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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之二，该书是2004年格非推出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后的又一力作。

　　这部小说内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又融入西方现代小说的手法成为一大看点，“我绝不是借助时下作家流行的借用章回小说或话本的外壳，而是在小说的内部完成一种创造。”格非认为对于看热闹的人应该能读下去，尤其是女性读者希望能感同身受。但那些隐藏的丰富细节如匿名信等也许在读者读第二遍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格非认为，中国小说的线性叙事传统带来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很多情节无法同时兼顾，而西方小说家发明的共时性叙事虽然实现了故事在横向上的拓展，但往往使故事纵向发展暂停。所以他在新作品中尝试了用黑体字表示人物漫无边际的重要内心活动，这样在实现类似“共时性”的叙事同时，又可以避免破坏整体故事的流畅性。
　　《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至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变故从上海来到梅城，在浴室卖澡票，偶遇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并成为他的秘书。谭功达虽然爱慕她，但也只是发乎情，止乎礼。后来姚佩佩遭人强奸后一怒杀死了对方，并开始逃亡。而谭功达对梅城的规划理想也屡遭挫折。受到排挤下放到花家舍后，他惊奇地发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桃花源”已经在这里实现……就在他决心去找姚佩佩的同一天，姚佩佩归案被枪决，而他也因为包庇罪和反革命罪在梅城监狱死去。

清华大学的教授作家格非２００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荣获“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和“２１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这是格非《人面桃花》三部曲系列的第一部，事隔三年之后，格非又在２００７年１月出版第二部《山河入梦》，格非试图通过系列小说写出追求“桃花源”理想的陆家家族几代人的命运遭遇，以及对辛亥革命和１９５２至１９６２年那段历史的反思，表达出一个教授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怀有的“桃花源”式乌托邦理想的感伤和怀疑情绪。

“桃花源”一语出自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文记载了武陵一渔人因为迷路，进入一个不知魏晋等朝代更替的桃花源胜境，在那里人人平等、富足，没有剥削和压迫，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此后“桃花源”就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梦想和憧憬，是中国人向往的“乌托邦”乐土。而西方对乌托邦的追寻时间更早，从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到十六世纪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描绘出西方人心目中最完美的人类社会制度和生存状况。无论是中国的“桃花源”还是西方的“乌托邦”，其实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名称而已，是指一种没有私有制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丰富和富裕的大同社会。人类千百年来苦苦追寻乌托邦的踪迹，但是却很少有人来质疑：如果乌托邦真的在人类社会实现了，到底人类是受益者，抑或是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格非就用《山河入梦》给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格非，无疑在小说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但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的遗产，而且他的一系列小说作品都充满了一个学者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格非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强化和加重了描写中国历史的重重迷雾和人性、命运的扑朔迷离，这些均构成陆家三代人对“桃花源”式乌托邦幻境追寻和营造的历史和人性背景，可以说它们属于反映中国百年历史沧桑变幻和人物命运变化的家族系列小说。不过与《人面桃花》相比，第二部《山河入梦》虽然延续了第一部的某些艺术特点，同样吸纳了《红楼梦》的语言风格和意境营造，但是却无法达到其含英咀华的悠长含蓄神韵，甚至于有情节失之单调、人物内涵过于单薄之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首先，《山河入梦》中的主人公谭功达虽然是《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儿子，但是他的形象无法和他的母亲相比。秀米的性格不但丰满，而且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她从晚清乡间大地主家中的一个闺秀，聪颖敏感如同林黛玉，在经过花家舍土匪的绑票和一系列变故之后，变成了精明能干的王熙凤式革命家，怀着建立“桃花源”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望，参加反满的“蜩蛄会”以及远渡日本，回国之后自愿兴办学校宣传革命反清，乃至后来因失败而颓废，放弃了理想过上了乡间隐居生活。而谭功达作为《山河入梦》的主人公，其性格却没有如此丰满，也没有经过什么发展变化。他在１９５２年当上梅县县长之后，总是不顾实际情况想把他自己和母亲的“桃花源”理想付诸实践，无论是提议修建水库还是想挖通运河连起村庄。虽然在被别人设计陷害而被撤职，却始终不改其志向，即使是在看穿了花家舍公社“乌托邦”大同社会下隐藏的人们互相陷害的残酷真相之后，在被抓进监狱即将病死之际，依然盼望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实现，其性格的执拗和顽强贯穿小说始终。当然，他见到漂亮女人就眼睛发绿的“花痴”特点，虽然某种程度上能够填充他的单调形象，不过却无法让这个人物更丰厚一些。

其次，《山河入梦》明显是想继续《人面桃花》中似梦非梦、似真还假的氛围的营造，谭功达不是众美环绕的淫荡西门庆，而是有些呆气的浊世佳公子贾宝玉。不过从实际阅读效果来看，秀米倒更像是一个女宝玉，在万念俱灰之后虽然没有出家，但是其在家中隐居十年至死不问世事，倒是颇合宝玉性情和脾性。加上《人面桃花》中的语言明显模仿了古代小说，即使是花家舍的绑匪也是一派斯文作派，匪首四当家也会用“芝兰泣露，名花飘零”来感叹秀米命运；而秀米隐居之后，也是靠养花和吟咏古代诗词来遣怀，就连家中蠢呆的丫环喜鹊最后也写出了“灯灰冬雪夜长”之类的诗。还有小说中多次写到的梦境与现实的混淆，以及命运的可以预测但是却无法捉摸的虚幻之感，均营造出一个“太虚幻境”的桃花源来。而《山河入梦》中虽然强调写梦，却无多少梦境可写。只有在姚佩佩杀人之后的逃亡途中，作者用梦境详细写了她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被枪毙的命运预测。秀米的桃花源梦境在谭功达这里只是变成了一个县长规划的具体蓝图，也可以说是对１９５８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式大跃进运动历史的影射，这种本来应该虚笔象征的书写就被具体写实所代替，自然就少了含蓄蕴藉的古典美学情调。至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的阴影”之谜，虽然在小说开头就出现，但实际上却只是谭功达和姚佩佩两人爱情悲剧的象征而已，始终无法构成更阔大和深厚的象征寓意。同时，格非在《山河入梦》中独创出的黑体字，是他用来表示人物漫无边际的重要内心活动的一种尝试，从这虽然可以看出作者试图超越第一部小说的努力，但是终究无法达到他的预期目标，无法越过《人面桃花》这个界碑。

《山河入梦》中的桃花源式乌托邦再一次迷失了，不仅是因为当时实际社会现状不允许，而且也因为人心的丑恶和凶残，还有人类命运的变化莫测，又有谁能够参透人生和世界的“常”与“变”呢？ 那么，迷失的桃花源还会重现人间吗？可能这正是格非要激起读者思考的。

文：萧三郎 出处：新京报 2007年5月

　　格非的小说已不再“先锋”，这是本报此前对《山河入梦》一书的评价。我并不反对，“先锋作家”已经成为历史，更重要的，不先锋的作家们也已无法成为潮流，别人以为这是文学的悲哀，我倒觉得这正是文学的幸运。

　　文学已经回到了它的正常位置，一个以文学为全部生活中心的时代也确实让人不舒服。

　　格非的小说很“纯美”，它有能让你一口气读下去的叙述，他讲了一个不可思议、惹人阅读的故事。这在今天的文学界，似乎很不简单。

　　甚至有评论家已经指出，格非写法越来越古典，越来越回归传统，他简直是在写革命年代的“《红楼梦》”。正如作家自己所说，“小说是对遗忘的一种反抗”，《山河入梦》无意识中回归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以及灵性，他放下了“先锋作家”的付累，给自己插上了写作的翅膀，直接冲入了精致叙述以及优雅阅读的云霄。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和女秘书姚佩佩，他们的举止简直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呀，还有花家舍的那个革命英豪“驼背八斤”郭从年，让读者在不自知中回归到乌托邦世界的拷问中来，这种拷问和反思和原本意义上的义正辞严截然不同。极有意思的，作家将女主角姚佩佩写成了一个全面的、卓越的优秀女性形象。本书的缺点就是经常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来些议论，虽说是一种文本胶合的方式，但总觉得有些突兀。

文：胡传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月

　　在本月的文学期刊中，格非的长篇小说《山河入梦》是如此地耀眼(《作家》，2007年长篇小说春季号)，他几乎可以让我们忽略当下文学的普遍不堪。

　　《山河入梦》一承《人面桃花》，讲述乌托邦与现实的纠缠不清，在那满怀希望的“建设”过程中，作者直面了生存溃败、个人挣扎、信念残存，他的精神指向是“不可实现”。自从乌托邦介入日常生活，它的动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作为一种看似美好的理想之病，当代作家，很少有人能对乌托邦的寄生性与腐蚀性有清晰而透彻的理解。

　　《山河入梦》有两个重要人物：县长谭功达(陆秀米的儿子)、县长秘书姚佩佩。县长谭功达一心一意要努力让他的辖区提前进入大同社会，但他遭到了生存的本能反抗，人性私欲也时时干扰他的行动与意志，他的生活节节败退，要改变全世界的人，结果连自己的内心也被禁锢。姚佩佩是由上海来投靠姑妈的孤儿，因偶然的机会，成为县长秘书，感情与身体的朝向发生了分歧，姚的身体最后沦陷于权力的交易场，受害者变成杀人犯。作者为姚佩佩的逃亡画了一个圆，她不可能逃出那个圈；作者又为她与谭功达的交往画了两条平行线，他们暧昧相望，她悲他，他哀她，他们无法向对方交付心灵，肉身却早已被旁人占领，最绝望的深刻体验者，不是他，而是她。观念的先天之罪，与后天的人为之祸，为害人间。谭姚之间，不是情爱悲剧，而是个人悲剧与社会悲剧的重合，肉身与内心严重分离，肉身不听取内心的召唤，内心时而对肉身发出错误的信息。最触目惊心的是花家舍，它拥有最严密的监控系统，而那竟然是桃花源的真实写照。

　　格非笔下的乌托邦，其思想脉络不会出于托马斯·莫尔等人以外，但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理解，小说的最后一段话，其实是对1956年前后至1976年的乌托邦之想的精确描述：“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没有贪污腐败；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长江不再泛滥，连江水都是甜的；日记和私人信件不再受到检查；……如果你决定和什么人结婚，再也不会有年龄的限制。”“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死亡结束了一段乌托邦，但另一段乌托邦却将从这里生长，人的本性决定了，乌托邦会随时发作。乌托邦永恒存在，永远干涉现在的生活，“假如乌托邦就是现实”——这个说法，只不过想表达我内心的逆反，我不希望乌托邦成为生活现实，但总是有人要把黑暗硬变成光明。乌托邦不是现实，但力图实现乌托邦却是一种现实，这一过程，可以浓缩人间的所有耻辱、所有悲哀、所有龌龊，它可以令死亡比活着更有尊严。

　　借用谢有顺的说法，好的文学，应该“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关于文学写作的通俗讲演》，《花城》2007年第1期)。在谢有顺看来，作家要跟现实签一份契约，这份契约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写作面貌；同时，必须讲究小说的物质外壳，否则就会像某些作家那样，总能把真的东西写假；“文学最终所见的是一个人的性情和胸襟”。

　　以这样的思考角度来看，《山河入梦》的物质外壳相当坚硬。诚实地来讲，《山河入梦》的开端，作者行文有些紧张，人物自白与对话略嫌文气过重，语言与人物身份相处得并不是特别“严丝合缝”，但这既可以看做是作者对文学纯粹性的热爱，也可以看做是作家本人的文字趣味，不必过于苛责。就小说语言而言，格非不是感性的天才，但他非常审慎，小说中每一个语词都扣着严密的叙事环节，每一个环节又清脆有声、郑重准确。举一个例子，可看出作者缜密而突出的叙事能力：司机小王经常滥用成语(初读觉得突兀)，到小说中途，作者才交待小王是因为爱上了姚佩佩才故意颠倒成语，这个安排，让我想起了薛忆沩《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一滴泪，不显眼，但前后惊人地密合。这样的细节很多，只要细心，就可以发现作者的独具匠心。

　　物质外壳下面，隐含着更深沉的文艺探索。格非以凝重而精炼的现代艺术叩问了历史、观念、人性的深处，另一端，历史、观念、人性相应地发出了沉重的回音。

　　而另一位作家，也正解读乌托邦。他的经典式口语，总是先于他的作品出世。那个著名的王朔，谈起了“众生平等”(《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1月22日出版)，平等的号召力显而易见，但平等本身有着更复杂的伦理内核，我们在欢呼众生平等的时候，是否应该思考另一个问题——绝对的平等，反而走向不平等？王朔可能不喜欢后现代这个词，但他事实上深谙后现代观念运作的所有秘密。他的行动总是先于他的观念，他的本能直觉总是优于他的理性反应。王朔惯于反讽，当他说众生平等的时候，也许他想说，众生不平等。

　　现实的极度匮乏，就这样催生了乌托邦之想，山河入梦、众生平等，都正“在路上”。让我们牢记卡尔·波普尔的警世恒言：“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地狱。”

记者：田志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月

　　追寻乌托邦的人一直都在

　　2004年，格非因当年出版的《人面桃花》获得本报颁发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两年后的“人面桃花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出版该书，延续了《人面桃花》的故事，讲述在1952年至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出生于大资本家家庭的姚佩佩与梅城县县长、比她大二十多岁的老革命谭功达之间的一段曲折迷离的爱情悲剧。

　　“人面桃花”系列表明，曾经是先锋作家的格非在写作手法上正在努力向传统叙事回归。但是“寻找乌托邦”的主题却透出格非对历史与当今社会的独特看法。他警惕人性的贪婪，他借小说人物之口说，人就是一个烂东西，欲望一旦打开，一切都会发生改变。对现在的社会，他表示了极大的失望，他说这个“没有任何想象和梦想”的社会是完全丧失人性的。这位在写作中保持冷静和优雅的大学教授恶狠狠地说，每当看到“那些洋洋得意的傻瓜”要做出道德和良知的代表的样子时，他就感到恼火万丈。

　　但认为格非只是愤怒和悲观的想法无疑是错误的。他坚信社会终究会回到有秩序的轨道上，他和他的小说人物一样对乌托邦存在幻想，甚至对以集权方式建立乌托邦的人也抱有理解，认为这种尝试就算失败也是非常伟大的失败。

　　“我当然是理想主义者，”他这样说。
　　
　　女性代表了世界隐蔽的价值

　　南方都市报：你在《山河入梦》的后记里写到，写每本书之前你都想到一个比喻。写《人面桃花》之前你想到了冰，而《山河入梦》你想到的是紫云英花地？

　　格非：对，阳光下的紫云英花地。我们在写作品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虑，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学的，但这些都没有用，因为在写作中真正使你找到感觉的恰恰是一些看起来很不重要的、片断式的东西。就比如说冰块这个东西，在阳光下它会融化，在阴影中它会结冰，它脆弱，但硬的时候也非常硬。我觉得秀米这个人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把她写成一个脆弱但又很纯洁的形象，这样人物的大致构架就有了。

　　可是在第二部小说里面，我就想到了紫云英花地的那个阴影。因为对姚佩佩来讲有一个问题是她永远没法解释的，就是她一直受到命运的煎逼，为什么会这样？她是一个很内省、感觉比较丰富的女性。本来她是小说中的第二号人物，但写着写着我对她的感情可能就要强于第一号人物谭功达。《人面桃花》主人公秀米的很多特质被她的儿子谭功达继承了，可是秀米身上有很多女性的东西，我想得找另外一个人承担，因为女性对世界的认识跟男性不一样。因此我就设置了这样一个东西，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觉。

　　南方都市报：不管是《人面桃花》里的秀米还是《山河入梦》里的姚佩佩，这两本书看下来给人的感觉是你对女性更赞赏，更认同。

　　格非：世界上很多作家都有类似的看法，曹雪芹可能也是这样吧，他觉得男人本来就是肮脏的、比较功利化的，而女性更多代表了世界隐蔽的价值。一个好朋友对我说过，他有一次看见女人居然都开始挤公交车了，争先恐后的，和男人一样，他就发现这个世界太荒唐了，没有希望了。我觉得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因为我们本来会把很多美好的东西寄托在女性身上，她们更注意细节，注重审美性和情感，不像男的老是想着要建功立业。因此她代表了一种恒久的价值。当然男人身上也会有女人的品质。当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身上就带有50％的女性染色体，每个人都是雌雄同体的，所以我说的女性是一种普泛意义上的女性，不是单纯性别上的女性。
　　
　　理想的失败是伟大的失败

　　南方都市报：从秀米到谭功达，他们一脉相承，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有着改造社会的理想。但最终他们都有悲剧的下场。你在小说里做这样的设定显然不是偶然的。

　　格非：如果一个人的理想都能实现的话，那可能就不需要文学艺术，不需要我们来做白日梦了。正是因为这些东西会失败，所以会产生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或者政治家，他们看起来不切实际，但是他们提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理想。这些理想可能失败了，可能一时不能实现，可是从整个人类发展来说极其重要。比如乌托邦，很多人已经把它否定了，但你要知道欧洲社会现在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如人人平等，比如普世价值，比如经济分配，比如福利待遇。那些理想的东西在我看来是肯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具备可行性，因为它大大提前于现实的可能。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失败。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你是非常肯定他们的这种尝试的。但我读了小说，觉得里面反而有一种反思，这些人为之奋斗的方向有问题，或者走了歧路，所以他们失败了。

　　格非：你的感觉非常对，这是我小说的两个主题之一。《人面桃花》对近代革命的看法，当然是有批判性。《山河入梦》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也带有批判性，但同时也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这是我的思维习惯，我觉得应该抛弃一个非此即彼的价值观。比如说在经济分配方面我是赞同社会主义的，我觉得这个理想是非常伟大的；可是在其他方面就不一定。这些方面都可以千丝万缕地渗透在一起。

　　南方都市报：看到两个人在结局有那么凄惨的下场，我感觉很难受。你自己写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

　　格非：我当时倒是没觉得什么。我是在北戴河写完的，当时我们一家去度假，最后十来天我说我要把小说结束。所以他们每天去海边玩，我就一个人在房间里写作。后来我老婆和我儿子一起捞鱼回来，她问我说你写完没，我说写完了，她说那你把结尾给我看看。她看了就在那儿哭。她一哭我也觉得蛮心酸的，觉得结局确实比较悲剧，但写的时候没感觉到。因为我到最后很喜欢姚佩佩这个人了。

　　南方都市报：《山河入梦》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呢？爱情和乌托邦都是梦一场？

　　格非：一方面，《山河入梦》的意思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乌托邦的建设和设置。另一方面，姚佩佩在逃亡的过程里遇到的山、河、风雪，这些东西实际上已经进入谭功达的梦想，他一刻都离不开姚佩佩。
　　
　　死于过度还是死于缺乏？

　　南方都市报：读完《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小说开始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优美的风景小说，讲述平常人物的日常人生。可是到后来发生了大转折，他们的命运大起大落，而且结局都很惨。

　　格非：我非常喜欢张爱玲，张爱玲的小说也有这个特征，看上去人物都普普通通，但是你看到结尾会发现不一样了，人物的命运感会出来。在中国古代小说里，《红楼梦》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中国小说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过去写小说都是为写传奇而传奇，一上来就是一个传奇，写到后来也是传奇。但在写《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的时候我希望把它写成一种日常生活，但是这种日常生活最后变成传奇。这是我所要跟以前的作品大大不同的地方。我要写一种扎扎实实的日常生活，所有的细节我都让它尽量平实，都不让它带有任何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看到八斤这个人的时候，猜出他的身份就是花家舍老大没有？

　　南方都市报：没有。

　　格非：哈哈，看来我藏得还是比较深的。我就是把他写成《人面桃花》里王观成那样的人物，像影子一样在后面控制，建立他的乌托邦。当然王观成是个从来不露面的人，但八斤我想还是让他露面吧，而且一开始就把他安排在你身边，让读者不会怀疑。对这个人我并不是要完全批判，他也是可敬的，他追求的东西不一定错，即使他用控制的方式来建立乌托邦也不一定错。任何社会都有控制，他采用的是一种家长式的、非常集权的幕后控制方式，我希望把那个年代的社会控制进行抽象化。但就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并不全错。他也有一个很好的蓝图，他希望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他希望每个人都不庸俗。

　　南方都市报：但最后他自己很悲观，说他清楚这些控制是维持不下去的，一切都会变。

　　格非：因为我想他读《一千零一夜》时读出了一些东西。我自己在读《一千零一夜》时就感觉到了，人的好奇心和欲望是无法克制的。比如你结婚以后有了别的女人，这样可不可以？可以。比如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可不可以跟二十岁的女孩子结婚？也可以。这个社会就是把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人的欲望会无限制地盘旋上升。八斤也感觉到了这个制度是无法遏制这些的，所以他很悲观，他预见到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化。

　　南方都市报：但从今天来看，开放自由显然已经成为社会公理。

　　格非：如果说公理的话，也只是阶段性的公理。我认为它带来的祸害和集权政治带来的祸害是一样大的，甚至大得多。所以我说，死于过度还是死于缺乏？要么欲望全部被管住，要么就是过度，不是糖尿病就是营养不良，因为人是管不住自己的。八斤说了，人不是什么特别高尚的东西，就是一个烂东西。他没有什么理性，欲望一旦打开，必然要变。

　　南方都市报：除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之外，这两部小说好像没有太大联系。

　　格非：我希望它们有内在的联系，比如关于乌托邦、理想的主题。但我又希望每一部都是独立的，都是一个单独的爱情故事。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是爱情故事？

　　格非：放在前台的一定都是爱情故事。因为爱情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如果没有个人性，你承担不起社会的重负。你要直接来解释这个社会，那就没意义了，这个社会的压力降诸人物身上，这才有意思。
　　
　　不考虑读者是懒惰的表现

　　南方都市报：你写作的时候会考虑读者吗？

　　格非：当然了。

　　南方都市报：可是很多作家会说他不考虑。

　　格非：那是过去了，现在的我是考虑读者的。考虑读者就是我会遵从小说既定的规则。如果我不考虑读者，我可能会随心所欲，就把它写成笔记式的东西了。你可能会显得很勇敢，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懒惰的表现。考虑读者恰恰是每时每刻你要提醒自己，要跟读者交流。交流产生技巧。如果没有交流约束的话，你什么技巧都不用考虑。我觉得现代主义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它什么技巧都不用考虑，都打破了。如果你考虑读者的话，你会假设自己也是读者，你会想象读者读的时候有什么反应。比如八斤这个人物，我会考虑读者猜得出来猜不出来。如果猜出来那我就失败了。当然会有一些读者非常聪明，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大部分读者会跟着你走。

　　南方都市报：这样你会更有成就感吗？

　　格非：当然，当然。如果你设置的悬念让人家提前破解了，那简直是太惨了，说明你的智商太低了嘛，你就不要写了。看电影也是这样，如果你一看就猜到了结局，那说明这个编剧的智商还不如你。这是智力的游戏。比如白小娴和谭功达会不会结婚？大部分读者看到前面都知道，他们不会结婚。这个你就要满足他，因为你老是不满足读者也不行的。但是真正要命的地方，比如他和姚佩佩最后怎么结合，这个你要让人永远也猜不到。

　　南方都市报：你喜欢让读者猜谜。比如你在小说里反复写到谭功达随手写下了很多算术公式，这些数字究竟代表了什么含义最后也没有解开。

　　格非：我想跟读者玩一个游戏，看看读者是不是读得很细。假如他足够聪明，读得足够仔细，他应该了解。如果不了解，我也不想告诉他们答案。这是一个小小的谜语，让大家猜一猜吧。
　　
　　从起点出发，必然会回到起点

　　南方都市报：你是一个长于理性思考的作家，写小说也会预设很多步骤和目标。那你写作的时候会按设定很精密地写下来吗？

　　格非：我觉得作家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哲学的任务，对世界纪录并解释；另一个是美学的任务，把他对世界所有的看法见解，都变成形象情感，变成美学的片断，一些柔软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好作家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如果一个作家只具备后一种能力，那他可能就是鸳鸯蝴蝶派；如果一个作家只具备前一种能力，那他写出来的可能就是《1984》这样的作品，这是我最不喜欢的，我根本不能认同这种作品，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作品。它可以当做一本社会学的书来读，但根本不是好的小说。而且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审美也是完全不符合的。

　　南方都市报：你之前是被定义为先锋作家的。但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你的小说似乎在向传统叙事回归。文中的古典意象增加，人物语言也比较雅致，比较中国化。

　　格非：我这些年读了很多中国古代的历史、小说。我发现中国的叙事作品里特别好的是早期的作品，包括《左传》、《史记》，我一直在读这样的作品。因为它有很多非常好的方法，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这些方法是陈旧的，其实不一定。中国人在哲学和历史里，有内在的感情和审美倾向，从这个倾向引申出了一整套表现方法，这个方法我认为同样是有道理的。但可惜的是我们受西方分析的哲学影响太大，就会把历史、文学分开。所以我想把它重新模糊，让它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中国的小说本身有着完全不同的趣味，我觉得它在很多方面要优于西方的小说，甚至优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小说。尤其是我们这样一批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训练的人，假如我们能从传统叙事当中吸取到一点好的营养的话，可能我们会对小说叙事做出一些新的贡献。

　　南方都市报：传统叙事有什么好的地方？

　　格非：比如我们历来认为中国小说都是全知视角，作者从头到尾一个人在说，完全代替了读者。是这样吗？你读《史记》，作者的很多观点都是隐藏在后面的。很多话说了一半，你不仔细读根本读不出来。《红楼梦》就是典型的限制视角叙事，曲折得不得了，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很深，你读不出人的好坏，要慢慢读好几遍才能读懂。这是中国最拿手的叙事方法，是非常现代的技巧。这一套东西我觉得大有学习的必要。

　　南方都市报：这种回归是不是跟你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也有关？

　　格非：年龄不一样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可能也有一些不同。艾略特讲过，一个人从一个起点出发，必然会回到起点，回到他的出发之地。你从中国文化出发，走到西方，你必然要回来。你不可能像残雪说的那样，说“我的根就在西方”，没有这回事。今天虽然很多人开始提倡中国文化，但绝大部分人并没搞清楚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南方都市报：所以《山河入梦》糅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小说技巧？

　　格非：我从西方现代小说那里学了很多，不可能完全丢掉它的方法，但放进去的时候我也有意做了一些变化。像《山河入梦》里面一些内心非常复杂的、放不进我的叙事中来的心理活动，我是用黑体字来表达的，不像吴尔夫、乔伊斯那样直接使用，我需要改造它，使它能跟整个作品的气氛统一，又增加作品厚度。
　　
　　他们栽进去因为他们不行

　　南方都市报：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你写了革命党人、有革命理想的干部和他们的乌托邦实践。我们通常认为这个主题在上世纪三十到五六十年代最盛行，到改革开放后已经很少有人写。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题材呢？

　　格非：革命，什么叫革命？我们今天想的都是张牙舞爪的一个词，其实不是这样。当然有些阴谋家在当中是有政治预谋的，但对普通人来说就是出于改造社会的愿望。我考虑的不是那种政治家，我考虑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人。这些人和我一样有着美好的理想，由于某种完全无法预料的命运的原因，被卷到时代当中去。但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是很了不起的，所有那些在现实生活里不甘于现状的、想做出改变的人，这些改变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有它光辉的一面。所以我所关注的是是一个普通人对美好世界的向往。我不是要去复现那个革命的历史，我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想要的是大变动当中的个人是怎么回事，我想在历史当中增加一点传奇的成分。

　　南方都市报：下一部是写谭功达的儿子吗？那显然要写到当代了。现在很多作家都栽在写当代上啊。

　　格非：他们栽进去不等于我也会栽进去啊，他们栽进去是因为他们不行啊(笑)。

　　南方都市报：这么说你是非常有信心的？

　　格非：当然，当然，没问题。这三部曲里面我最想写的就是当代。我希望来重新回顾经济一元化究竟带来了什么东西。我会从九十年代开始写故事，但思考会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这三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想解释这个。九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赤裸裸的欲望的时代，这太好了，它提供了太多的东西。我是一九六四年生的，对五十年代不了解，但九十年代我是亲身体验的，我相信会写得更好。
　　
　　我们的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南方都市报：怎么理解你说的经济一元化？

　　格非：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超越现实的理想吗？没有。我们不就是为了分房子、买车、过上好日子活着吗？人完全被现实的欲望控制住了，没有任何想象，没有任何梦想，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相互撕咬。这个社会很好玩，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完全丧失人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会写得惊心动魄，给这个社会警告。第三部的主角会是一个社会边缘人物，他目睹这个社会，收集自己的祖母和父亲的历史，最后由他来归纳整个三部曲。这个人物已经在我脑子里了，非常清晰。

　　南方都市报：他在九十年代追寻乌托邦？

　　格非：我觉得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非常高明，道德上无懈可击，有很好的理想。但这些人没有钱，也没有人关注他们，是那些大腹便便的老板们在主宰这个世界。像潘石屹说“给青年的三个忠告”，第一、第二、第三……胡说八道。你觉得不可笑吗？真正的社会是痛苦的，那些被折磨得抬不起头来的人看到了这个社会的真相，但他们已经失去语言权力了，他们被那些洋洋得意的傻瓜封杀了。我看到这个恼火万丈，赚钱我不反对，但是做出一个道德和良知的代表的样子，这是我们世界最残酷的一面。

　　南方都市报：你在后记里写到，姚佩佩想，“为什么我的内心一片黑暗，别人脸上却阳光灿烂”，你说这也是你的问题？

　　格非：对，这是我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那你对现实很悲观吗？

　　格非：当然。我会觉得我一直生活在失败的阴影当中。我现在每天一看电脑就生气。我们吃的蔬菜、水，所有东西都有毒。我会慢慢发现很多朋友都很狡猾，尔虞我诈。家庭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地方不出问题了。我觉得我们的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是美好的。

　　我们为什么活着？每个人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当了教授就一定比副教授强，赚两万就一定比赚一万强。为什么活着，能做什么事情，没人去想这个问题。一个没有灵魂的社会出现了，这太可怕了。你可能觉得问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可是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问题很大。这可能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他能提供的价值就在这里。

　　但是一个不悲观的人是不可能乐观的。你觉得我不乐观吗？我当然也很乐观。因为我知道这种状况是怎么形成的。它总有一天会改变的，还是会回到一个有秩序的轨道上。我是坚信这一点的。

　　南方都市报：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格非：当然，我当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