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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戈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从那一刻起，乔戈的生活便离他而去。根据统治阿尔巴尼亚北部高原地区的卡努法典：如果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必须为他报仇。乔戈无法摆脱宿命，三月十七日，他成功地射杀了那个凶手。在被死者家属追杀之前，他被允许了三十天的休战协定，于是他的四月破碎成了两部分：在四月十七日之前，是“白色”的，安全的；之后便是“黑色”白，亡命的。
　　 与乔戈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来自都市，对高原文化充满向往。新娘迪安娜对被死亡威胁着的乔戈一见钟情，与此同时，乔戈也想在四月转成黑色之前再次邂逅迪安娜。
　　 当人一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陷入一场追杀或者杀人的宿命中，生命只能如破碎的四月般短暂和仓煌。《破碎的四月》以简洁、诗一般的笔调讲述了一个人一个月的故事，却反映了一个民族几百年的固扰和悲剧性。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T·S·艾略特
　　
　　血仇的法典

　　在伊斯梅尔·卡达莱写于1978年的小说《破碎的四月》中，卡努法典统治着阿尔巴尼亚荒凉的北部山区，几百年来，对于家族血仇进行着一丝不苟的规定，从复仇杀人的方式，尸体的摆放，到吊唁和葬礼，以及事后要上交给法典监护者的“血税”，无一不在其严密掌控之内。

　　“卡努”(Kanun)显然与“Canon”(教规、正典，如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理论著作《西方正典》)一词有着相同的希腊/拉丁语源，而我最初以为，它只是博尔赫斯式的百式全书化的文学杜撰。但我错了。我找到这部法典的英译。它由一位名叫莱克·杜卡季尼(Leke　Dukagjini)的王子创设于阿尔巴尼亚北部和科索沃，自15世纪起延续至今，即使在17世纪阿尔巴尼亚皈依伊斯兰之后，其口传文本和具体实施也仍然得以基本保存，而在社会主义共和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结束之后，卡努法典的文化又有日渐兴盛之势。

　　卡努显然来自既非基督教，亦非伊斯兰教的某种异教传统，且很难不让人把它和巴尔干地区绵延不绝的仇杀历史联系在一起。世代寻仇和相互杀戮，就像一个永不失效的咒语，施加于这一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之上，正如卡努牢牢掌控着山间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宿命。

　　“我是个来自巴尔干边缘地带的作家，长期以来，此地都因人类恶行而污名在外——武装冲突、内战、种族清洗，凡此种种。”2005年，在获得得首届布克国际奖后，卡达莱表示，“我的祖国阿尔巴尼亚也属于这一地区。”

　　血仇条款是卡努法典中最具恶名的部分，但或许也最能引发艺术上的“死亡迷恋”。在卡达莱的小说中，故事发展的第二条线索描写了一对新婚的作家夫妇:巴西安·沃普思和娇妻迪安娜，他们离开了首都地拉那，前往卡努治下的山区作蜜月旅行。

　　“你将逃离现实世界，前往传奇世界，那是一个史诗般的不可能再存在的世界。”

　　巴西安写过一些关于北部地区的半悲剧半哲学的作品，一路上，他不断地给妻子讲着卡努。“那是一部真正的关于死亡的宪法，”他说，“它是这个世界现存的最值得纪念的宪法之一，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应该以制定出这样一部法典而自豪。”

　　他引用了一句著名的山区谚语:“活着只是因为死亡在休假。”
　　
　　非同凡响的风格

　　即便卡努法典在历史上真的存在，但在卡达莱的笔下，《破碎的四月》仍然与现实主义相距遥远。它虽然好读，却不一定好理解。

　　尽管我们大致能看出来，故事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但作者仍然有意模糊了时代背景，抽离了人物具体的社会关系，加上卡努本身的不合常情，远离现实，都促成小说成为含义复杂的隐喻。

　　在作家夫妇出场之前，小说沿着乔戈料理杀人后事的单一叙述前进，讲他穿过茫茫雪野，前往“欧罗什的库拉”缴纳血税的孤苦历程。这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卡夫卡的《城堡》。而巴西安和迪安娜经历旅行，却渐行渐远的过程，则更为隐晦。卡达莱写了两人之间围绕着卡努的大量对话，多少有些海明威式的，一方喋喋不休，另一方心不在焉，印证着作家的脱离现实，以及两人的貌合神离，又将妻子推入对杀人者的浪漫幻想之中。

　　蜜月旅行临近终点的时候，迪安娜突然消失了，只身一人进入了禁闭着男性杀人者的庇护塔。丈夫焦急地四处寻找，当她终于走出，尽管衣妆完整，眼中却是一片空洞。这是小说中的最令人费解之处。她是去寻找杀人者乔戈吗？还是仅仅想以这样一个出格的举动，来报复丈夫对她的忽视呢？

　　此前小说中多次提及，卡努法典规定了“嫁妆子弹”的存在:“新郎在新娘试图离开他的时候，有权杀死新娘。”

　　巴西安没有这样的子弹，也没有得到答案，甚至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

　　“而你，你自己，你要去什么地方？片刻之后，他问自己。孤单地在这外邦的高地上，在这如幽灵般阴暗飘忽的人群间，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卡达莱和霍查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一统阿尔巴尼亚文坛天下的时代，卡达莱这样的作品能够出版，本身便是一个奇迹。

　　从20世纪50年代起，阿尔巴尼亚的小说、诗歌和电影作品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但卡达莱的作品不在其列。他本人是历史专业出身，作品也多以古史为依托，借古喻今，为此一度遭到该国文艺主管机构对他沉迷历史和民间传说、故意逃避政治责任的批判。

　　1998年，在接受欧洲一家电台的采访时，卡达莱曾说过，在阿尔巴尼亚，“有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真正的文学，类同于伟大的世界文学，有其杰出的遗产，第二种形式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他不是第二种形式的御用作家，但也没有被归入对立的一方。从他本人来说，更不是恩维尔·霍查生前的反对者。

　　1936年，卡达莱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靠近希腊边界的山城吉罗卡斯特，与战后统治该国数十年的霍查同乡。霍查喜欢拜伦，也曾经喜欢作为青年诗人的卡达莱。他们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便是对法国的良好感觉。

　　国内的东方出版社版曾于1993年出版过南斯拉夫人佩罗·兹拉塔尔所著的《霍查政治传记》，其中写道:法国是“一向好斗的恩维尔·霍查最不想与之吵架的国家”。霍查曾留学法国，曾努力以法国为榜样来制定阿尔巴尼亚第一部宪法，早在打游击时就十分敬佩戴高乐，一向为真正了解法国的历史和文化而自豪。“他和法国人建立了很好的文化关系，巴黎文学界曾极力推荐阿尔巴尼亚现代作家伊斯迈尔·卡达雷的小说《死亡军队的将军》(拥有最多的外文译本)获诺贝尔奖。”

　　1985年霍查去世后，卡达莱甚至投书法国《世界报》，抗议该报刊登的反阿尔巴尼亚言论:

　　“毫无疑问，你们的记者有权对某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对某个国家主张的思想和它的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然而，我觉得，当一国人民处于悲痛时刻去侮辱他们，如同贵报的文章那样，是不光彩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有摆脱苦难的悠久历史，因此他们很懂得为了什么而感到痛苦，如何表达和为谁而忧伤。恩维尔·霍查的名字无疑地已扎下了根基，植入新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和建设。这就是决定他的个人的伟大和对他深切悲痛的东西。”(《霍查政治传记》，第428页)

　　上文提及的《死亡军队的将军》是卡达莱出版于1963年的小说处女作，于1992年以《亡军的将领》之名在中国出版，但并未让我们牢记作者的名字。直到2005年他获得首届布克国际奖之后，这位早已移居巴黎的阿尔巴尼亚作家才重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宁死不屈》和《第八个是铜像》的善意的怀旧者来说，《破碎的四月》很有可能大大颠覆我们遥远记忆中的观感:原来阿尔巴尼亚也有文学，也曾有过这样的文学。
　　
　　谁是伊斯梅尔·卡达莱
　　
　　去年6月，阿尔巴尼亚作家和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é)赢得了首届布克国际奖。卡达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成名于霍查时代，但卡达莱并不是当时阿尔巴尼亚官方最欣赏的作家。1990年10月，阿尔巴尼亚政局激烈动荡之际，他获得法国政府的政治庇护，移居巴黎，并很快开始用法语写作。

　　早在1964年，《世界文学》11月号刊出了李定坤所写的访阿记录——《和阿尔巴尼亚作家们在一起》，介绍过这位霍查喜欢的诗人。他的诗作，后来也有零星中译。他的小说《亡军的将领》1992年曾在中国出版，由巴尔干文学专家郑恩波翻译，收入作家出版社的“作家参考丛书”，但由于印数只有2500册，故内地读者对他所知始终不多。台湾地区则在几年前出版过他的小说《欲望金字塔》。

　　近年来，卡达莱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颇高。虽然只有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94万元)奖金、首创之初的布克国际奖，尚不能与诺贝尔奖相提并论，但这应该是这位出身南欧小国的作家赢得全世界承认的重要一步，相信从此以后，他也会很快为更多的中国读者所熟悉。

（文：康慨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3月）

文：肖锋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5月

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乔戈和生存的意义

《破碎的四月》写于１９７８年，描写的是一个关于阿尔巴尼亚血腥法典——卡努法典的故事。主人公乔戈的哥哥米希尔被泽夫·科瑞克切杀害，他必须通过鲜血来洗刷家族的耻辱，于是他必须杀掉泽夫·科瑞克切。在３月１７日他将对方枪杀之后，赢得了一个月的和平，在此之后，他将随时面对对方家族的复仇，这样，他的生命就在４月被分割成了两半，一半是生存，一半则是死亡，这就是“破碎的四月”的含义。整个故事充满了忧郁和对命运无法抗拒的心酸和无奈，晦涩和阴暗的色调贯穿作品始终。

很明显，乔戈是作者刻意创造的一个悲剧人物，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卡努法典的驱策下，他成了仇杀的工具，也是卡努法典的牺牲品。他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阿尔巴尼亚人的缩影。他更像希腊传说中的俄狄浦斯，他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是注定的悲剧，无可更改，由此也就提出了生存的意义，生存到底为了什么？为了生活，为了家族，抑或为了仇杀？在卡达莱的笔下，可能这些都有。在《破碎的四月》中，山民们似乎都是为复仇而生，为复仇而活，生无可乐，死亦何欢？并不是乔戈不热爱生命，在四月这个草长莺飞的时节，乔戈的生命中，只有死亡的阴影。万物勃发的春天，在乔戈那里只会成为一种阴暗。四月将人物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人物的命运在生机勃勃的四月受到了尖锐的拷问。美好的时光与死亡，鲜血与生命形成了强烈的比照，不断将人物推向死亡的极限，生命在卡努法典那里显得那么脆弱，不可承受之轻，人们都成了法典的奴隶，由此而使作品具有了惊心动魄的吸引力。书中写道：“对他（即乔戈）来说，他的生命好像一直以来就是被切成这样：一部分有二十六年长，缓慢而乏味，有二十六个三月和二十六个四月，以及同样多的夏季和冬季；剩余的那部分非常短，只有四个星期，它凶猛，剧烈，有如雪崩，由一半的三月和一半的四月组成，就像两根被霜覆盖，散发着寒光的碎裂的树枝。”破碎的四月实际上象征着无法改变的命运，青春被撕成了两半，一半是走过的人生，另一半则是死亡。掩卷之余，仍不得不为乔戈的命运慨叹，生存到底为了什么？似乎完全是为了一种体制、一种制度而生存，人在制度中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于我们来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阿尔巴尼亚山民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根源

《破碎的四月》深刻展示了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性格特点。阿尔巴尼亚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巴尔干半岛的西岸，面积为２．８７万平方公里。北部同塞尔维亚和黑山接壤，东北与马其顿毗邻，东南靠希腊，西濒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与意大利隔奥特朗托海峡相望。阿尔巴尼亚海岸线长４７２公里，山地和丘陵占全国面积的３／４，西部沿海为平原，在气候上属于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很显然，这样的地理环境造成了阿尔巴尼亚内陆交通的不便。海岸线的狭长，让阿尔巴尼亚虽邻海洋，但却相对封闭，它整体上处于一种高地环境，这样的地理环境无疑对阿尔巴尼亚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山地环境中生存的阿尔巴尼亚人逐渐形成了好客、保守和易于冲动的民族性格。在山地环境中生活，必然会形成保守的性格；之所以如此重视客人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山地环境中生存的阿尔巴尼亚人生活相对比较固定，不易于随处走动，而客人的到来则可以为主人带来外部的信息和交换的生活、生产资料。在他们看来，客人其实就是他们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所以客人是异常尊贵的。他们高贵的地位不允许受到任何侵害，如果受到侵害，乃至生命被剥夺的话，那么主人则必须为自己的客人复仇，这种以血还血的习俗则充分展现了阿尔巴尼亚人易于冲动的民族性格。这些习俗都被卡努法典记载，当地的山民必须严格按照法典来行动。书中写道：“那么，依据卡努法典，当你陪伴的客人在你眼前被杀死，你就一定要为他复仇。但如果他是在你转过身之后被袭击的，你就不必尽那项义务了……遵照法典，给予陌生人食宿的贝里沙家族有义务保护他，直至他离开村庄的土地，而且必须立刻为他复仇。”

该书展现了阿尔巴尼亚特殊的复仇传统，这些复仇都必须按照卡努法典来进行，法典规定和约束着山民们的复仇活动，复仇的习俗在《破碎的四月》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作者同时也不厌其烦地向读者阐释着法典的内容，比如将敌人枪杀之后需要走近跟前去翻看死者的尸体，因为卡努法典规定：“无论如何，让一个死去的人脸朝下趴着，让其武器远离身体，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耻辱。”由此可以看出，卡努法典更像是一种传统的象征，它渗透到山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规范着山民们的复仇行动，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这些古老的法典已经执行了好几个世纪，没有人能成功地逃脱这些法律。《破碎的岁月》深刻揭示了过去的存在是如何影响现在存在的现实以及古老的传统对现代人的束缚。归结起来，其实就是生存的意义，人在其中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法典活着。由此卡努法典就成了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符号，它更可以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无人能逃脱命运的安排。世族仇杀在法典的支配下每天不断地上演，为了复仇，每个家族节衣缩食，杀戮的历史不断地循环，这同时也为血税的收取者提供了充分的经济保证。之所以选取３月１７日这天作为本书的写作开始点，这是因为在血的管家马克看来，这天差一点就没有发生杀戮（而乔戈这天的杀戮行为恰好挽救了血的制度）。没有流血的一天对血的制度——卡努法典来说毫无疑问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血税的收取者正是依靠杀戮上缴的金钱而继续生存，他们也同时为这些杀戮者提供某种庇护。于是本书的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由此展示出来：山民们费尽心思实施的复仇行动，其实不过是血税收取者们怂恿推动的结果，家族世代流淌的淋淋鲜血不过是这些剥削者们生存的支柱，他们的仇恨、他们的鲜血不过是这些血税收取者的注脚。作者在字里行间渗透着深刻而尖锐的批判意识，作品对法典的强烈反思深刻揭示了山民们痛苦生活的根源，也同时暗示着这种依靠杀戮流血建立起来的制度必然会崩溃。


情节的隐喻

本书在情节安排上采取了双重线索，一条以乔戈的行动为线索，另一条则以作家巴西安·沃普思和妻子迪安娜夫妇在高原上的旅行为线索。两条线索平行发展，互有交叉，交叉点有两处，一处是在客栈，作家妻子迪安娜遇见乔戈，一处是在故事的结尾，乔戈在大道上等待作家夫妇的马车经过，结果自己却被枪杀。如果说乔戈是复仇制度的牺牲品，马克是旧制度的象征，那么迪安娜则是新生活的符号代表。

整部作品充满了诸多阴暗的意象，通过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独特的自然、心理描写充分表现了主人公一种处于黑暗时期的、孤独被隔离的心境。也许初读本书会觉得有些晦涩，但毫无疑问，本书所叙述的故事是触目惊心的，这也是本书能抓住读者的巨大魅力所在。

文：辛泊平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2月

　　2007年眼看又要过完了，回想一下这一年读过的书，很有必要。其他门类不说，单就小说而言，读了一些出版社大力炒作的新书，比如杨志军的《藏獒2》、格非的《山河入梦》、韩寒的《光荣日》、海岩的《阳光像花儿一样绽放》、毕淑敏的《鲜花手术》，还有文坛顽主王朔的《我的千岁寒》等等，这些作品虽然也各有千秋，但总体感觉是，似乎除了表面上的热闹和机智，这些书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惊喜和震撼。所以，比较来比较去，要说这一年给我留的印象最深刻的，还得说译著。而且，像去年最喜欢国人相对陌生的法国人杜波瓦的《一个法国人的一生》一样，今年，我把年度之最送给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破碎的四月》。

　　按卡尔维诺的说法，经典和印象有关。那么，《破碎的四月》正是这样一本读过以后就无法放下的书。那个脸色苍白、神情忧郁的青年男子，一旦进入你的视野，你就无法摆脱。就像妥思陀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就像卡夫卡笔下的K，他们的形象模糊，但他们幽灵一般的气息又无处不在，让你心神不定、欲说还休。这样的作品，往往会参与构建读者的气质和灵魂。《破碎的四月》就是这样的作品。

　　《破碎的四月》讲述了一个家族复仇事件。一个叫乔戈的年轻人在三月底杀了仇家，然后就是一个连接着生死的四月。但这个事件背后，却是20世纪20年代巴尔干半岛上古老的卡努法典。这是一个把仇杀法律化的古老法典，它规定了仇杀者的权利以及参加死者葬礼的义务，规定了仇杀需要交付的血税，规定了休战期的杀人者短暂的安全。对于在乔戈来说，“从那条公路的山脊上发出的枪击把他的生命切割成了两半：他至今的生活过26年，从那一天开始的三十天，从3月17号开始，到4月17日结束。”因为，过了那个法定的休战期，他就得面对被仇家追杀的命运。

　　在这部小说里，没有喷涌的鲜血，却处处弥漫着铁锈红的血腥。没有视觉上的震撼，却有感觉上的压抑。就像那种恐怖片，让人真正毛骨悚然的不是那恐怖本身，而是那诉诸音乐、画面的阴森气氛。可以这样说，整个四月，在初春的冷风和迷雾里，更有一股来自灵魂的颤栗，使得原本是生长的四月处处有断裂、处处有凋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的主体不是人，而是那种弥漫的神秘和忧伤，是灵魂深处的挣扎，是那个有悖人性却神圣无比的法典。

　　艾略特在《荒原》里曾经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那几乎就是附着在故事的主人公乔戈身上的咒语。在自然生长的希望与古老法则规定的仇杀之间，没有空隙，没有选择，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在鲜血铺就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向死亡，万劫不复。可以说，乔戈的命运之所以那样动人心弦，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生命关乎一个古老的法典，更重要的是，那种看似离我们很遥远的炼狱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在一个无形的法典之中消耗着我们的青春和激情。莫名其妙的，亲人折磨亲人，自己折磨自己，没有结束，也没有未来，只因为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习俗。谁都知道那是生命和人性的陷阱，但谁都得义无返顾地跳进去。正如约翰·邓恩所说：“谁都不是一座孤岛，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敲响。”

　　从写法上，《破碎的四月》没有新奇之处。复线结构和多重视角的叙述模式算得上明快，但阅读的时候并不轻松。和米兰·昆德拉那本《慢》一样，叙述的流畅与思想的密度构成巨大的张力，它需要缓慢的阅读和审慎的言说。所以，当我几乎把今年所有阅读过的作品都写完了评论的很长时间之后，我无法动笔写下我对它的感受。或许，表面上这本书写的只是一个半岛上的痼疾，但却更像所有人都曾经历的挣扎。阅读的缓慢源于心灵的持久震撼，言说的搁浅同样来自阅读的尊重。

　　书上的“作者介绍”说，伊斯梅尔·卡达莱（1936——）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2005年卡达莱从五位诺贝尔学奖得主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首届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破碎的四月》是卡达莱的代表作之一，最早出版于1978年。该作品迄今为止已在4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并被改编成电影《太阳背后》（Behind the Sun) 。看来，这是一个值得我长久关注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