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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气息，视眼开阔、涉猎广泛的小说佳作。
　　本书讲述一家三代的女性，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之间的“奇异”关系：
　　每当人类的灾难——战争或动乱发生之时，她们总会宿命般地遭受深重的损伤。因此，在她们或长或短的一生中，联系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变迁，蕴藏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
　　作者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投入了无比深切的同情，无论是姥姥、母亲还是女儿茫茫，还有国外友人梅妮、奈尔等，她们都是在自由与禁锢，理想与现实，传统和现代的观念粘连和命运挣扎中，充满痛苦和挫折地孤身奋战着。这也正是本书透过情深意长又细腻传神的文字，以及富于传奇性的故事，所透露出的：当下女性追求自我个性解放的种种矛盾，以及她们对于谋求两性和谐的始终不灭的追求和希望。
　　由于本部作品在细腻铺陈外部景观的同时更注重人物的精神，从而使得本书既具有风俗史的意味，又有着心灵史的风貌。

    发现美，讴歌美，这个主题可以说贯穿在叶文玲的写作生涯之中。她自己也说过:“从写作《心香》起，我开始艺术探索中的那项最艰苦也是辉煌的掘进:对美的寻找和发现。”她在新世纪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三生爱》仍然执着地围绕这个主题深深的掘进，谱写出又一首美的赞歌。

    当然对于叶文玲的作品不是一个美字就能概括的。美，只是她的一个心结，一个梦想，因为她对美有太高的标准，这是一种优美、完美、至善至美、无可挑剔的美，这么高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太难找到了。太难找却在苦苦地寻找，于是在叶文玲的小说中充满了期盼，又充满了失望，回旋复沓，共同构成了一支调性复杂的美的交响曲。爱情是美的一种存在方式，所以在叶文玲的美的交响曲中，爱情是一个重要的旋律。但叶文玲为我们讲述的爱情故事，多半都是凄美和哀伤的。这同样因为她对爱情有太高的标准。甚至可以说她对爱情的标准更苛刻。她的长篇小说《无梦谷》可以说是对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陈荒煤语)，叶文玲真实描写了这一代知识分子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到八九十年代的从受难到解放的人生转折，但我发现，叶文玲笔下的人物尽管忍辱负重，迎来生命的解放，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他们的爱情婚姻基本上都是悲剧性的。像楚涧后来终于成为著名作家，但她只能与无爱的丈夫厮守一生，只有在梦中她才能真正爱她的所爱。叶文玲在小说中为楚涧安排了多次这样的爱情梦，也许在叶文玲看来，象征着美的爱情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只是一个梦。更可怕的是，现实变成了一个“无梦谷”。无论我们该不该赞同叶文玲在爱情上的悲观，但她悲观后面所表现出的对爱情之美的精心呵护却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爱情，叶文玲还有很多话要说，所以她又写了《三生爱》，在这部作品里，她对爱情的表达有了更深的意思。《三生爱》写了诺诺、婧婧和茫茫三代女性的爱情，祖孙三代女性一代接一代地追寻自己真正的爱情，在这个凝聚着三代生命的爱的接力中，最后仍是以悲剧结束。可以说，叶文玲对爱情的悲观一如既往，但她对悲剧产生原因的理解上已经不同于《无梦谷》了。在《无梦谷》以及以前的小说中，叶文玲写了不少爱情的悲剧，而这些悲剧基本上是爱情的自由天性与道德的约束之间的冲突造成的。楚涧虽然能够接受哥哥为她包办的婚姻，但在作家进修班遇见了纵驰北后，她内心的爱情火焰才真正燃烧起来，但在道德的约束下，她始终认定自己“只是一个有丈夫的妻子、有孩子的母亲”，“不该有自己，不该有独立意识，不该有叛逆心理，更不该有自由心灵”。楚涧的哥哥楚汉同样也是如此，他只能与一直默默爱着他的童浅草以书信传情，甚至恳求童浅草:“我求你放弃世俗的幸福，永远在精神上陪伴我。”一方面呼唤真正自由的爱情，一方面又要做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在这样的两难面前，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当然，站在现代精神的角度来看待叶文玲的态度，大有可商榷的余地。我以为她在写作《三生爱》时，对自己的态度有了一个反省，因此她不再从道德的立场来处理人物的爱情悲剧，而是把爱情悲剧放在人类灾难的大背景下来考量。而人类灾难既包括大自然带来的灾难，但更多的是人类自己造就的社会灾难，如政治斗争、战争等等。诺诺、婧婧和茫茫这三代女性的爱情无一例外地都横亘在人类灾难面前。诺诺受尽屈辱，终于远渡重洋，能与相爱的人过稍微平静的生活，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毁掉了她的家。婧婧在那个政治森严的年代，仍能坚守着自由的天性，但她逃不脱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大劫难的蹂躏。茫茫生活在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尽管有各种小人带来的烦恼，但她始终在积极地追求，就在爱情的圣果即将成熟时，她年轻的生命却被永远地埋藏在“9·11”事件的废墟里。对于茫茫来说，横亘在她爱情面前的阻隔不仅仅有恐怖主义的政治大灾难，还有疾病这场大自然的灾难。她的恋人周立如果不是患了不治之症，两人也许早就走到一起了。

    小说虽然写的是灾难破坏了三代女性的爱情，但这样的描写是有历史感的。20世纪是一个灾难不断的世纪，通过茫茫她们祖孙三代的爱情追求，就浓缩出大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沧桑变化。另外，这一思路仍是承袭了叶文玲对美的发现与追求的文学宗旨。灾难是丑恶集中表演的舞台，在灾难中更能凸显丑恶与美善的对立与冲突，美从丑恶中脱颖而出更能体现美的价值。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我觉得像叶文玲这一代作家都重视艺术的辩证法。但其中有些安排也不无商榷之处。比如，三代女性都是美丽无邪，但作者让她们的出生几乎都与邪恶有关，这样的设计就有些让我难以接受。是否这里包含着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父亲的批判？这部小说给我们的启迪还在于，人类美丽的爱情只有在良好的环境中才能开花结果，我们为了心中那个爱情的梦想，也应该努力创建一个远离灾难的和平安宁的社会文化环境，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也正是我们眼下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因此，《三生爱》应该就是作者为美好爱情祈求一个和平安宁环境而写的。

    从整体上说，叶文玲属于比较传统的作家，她坚守和弘扬着传统的文化和精神。但毫无疑问，一个作家既需要坚守，也需要发展。《三生爱》也可以看出作者在发展上所作的努力，她努力去认识和理解下一代年轻人，吸收年轻人身上的时代精神。因此小说中就出现了两个“我”，第一个“我”可以理解为作者自叙，在这个部分里，“我”与茫茫成为了忘年交的好朋友，通过“我”的眼睛，我们了解到茫茫的不少情况，但这主要还只是外在的东西。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我”，这是茫茫自己写的记录自己生活和心迹的文字。在这些文字里，叶文玲以自己的理解去阐述新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尽管我觉得这种理解其实还带有较重的传统色彩，但这种理解和宽容仍是非常可贵的。

（文：贺绍俊 出处：文学报 2007年2月）

文：王昌忠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6期
      
　　《三生爱》是叶文玲在2006年8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在近40万字的长篇巨制里，叶文玲以女性细腻温婉而又坚执强劲的目光检索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幅度内，扫描在包括中国、日本、欧美等在内的世界版图上，“搜刮”并显影出姥姥婼婼、母亲婧婧和女儿茫茫一家三代女性的鲜活形象。可以说，《三生爱》是作家通过一家三口女性悲剧命运的“纪录”谱写的一曲女性生存宿命的悲歌。
　　
　　一、女性悲剧命运的表现
　　
　　由《三生爱》可以看出，叶文玲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的命运投注了大量关注、思考，并寄与了无限的同情和爱怜，因而对女性悲剧命运有着深刻洞见和深切感受。作品对女性悲剧命运的表现是全方位、多侧面的，不仅打点、涉及了女性外在的情爱悲剧、现实生存悲剧，而且直抵女性内里生命，揭示、展现出她们悲剧性的心灵事实。
　　悲剧性情爱际遇。梦想爱情、寻觅爱情、经营爱情、呵护爱情，几乎成了女性生命的主题，而是否拥有真正的爱情往往成为了甄别女性人生是悲剧性还是喜剧性的显眼标识。《三生爱》中那个船与桅杆的比喻可谓把女性对情爱的诉求、对所爱所托男性的珍重具象生动地道出来了：“女人在这个世界上顶多也就像一条船，……男人就是船上的桅杆！没有桅杆，女人的这艘船就无法开航”、“当然，不只是肉体，而且也是精神之桅！”然而，美满的情爱并不因为女性的强烈渴求和竭力料理就总能如愿以偿、顺心如意地降临、止泊；实际上，求而不得、梦而不圆、守而不驻，多少女性没能绕开这种悲剧性情爱际遇啊！《三生爱》里的婼婼、婧婧和茫茫一家三代女性无一幸免地被如是悲剧性情爱作用上了，从而演绎了三出形式不同而实质共通的女性情爱悲剧。婼婼与“绿壳”（土匪）于是宗的爱情可谓惊世骇俗、感天动地：竟然“在祠堂的那张供奉祖宗的供桌上做”爱；当婼婼作为“鱼精”供奉在龙王庙供桌上时，“绿壳”竟将她“劫”走……可是，婼婼却无法守护和尽情品味这美妙绝伦的爱情，因为于是宗在替催逼房租的房东打赌时淹死了！开放、漂亮、率真、热情的婧婧对爱情的向往和体验同任何女性一样痴迷、热烈：少女时对滨声春意萌动的初恋情怀，在春情荡漾中让“那个‘身影’用两臂环着她的腰”享用爱情的迷醉……但爱情对婧婧吝啬到了不尽天理的份上，只能使她一再浸身在悲剧性情爱际遇中：滨声“大潮巴”一个，“一点也不知道”；与她相好的那个“身影”“在先前的两派武斗中被对方打死了”……至于宣称“如果找到了真爱……我会用生命的全部汁液为之浇灌”、“我可以为我的真爱殉情，为我心爱的人去死”的茫茫，自然一直都在设计、打造、上演死去活来、荡气回肠的爱情，如对老Ｇ的如火如荼、对Ｗ的美妙构想、对蓝总等的“一见钟情”，特别是对周立的铭心刻骨、魂牵梦系，不幸的是，这些爱情不是骗局诡计就是过眼云烟，或者无果之花，只能留给她噬心的伤痛。
　　悲剧性生存处境。《三生爱》中的一家三代女性在现实处境中，也没能游离出不幸和苦难的纠缠。虽然她们都热爱生活，并以超凡脱俗的女性容貌和性情关爱着世界、美丽着世界，但是现实世界还是把她们都“邀约”进了悲剧性处境中：她们的生命都在伤痕累累、千疮百孔后嘎然而止。叶文玲简直是将婼婼当作苦难的化身“锻铸”的。当与于是宗的情爱被发现后，被打得“血肉模糊”、“气息奄奄”，而且落下“不要脸”和“小婊子”的声誉；在“乞神行雨”的仪式中，被当作“鱼精”赤身裸体装在渔网里，而且还被供奉在龙王庙的供桌上……文革中更是被当作“大汉奸大破鞋”挨尽了批斗和打骂，最后终在女儿“顶着这项‘坏头头’的罪名被发配到内蒙劳改之时”悬梁自尽抖落了悲凉、痛楚的一生。母亲婧婧短暂的一生，也只有用“悲剧”二字才能统摄、涵盖得住。没有父亲、甚至不知道父亲是谁的身世，“馈赠”给她少年时代的是冷嘲热讽、风言风语；文革动乱把她“动”到了内蒙成为“人人可欺的‘女三劳’”。
　　悲剧性心灵事实。置身纷纭错乱的现实世界，人的精神心灵总是处于两种或多种选择的冲突之中，而且“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之中。”①一方面，这种二律背反的冲突把人的灵魂带进撕扯、挣扎的痛苦之中；另一方面，由于人只选择了一方，就必然会丧失选取另一方的应有所得，更不幸的是，有时选取的有可能恰恰是会带来较大损失和痛苦的一方。这两方面都使人的精神心灵蒙上了厚重的悲剧性色调。在《三生爱》中，透过茫茫的心灵事实，可以看出上述心灵悲剧的大致表征。一方面，她为自己确立了“我一定要与众不同”、“以自己的扬眉吐气来为我母亲、为我外婆报仇雪恨”的“生活目标”，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美丽朝气、情感丰富、才华横溢的青春女性，她又渴望“一个人应该有的常情的幸福”和“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在她的心灵原野上，显然这两股力量都有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她没有让两者一直较量、争斗下去，而是扼住了后者的缰绳而扬鞭催动了前者：“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攀越那一座座竖着生活目标的崇山峻岭”。如是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呢？人生应有的“庸凡如常的幸福”与“亲情与慰藉”“都没有了”自不必说，而且因为“精神沉重超过了本该有的负荷能力”而感到了疲惫和精神质量的“倒退”；尤其可悲的是，就算因为选择后者而“有过幸遇有过成功”，这一切带来的也是“什么也没有，什么都是过眼云烟”，并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她在二律背反中的选择酿就了她心灵宿命般的悲剧事实，其精神心灵在这种悲剧中感受到的是叔本华所谓“最大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最大痛苦，都是在本质上我们自己的命运也难免的复杂关系和我们自己也可能干出来的行为带来的……这样我们就会不寒而栗，觉得自己已到地狱中来了。”②
　　
　　二、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
　　
　　叶文玲创作《三生爱》，根本的不只在展览婼婼们的悲剧命运，而且在发现和揭露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作品是着力从文化、时事、人性诸方面考察和探析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的，并因此以鲜明的情感态度和思想立场作出了有效的文化批判、时事批判和人性批判。
　　社会文化。政治制度、法律规章、伦理道德、习俗风尚、时代气候等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构成人类社会得以存在、人能作为人而存在的基本保障和物质环境，但另一方面，也对作为个我的人的存在带来规约和限制，有时甚至带来严酷伤害和致命戕击。对于《三生爱》中的婼婼们，社会文化无疑是促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年少的婼婼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愚昧、迷信、专制等负面因素猎获到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三从四德的封建女性文化使得她因“独特的美丽”而被看成不正经、并遭到冷落和白眼；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文化使得她和于是宗的爱情于世不容；残暴专横的封建家族文化不仅活生生地剥夺着她爱的权利和自由，而且血淋淋地摧残、掐灭着她的肉体和精神生命；至于在“乞神行雨”时被当作“鱼精”使得身体和心灵都遭受非人的折磨和戏弄，当然是迷信、愚昧作祟的结果。茫茫生活的虽然是一个至少在表面上封建文化已经解体的新时代，但她也遭遇到了封建文化的伤害，比如她被电视台解聘，无不与电视台领导封建官本位思想有关（他们听从的是作为领导的ｗ的“命令”）。新的时代、新的世界的文化，更是“收集”起其负面因子向茫茫发起了进攻。1990年代，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唱起了主角。正是这种金钱文化伤及到了茫茫：一直虎视眈眈并挖空心思算计着祖上留给她父亲的房子的堂叔堂兄们，乘父亲过世茫茫处于痛苦之中就在料理丧事的同时占取了那房子。

　　时事政治。社会时事、政治运动往往最能左右、主宰人的命运。如果要概说近一个世纪的社会时事，用战争、动乱、动荡作关键词恐怕不失为过。这样的政治时事最适合成为滋生悲剧人生的“温床”。《三生爱》中的婼婼、婧婧、茫茫一家三代女性所寄身的正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时段，因而她们的悲剧人生与此时段政治时事的“造化”密不可分。先看战争和政治运动是如何“作用”婼婼的。那场日本侵华战争使她险些作了“战地服务员”（慰安妇）；同样是那场战争使她落下“汉奸”的罪名因而一生饱受精神和人格的折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动乱，更是把婼婼抛向了命运的绝境：首先是被当作“大汉奸大破鞋”受尽了批斗和蹂躏，接着是女儿婧婧在捉摸不定的政治斗争中被当作“坏头头”发配到内蒙时迫使她悬梁自尽！婧婧当然也是社会时事、政治运动的直接牺牲品。首先，因为那场侵华战争，她被“赐予”了“外国种”的身世起源，与“大汉奸”母亲承受着凌辱和批斗。其次，文革的政治武斗夺去了男友的性命，并受男友的牵连而“被判了七年劳改”发配到内蒙。至于茫茫，同样是社会时事、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比如文革“后遗症”使得她在由廖若晨带回故乡南浔时被人叫作“野种”、“小反革命”且被“那些个男孩”欺侮。更具悲剧性的是，新世纪的最大社会时事——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行径——正面命中了茫茫，而且命中得那么彻底、那么纯粹，直接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负面人性。人性的善与恶都是在人应对和处理外在对象（包括人）时体现出来的。当体现的是善，给应对、处理对象带来的则有可能是美好、幸运；而当体现的是恶，则有可能是厄运、破坏。《三生爱》中婼婼们的悲剧性人生处境、命运遭际，也是应对、处理她们的某些人的负面人性作用的结果。作为美丽非凡的女性，婼婼们遭遇最多、也受难最多的是来自男人人性中的色性和淫欲的侵扰和触犯。色与欲未必就是负面人性，但如果色和欲突破了人之为人的规约和界限并给施色和泄欲对象造成了痛苦和不幸，则是负面的了。
　　
　　三、崇高、悲壮的美学风格
　　
　　具有当代性的“悲剧必须让它的人物以积极迎战的姿态，去经受严重的考验，战胜痛苦，超越苦难，悲剧人物在经历严重的悲剧冲突中焕发出崇高的精神。它不仅博取观众的同情，而且激发斗志，给予人的不是凄惨与哀伤，而是心灵的震撼与高扬。”③也就是说，具有当代性的悲剧，除了给人以悲痛、悲悯的审美体验外，更应给人悲壮、悲烈、崇高的美学快感。《三生爱》无疑是一部典型的悲剧性作品，而且有着上述当代性悲剧美学品格：婼婼们在悲辛、悲惨的情爱经历、生存遭遇、心灵事实中抗争、挣扎、挑战直至玉石俱焚的意志和精神无不给人以悲壮、悲烈、崇高之感。除了这种由作品中人物形而下的现实生命事实体现出来的崇高、悲壮悲剧美学风格外，由这一家三代可以推展、顺延到普遍意义、本质意义的生命本身，这样，作品因可上升到形而上生命哲学层面指涉存在意义上的人与宿命抗争、与死亡较量的精神品格而呈示出崇高、悲壮的悲剧美学风格。
　　形而下生命事实层面。人生在世，避免不了挫折和磨难的光顾。有的人在苦难和厄运面前败下阵来束手就擒，在自怨自艾的痛苦、哀伤当中沉沦、毁灭；有的人却能在痛苦、哀伤当中昂首挺胸，使出生命最大的勇气和意志力与苦难较量、与厄运抗衡，展现出人之为人的生命能量和精神力度。自然，前者只是可怜、可悲，因而让人哀叹、悲悯；而后者，却是悲壮、崇高，因而博得人的赞叹、感佩。显然，在现实生存中，《三生爱》中的婼婼、婧婧、茫茫应该纳入后者：她们都处于悲剧性处境中，但她们都不甘处于悲剧性处境。婼婼屈从于命运的磨难和击打了吗？显然没有！因为与于是宗“伤风败俗”的情事受族规惩罚被打得血肉模糊时，她“却没有半句求告的话”，以表明其在强暴的家族面前维护自己爱情权利的坚决和勇敢，便是明证；本来是作为“乞神求雨”的“鱼精”供奉在龙王庙供桌上的，但她不顾家族的巨大威慑与“求雨”的“集体利益”毅然与于是宗私奔到日本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也是明证。
　　形而上生命哲学层面。从根本上看，人生终归是一场悲剧，因为人生的结局在出生那一刻就被“上帝”设计好了，那就是死亡，因而在形而上生命哲学层面，就有了所谓“人本悲剧”：人和人类，“处在一个绝对被动的地位上。我们的面前横着一个不可推翻的事实：宿命。”④这样，人在存在和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就体现在挑战宿命、抗争死亡和捍卫、守护生命的过程中，体现在“为战胜生存荒诞所进行的恒久的人格升华与完善”和“对生存悖谬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搏击”⑤的过程中。正是当生命在人生荒谬、死亡无法对抗、价值虚无的深渊中挣扎时传出的强大喘息中，我们体悟、把捉到了生命固有的强大内力，从而给这出“人本悲剧”着上悲壮、崇高的美学色彩。纯粹从故事、情节着眼，《三生爱》只是分别“纪录”了婼婼、婧婧、茫茫各自的形而下现实情爱悲剧、处境悲剧和心灵悲剧，但如果把三者贯通起来连成一个整体，我们就自会体悟出：既然她们一家三代处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带，也演绎着不同的人生故事，但她们无一例外地都在社会文化的冲击、时事政治的戕害、丑恶人性的围攻中陷入了悲剧性的命运之中，那么，由这三代人的“个案”悲剧又何尝不能顺延进全体人的普遍悲剧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婼婼一家三代的悲剧命运铺展成形而上生命本体的悲剧，即“人本悲剧”。
　　可以认为，不管在形而下层面还是在形而上层面，说《三生爱》是一曲女性生存宿命的悲歌，指的不仅是悲苦、悲痛之歌，更是悲壮、悲烈之歌。
　　王昌忠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Ｍ］卷三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8页。
　　②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Ｍ］，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3页。
　　③朱栋霖：心灵的诗学［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④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⑤李万庆：内陆高迥——论昌耀诗歌的悲剧精神［Ｊ］，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一期。
　　
　　基金项目：2006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课题“浙江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取向”（编号：06ＣＧＷＸ24）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