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泽娜
于丹女士在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庄子》心得，在全国上下掀起一阵“于丹热”。历代讲《论语》、《庄子》的专家、学者为数不少，但像于丹这样引起如此广泛影响者，几乎前所未有。不论批评也好、赞扬也好，都在证明于丹所引起的关注度数值之高。在此笔者无意评述于丹讲座的贴切度究竟如何，更不愿跟风指摘于丹讲座之瑕疵，只想就“于丹热”这一文化现象本身，作一个文化社会学的解读。
首先，于丹对传统典籍的解读为什么会“热”？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切中现代人心灵深处的精神需要。在世界历史的演绎中，人类心灵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成长阶段。原始社会，由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还非常低下，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人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和崇拜。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理性的膨胀，人对神秘力量的信仰和畏惧渐渐消退，也不再臣服于自然，人勇往无前，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开始变成可能、甚至变成事实。人为自身的潜力所惊讶、欣喜，却也渐渐为世界可能出现的失控感到恐惧。在人类的童年，人们有神话、有信仰，因为信仰所以有敬畏，因为敬畏所以有自觉的自我约束、有精神的寄托、有庇护的绿荫。而在现代，人们却觉得异常孤独。虽然在现代激烈竞争中有许多宣泄的方式，但直观外在的释放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人们内心深处的无助和迷茫。因此，人们急切需要一种类似宗教情感、宗教信仰的信念和体验。于丹对古代经典的解释强调心灵自足的向度，又结合当代人的心理状况循循劝导，因此像一剂心灵鸡汤，让许多人喝得很舒服、很畅快。所以“于丹热”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相当广阔的需求土壤。
第二，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和渴求得到满足。悠久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归属感的根基所在。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传统文化都有一种天然的亲切和向往之情。但近代以来，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和饱受欺凌，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学习西方热情高涨的同时，也令传统文化屡受重创、最后“花果飘零”（新儒家语）。对大众来说，传统文化处于渐行渐远的状态。但即使如此，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之心、自豪之情———只是因为自身成长过程中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自己面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时有心无力、不知从何入手。而于丹对传统典籍的解读通俗易懂、形象生动，一方面消除了人们对经典的畏难心理、在轻松中了解传统文化；一方面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难得专注地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并自觉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于丹讲座之于大众，恰如久旱逢甘露一般。
但在“于丹热”的背后，也折射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反映出现代人的思想惰性。于丹的成功，得益于她的讲授方式通俗易懂，将趣味性和时代性融入其中，更易于引起受众的共鸣。加上前述原因的推动，于是人们很自觉地、甚至奔走相告地去享用这场久违的、传统文化的盛宴。在听了《论语》之后，等着听《庄子》、听再下一部经典的心得……却很少有人会在于丹的带动下，自己去读经典、悟经典，去塑造一个自己理解的圣贤形象、去提炼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体会和启发。这其中反映出了不少现代人的思想惰性，一种空虚、浮躁和功利心理综合作用的现代病：不愿思考、不愿用功，以忙碌为借口，只希望别人把菜肴做好放在自己面前，然后自己评价一句可不可口，如此而已。满足于快餐文化，是不能真正解决人内心的精神自足的需要的。
第二，反映出此前我们的传统典籍普及工作做得非常不够。很久以前，传统典籍是私塾必读书目，是最重要的、贯穿人们读书生活的教材。但随着传统文化在国人的生活中日渐淡出，传统典籍也被束之高阁，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研究的对象。于丹对《论语》、《庄子》的解读，尽管不入专家学者的眼，但仍然引起极大轰动，这至少说明，典籍不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事，而是人民大众的事；应该用人民大众最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述，而不是几个专家学者之间的自娱自乐（套用易中天的话）。人们对于丹的追捧，恰好是我们传统典籍普及工作缺失的一个侧面的体现。应该好好思考：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普及传统典籍文化？怎样对隐含在典籍中的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让它重新焕发生命力？
第三，反映出大众对典籍的助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典籍普及的第一阶段，是要唤起大众的关注和兴趣，那么于丹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这一阶段出现的种种批评，从积极的方面看，也是人们对典籍的解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呼唤典籍普及第二阶段的到来，那就是：要求对典籍的理解有所提升。在这个阶段，一方面要求普及工作者自身需要更严谨、更扎实的学风和准备；一方面也要求专家、学者指点有益的典籍注解资料，以供人们自行阅读和理解。
理性看待“于丹热”，正视“于丹热”现象折射出的问题，从而采取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案、推进传统文化的当代继承与创新，正是这篇文化社会学分析之所冀。
[转自海峡中文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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