得而知，但韩素音的书却为我们保存了一个真情的爱情见证，其意义，要远远超过好莱坞所能给予我们的娱悦。

    是的，爱情的价值永远埋藏在恋人心灵深处。旁人所诟病的，可能正是恋人们最珍爱的瑰宝，反之，世道引为楷模的，也可能正是他们长久的生命之痛。但是当恋人愿意把本来属于自己的私情公布出来，成为人类公共的精神财物，那就不能不考虑到社会的接受能力。一个是混血的中国年轻寡妇，一个是有家室的英国记者，他们在香港的最初接触，虽然是一见钟情，但多少还有一种战乱环境下的苟且与随缘，但是当他们真的相爱彼此都感到不能分离的时候，道德压力与舆论困扰就相继而来，所以，作品里的女主人公不能不挣扎于四周的舆论、东西方的伦理、甚至宗教信仰之间，企图在各种求助中获得圆满解释。但命运并没有让他们经受时间的检验，很快地，就在他们的心灵刚刚摆脱各种羁绊之时，死神及时赶到，替他们解决了这一根本的困扰。这样，爱情就被定格在没有时间的永恒之中，人们不可能再进一步去检验它和演绎它。然而，女主人公在悲剧发生之前的种种求索与思考过程，则成为这部作品最有魅力的部分。

    作者是一位混血的中国女子，这首先给她带来了身份上的困扰。在殖民时代，西方人在殖民地的道德放纵，是西方社会出现大量混血种的主要原因，导致了混血种人在西方受到歧视，被认为是一种淫乱放纵的结果。作品里用很多篇幅在探讨混血种的文化归属，作者这样为自己辩护:“一个欧亚混血儿不仅仅是东方和西方结合的产物，也是一种精神的状态。这是一种由虚伪的价值观、偏见、无知以及殖民主义的魔障混合而成的精神状态。我们一定要满怀信心地说:看看我吧，我是欧亚混血儿。尽管看吧，我们多么漂亮，比只有一种种族血统的人更漂亮、更聪明、更健康。”韩素音的家族背景不同于一般的混血家庭，她的开明的父亲娶了一名西方女子为媳妇，在中国，这样的混血儿并不会受到歧视。而当她生活在西方时，她的血缘则成了人们想象中的淫乱的结果，甚至连他们的爱情也会受到误解与伤害。这种特殊的敏感导致了作者自觉地站在本土立场上看待东西方的差异，当她天真地把中国革命催生的新生社会与西方老大没落的殖民主义文化相对比，竟发现了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理解:年轻的东方，古老的西方。

    “五四”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历史悠久的中国(包括它周边的亚洲地区)看作是老大没落的文化象征。当有人称之为“年轻”时，自然会联想起梁启超发表于上世纪初的《少年中国说》。这里的“年轻”或“少年”的概念里包含着复杂的含义，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用西方的现代意识来改造中国古老传统的旧道德传统。从政治层面上说，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来自西方，“年轻的东方”概念里不仅已经包含了现代西方的因素，而且意味着这些因素正在推动东方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而被她称作为“古老”的西方，也不是原本意义的西方，而是作者站在东西方文化经过融合后产生的革命性视野下的西方文化，她把西方文化中积极的因素充分吸收以后，再回过头去看剥离了活力内核以后的西方文化躯壳，如宣扬“欧洲中心”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所以，在书中作者的“混血”含义是有多层次象征的。

    1949年，她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企图回到自己的祖国，用专业知识来服务于同胞的时候，现实的困扰就出现了:她本人的家族血缘、前婚姻的政治倾向、留学西方的知识背景等等，都与新生的政权的政治倾向有较大的距离，这尚可容忍的话，还有她的恋人的暧昧身份与国籍却成了最大的障碍。被西方文化改造过的东方与传统的西方之间依然充满了敌意。作品毫不讳言地写出了香港的西方人士如何对中国以至整个东方充满恶意的误解，同时也真实地写出了革命后的中国对西方的敌视。作者混血的身份在这种误解与敌意中，显示出十分独特的意义。《瑰宝》里两次写到女主人公重返中国内地之旅，对比了沉重而不乏温情的旧中国和新生而更为凌厉的新中国，把作者对中国的深沉的爱，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不知道这些描写后来有没有被改编到好莱坞电影里去，或是怎样的改编。但我想，在五十年代初作者能表达出这样的立场并且为西方世界所接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对韩素音的生平并不理解，记得在二三十年前，“文革”后期的中国报纸上频频出现过韩素音的名字，在中国尚处于被孤立的情况下，韩女士孤独地打破了这种东西方的僵局，成为向世界报道神秘中国的先驱者。这种对祖国的深沉的热爱，韩素音在《瑰宝》里真诚地表达出来了，并且把它视为自己的第二种恋爱。混血的意义在全球多元文化的充分发展的今天，有了新的阐释的可能。

    混血在这部作品里还有第三层象征，那就要说到香港了。关于这个城市，已经有很多的书写过它。但是从《瑰宝》认识香港依然有真实的认知价值。从香港的发展历史上说，1949年的大陆政局变化是其命运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刻。大量财富随着难民流入香港，繁荣了香港的经济，新生的政权必须把香港设为通向世界、打破封锁的一个大门，而冷战决定了反华势力要将香港变成反共的桥头堡。各种势力集中在香港进行生死较量。香港的历史从此被改写。而决定了香港来承担这一历史命运的，就是这个城市的混血的特征。《瑰宝》非常真实地把握了这一城市特征，如实描绘了这个城市彼时彼地的形形色色场景和人士，暗示出那个时代的香港的政治氛围。同时，当她把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设定香港也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始于香港，终于韩战，爱情就不再是个人间的一场男女恋爱，它成了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者。就香港最终回归祖国的趋势而言，混血比喻与归属，也显示出积极的象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