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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族作家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空山》面世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小说为表现“一个村庄秘史”的重大主题，而采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背景、不同的人和事构成一幅立体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

　　此次的《空山2》是一年前出版的《空山1》的延续，依旧用两部系列作品《达瑟与达戈》、《荒芜》来讲述藏地小村的故事。值得期待的是，随着小说进程的延续，阿来越来越注重叙述的辐射范围，作品也越来越具有现实冲击力。

　　小说中探险充满着诗意和浪漫，而无处不在的政治斗争又残酷而现实。绿色家园的永久丧失和瞬间降临的荒芜一样，都充满了阿来特有的意境：“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在《尘埃落定》之后，阿来的《空山》并不平静，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到了建国后的西藏小村，用“机村传说”的方式来向我们讲述并非传说的真实。在《空山2》里面，他仍然大胆而敏锐地挖掘着机村并非美丽的“传说”，将残酷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

    人类的天性是善于遗忘的，往往自己不愿意回忆，也不让别人想起，忘掉痛苦毕竟比背负历史要轻松的多，麻木的快乐总比清醒的思考要“幸福”的多。“反右”，“文革”，这些似乎都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说尽了，它们作为文学的资源似乎已经陈旧了。但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当年的作家揭示了“伤痕”却没有揭露“疮疤”，流淌了控诉的眼泪却缺乏足够穿透历史的力量，“反思”了政策却缺乏足够的理性，那些“陈旧”往事的灵魂仍然在我们身边游荡，它们留下的教训期待着我们继续发掘。让历史匆匆流过是容易的，而阿来却要固执而决绝地留住历史，他深沉地关注着历史，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疼痛的空山，疼痛的机村，疼痛的灵魂，还有那荒谬的现实，荒芜的信仰，和荒凉的心灵。

    《空山2》由《达瑟与达戈》和《荒芜》两个中篇组成。《达瑟与达戈》讲述的是外来意志对机村人心灵的摧毁性打击，达瑟与达戈的故事在其中相互呼应，达瑟突如其来地被召入城市读书，又因运动停学而返回乡村，迟钝的他偷偷带回大量图书，他在树上建立了自己的书房，整日与书为伴。达戈是一位“前程一片大好”的军人，因迷恋上机村美丽的姑娘色嫫而放弃了升迁的机会，退伍来到机村。他深爱的色嫫却是一个虚荣、向往地位的女人，她虽有着绝世的面孔，罕见的好嗓子，却急切地渴望能够站在城市的大舞台演唱，她为此讨好高官甚至付出身体的代价，最终一无所获地沉迷在无望的幻想中。《荒芜》将重心放到了机村的两位“领导人”驼子和索波身上，他们遵从上头若有其事不可违抗的荒谬命令，给机村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所有良田顷刻间化为乌有，土地和心灵无奈地走向了荒芜。

    过多外来意志的侵入让机村遭受了巨大伤害，尤其痛心的是，它原有的乡村信仰、伦理、思维方式都遭到了颠覆性的破坏。但外来意志与乡村大众的关系又似乎并不是直接冲突的，而是相互利用地纠缠在一起的。这种利用而又纠缠着的冲突集中体现在了机村的三个年轻人达瑟、色嫫和达戈身上。外来的意志就是一种权力，这权力可以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当在外做官的叔叔运用权力让达瑟得到上学的机会时，“都说命运真不公平，那些年轻人那么奋力向上，好运却奇怪地落在了浑浑噩噩的达瑟头上”。权力在静悄悄地收编着机村人的内心，他们都在向往权力可能带来的美好前景。色嫫就是典型的一个，她对难以抗拒的舞台诱惑的向往甚至超过了纯美的爱情。达戈，这个宁愿放弃升迁回到色嫫身边的人，却被色嫫称之为傻瓜，因为他“没出息”，他的做法帮不了色嫫走上舞台。达戈为了从汉人手中换取一台电唱机，向人类的兄弟猴子开枪了，血淋淋的猴子被剖肠刮肚，皮子、肉、骨头都卖给了外来的人。猴子对于以前的机村人来说，就是自己的朋友，而现在他们为了利益做出了残忍的事情，人类和猴子和谐的默契在顷刻间被破坏，“一个存在了千年的契约被解除了”。是强大、实利的外来意志诱惑了机村人，是机村人的软弱、盲从和愚蠢毁坏了淳朴善良的乡村信仰。

    阿来说他要用《空山》系列来写一个村庄的“秘史”，他向我们诉说的是一个关于疼痛的秘密，一个关于文化和信仰沦落的秘密。

（文：宋强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2月）

记者：田志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3月

　　《空山2》快面世之前，传来了阿来辞去《科幻世界》社长职务、专事写作的消息。从一个中专毕业的乡村教师到作家，到杂志社老总，再回归作家身份，阿来一次次的转变总是出人意料。这一次，阿来放弃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机构，和旁人看来巨大的现实利益。他说自己很清楚，“写作才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阿来的《空山》系列作品共分三部，每部两卷，展现1949年后至今50多年的一部“当代中国乡村史”。比起之前给他带来巨大荣誉和财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探讨的问题沉重而严肃，在市场上不如《尘埃落定》那么受欢迎。“大家都逃避现实，这是我们的现状，也是文化产业化的恶果。”阿来说，藏族作家的身份往往招来读者对他的小说猎奇的阅读期待，而事实上“我更关注具有人性普遍性的东西”。
　　
　　做文化商人只是我人生的一段经历

　　南方都市报：十年前你跑去做《科幻世界》，还对媒体说自己不会去做专职作家，因为“文学在于体验”。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呢？

　　阿来：体验也是阶段性的，那时候我30多岁，现在这一行我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因为那是一个经营性质的机构，牵扯精力太多。我自己又有比较大的写作计划，这两个东西实在冲突得很厉害。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你把《科幻世界》办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而且下面又创立了六种刊物，前景正好。现在就这么放弃了会不会感到可惜？

　　阿来：我没觉得怎么样。一个人在某个方面享有成功，其实你没有看到他付出了什么。过去我为了写作放弃过很多东西，这次也一样。当然很多人是不会放弃的，里面可能有很大的现实利益，远远超过写作获得的那一点。但我自己确确实实觉得，写作对我来说像生命一样重要，它是我内在的需要。我一直跟我的同事说，做文化商人、出版商可能是我人生的一段经历，写作才是我的终身事业。

　　南方都市报：写《尘埃落定》前，你在阿坝草原上不停地游荡，现在恢复到那种自在状态了吧。

　　阿来：我连车都换成吉普车了。过去在城里坐轿车，现在换了三菱，经常出去，大部分时间都往藏区跑。确确实实觉得太幸福了。每天可以写作，每天写一点，不用计划，很长时间没有这么松弛了。我车里永远有一套野外装备，发动汽车到路上现想，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做专业作家最好的就是时间自由，最不好就是工资低。我开玩笑说现在的工资就够汽油钱。
　　
　　中国公众现在的价值观是回避现实的

　　南方都市报：作为藏族作家，你怎么去看自己的民族文化呢？

　　阿来：我一直不愿意成为什么代言人的形象。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看法是它当然有非常优秀的一面，但和任何文化一样，也有很糟糕的东西。这个不能因为我热爱自己的祖先就回避。现在普遍的观点是美国人批评美国是正当的，汉族人批判汉族是正当的，因为他们足够强大。但是如果是稍微弱势的群体，你检讨自己的文化，好像大家就不能接受。但你为什么落后呢？你肯定要追问这个原因。

　　南方都市报：在《空山》里，关于藏区文化的笔墨好像很少。

　　阿来：我希望读者不要把《空山》当作文化的东西。我讲过这是一个“中国的乡村史”，我要考察解放后中国乡村的情况，这时候很多文化的问题是忽略不计的，我更关注的是乡村的普遍性问题。中国乡村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乡村不再主宰自己的命运，它被城市主宰。在1980年代以前，是来自城市的政治旨意在主宰乡村；1980年代以后又是来自城市的经济主宰着乡村。在《空山》里我基本没有讲西藏文化，这个问题在《尘埃落定》和以后的《格萨尔王传》里会探讨，因为题材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空山》里反复提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打破。

　　阿来：这个是《空山》的主要诉求。今天中国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过去藏族和大自然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但是后来外力介入造成的最不好的一点，甚至比阶级划分之类都糟糕的，是带来了一种对自然不尊重的思想。我在第五卷里写道，当地人开始是非常反感破坏自然的，他们甚至和砍伐森林的人发生冲突。但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广泛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当地人为了搞活经济自己砍树。传统价值观破坏了，新成长起来的一代是暴力价值观教育出来的一代。这时候已经没有外力了，外力就是城市经济的需要。

　　南方都市报：相比起来，《空山》在市场上远没有《尘埃落定》那么热，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阿来：我自己觉得《空山》是大步前进了，但热不热是公众阅读趣味的问题。《空山》反映的是中国当下最严重的现实问题，一个是农村，第二个是生态。但中国公众不关心没有办法。我想这是超出个人得失的一种悲哀吧，倒不是说我这个书多卖钱或少卖钱。中国的文化过度产业化了，再过十年可能中国人都不会思考了，那时候我们的出版物全是娱乐，全是休闲。我们现在是什么？就是一群羊啊，放在山坡上有草就可以了。

　　南方都市报：这两部作品的风格差别是很大的，一个浪漫传奇，一个现实沉重。

　　阿来：《尘埃落定》是出世的，暗合现在中国公众的心理需求。整个中国公众现在的价值观其实是逃离现实、回避现实的。我们现在所有的文化畅销品都有这个趋向。而《空山》是转过头来、入世的作品。我不可能说中国几亿农民生活成这样，我还把乡村写成假模假样的诗情画意的地方。
　　
　　走到人群之中就像走到岩石之中

　　南方都市报：你说过“空山”的意思就是热闹繁华过去，除了青山还在，一切空空如也。这是表达了你对现实的一种失望？

　　阿来：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不信仰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人的生活会越来越糟。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

　　阿来：人越来越折腾呗。从MP3到MP4，又出来了蓝牙，火箭也上天了。但这是生活越来越好吗？你看到大街上的人流，彼此漠然、敌视，人与人之间不怀好意，每个人都在焦虑，我不知道哪个更好。你走到人群当中，就像走到一堆岩石当中，在岩石当中你还很放心，只是有些寂寥而已。但在人群中你感觉不到自己是在同类中间。我们并没有让人性变得更善良、更安定，让人感到更幸福。

　　南方都市报：你就想在这部小说里探究农村现状是怎么来的。这个念头从什么时候开始？

　　阿来：一直都有，因为我自己是农民出身。中国的很多农民很奇怪，当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变换身份后，他们就对农民没有了同情，对农村没有了关注。我相信今天制定很多对农民不利政策的那些城里人，很多都是农民出身的。在城市里歧视农民的，很多我想也都是农民出身。

　　去年九月、十月，我在法国西部的小乡村小城镇走了一趟。让我非常感慨的是，我看到的就是我们传统所期望的那种乡村，就是城里小资们描绘的那种，宁静、纯朴、干净，符合我们所有关于乡村的想像。他们为什么能做到？突然就想起我的那些乡亲们。确实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南方都市报：《空山2》里达瑟这个形象似乎有点大智若愚的感觉。

　　阿来：达瑟根本不是大智若愚，而是一个半通不通，学文化没有学通的农村青年。现在关于乡村的文学作品里面还没有这样的典型形象。其实这样的人很多，真正在生活里面最不如意、最苦闷的也是这些农村青年。农村并没有给这些学得半通不通、回到农村的年轻人提供一条道路。他们接受过教育，他们跟没受教育的人在思想情感上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们又得按祖辈的那种生活方式生活。在农村当中问题最大的人就是这群人。他可能对现实不满，他可能不好好劳动，可能游荡到城市里犯罪。我对这些人抱有巨大的同情，如果我不走出农村我兴许也是这样的，甚至在我青年时期的某一个阶段就是这样的。
　　
　　没有独特性的人才去追求独特性

　　南方都市报：藏族这个身份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阿来：一个人不管怎样应该对自己的血统有个确认，我觉得仅此而已。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语境中，往往有个误解，就是说你是少数民族，你是不是能力就比我们低下，智商也不高？甚至你得到的东西都是要打折扣的。我这辈子就没享受过少数民族的优待，第一没有做官，第二没有考过大学，没享受到好处，但有些偏见我倒是遇见了。

　　南方都市报：读者对你作品的期待可能也会有猎奇心理。

　　阿来：对，你在做很正经的思考时他也不这么想，他在里面要找的就是那些猎奇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你可能听说过有一个汉族作家叫范稳，写了一部藏地文化的小说《悲悯大地》。他是汉族，然后去挖掘藏族文化的东西。而你本身是藏族，但你思考的反而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怎么看这个反差？

　　阿来：中国有些文学观念是不正确的。比如说我们永远在文学中寻找独特性。但文学的独特性是因为作家个人的思考、观念中有独特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多作家在观念和思想上没有任何新的想法，就只好去找那种题材上的特殊性。其实真正的独特性是靠作家的思想，而不是靠题材。

　　看《傲慢与偏见》，城堡、束腰裙和乡村舞会在开始会吸引你，到中途你早把这些忘记了，最后打动我们的是人的情感。让我们心灵震颤、让我们流泪、让我们欢笑的，是跟我们相通的人的基本诉求。比如简爱，就是欲爱不能，这种情感没有民族的差异。它的城堡能让你流泪吗？但我们现在有些作品就在这些东西上下功夫，集大成者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

　　南方都市报：所以你看重的就是普遍性的这一面？

　　阿来：对，因为我的独特性不需要特别去追求，它天然就有。不管是我的思想、我占有的题材，还是我的经历，天然就有。没有独特性的人才去追求独特性。所以我们才有那些谬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是谬论？但这句话现在好像是公论了？

　　阿来：越是公众的话语越有很多错得要命的话，因为就是些愚蠢的不动脑子的人不断在那里重复，就听起来很正确。就像中国组团到国外演出，变变脸、吐吐火，西方观众看得高兴给点掌声，跟看马戏团表演没有太大差异。难道他们在这里头领略出了非常高妙的情感？就像贝多芬交响曲一样在全世界流行了？看一看和作为一种方式接受下来是两回事情。它怎么可能是世界的呢？“黄金甲”就是这种思想发展到最变态最极致的产物。

记者：徐春萍 出处：文学报 2007年2月

    《空山2》是一年前出版的《空山1》的延续，依旧用两个中篇《达瑟与达戈》、《荒芜》来讲述藏地小村的故事。随着小说进程的延续，小说也越来越具有现实冲击力。

    《达瑟与达戈》讲述的是机村的读书人和为了爱情而来到机村的猎人的故事。两个人物一文一武、一静一动，与喜欢唱歌的美女色嫫一起，构建了机村的青年世界。充满诗意的爱情与充满血腥的捕猎、还有这一切背后所隐喻的藏地小村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收益和代价，都会让读者体验重逢阿来、阅读经典的愉悦阅读。

    《荒芜》则直接讲述“文革”对于机村的冲击。这种冲击与藏地文化的结合，体现出来的注定是与众不同的面貌。小说始终关注的是始终沉潜在政治底部的、亘古不变的人的物质需求。为了这个需求，机村的几个年青人开始沿着歌谣中传唱的路线，去山谷中寻找生存之地。探险充满着诗意和浪漫，而无处不在的政治斗争又残酷而现实。绿色家园的永久丧失和瞬间降临的荒芜一样，都充满了阿来特有的意境：“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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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汉学家不太刻意关注我的藏族背景

    记者:《尘埃落定》现在有多少个海外版本？

    阿来:十几个吧。

    记者:哪个语种销得好？

    阿来:目前美国是销售最好的国家。当初签订首付的时候，是3万册。现在已经再版了。美国版是先卖精装书，很贵，29块美金一本。再版出平装书，才6块左右，用再生纸做的。两个标价差距很大。另外，德语区销售也还可以。还有翻译成小语种的，比如希伯来文，还有塞尔维亚文。昨天我还得到消息，居然还出了北朝鲜版。

    记者:西方读者是从什么视角来解读你作品的，他们是不是会比较注意你的藏族文化背景？

    阿来:我觉得他们反而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并不是太刻意关注西藏，对此我觉得比较高兴。少数民族文学，我觉得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与国家政策有关的比较旧的概念。将来像我们这样的书写该如何命名，是不是还叫少数民族文学，我是怀疑的。慢慢地，它可能会具备乡村文学的特征，中国的乡村文学。除了藏族、蒙古族，小一点的民族，现在越来越趋同。

    记者:你的作品有翻译成藏语的吗？

    阿来:有，但据说很简单。

    中西方作家对文学的理解差异并不大

    记者:西方的文学评论者总是把中国文学和中国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

    阿来:过去是，渐渐地他们不这么联系了。这可能与中国作家这么些年努力回归文学本身的行动有关。他们应该看到这种变化。至少对我的作品，很少有这样的评价。

    比如我和德国作家特洛亚洛夫的交往。特洛亚洛夫是个保加利亚人。父母原来是东欧的外交官。他自己是在德国上大学，现在是德国这个年龄段中最好的作家之一。后来歌德学院到北京搞文化活动，让我们两个人对话，德国大使也在。特洛亚洛夫说，原来我认为我和一个中国作家会有非常大的差异，但是我们两个谈了几次，发现并没有太多的差异。以至于有一天他说，为了让听众高兴，我们两个能不能找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交锋一下。确实，一方面，大家的知识背景等各个方面越来越趋同。第二，对文学的理解，应该说相差也不是太大。

    技术是空洞的，好作品是好技术＋民族文化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法国当代的小说不怎么样，比较下来，我们当下的一些作家作品比他们好。你怎么看？

    阿来:我自己的看法是，法国当代文学确实不好，而且这种衰败可能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了。法国从来就是贡献技术和观念的地方。巴黎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法国人发明出技术和观念，但是在别的地方开花结果。比如说“超现实主义”。“超现实”无非就是超越自然经验的一种写作方式。但对法国人而言，它纯粹是一种技术操作，或者说是一种观念的革命。但当“超现实主义”传播时，在另一些有文化底蕴的地方，一碰撞就出好作品。比如说它传到希腊。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利蒂斯，他的诗歌大部分采用的就是法国人的方法。但是他的作品有一个很内在的核——希腊文化、希腊文明。法国那种东西，本来很空洞，但到了埃利蒂斯手里一下子有了一个很坚实的内容，造就大的成就。拉美的“超现实”也是这样。那些代表性人物当初都在巴黎，然后他们回过头去研究印第安文化。马尔克斯也好，阿斯图里亚斯也好，他们的作品，无非就是超现实主义加印第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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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山》是一张中国50年乡村史的“拼贴画”

    记者:去年1月你出了《空山》之一，今年1月又出了《空山》之二。每一部由两个中篇组成。有人说，阿来的新长篇拿中篇来充数。是不是呢？

    阿来:《空山》全部写完是六个中篇，十几个短篇。我写《空山》遇到一个问题:我想写一个史诗性或者长河式的作品。如果我用一个长篇的构架写五年的乡村可能是可以的，十年或许也可以。但是当我要写中国.50年乡村史的时候，不可能找到一个线索，或者是几个主要的人物，贯穿始终。因为中国的乡村，从50年代开始，就不再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总是被来自城市的东西主宰。

    在80年代以前，政治运动不断地冲击乡村。但它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这个运动一来，一些人成为积极分子，走到中心，但这个运动一过去，这些人也随之消失了。下一次登台的是另一拨人。而且这个运动和那个运动之间，本身不是一个递进的发展关系。人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是破碎的。80年代以后，按理说我们应该发展经济了。但是这个发展经济，也不是乡村自己在主导。我翻来覆去有10年没有写东西，其实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既然这段历史本身是破碎的，那么我就写局部，作拼贴画。最后组合成《空山》。其实相当是六个中篇小说和十几个短篇小说的容量。

    记者:《空山》是写三部么？

    阿来:三部，六卷。今年新出的是第二部。出版的事让我比较为难。你说不出吧，确实有个市场的考虑。出呢，还不是一个整体。拼贴画应该等拼好以后再拿出来，让大家看整体效果。所以现在这个很为难。但其实我写第一部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整体的构思，它的背景都是这个村庄。

    《尘埃落定》写的是上个世纪藏族社会的前50年。这个其实很好写，就是一个制度崩溃了。但一个文化的瓦解，一种新的秩序建立的艰难，真正要体现在后50年。后50年，原来那些藏族上层的人已没什么可写的了。那么我们就回过头来，去看乡村，没有别的选择。

    但是写村庄，不可能是《暴风骤雨》的写法，也不可能是《创业史》的写法。《创业史》就写一个“合作化运动”。“合作化运动”在中国乡村史里，其实就是五年左右的事情，马上就“人民公社”了。

    书写当下的最大难度是认识问题

    记者:那《空山》的整体是个什么样的面貌？

    阿来:《空山》全部写完大概有70多万字，整体上是破碎的，一块一块，但是每一块的内部是完整的。但是总体来说，它还是没有脱离读者对小说既有的期待。

    记者:现在完成了多少？

    阿来:基本写完三分之二，大概准备到今年的七八月之间把最后一部分干掉。其实我自己心中就没有一、二部的想法，为了出版分成两部。我自己写起来就是六卷，然后中间穿插了些笔记体的短篇小说，比如描写一些风物。有一处笔记叫做事物笔记，事物笔记是写一些旧事物的消失，譬如一些工具；也写新事物的出现，比如报纸是怎么出现的，电话是怎么出现的。都很短，三千字、两千字。写那种东西要有点幽默感。

    记者:现在出版的第二部是不是包含这些？

    阿来:没有。因为这些是小的碎片，考虑出全本时再进去。《花城》今年第一期发了三篇。接下来，《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还要发表几篇。

    记者:听上去是个比较开放的文本。

    阿来:是。还有一些人物素描。原来我甚至还想去查一些档案，把那个时候官方发布的文件什么的插进去，后来又想可能不好。

    记者:今天要描绘一个正在破碎的文化，这个文化已延续了千年，是一个特别巨大的工程或说挑战。写《空山》，你遇到的最大难度是什么？

    阿来:还是一个认识问题，毕竟这些人事都发生得太近。当我们试图在里面进行判断的时候，你会有怀疑。当然不会直接说好坏，但是字里行间肯定会透露这样一种判断。写《尘埃落定》时，我就从来没有这样的怀疑。也不是不敢判断，而是我觉得我们有没有这种判断能力，这值得怀疑。

    记者:这个判断的难度来自哪个层面？社会学的还是文化层面的？

    阿来:我想都会有。而且尤其你在书写的时候心里很清楚它必然会消亡。那么是不是因为有了这种历史必然性，这种消亡就合理？你说它不合理，抗议它，无原则的唱挽歌是很容易的，但除了唱挽歌，还能提供什么新的认知呢？我经常会在这个层面怀疑自己。

    放在一个大的层面来看，类似一种宗教情绪。我觉得可能我们当下还在书写的，书中的人物所经历的，我们内心同样也经历的，但是过了很久以后可能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村落，如果你坐在飞机上看，从那个地方上空飞过，你看不到那些村庄，只看见雪山、森林、湖泊，像个无人的地方，但就在那些地方还在上演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巴不得把它早点写完，写完就解脱了。

    记者:在你乡村叙事中，有没有城乡对立关系？

    阿来:没有，至少我没有。第一，我并不仇恨城市文明，第二，这其实也是必然的历史进程。当我写到7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物活动的场景已经在城市中展开了，或者说他们已经和城市有很大的关联。中国作家特别擅长写关系，缺乏对事物进程的描写。有时候读官场小说，商场小说，觉得不寒而栗。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在书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这一组人物关系是农民，那群人是官员，另一群是商人。笔墨重点放在关系上，缺乏对进程的描写。这种现象至少是普遍的。

    记者:你讲的这个进程指什么？是历史进程吗？

    阿来:写历史进程就总是写一些人围绕一个事情中，各种各样的人展开各种各样的关系，靠人物之间的关系、斗争等等这样来推进。有些时候在历史当中一个事物本身也有一个巨大的惯性的力量带着你往前走，你不走都不行。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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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声音隐约而坚定，引我向前

    记者:从《尘埃落定》到《空山》有差不多十年，你对小说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阿来:我觉得我的文学观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甚至想变也不太可能，当然我也没有清晰地整理过，到底用什么样的两句话、三句话来表达，但我对文学的基本态度我想可能不会变。因为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可能文学就是我的宗教。

    记者:也许文学并不仅仅是你的宗教，就某种程度而言，文学本身基本上就是一种宗教。

    阿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但是不是每一个做文学的人自己对它都有那样一个忠诚度？当然我也不是强迫自己忠诚，像我这样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甚至我也不是从小就喜欢。二十几岁时，工作稳定，教书的工作又很简单。你突然发现有大把的空闲时间。

    记者:因为你太空闲了才喜欢上文学的？

    阿来:是，太空了。然后我就开始整天坐在学校图书馆里头看书。最初带着游戏的心理，写写就认真了。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比较明确的文学观念？

    阿来:我写过一首诗，叫做《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1989年，应该是1989年。那年我出了两本书，一本诗集，一本小说集。那个时候出书是特别不容易，一般人会很高兴。这两本书拿到我手中，我一下子就懵了。旁边人就开始叫你作家，作家这个词对我还是很神圣的。我就觉得有点害怕。首先我并不认为当时的我已成为一个作家。我读的那么多经典作品在前面树立了一个作家的标准。如果你是带着一种游戏的心理在写，你不会认真地想这个问题。但有一天，这个事情好像变成一个事实了，这个变化对我来讲有点恐怖。你真的是一个作家吗？我后来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写作，我想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方式来验证一下我自己可不可以成为我心目当中的作家，或者证明至少我有信心说我可能接近这个目标；如果不可能的话，我就此洗手不干了。年轻时候，青春期综合征发过一阵烧，该退了，该去干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真就是这么想的。

    年轻时，我特别喜欢去贫困地区，当然主要是在老家、故乡这一块，但这个地方也不小，七八万平方公里，不是个小地方。我出去走了两三个月，但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意识，后来我想我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至少有一个先决条件，我跟这块土地上的人、跟这块土地本身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够互相感应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说所谓联系，一个人跟一个事物之间庞大的联系肯定是一个互相感应的关系，当然是套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讲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个关系我们能感觉到吗？有吗？这一趟走下来我觉得我有，这下我不着急了。

    记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阿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写了一首诗，二百多行，叫《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我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并用诗句记录下来:一个诗人诞生了，这个诗人巫师一样、帝王一般穿过草原，头戴太阳的紫巾冠，风是众多的嫔妃，她们有小丘的胸脯，流水的腰肢；30周岁的时候我总是听见一个声音，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向前。这次漫游也是一个求证，求证我能不能真正书写这块土地，书写这块土地上的人。大概三年多以后我又开始写，做地方史的研究。我还出过做地方史研究的专著。

    几个月前，阿来从业余转正，当上了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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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杂志比较烦人，有时一夜一夜睡不着，我从来没有为小说写不好而睡不着过

    记者:可是你没写啊，开始编杂志了。

    阿来:写完《尘埃落定》后，我觉得那种情感消耗很大，写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是写完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写一个字的冲动。故事有啊，我们那个地方有很多事没有被书写过。我比内地作家有一个优势，别的作家老说没有素材，对我来讲，素材永远不是问题，是我自己没有欲望写。那个时候周围每个人开始谈市场需要什么，每个人谈市场其实都不懂市场，市场在哪里都不知道，一开始我也不清楚。这个时候我想既然我没有写作的冲动，正好有个机会，我就去干一下。当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去探一探市场是什么，市场在哪里，市场是什么样的。原来是抱一个打工心态去的，最后做成老板，一下子就脱不了身了，一直到今年才好不容易有机会脱身出来。其实做了五六年之后我就想退了，但因为你带了一个团队，跟着你干的有一帮人。当然退不出来的最大原因还是自己。几个月前我终于辞去所有的职务，去四川省作协当专业作家了。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来:我不太会去写这段经历。但这样一个经历，至少使我在想象世界时不会偏激了。我们部分地参与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我们搞文化产业比较早，做得比较成功了，国家才提出这个概念。但这种尝试因为有些超前，所以，跟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冲突也很多，跟滞后的管理制度的冲突，跟各种各样落后观念的冲突，还有跟不同的人在利益层面上的冲突，很烦人的。现在讲的都是挣到了钱的一面，没有讲受罪的那一面，没有讲晚上一夜一夜睡不着的那一面，我从来没有为小说写不好而睡不着过。

    现在对文化市场的谈论很危险:一说读者需要，就往低往俗里走

    记者:你较早涉足文化产业，这种经验对写作有影响吗？比如说注意了市场，注意读者的阅读口味等等。

    阿来:做这么多年市场我有个认识:所谓的文化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一个虚假概念。文化的需求不是我们对一部手机、一件衣服的需求，那是一种硬的需求，文化的需求是软的需求。软的需求是靠你出版商、靠你作家制造出来的。一个人他一定一年要看10部电影吗？对不对？他看了10部电影，是因为你制造了10部值得看的电影。不要在具体的细节、内容上去假想一个市场和读者。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它忘掉，你就是完成自己！以后即便有市场开发，那也是出版商的事情，作家管作家的事情，各管各的。

    记者:这样说的话，一部作品的市场成功有很大程度靠了外部因素，比如市场操作因素。

    阿来:是。你作品内在的东西，它天然地会找到读者，因为读者有各种各样的复杂需求，高的、低的，甚至同一个人身上也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全靠出版商怎么去营销它，包装作家包装作品。国内出版商在市场开发这个环节还很薄弱。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一说市场，就把读者往低、往俗里想。包括杂志，我们做的也是文学杂志，不过它是科幻文学杂志而已。但我们并没有刊登暴力、色情的东西，都没有，因为这个杂志是面对青少年的。如果我们的编辑迟到两次我不会说什么，但是如果他敢说读者是上帝，我会把他臭骂一顿。我对他说，你才是上帝。如果你连这个信心都没有，你怎么能把你的身心都调动起来？我告诉他你就要这么想，真的。

    记者:你认为，文化市场是个虚假概念？

    阿来:因为现在对文化市场的谈论很危险。比如说巴黎的一个时装商，他是会通过做商业的第三方做市场调查，发10万份问卷。任何一个新产品的推出都会做类似这样的调查，但是文化上我们不太做这样的调查。然后每个人都在谈市场，每个人都在谈读者，但是读者真正需要什么却没人知道。最后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结果是在文化市场上一说读者需要，成为他们往低走往俗走的借口。

    我得出结论就是我写书，至少在写作过程中不会受这种有没有市场、读者喜不喜欢这样问题的困扰。书出来后怎么配合媒体、怎么样配合出版社，这个都是在作品完成之后的事。

    我办杂志的理念是“赚钱加限制”

    记者:“编辑是上帝，上帝给什么读者接受什么”，这个说法有点颠覆，任何一家媒体都要知道自己的受众是什么样的，他们需要什么，至少大致要知道。尤其当你谈到你的杂志是产品。

    阿来:我写过一篇文章，文化产品的特性是什么？它的两端是精神，中间是产品。作家写作，你不能说他在写产品；编辑编辑，你不能说他在做产品。如果是产品也是一个精神产品。他完全物化，成为一个产品，是到了印刷厂，到了火车站，到了全国各地，到了上海的批发市场，到了书报亭。在销售环节上，它是物质产品。但是当读者付了五块十块钱，买了一本杂志，打开欣赏它，就又是精神产品。这个就是文化产品的特性。但是我们现在把两端的精神性取消了，完全把它物化。作家最初的创造和读者最终的消费，是一种精神活动。

    接受美学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人的需求复杂，文化需求更复杂。一个人都有很多层面的需求，更不用说每个人，彼此之间。我们的产品不能要求去覆盖所有人，只要求能覆盖一部分人。空泛谈读者，很多时候是在假想。不是说不尊重读者。完备的市场调查要靠第三方机构来做。

    过去有一个观念，所谓雅俗共赏。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哪有雅俗共赏？雅的就是雅的，俗的就是俗的。你看街上的人，本来是个俗人，假装雅，很扭捏，很难受，对不对？然后很雅致的人要装得俗气一点，也装不像。人都是这样。

    记者:你做了多年的杂志总编，你心目中好的刊物是怎样的？

    阿来:第一是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第二个，文化产品不能光追求利润。当时很流行说企业文化，编辑问我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我们的企业文化很简单，就是赚钱加限制。

    第一个限制，是用文化赚钱。第二个限制，是要对社会有建设性。文化肯定要对世道人心有一点好处。但现在我们有些文化人，真是不管不顾。只要是印成字能赚钱，写什么字什么内容也都不顾了。我不是唱高调，但我就这么想的。我多年来养成这种习惯，什么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个稿子发不发，发出来是什么效果。

    不要说走向世界。走不走向世界，天才知道。现在首先是世界在走向我们，不是我们走向世界。世界都到门口了。

    记者:现在的实际问题是，有很多向下走的杂志，有很大的读者群，然后有很多要讲责任感的杂志，市场占有量很小。你怎么把这两者妥善解决？

    阿来:我们做科幻文学，当时我就觉得要有个目标，培养青少年的审美。其实也不是什么远大目标，就是培养一点审美情趣，第二呢，培养一点想象力。再超越、再崇高的，我们做不了，但是再低俗一点，我们也不做，不能做。不然的话，纯粹赚钱的机会，那多的是。别的东西可以那样干，但文化产品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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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作家连对自己职业的自信都没有，那为什么要写作呢？

    记者:你刚才说，说自己在出了两本书之后自问，我是一个作家么？觉得作家这两个字是很严肃的很沉重。这两年，社会舆论对作家的评价，负面的比较多。你觉得问题出在哪？

    阿来:当下很多说法我是很奇怪的，我不能说我不赞成，但是我会感到很奇怪。比如说，文学边缘化。很多作家讲边缘化，然后为此沮丧。但我就认为我在中心，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围绕我的文学在旋转，就可以了，很简单。这个还不够么？你要在什么“中心”？你天天到市委去上班，去参加常委会？或者让某跨国集团老总把办公室腾出来，说我到你这里来写小说，你就在中心了么？很奇怪。我们一方面说这是个多元的世界，一方面又说有一个什么中心，世界有一个绝对的中心吗？我以为没有。而且第一，为什么你一定要在中心？第二，你为什么就不能认为自己是中心？

    作家在文学中重建一个世界。那么周围的世界不都是为你重建文学世界所用的么，你就像一个建筑师，所有一切，不都是你的建筑材料吗？总统也是我用来构建文学社会的一个“砖头”。对一个作家来讲，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作家为什么要中心？在中心是什么样子，难道要有一串男秘书女秘书跟在后面？那你去做官不就行了？何况，身后一串各色人等那种官也不是想做就可以做的。

    记者:也许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这样的自信心。可能认为文学失掉了比较多的外在的关注。

    阿来:不要那么多关注。真正文学受到很多外界关注的时候，也是非文学的因素多。现在你要受到那种关注也可以，或者你搞那种商业写作，一样会关注你的。

    记者:你讲的中心是个艺术的世界，边缘化是在现实世界中说的。

    阿来:更积极地讲，当一个作家有了艺术世界，他就可以超越这个现实世界。如果作家连对自己职业的自信都没有，那为什么要写作呢？地球是圆的，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中心。

    作品的光彩来自作品本身，也来自创作者倾注的信念

    记者:如果你今天还在马尔康县的话，你也会这样想吗？你现在成功了，你的东西出来受到的关注会比一般作家多。

    阿来: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的，所以我说我的文学观念不大一样。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觉得不在中心。如果从地域上来讲，要消除这种失落，恐怕在上海也不行，必须在巴黎之类的城市了。我觉得我的成功与我的信念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信念就是:对一个作家来讲，这个世界为我而存在。就是这样。

    记者:作家对自己的职业要有自信心。

    阿来:明天我演讲会讲民间文学的“信”，“自信”。民间文学的说唱艺人，他们对知识的坚信，他们觉得他们是来自于神授，对职业的坚信，神圣感的坚信。过去这些艺人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他们对从事的职业，所讲述的内容，坚信。然后这些文学才焕发光彩。不是文学本身焕发光彩，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的信念。

    我其实是个很笨的人，可是我对这个事情比较执着。

    记者:作家首先要树立对文学的……

    阿来:信念。因为很多从事文学的人，对文学没有基本的信念。这个很糟糕。如果作家都没有信念的话，你还期望你的读者有信念吗？

文：潘启雯 出处：光明观察 2007年10月

　　读阿来的《空山2》，我首先惊异于他文字的旖旎；惊异于他对“一个村庄的秘史”执着而又认真的体察；惊异于他对一个关于心灵与信仰沦落现实的伤痛揭示，以及他对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宗教社会和谐进步的深刻思考。与《空山1》中的《随风飘散》和《天火》两部相对独立的小说一样，《空山2》中《达瑟与达戈》与《荒芜》这两部中篇小说表面上看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相互勾连在一起，共同讲述了发生在机村的故事，试图更深层次地去揭示“一个村庄的秘史”。

　　《达瑟与达戈》讲的是机村的读书人达瑟和开小差的红军达戈的故事。达瑟走出机村去读书的时候，正赶上运动，他不得不带着书返回机村。与阿来第一部完全现实主义式的写法有所不同，《空山2》中设置了达瑟这一人物，他是一个住在树上的人，他把从城里偷偷带回来的几箱书也安置在树上。“住在树上”是一个隐喻，他用一种远离众人的俯瞰的方式在生存着，这是一个在别人眼里有点傻乎乎的人，会经常不经意地说出一些惊人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的虚妄和事情的症结。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尘埃落定》中的那个傻子，这种有趣的延续是非常有意思的。

　　达戈在红军的队伍中遇到了机村的“金嗓子”美女色嫫，并一路追着色嫫来到机村。为了得到色嫫的欢心，为了从汉人手中换取一台电唱机，达戈向人类的兄弟猴子开枪了，血淋淋的猴子被剖肠刮肚，皮、肉、骨头都卖给了外来的人。猴子对于以前的机村人来说，就是自己的朋友，而现在他们为了利益要做出残忍的事情，人类和猴子和谐的默契在顷刻间被破坏，“一个存在了千年的契约被解除了”。但是机村终究不是色嫫梦想的舞台，因而没能成全达戈的爱情。最后，杀了人的达戈像猎物一样被公安围捕，而他却选择了与熊同归于尽。

　　是强大的外来意志诱惑了机村人，是机村人的软弱、盲从和愚蠢毁坏了淳朴善良的乡村信仰。充满诗意的爱情与充满血腥的捕猎，还有这一切背后所隐喻的藏地小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收益和代价，都让我体验到了重逢阿来、阅读经典的愉悦。

　　《荒芜》则将重心放到了机村的两位“领导人”驼子和索波身上，讲的是机村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困难生活。与全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天灾和人祸也剥夺了机村的物质生活基础，让机村人不知所措。当年的老红军驼子在机村落户，为实现了拥有土地的梦想而狂喜。然而，土地的荒芜和人心的荒芜使得驼子无法继续梦想。与此同时，机村的年轻人开始在古老歌谣的诱惑下，去森林中探险，寻找可以迁徙的绿洲。

　　灾难过后，重获土地的驼子扑倒在大地上，浑浊的眼中流下泪水。历经艰难险阻，实现的不过是卑微者的最卑微的梦想，获得的不过是最应该获得的生活。索波想带领全村人迁移到觉儿朗峡谷，这是机村人歌声中不断传唱的美丽的地方，却被上头认为是封建迷信。驼子带领大家从荒芜的土地上清理石头，去开垦新的土地，而伐木工人却要在他们的新田地上建立墓场，为死去的工人竖立纪念碑。这时，绿色家园的永久丧失和瞬间降临的荒芜一样，让这部小说充满了“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独特意境。

　　对乡村信仰与外来意志的纠葛状态的发现，显示了阿来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见。这种纠葛状态下的机村剩下的只是“荒芜”了。为了给国家做贡献，机村人让工人砍伐了大量的树木，结果遭遇泥石流，所有良田毁于一旦。越来越多的荒唐事使村长驼子变成了一个宿命论者，“在一个谎言甚至盛行于历史学家的口头与笔下的时代，倒是一个乡下老头的宿命感叹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一向积极要求进步的索波也说，“不是我们种不出粮食，是泥石流毁掉了土地。要是不毁掉森林，泥石流就不会毁掉我们的土地”，由于“吃不上自己种的粮食”，机村人产生了一种朴素的清醒感，他们要对抗土地的荒芜，要对抗心灵的荒芜。

　　在《空山1》中，阿来所要表现的主题是借外界自然天火对机村产生的毁灭性灾难，揭示人们道德和怜悯心的消失。那么，《空山2》要表现怎样的主题思想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阿来说：“《空山2》的主题，是向人们呈现出一个关于理想主义英雄的悲剧。达戈和达瑟的故事是两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在狩猎的时代，这两个年轻人都希望成为英雄，但狩猎文化的消失却又让他们的理想次第破灭。尽管他们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实，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但在无情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他们的努力最终是徒劳的。”但与此同时，阿来也为他们的付出给予肯定，认为正是这一代代满怀理想主义者的坚持，才将历史的脚步移向另一个方向。

　　掩卷沉思，感慨系之。让历史匆匆流过是容易的，而阿来却要固执而决绝地留住历史，他深沉地关注着历史，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机村，还有那荒谬的现实和荒芜的心灵。追问机村人性的迷失、神灵庇佑的迷失、动物的疏远和不能获得土地的迷失。我感叹于当时历史环境与各色人物对机村乡土文化的破坏，感叹于当时那些满怀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感叹于那些心灵和信仰沦落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