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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赵玉敏夫妇都在美国大学里教书。他们和朋友之间的交往，大多通过请客的方式进行。一次次请客，串联起一个个人物和故事，展开了一幅现今美国华人社会的人情世态图。小说充满巨人的文人味道，在鲜活生动中缭绕着一种氤氲缱绻、轻愁慢绪的淡淡忧伤，体现出时下海外学人的某种心境，也是这部小说的趣味和品位所在。

文：唐翼明 出处：文学报 2007年3月

    《请客》无疑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它不仅是海外留学生文学结出的一个前所未见的硕果，即使在整个现当代中国小说中，也是一部别树一帜、风格独具的小说。未来的中国小说史将一再地谈到它，是可以预测的。

    一

    1989年2月24日，纽约晨边文学社联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及20世纪史学会在哥大共同举办了一次“留学生文学讨论会”，我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留学生文学热正在兴起”的演讲(全文发表于当年3月15日的《美洲华侨日报》，其中有一段谈到我对“留学生文学热”的看法:

    一个“留学生文学热”正在海内外兴起。在我个人看来，这个“热”正方兴未艾。留学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一定会形成更高的浪潮。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目前有几万留学生在国外，有更多的在等着出国，再加上关心他们、羡慕他们、与他们有种种关系的人，少说也有百万之数。这么多人的不同命运、悲欢离合、多姿多彩的人生经验与感受一定会要求文学的反映，文学也一定会反映它们。而且，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留学生”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它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要求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也要求重建中国的文化。而留学生这个群体无疑在这个重建运动中起着先锋、媒介、启蒙者和领导者的作用，这是由他们的特殊身份注定的，也是他们出外留学的根本目的。留学生亲身经历着中与西、新与旧的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两种社会体制，他们的身心成为这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两种社会体制相互较量、相互碰撞、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场所。他们是强者，也是弱者；他们是勇敢的先锋，也是痛苦的“边缘人”(MarginalMan)。他们对两种文化都熟悉、都热爱，然而又都有某一方面的陌生和不满。他们像某种两栖动物，在陆地上的时候想念水里，在水里的时候又怀念陆地。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比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更多更猛烈的冲击，更强的责任感，更清醒的批评精神。因此，反映这个群体的文学不仅必要，而且必然有异彩。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它将成为某种结晶性的精神纪录。

    1999年我在《记晨边社，并论留学生文学》(载台北《文讯杂志》当年九月号，又见拙著《大陆当代文学散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10月，pp.89－95)一文中重申上述观点，并进一步指出:

    我这里的中心论点是说出国留学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留学生群体是现代化运动中一个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群体，因而留学生文学也就必将成为一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中重要的精神纪录。这个论点我至今还以为不仅无需加以修改，而且还应当更加强调。对于留学生文学的重要性只有站在中国现代化运动(而中国现代化运动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历史)的高度才能够真正看清，真正说透。

    所谓“留学生文学”，含混地讲，就是跟留学生有关的文学，仔细一点讲，它包含了两类作品，一类是留学生(或曾经是留学生)所创作的具备留学生独特视角的作品；另一类是非留学生(例如旅美学者，短期访美的作家官员等等)创作的以留学生生活为主要题材的作品。《请客》当然是典型的留学生文学，即前述的第一类作品。作者于仁秋于1980年代从中国大陆来美留学，在纽约大学(NYU)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留美任教，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分校历史系的教授。《请客》一书描绘人物众多(出场的以及虽未出场而有故事的人物共约七十余人)，有些是移民而非留学生(例如李秀兰一家、包老大、贾喜、屠守礼、施韵芬等人)，有些是洋人(共有二十多人)，但大多数人物及主要人物(例如周强、赵玉敏、吴国忠、张洪、孟千仞、韩慧等)则都是留学生无疑。更重要的是全书的视角是留学生的，故事是发生在留学生之间或与留学生有关的，它要处理的主题正是留学生这个群体所面临的文化，价值观及社会体制的冲突与相互融合的问题，以及在这个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他们的省思、批判、特有的情感体验、特有的人生遭际与人生困境，等等。《请客》的可贵就在于它有深度、有历史感、且极有分寸地把握了这些主题，生动而细腻、冷静而幽默地呈现了这些主题，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留学生群体的出色的精神纪录。

    二

    自然，我之推崇《请客》这部小说，绝不仅仅因为它是处理留学生这个重要主题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其实已经不少了；我之推崇《请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确写得好，写得别致，写得有趣，写得耐读。

    我一年前就读到此书的初稿，对它的艺术特色，脑子里浮出八个字的按语:“平淡自然，婉而多讽。”现在再仔细地读一遍，还是觉得，当初这八个字下得准确，不过还可以再加八个字:“结构别致，独树一帜。”

    讽刺是此书的灵魂。讽刺贯穿全书，书中大多数人物几乎都没有逃过作者讽刺的机锋，例如三句话不离发财梦的张洪，凡事必褒西贬中的政论家姚常德，以没有与克林顿单独合照成功为最大憾事的王成华，盛气凌人、得意忘形的孟千仞，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洪伟，独断专行、拼命向中心挤的坎尼思，浅薄而虚荣的韩慧，拼命怂恿赵玉敏取得壮阳药专利好自己沾光的钱宇，乃至于“副团级”女保姆潘贞丽、外逃的贪官包老大、“考试神童”杜胜、“名医”贾喜、“气功大师”屠守礼……无一不给人留下滑稽而深刻的印象。

    谈到讽刺，我们正好可以把《请客》与同是留学生文学作品又同以讽刺见长的《围城》来做一个比较。《围城》已被学界公认为优秀的小说，钱钟书自是讽刺奇才。但是我认为，《请客》的讽刺比起《围城》的讽刺来并不逊色，而是各有千秋，我自己是喜欢《请客》的讽刺更多一些。首先，《围城》的讽刺是彻底到几乎不放过一个人(作者只有对唐晓芙稍存宽贷)，它的深刻处在于让我们憬悟到所有的人皆有其可笑、可耻的弱点与根性，作者冰冷无情的讽刺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深自反省，不敢自喜，它的毛病在于过于冷峻尖刻，使人对自己失去信心，觉得人生一无是处，全无可以正面着力的地方。《请客》则不一样，它讽刺的机锋也是无所不至，但毕竟书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正面人物(例如周强、赵玉敏、吴国忠、李秀兰、李明德、施韵芬等)，即使对它嘲谑讥讽的人物也多少心存忠厚，并不一棍子打死，使读者觉得讽刺的背后仍有温暖，仍有人情味，我们可以批评《请客》的讽刺不够彻底，但这不彻底之处正是人生还值得珍重留恋的理由，正是人还可以活下去的理由。其次，《围城》的讽刺在许多地方显得缺乏节制，一是程度上过于尖酸，一是施行面上过于泛滥，例如对旅馆老板娘敞胸喂奶也要大加讽刺一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60－161页)，就只能说是轻薄无聊，完全失去了讽刺的意义。《请客》一书绝无这样的笔墨，它的讽刺一点都不浪费，即使最严厉的讽刺也都看得出作者笔下的克制，从不信马由缰，以为越犀利越好。第三，《围城》的讽刺大多以修辞手段达成，即以新奇尖巧的比喻、精致俏皮的句法来造成讽刺的效果，这样的讽刺，境界并不高，摆脱不了人为造作、为讽刺而讽刺的感觉。高境界的讽刺像鲁迅的《肥皂》那样，“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鲁迅评《儒林外史》语，《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370页)。《请客》的讽刺境界虽不如《肥皂》，却比《围城》自然。这里随便举个例子。17节“枫桥夜泊霜满天”中写“考试神童”杜胜追袁萍:

    袁萍一开始就不喜欢杜胜，听他和人谈话总是离不开考试的话题，觉得这个男人真可笑，仿佛上了考场就从此下不来了，又想到考试会把一个聪明人榨干到这种没有灵性、没有常识的地步，不由得胆寒。……谁知杜胜竟对她的这种爱搭不理的样子着起迷来，拿出他考试的看家本领，每天给袁萍打完电话或见面之后，都细细分析袁萍的说话腔调、速度、面部表情、手势动作，详细做笔记，每次记完都喜不自胜，觉得很快就会把袁萍追到手。

    这里语言也俏皮，也有巧喻(“仿佛上了考场就从此下不来了”)，但是不费力，不雕琢，不掉书袋，不故意好奇炫博(这些恰恰是《围城》的毛病)，而喜感洋溢，讽刺之意尽在不言中。所以我说《请客》的讽刺显得“平淡自然”，平淡自然不是平淡无味，而是中和、冲澹、自然而然，韵味悠长。此外，《请客》比《围城》涉及的面更广，故事更丰富，人物更多，这是一看就明，不必多说的。

    三

    读《请客》，对它在结构上的新颖别致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以一个极单纯的主题——请客吃饭自始至终贯穿全书，而构成一部近2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至少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创举，是第一部。

    一次又一次地写请客吃饭，如何做到不重复，不令人觉得单调，这实在是一个艰难的工程，非高手不能，而作者处理得非常巧妙，非常灵活。书中的请客有各种形式，有两人对酌谈心事，有两三家友好相约，也有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大聚会；有一章写一次请客，也有两章乃至几章写一次请客；有正写、实写请客，也有侧写、虚写请客。特别是后一种值得多说几句。例如第一章写周强和赵玉敏客散之后的议论，回忆饭局中张洪的表现，并带出和老友吴国忠的巧遇，就不是正面实写请客，而是一种侧写虚写。又如第四、五、六、七章写周强与赵玉敏商量请客，由此带出与这些人交往的故事，其中重点是到罗森夫妇家与雷蒙夫妇家做客的情形，也是侧写与虚写。再如第十、十一、十二章通过周强、赵玉敏回忆上次饭局(王岚岚请客)而带出与吴国忠有关的好几个精彩的故事(李秀兰救吴国忠，吴国忠与王岚岚约会，潘贞丽的故事、章明的故事、李秀玉的故事以及吴国忠读书时暑假打工与两个洋女人的风流韵事等等)，自然也是侧写、虚写。还有第二十、二十一章写周强、赵玉敏商量请客，却带出施韵芬、孟千仞两人请客的情形，第二十二、二十三章仍是写周、赵商量请客，却带出坎尼思请客往事和后来的接续发展，也是同样的侧写、虚写。但即使同时侧写、虚写，作者笔法也不一样，有的是请成了客，再评论之、回忆之，引出与饭局中某些人有关的故事；有的是请而未遂，只是商量、讨论，引出商量中提及的人与周、赵的交往过程。

    《请客》就是这样，通过一次又一次正写、侧写、实写、虚写的饭局，出色地描写了七十余人的无数有趣的故事，呈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世相，特别是与留学生这个群体与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这个主题有关的人生世相。

    《请客》的结构与一般小说之不同是一目了然的。我们平常所说的线型结构、网状结构、放射性结构似乎都不适合来说明《请客》。《请客》更像一串珍珠项链，请客吃饭是链索，人物故事则是珍珠，珠珠相接，首尾相应。从故事之各不相属、分段展开这一点来看，它颇像《儒林外史》(自然，在讽刺儒林这一点上更像，《请客》可以说是一部写留学生的儒林外史)，鲁迅评《儒林外史》说，“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前引《中国小说史略》，第367页)。这句话也可以来形容《请客》。但《请客》又跟《儒林外史》不同。《儒林外史》写人物与故事是写一个丢一个，没有贯穿到底的人物故事，《请客》却有贯穿到底的主角(周强、赵玉敏、吴国忠)，作者也特别注意故事与人物之间的钩连以及整个小说的首尾照应(例如小说的第一句话“这次客没请好”也就是最后一章的题目，最后一次请客几乎把前面重要人物都点了一下)，读来更觉完整而一气呵成。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此书在故事与故事之间，场景与场景之间，转折极为自然灵巧，真让人有珠圆玉润、珠联璧合之感，例子太多，读者稍加留心即可自得，无烦枚举。

    四

    最后，我想简略谈谈《请客》的叙事与语言。

    我最欣赏此书叙事语言上道地的中国味道，干净、清爽、自然、幽默。自文学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太深，小说中欧化句法，西式技巧触目皆是，这自然有好的一面，但流弊也不小。尤其是近年来先锋派、后现代满天飞，有些人故弄玄虚，文章写得洋里洋气、半通不通，实在不敢恭维。《请客》的作者在美国读书、教书二十多年，却偏偏能写出这样道地的中文，小说中写了这么多洋人洋事，却完全不染洋腔洋调，不卖弄自己的西学修养，真是不容易。

    《请客》的语言是道地的现代中国白话，同时显然也吸收了中国传统说部的一些叙事腔调与手法，作者甚至不避讳使用一些传统的套话，如“此是后话”、“且不赘述”之类，好像有点旧、有点俗，但读者不觉其旧，不觉其俗，反而觉得它旧而能新，俗而能雅，外表通俗而骨子儒雅。一方面是它叙述的故事是那样新，那样洋，那样有现代趣味，本质上不同于传统小说；另一方面是作者的语言非常灵活，能随着故事和人物变化，该新能新，该雅能雅，该冶艳也能冶艳。试看第六章“一口三鸟”中写朱丽娅叫周强不要跟三个老男人上楼看春宫画，留下来跟“美丽的活生生的真女人喝酒聊天”那一段，第十二章“真话说不得”中写吴国忠跟两个洋女人的风流韵事那一段，第二十章“琴韵入商音”中写施韵芬弹琴那一段，完全是不同的笔墨，就可以知道作者的能耐了。

    《请客》语言之好，还表现在作者能把小说的叙述语言跟人物语言写得不一样，又能把不同人物的语言写得不一样。尤其是后一点不简单，《请客》人物众多，全书大部分在写人物对话，许多故事都借对话带出，而读者不觉其重复混淆，不仅因为他们的故事不同，更因为作者把人物的语言写得各肖声口。试想书中一些重要人物，例如周强、赵玉敏、吴国忠、张洪、姚常德、孟千仞、韩慧、屠守礼、杜胜、席德尼、坎尼思等等，说话的腔调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这些人物的性格多半不是靠叙事者介绍出来，而是由这些人物自己的话，说话的内容，说话的方式，说话的腔调表现出来。不要小看了这一点，这是区别一部小说艺术水准之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许多大作家都做得不好。例如巴金的小说，就病在语言单调，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没有什么区别，甲人物和乙人物的语言也没有什么区别，试回忆《家》中觉新、觉民、觉慧等人的话，如果把名字拿掉，单从声口、腔调、语气上能够区别是谁说的话吗？

    《请客》的叙事与语言还有一个值得赞赏之处是经济、简省而又含蓄、细腻，作者从不浪费笔墨在不需要的地方作精雕细刻，但该细之处却又毫发不漏。这样的地方很多，我只举一个例子。吴国忠的儿子埃立克(吴毅)是一个在小说中并未出场的人物，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只在几个关键的地方点了几笔，就把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孩写活了。埃立克最后以自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全书也在这里戛然而止。读者痛惜之余，却并不觉得突兀，回想起来，作者早在前文已作了某些暗示。小说第一章写周强与吴国忠在美国重逢，对酌叙旧:

    周强问:“结婚了？有孩子了吗？”

    吴国忠答道:“结婚了。有个男孩子。”

    他左手五指又在餐桌上轻轻点拍起来，欲言又止，接着说:“我的故事，以后慢慢告诉你吧。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来吃顿饭。”

    你看，作者在这里就埋下伏线了。后来又写到埃立克在外曾祖父李启荣墓前“双膝跪下，哀哀啜泣”，在珍妮芬party上发出“人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地假装快乐”的感叹，于是埃立克的最后自杀就不特别奇怪了。古人评论小说作法有“草蛇灰线”之说，《请客》深得此意。

    顺便说一句，小说到此结束，叙事者说:

    周强、赵玉敏百感交集，彻夜难眠。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再请客。

    从“请客”到“不再请客”，这结尾是反结，结得斩截、漂亮，而又意味深长。请客吃饭可以暂时中止，而人生面临的困境却似乎没有尽头。

一

《请客》是一部很耐看的小说。

作者于仁秋，是我的学生唐翼明、查建英的好朋友，1980年代中期，他们和其他几个大陆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晨边社”。他们的第一次活动，是座谈留学生文学，由于仁秋主讲。我当时在报纸上读了他们的座谈纪要，就有印象。他们讨论了钱锺书、於梨华、陈若曦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及其作品我都曾写过文章的。我读于仁秋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知道他很认真地读过我的著作。我看了那篇“座谈纪要”，对唐翼明说，此文收集了很多资料，再扩充一些便可以做成一篇硕士论文，这样子拿去在报纸上发表未免可惜了。那次座谈中，于仁秋已经谈到观察美国社会、观察美国人，注意到很多留学生作品在这方面的肤浅，又强调要刻画人物刻画人性。那时就我觉得他很喜欢读书想问题，讨论作品也有些独到的见解，现在读了他的小说，觉得可以说他从那时起，就着手准备写《请客》了。

仁秋的专业是历史，不是学文学的。他来写小说，是因为他喜欢写、想写小说。我读他的小说，感觉得到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感觉敏锐的人。我相信，他一定是感到，他在美国生活多年所积累的种种感受和观察没有办法在专业的学术著作中表达出来，所以才选择写这部长篇小说。恰恰因为他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对美国华人的历史有透彻的了解，他这部反映美国华人生活的《请客》才写得这样有趣，又有历史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

仁秋《请客》写好后，送来请我看，我看了很喜欢，答应为他写篇序。我叫他把发表过的中、英文著作都拿来供我参阅，以便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仁秋在他的历史专业领域里，有很出色的成就。他在纽约大学(NYU)读博士时，曾经修过McGeorgeBundy(邦迪)的课。邦迪做过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30多岁就在哈佛大学当文理学院院长，是极其聪明的人。仁秋好几年一直听他的课，常常和他交往请教，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这种和一流人物交往的机缘，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碰不上，可以说是仁秋的奇遇。仁秋在NYU攻读中美关系史，博士论文写一群纽约市的华裔洗衣工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援祖国抗战、保护自己权益的历史，出版之后，得到一个由“亚美研究学会” (AssociationforAsianAmericanStudies)颁发的“优秀历史著作奖”。这个题目是个小题目，但以前大家都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历史，仁秋把它写出来，写好了，得奖不是偶然的。他对美国华人的历史有真切的了解，因而他小说中华人的形象和故事都很动人。

二

《请客》的两位主角，吴国忠和周强，是大学时的好朋友，来美国留学，拿了学位之后找工作，定居下来，只是两人的经历大不一样。这两位主角的故事都很有趣，吴国忠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像他这样的文学形象，以前的留学生小说中还没有人写过。以前的留学生小说，是很少写华侨的。留学生其实很不懂华侨，和他们很少接触，觉得他们无非是开餐馆、洗衣馆，做小生意的下等人，和他们有交往也是被迫的，见到他们的子女，也看不惯，没有交流，没有沟通。《请客》里的吴国忠，被命运摆布，成了唐人街广东华侨家里的女婿，我们从他的故事中得知很多华侨的历史，他们的家庭生活，还有中国优良传统在他们身上、家庭中的延续。

我们不妨说，吴国忠到唐人街做华侨女婿之后，才重新认识到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优点。吴国忠从大陆来，大陆经过几十年的批判扫荡，传统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老派中国人的优点，反而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保留得多一些。吴国忠的故事当中最感动人的，是他大病的时候，李秀兰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全力支持他读完博士，对自己有个交待。他们结婚之后，李秀兰对他的完全信任，连他亲口所说的年轻时的风流韵事都不愿意相信。李秀兰的这种纯朴、贤惠、善良，使得吴国忠在和王岚岚“外遇”之后的内疚格外深刻沉重，所以他在自己最喜欢的情人面前，也要硬起头皮袒护自己的妻子。这个男女感情瓜葛的故事，和其他故事非常不一样，它的独特之处，是吴国忠很自觉地守住一个底线：女人不是给男人玩的，不能玩女人。有了这个底线，这个故事的境界就提升了。吴国忠惭愧内疚，是对李秀兰贤惠善良的感恩；但李秀兰贤惠善良到连吴国忠的忏悔都不要听，都不信，吴国忠就只能自己内心痛苦，自作自受。由于小说用的是会话体，在描写人物内心时受到限制，如果作者选择用叙述体，在人物动情的地方，还可以写得更加舒展饱满。

不过，会话体也有它的好处，作者通过一场一场的对话讲一个又一个故事，叙述他对美国华人社会人生百态的观察。《请客》的另一位主角周强，算得上是一帆风顺，读博士、找工作、拿终身职，都很顺利。周强在大学教书，和美国人有很多来往，常常和他们相互往来地请客吃饭。周强是个观察者，是个有好奇心的观察者，不停地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处处留心种种细节，对各类人物都有兴致，有批判的眼光也有宽容的态度，《请客》里他所经历的事和他所讲的故事都很生动有趣。

三

周强的故事是仁秋编的，仁秋在编这些故事时不可避免会使用到他自己的经验。仁秋自己在事业上也是一帆风顺，拿了博士学位就在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CollegeatPurchase)历史系找到了工作，一年后博士论文出版，只工作了3年便获得终身职、提为副教授，接下来又做了一任历史系主任，不久又升为正教授。尤其难得的是，仁秋还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教授，完全靠教书教得好，给学校捐进差不多200万美元———有一位美国亿万富孀，生前旁听仁秋的历史课，很喜欢，每年捐10万元钱给学校，连捐数年；死后遗嘱上留给学校100万元钱，完全是因为她喜欢仁秋的课。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靠教书教得好便给学校捐进巨款，这种事很少听说。那位亿万富孀住在纽约市北面的斯卡斯迪尔镇(Scarsdale)，生前常请仁秋夫妇到家里做客，或是到私人俱乐部吃饭，所以仁秋见识过很多宴席场面，描写起来得心应手。仁秋写周强夫妇在美国社会扎下脚跟，和美国人交朋友，全是写他们怎样和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吃饭———他们怎样学着到别人家做客不丢面子，怎样在家请客，怎样学会各项社交宴请的礼仪规矩。这些仿佛琐碎的日常生活，恰恰是文化融入的重要内容。文化融入是一个过程，把这个过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请客呈现出来，是一种很独特巧妙的方式。周强夫妇请客，赴宴，见识了人生百态，慢慢地失却了留学生的天真，慢慢地认识了美国人和美国社会，逐渐由文化的边缘移向中心，自然而然就成了美国社会的一分子。

但是文化融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客吃饭，有快乐欢愉的经验，也有烦恼尴尬的时刻。有些中国人拼命努力要打入美国社会，过犹不及，令人哭笑不得。《请客》写孟千仞得意忘形的嘴脸，真是写得好。这样来写某些教育程度高的中国小人的得意忘形，好像还没有人写过。周强夫妇应邀到孟千仞家做客，庆祝他的女儿哈佛大学毕业，儿子获得总统学者奖和被哈佛大学录取，本是极高兴的事，不想无意中撞到孟千仞同事的太太丽莎，听她讲孟千仞得意忘形到连人类基本同情心都没有的地步，当然会很吃惊。作者对孟千仞这类人有很敏锐透彻的观察，而下笔时仍心存忠厚，有所克制，读来很真实。作者选择用会话体讲故事的方式，也帮助了文笔的克制。

我前面说到会话体小说的种种限制，特别是写到人物动情时的不易展开，并不表明我对这种文体有偏见。其实我对任何文体都没有偏见。一个小说作者选择他自己得心应手的文体，成功地完成他心中计划的作品，就很好了。仁秋会讲故事，他用会话体讲故事的办法，来呈现他对美国华人社会、生活的观察，是他的选择，照我看他这个选择大体上是对的。他的整个小说的所有故事都写得不错；第15章“乔迁之喜”到第19章“人生就是请客吃饭”这一串故事尤其写得好。这5章只写一顿家宴，但出场的人物不少，一共有20来人，形形色色，各有个性，每个人都写得有声有色，几个场面也写得很热闹，很有层次，这很不容易，需要作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文字功夫。这一串起伏有致的故事，高潮是几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中年人在一起大唱他们小时候唱的革命歌曲，特别是一再地唱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为“人生就是请客吃饭”的毛泽东语录歌。他们一唱再唱，不是怀旧；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在一起大唱老歌，是共同宣泄他们想要脱胎换骨而不得、或是被迫脱胎换骨的万般无奈、种种挣扎。作者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但他却能时时抽身出来做旁观者，他既投入又保持距离，一个故事正说又反说，会话体正好提供一个恰当的方式，让作者对各种观点、各种视角都给予同情的理解和呈现。

四

《请客》这部小说的一个长处，是作者对许多人情世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写了很多没有人写过的东西；他娓娓道来的一个个故事，生动有趣又有历史感、文化感。也许因为作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讲的故事便有历史感。但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有历史感、文化感，便写得出有历史感、文化感的小说来。一部小说要有真实感人的细节，才称得上是小说。林语堂先生1948年用英文写的小说《唐人街家庭》(ChinatownFamily)，也写华人洗衣工人，只是他没有什么生活体验，对华人洗衣工的历史，也缺乏了解，在他笔下，细节便不真实———他让洗衣工人整天背诵《道德经》和《论语》来表示他们的文化包袱。细节不真实，作品便肤浅。林语堂写他不熟悉的洗衣工人，结果在他的小说中读到的，不是洗衣工人的生活和感情，而是林语堂对他们高高在上的怜悯。《请客》写吴国忠妻子李秀兰家的故事，祖父李启荣是正派老实的洗衣工，去世的时候有几百名从前的顾客来参加他的葬礼，这个故事很动人，写出普通华人在艰难谋生中怎样保持自尊和赢得别人的尊敬。《请客》描写李秀兰一家的日常生活，有些细节很感人。譬如说，有一段描写李秀兰给她长年在火热的厨房炒菜而害了眼病的父亲滴眼药水，便是极有人情味的细节———再普通不过，我们却从这个细节看到一个最体贴人的女子。除了生活细节，作者也叙述了这家人的历史：李秀兰家4代移民美国，代代都是新移民，每一代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后才到美国来，一切从头学起做起，这样李秀兰一家人的相依为命，就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还有了海外华人历史的深度。吴国忠在这样的家庭里回归传统，重新学做中国人，不自卑，不怨天尤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常日子，这样有真实可信的细节的故事人物读起来才亲切有味。

细节写好了，日常生活写好了，小说才耐看。有许多用英文写美国华人生活的作家，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会写日常生活，于是专门在文化符号上做文章，写关公啦，花木兰啦，禅意啦，其实和文化、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只是讲文化符号，恐怕许多中国人都讲不过《请客》里那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洋博士秦汉唐 (HaroldKing)，他肯定比许多普通中国人要懂得更多中国传统文化。《请客》里也提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些日本人比中国人还要研究得深，懂得的多。但洋博士和日本人究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他们虽然懂得中国文化的符号，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毕竟是洋博士和日本人。一个中国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遵循中国的情义礼节，言谈举止已不像中国人，却在嘴上夸夸其谈中国文化符号，那他到底和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是一种什么关系，就成了一个疑问。

仁秋是学历史、教历史的，文化符号、历史大叙事、大历史的长远眼光等等，他自然是很熟悉的。他来写小说，难得他懂得小说艺术中细节的重要，自觉避开文化符号和历史大叙事，只用种种活泼有趣的细节来描绘日常生活和刻画人物。一个写小说的人，通常都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注意到一般人注意不到的地方。仁秋也有敏锐的观察力，而且他对他所写的题材———食物和宴席，是真的有兴趣，做过认真的研究。仁秋曾对清朝的宫廷宴席做过研究，写过一篇有关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宴请蒙古王公的英文文章，刊载在一本研究清朝历史的文集中。他对“杂碎”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和传说，也做过研究，写过一篇极有见地的考证文章《“杂碎”考》。

五

《请客》里面的绝大部分故事和细节，我都很喜欢。但并不是所有的细节我都觉得真实可信。举例来说，周强学校的教务长坎尼思在家设宴，邀请周强夫妇做客，坎尼思自己烧咖喱牛肉，不时舔一下用来烧菜的木勺子。这个舔木勺子的细节，我知道作者是用来讥刺坎尼思的粗鄙，可是我觉得难以置信。一般说来，美国大学官员多是学者出身，为人或许粗鄙，举止总还是讲究的，坐相、站相、吃相大体上文雅过得去。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做到了教务长的位子，还有当着客人的面舔木勺子的粗鄙举止。当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几十年，学校在纽约市区里面，同事见面吃饭都是上馆子，几乎没有在家里请客的，所以我没有机会观察大学同事在厨房里的举止表现。另外，我已退休多年，也许在我退休之后这许多年，世界已经有了很多变化。

我现在年纪大了，又有心脏病，不能再像青壮年时期那样精力充沛地读书写文章了。我为仁秋的《请客》写这篇序，主要是觉得这是一部写得很细致的小说。这是仁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写了很多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他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冷静而又兴致勃勃地描绘家常生活、日常人生，将他眼中所看到的人生真实用明快清爽的道地中文叙述出来。小说中虽然有不少喜剧场面，有讽刺，有幽默，但作者是极其认真诚恳的。他写人生的喜怒哀乐，感情丰富，却并不感伤。作者显然认同两位主角周强、吴国忠在不同处境中所做的同样的选择——“人生苦短，做人要有底线”，但他也冷静地暗示，周强和吴国忠所做的选择，只是在他们个人的生活中和情感世界里，才有意义。“底线”是什么，怎样守“底线”，本是现代人的困境，更是那些处于文化激荡中心的海外华人的特殊困境。作者对于这种困境的出路何在，并没有给予任何肤浅的乐观的解答，他也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答案，他只是将他的敏锐观察如实写下来。他对他自己及他的同类，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他也看到了下一代(吴国忠的儿子及周强的女儿)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困惑，对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有极深的关怀，和爱莫能助的同情与悲悯。

2006年12月29日纽约 夏志清

文：方衡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0月

　　于仁秋的小说《请客》是近年来北美华文创作的标志性成就。它风格清新，胜景迭出，同时内涵深刻，因为它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和文化关系提出问题，而并不提供轻易简单的答案；其节奏畅快，引人入胜地将读者带入问题情境，而到了小说的结局，不是戏剧冲突的解决，而是更尖锐的问题辏集，警示重重的危机。《请客》在海外华文写作中的地位，就是成功地拓展了一个与“留学生文学”迥然有别的新的创作样式或类型。

　　通常所说的“留学生文学”虽然也可以不乏洞察世界与人性的优秀之作，可是在主题、视角和感受方式上不免有严重局限，特别是人物发展的动机，往往拘泥于单一雷同的生存境遇。而《请客》努力的方向，跟艾萨克·辛格写下东城犹太人社群、君帕·勒希里写印度裔社群一样，重点是观察大社会中具体个人的性格心理在生活中如何成型，而不是留学生甚至移民生活的进退遭际。其精彩生动的人物群像和生活图卷越出了华人移民社群，像写坎尼斯、水野、吉米、希德尼，俄克拉何马或爱达荷之类地方学校主任和教授大学的风气，研究所争取经费与项目的活剧，夏令营，扶轮社，曼哈顿中城的社交等等，都远非人物和主题片面局限的“留学生文学”所能范围。在这样的格局中，所探讨的是“华人”的历史，也是“美国人”的历史。

　　《请客》是一部探讨社会文化心理的小说，可是却写得诙谐，照顾到阅读的轻快流转的效果，这得力于小说的文体策略。趣味盎然的故事，是在生动的对话中展开的。从表面上看来，这部小说没有选择先锋实验一派的走向，而且从指示情节的段落标题和时而一现的“暂且不表”、“不再赘述”来看，作者不但不想回避，还时时戏仿式地有意在全篇关摺传达传统章回小说的趣味，更提示小说布局上的传统取向。可是小说情节一展开，读者立刻进入了作者在形式上一个极大胆冒险的实验。作者采用了对话形式的框架，来调度整部小说的叙述，使得《请客》几乎可称是一部对话小说，成为小说文体上的一次难得的成功实验。对话通贯全篇，让人物一一登坛亮相过招，又通过彼此评论，不同的口吻态度，显现各人的神情气度；对话中套故事，时空穿插，当事人、旁观者，人物关系也自然展现。像吴国忠和王岚岚几番交往，一声“忠哥”，省却解释的许多笔墨。甚至足以暗示作者冷静旁观全局的隐喻性评语，“这次客没有请好”，也在周强、赵玉敏的对话中流出，让人不知不觉回到故事起首，足见作者的功力。

　　小说中另一个让人意外的地方是，几十个人物穿梭于这一世情长卷，而叩响深层主题的人物，似乎不是那一系列在职业场上奋战的成人，甚至也不是正面角色即周强赵玉敏和吴国忠李秀兰夫妇。虽然他们的故事代表了那一代华人的生活遭际，是小说的故事“主线”，可是如果小说深度的标志是人的问题情境的危机，则透过整个小说的故事发展，真正具有悲剧深度的主题，却并不是周强等人怎么生存，而是更加具有普遍性质的少年的命运。这一层面的探索，是在吴国忠最后自杀的儿子埃力克代表的一系列少年群像中进行的。

　　在整卷小说的章节分布上，孩子们所占笔墨比例并不大，但经纬之间，叙事进程的每一节目，都牵引机关，提示少年命运的主题，结果是惊心动魄。埃力克描写较为详尽外，其他孩子也写得有特点。一上来请罗森夫妇，最后的安排全是出于对杰西卡的考虑。杰西卡与席德尼老两口在一起，“不知为什么，每逢这样的欢乐时光，周强心中都隐隐有凄凉之感”，简洁而关键的一笔，为小说从热闹转入深沉哀婉定下基音。吴王对话中插入的回忆章明兄妹的故事，笔触温馨，使得对于吴国忠的心理刻画完整。再看他先前评说杰西卡“有承担”，看他跟埃力克的关系，这些地方的叙写都互相关联，形成了吴国忠的生活观念，也提供了作者态度的间接参照。

　　小说中成人活跃，可是思想和生活类型惊人地片面单调而且雷同。在“出人头地”的文化中，孩子们是父母理想的偿还和夸大。可是父母热衷半生的，对少年一代不具备道义和情感上的感染力。小说里大人们津津乐道的地方，小孩子们毫不快乐也不好奇，冲突只是没有爆发出来而已。就像对康叔叔的教训，杰西卡明确地不以为然。大人和小孩两辈人，实际上并不生活在同一种文化里。只要看到那些请客的场合，孩子们从来没有感受过向往、欢悦或满足，绝对不是下一代可以寄托“未来”的地方，就可知隐含的问题有多么严重，让人不禁要疑问父辈的奋斗对下一代究竟有多少思想资源的支持。作者用相当含蓄的方法，把读者引向这样严峻的思考，这也是“留学生文学”与新小说大为不同的志趣所在。

　　这样一部思考文化的小说，不免让人与《围城》相比较。两者在许多方面形成有益的对比。都有寓庄于谐的基调，都是从世态画入手，渐渐转入悲剧格调。同样，正如《围城》的立意根本不是写“留学生”或“知识分子”，《请客》的抱负也远不止在写留学生或新移民。而尤其契合的是，都善于对人物细节予以讽刺性的观察，抓住情景错置的境况，让人啼笑皆非而体会荒诞。正是透过情势错置的荒唐剧，小说的批判笔触直指普遍的“人”的价值观念的颠倒歪曲，指向这些人极其片面、歪曲、逼窄的生活观。小说让人渐渐看到，这群请客活动中的常客，刻薄、功利，彼此间连社交礼数都荡然无存；每次聚餐，怨谤不断。本来是周末的“随便烤肉”的聚餐，客人却要抱怨草莓“算不上稀罕”；男客一例粗俗，开口闭口“玩女士”，“富老太婆”、“老头子”；一轮轮请客，成为个人广告节目或营销活动。就是这一批人，抱持对美国文化的一知半解也对母语文化似通非通，却在喧嚷五花八门的“成就”。作者以正笔具写的主角吴国忠、李秀兰的感情故事，来对照出众人抽离了传统道义情感价值的生活，是一条失去理想的歧路。作者相信小说的力量，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去标举诊断、发布处方。“这次客没有请好”，不啻是给全书定调，隐喻整个纠缠于请客政治的观念和行动的最终失败，不是小说开始早就提示过吗？到埃力克自杀，让人倏然惊醒，是审视我们生活的时候了。

　　正如小说中内行地道娓娓道来的精馔美食，于仁秋的小说《请客》是一局丰盛的宴飨，更给人带来一连串的意外发现。前者是对华人食文化的注脚，眼睛替代口腹的享受，后者是对文学趣味、对文学阅读本身的奖励。后者是这部小说的文学地位所在，它对于海外中文写作的启发，将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