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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合并的风潮中，H大成为一所规模巨大的大学。新任校长何季洲宏图大志，决心要把H大建成国际一流的学校。为此，他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代价，建设五星级教学楼、申报博士点、引进明星、投巨资做广告，以期打造学校的知名度，把学校拖上一辆高速奔跑的战车。但是这样的“勇于开拓”带来了一系列弊端，教学秩序被打乱，弄虚作假成风，教学和科研质量下降；学校的日常工作也演变成官场的争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作品描述了当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极其复杂、值得关注的现象，具有相当普遍的启示意义，读来令人回味和深思。这是一部以高扬的人文立场，以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格勇气，尖锐地进行社会现实批判的佳作。作品紧贴现实，对当前中国高校贪大求全的形式主义，不择手段的“申博”风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在《新世纪中国小说及其未来走向》一文中，我曾经对当前中国小说社会批判意识越来越淡化的趋势表示担忧，指出:“一些作品具有人性的批判，却缺少社会历史的批判；一些作品只有文化批判的姿态，却缺乏深刻的批判实质，给人一种与现实的挂空感；一些作品在内在精神上给人一种中产阶级的自足感、幸福感、欣慰感，却缺乏那种与民族命运相连接的疼痛感。”为此，几年来我一直充满着对那种沉重阅读的心理期待。正是在这种背景心理下我读到了汤吉夫先生的长篇小说《大学纪事》，深为小说所揭示的当前大学教育中有违教学规律、办学宗旨的浮夸风而震撼，也为作者对中国教育及民族未来的深切忧患而感动。这是一部以高扬的人文立场，以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格勇气，尖锐地进行社会现实批判的佳作。当直面发生在中国高校的种种荒谬现实的时候，作者的心似乎在颤栗，作为读者的我们的心也在疼痛。

    《大学纪事》紧贴现实，对当前中国高校贪大求全的形式主义，不择手段的“申博”风的揭露和批判，其题材和主题都有一定的“时事性”。时事性或者迫近的现实感，对于以追求更长的生命力为使命的小说创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稍一不慎，就会成为另一种面貌的概念化写作。但是《大学纪事》却能将时事性与历史深度，将言说的勇气与叙事的精到，将问题的尖锐与美学的高度结合起来。这与作者汤吉夫的自身优势有关，他曾经多年担任一所高校的校长，后又主持中国小说学会工作多年，作家、教授、学者、领导……不仅丰富了他的学校生活经历，也大大开拓了他从教育、行政到全国性文化场阈的社会生活眼界。正是这种人生经验的优势，思想、生活视野的优势，成就了《大学纪事》的创作。

    何季洲是《大学纪事》奉献给当代中国文坛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独异的典型形象。就其深度来说，他是以“家族文化”、“官本位”、“等级制”为核心的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留给当代中国的一份丑陋的遗产，爷爷的遗嘱包含了太多的社会人生体验，也积淀了极为丰富的中国思想文化信息。就其广度来说，他又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官场、民间得到广泛认可的“政绩”文化的产物。当官要有政绩，凭政绩以考核官员的能绩，决定他们的升迁，本来是社会政治观念的一大进步。但在当代中国，许多动机良好的政策口号，都会为那些谋私者所利用。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水平的并校措施、博士制度，成为“五八”式的教育大跃进。国家合理的方针政策，如此的荒腔走板，端赖无数个何季洲这样的“当代英雄”。

    在长篇小说叙事艺术上，《大学纪事》也颇具特点，为当代中国长篇小说艺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首先，是作者基本退居幕后，让书中人物充当显在的叙述人，它就是校长办公室主任卢放飞。在何季洲校长、书记一肩挑的情况下，卢放飞在很长时间内，是H大学最接近他的人，成为了学校的“神经中枢”，了解学校决策内情最多，也最易感受堂皇外表下他的本来面目。如果卢放飞是一个趋炎附势，私欲很重的人，正可藉此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但他却是一个专业出身的正直的青年学者，他的观察与感受也顺理成章成为读者认识何季洲的一面镜子。其次，是反讽与幽默成为《大学纪事》叙事的突出风格。在小说中，汤吉夫不扭捏作态，故作严肃状，常有大俗大荤之语，直刺人物或事象的本质。但是，《大学纪事》最突出的幽默与反讽，却在于对于一种复调式的戏剧氛围的营造。一般来说，悲剧和喜剧属于不同的美学范畴，它们的最高境界是悲中有喜或喜中见悲，但它们的基本范畴，仍是喜剧或悲剧，不可能同时呈现。但在《大学纪事》中，在同一场景中，他们却以自己各自的本质形态呈现出来，形成尖利的反讽效果。如在海南高教改革高端论坛上，面对一片浮华之声，盛霖仗义执言，坦言本校改革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本来是要引起与会代表的重视和讨论，扭转一边倒的浮夸会风，但他的发言，却如石子入深潭，重拳击棉堆，丝毫无人接招，对他来说，愿望和效果反差如此之大，绝对是一场悲剧。全书最后H大学庆祝晚会，何季洲以“四大喜事”煽起了全场师生的狂热，觥筹交错，欢呼声不断，更像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在这两个情境中，喜剧是构成悲剧的主要条件，喜剧越热烈，盛霖和卢放飞的悲剧感就越强烈，失败感也就愈深，内心的痛苦也愈强。按照鲁迅先生给悲剧、喜剧的有名定义，悲剧在这里撕碎的是人物的尊严、人格及对国家民族未来的理性思考和忧患意识，喜剧展示的是高校教育中贪大求全的形式主义，非理性思潮。两者并存，达到的是强烈的反讽效应，令人震惊的艺术力量。

（文：李星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2月）

文：孟繁华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3月

“院校合并”是大学教育的一大景观，从实施至今一直是大学谈论的重要话题。“合并”的是非曲直利弊得失也一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合并”打造了大学的超级“航母”。当我们在全球大学排名不能名列前茅的时候，试图以办学规模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也不失为一个勉为其难的策略。“合并”的规模不止在于在校学生数字的激增，同时还伴有当权者莫名的冲动、兴奋、诺言、畅想或悲喜交加、前程未卜。于是，“合并”后的大学更像是一个惊慌失措的暴富者，不知以什么样的形象面世。在慌不择路之际，就像急于跨进现代的欠发达国家强烈表达自己“现代”的欲望一样，以贷款的形式开展的大规模校园建设蔚为大观，大学也因大楼“旧貌换新颜”。尽管教学质量依旧、教学秩序混乱、校内问题重重危机四伏，但对未来的想象淹没了现实危机，当权者仍然在憧憬或不能兑现的诺言中巧舌如簧。这是汤吉夫长篇小说《大学纪事》故事发生的基本背景。

Ｈ大学是以一个师范院为主体合并的大学。原师院的政治系主任何季洲被任命为大学校长，不久又被任命为书记兼校长。他在“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思想的指导下大展宏图，要“五年进入国内一流，十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志向不能说不高远，胆识不能说不过人。但是，一个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合并的大学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谈何容易。但何校长并不仅仅是一个空想家，在他看来一切都事在人为。他指示下属说：“我们师资力量不足，博士嘛可以引进一点，专家嘛也可以调过来，条件可以商量；不能调来的，我们可以花钱买他的署名权，他的科研成果发表时，署上Ｈ大的名字就行，我们出钱就是了。”他还抱怨说：“最要命的是我们的人不懂公关，今天是什么时代？你又穷又横，谱摆得跟大爷似的，哪个肯买你的账？评委是要经常联络的，要经常到人家家里看看，重要评委，我们校领导可以亲自去，要让人家感动。”在何校长的引导下，Ｈ大面貌果然焕然一新。不仅引进了德国地球物理专家海伦娜，引进了国内知名作家麦子，而且拿到了教授审批权，校内教授从５０多一下猛增到３００多，以何校长为带头人的政治学专业也拿下了博士点。他要五年之内创建２０个博士点、１００个硕士点，同时还要搞好校办企业，推动教育产业化的发展，五年以内，Ｈ大教工的平均收入要达到年薪８万元。要建造五星级的学生公寓，建造有五百地下停车位的教学大楼、用１０００万买下两辆列车的命名权……何校长的豪情壮志和为Ｈ大描绘的美妙前景激动人心，而且何校长正一步步稳扎稳打地实现或接近他的目标。

但是，在Ｈ大盛世繁华的背后，潜伏着致命的危机：申请博士点破坏了教学秩序、因实验室的无望海伦娜愤然离去、阿古教授涉嫌剽窃、作家麦子只对女同学感兴趣、学校基础设施因年久失修终酿成大祸……但这都不重要，在宴请学校中层干部的宴会上，何校长依然春风满面地向他的下属宣布着Ｈ大的无数喜讯，当然也是他的丰功伟绩。在小说结尾处，Ｈ大正在度过一个不眠的夜晚，灯红酒绿中人们击掌相庆。Ｈ大就在这样的谎言和虚假繁荣中过着美好的日子，而且还将继续下去。

Ｈ大不是没有人发现问题，也不是没有仗义执言正直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权力过于集中的何校长那里，他的意志就是学校的意志，他专横跋扈一言九鼎。大学在他那里就是官场，就是权力关系和个人意志。他改写了“大学”的全部含义。即便是有盛副校长这样坚持正义、正直的大学管理者或知识分子，但面对何校长这样的当权者，他的锋芒也如入“无物之阵”。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学术殿堂”、“学者的圣地”、“社会的灯塔”，“精神的堡垒”等等，即便多少有些贬义的“象牙塔”，也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大学自觉边缘于社会、将这一社会机构变成一个自治性，始终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以抗拒社会的干扰或干预。在象牙塔中，学者拒绝非学术性的活动，他们营造的是学术堡垒或精神家园。即便与外界发生联系，学者也是以“旁观者”或“批判者”的姿态出现，他们不为世事沉浮或世风代变所动，只坚持学者的精神信念和行为方式。当然，时代的发展不再允许学者沉溺于象牙塔而对世事不闻不问。特别在中国，百年来风云变幻的时代环境，迫使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去参与社会事务，去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这也造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做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热情。尽管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这种参与同何季洲式的专断、追风、没有独立精神和思考能力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大学的危机，就在于是何季洲这样的当权者和他们的思想在掌控大学。如果是这样，大学培育出的就只能是短视的功利主义者、实利主义者，而不是知识分子。

法国学者朱利安·本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曾引用莱努维尔的一句话：“世界为缺乏那种超越真实的信仰而苦恼。”信仰是超越真实而存在的，信仰与现实的一切利益、功利无关，它像太阳一样照耀温暖人的心灵，像雨露一样浇灌抚慰人的精神世界。何季洲没有信仰，他是一个十足的功利主义者。当然，作家在处理这个人物的时候，并没有将他脸谱化或塑造成一个僵硬的事务主义者。他也有不足与外人道的内心隐痛，也有个人私密的情感生活。他好大喜功，出访国外看脱衣舞或与大学旧情人信誓旦旦等，在今天也不属于道德或品质问题。如果他是个普通教师可另当别论，但他是一校之长，是决定大学现实与未来命运的决策者。如果他将个人的趣味或意志凌驾于大学精神之上，那么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相对而言，盛霖副校长关于申博、关于大学办学规律、关于评估标准的一些想法，可能要更切合当下大学的实际。但是，这个敢于说出真话的管理者显然是违时的，他不受欢迎是可以预料和想象的。朱利安·本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指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整个人类已经世俗化了”。法国作家、批评家爱迪安勃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本达的分析可以说无懈可击，这种世俗化的道路“是日耳曼文化的胜利、希腊文明的破灭”。如果牵强比附的话，今天的Ｈ大学就是校长何季洲的胜利、副校长盛霖的破灭。  

汤吉夫先生长期在大学任教，他对大学生活的变迁感同身受。他曾长久地关注过这个群体，对当下大学中知识分子的认识入木三分。他的《地铁里的故事》、《苏联鳕鱼》、《旋涡》、《宝贝儿》、《上海阿江》等作品，将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描绘得淋漓尽致生动无比。这个阶层精神的萎缩和人格弱点自然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现行的大学体制是造成这种精神面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阿古教授、卢放飞主任、麦子院长以及小林这样大学教师和管理者，几乎在所有的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大学的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大学纪事》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它将引起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关注是完全可以意料的。

文：李运抟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4期

　　解放前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后来成了教育界名言。作为知识园地和社会思想库，高等学府决不仅是堂皇建筑与良好设备，而须众多学识丰富并有人格力量的专家学者。名校更需大师支撑。当年战火中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非常艰苦，由于集中了一批著名学者，才使众多学子得以成才。也正是为人师表者众多，大学校园便被视为能抗拒世俗污染的社会“净土”。然而众所周知，现在的大学已与理想中的“净土”颇有距离，高等学府并非世外桃源。
　　汤吉夫先生的长篇小说《大学纪事》，描述的就是“净土”中的种种荒诞画图。作者长期在高校教书，以前也写过不少较出色的高校题材小说，而《大学纪事》较作者以往同类作品，则视野和深度都有拓展。这部充满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力作，无疑呈现了不少醒目的审美特征:如大量的写实化描述，都颇为精细生动;如人物刻画，既有典型性又避免了脸谱化;而特别注意环境与人物的互为关系，则使小说中的诸多人物不仅栩栩如生也真实可信。此外，作者还在写实化情节结构中纳入了意识流手法，以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活动。但我觉得《大学纪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可以称为当今中国高校的一面时代镜子。《大学纪事》集中于高校的政治格局、权力运作、人事关系和学术状况，由此而审视知识群体的官场气息、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和人格裂变，就有高屋建瓴的开阔视野，也抓住了矛盾实质。《大学纪事》解剖的是一所H大，我们却能窥斑见豹看到中国高等学府的普遍问题。从这种意义讲，《大学纪事》既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关于当今中国大学状况的“社会学报告”。
　　
　　一、高校的“官本位”
　　
　　《大学纪事》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是何季洲。H大的这位校长，几乎可以称为知识界的枭雄。何季洲在院校合并中以师范学院政治系主任身份出任H大校长，如此资历一跃为校长，当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由此也可见其官场手腕。飞黄腾达之后，何季洲踌躇满志甚至是野心勃勃，国内一流大学已经看不上眼，而要直奔国际一流大学目标。这就要出“政绩”，于是何季洲不顾客观条件而大搞“政绩工程”:申报博士点不惜代价，为建五星级教学楼到处筹钱。如果说其魄力、眼光、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甚至不择手段的种种表现，都和其个人作风和个人品行有关，那么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更和特定时代环境和特定社会体制相连。没有适宜的土壤，何季洲再有本事也无奈。而这种土壤中最值得注意的特征便是权力本位意识。何季洲在具体办事过程中能够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俨然H大一最高家长，显然与高校的权力本位意识有关。对H大权力本位意识的揭示，是《大学纪事》给我们的首要启示。
　　何季洲们的追逐权力，其所作所为就明显具有蔡元培批评的“作官”特征。事实上《大学纪事》描述的院校合并中的“官本位”意识具有相当普遍性，现实中早有过种种表演。院校合并就意味着干部减少，谁上谁下就出现了不少故事。以致有些院校合并拖泥带水甚至难产。别说校领导职位惹人眼红，为个系主任也有争得反目成仇。何季洲能在院校合并中以师范学院政治系主任身份出任H大校长，其实并非偶然。何季洲年轻时就立志“作官”，甚至为此牺牲了爱情。也因此，当何季洲的博士生阿黄嫖娼事发后，被何季洲狠狠的打了两个耳光，并且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要当官，一是不能贪财，二是不近女色。而且何季洲这种新时代的校长还有特殊的权力把握。这就是“一肩挑”。通常理解中，党委书记是管政治思想工作，校长则管行政与业务，如此，书记就是没专业的“外行”，校长一般是不太懂政治思想的学者。何季洲这种校长和书记“一肩挑”，当然就大权在握。
　　官本位意识和权力本位的现实，在H大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结果就是何季洲的“一言堂”和家长制管理，就是一系列荒诞现象的出现。为了“政绩工程”早日实现，何季洲可以借汇泉集团有限股份公司的名义公然违反财经制度。而分管财务工作的副校长陈冬至则寸步难行，最终还落个受贿的下场;主持正道、实事求是的盛霖副校长成为被人讽刺的“神经病”;只是因为剩下的指标没法退回去，何季洲可以给自己开车的姜师傅评为副教授，姜师傅还获得了“替校长担点困难”美名。海伦娜严肃认真的研究作风，却被视为不明事理、刻板讨嫌。当她将曹天池(只想混张文凭)除名后，心胸狭窄的曹天池竟然持刀行凶刺伤海伦娜，而海伦娜也遭到提前解聘的处理。阿满这样要求严格的女教师，不仅遭到学生的无理取闹，也导致领导们的不满。校办这个具体实施校长们意愿的重要部门，不仅变成了传播学校各种消息的地方，也成为培养见风使舵的奴才和官僚政客的温室。如阿黄，基本就成为何季洲的“家奴”。卢放飞是作家笔下最有理想的人物，他同情陈冬至副校长，愿意站在盛副校长立场，但又无法摆脱何季洲的束缚，当还不懂趋利避害的他想在校长们之间充当斡旋者角色时，这个年轻知识分子便在H大没了立席之地。
　　官本位意识在H大已经形成一种明目张胆的潜规则。这种权力本位的潜规则绝非H大独有。H大只是一个标本。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谈到教育系统官冗问题时，曾以中国某大学为例，指出该校80年代中期光副校长就有7个，在职处级干部有270多名。可见官冗在大学早已存在。官本位不仅造成人浮于事和争权夺利。更为严重的还导致了“怕官心理”。我辈学人聊起“学者做官”，都提到过大学的一种现象:面对基层干部，教师还可视年龄而叫“老某”或“小某”。但面对中层干部，则多以头衔称呼。至于校级领导，则几乎必须喊“某校长”或“某书记”。这已成为下意识。大学里的这种现象实在很灭读书人志气。说到底还是畏惧权势。
　　
　　二、权力的诱惑
　　
　　“官本位”意识的根本，当然还是权力的魅力。握有权力就意味着种种实际利益。
　　《大学纪事》中为权力所诱惑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两个典型人物特别耐人寻味:
　　一是阿古院长。阿古本来是个能力有限的本分人，虽然学问做得不好，但至少能胜任基本的教学任务，甚至还可以当一个比较好的教书匠。但一旦坐上了院长位置，权力立刻使他的欲望膨胀起来，就像他在妻子面前炫耀的，自己坐飞机就像打的，充满成功人士的得意。也因为依恋权力，希望在院长位置坐得更稳，他便想当个哪怕是滥竽充数的教授。为此，竟然剽窃小林和老林的成果。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原本想打官司的小林和老林，也被金钱和权力所收买和驯服。权力诱惑已经使阿古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完全丧失。
　　物理学院的阿修院长也是个被权力彻底诱惑了的悲剧人物。文革中的阿修其实是个有心理缺陷的人物，原本也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人。后来则被各种头衔所捆绑。特别是当了院长后，便只是想着如何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幸福。追求阿满遭失败后，他又异想天开的想和海伦娜“发生关系”，还以为肯定“性解放”的海伦娜会顺理成章的接受他，哪知海伦娜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遭到海伦娜的拒绝后，阿修院长虽然失望，但并不很生气。然而后来却做出了恶意中伤的小人动作。
　　小说中的著名作家麦子也值得一提。麦子这种人说不上很坏，甚至还是有些文人的正直和义气，但应聘为H大文学院院长后，同样受到权力的污染，他竟然将H大视为寻花问柳的福地。事实上他也是这样行动的。麦子的风流可以说是文人的浪漫和无行，但显而易见，这种浪漫和无行也是依靠了权力的作用。
　　大学中有种权力现象最为复杂，这就是“学术权力化”。近年议论纷纷的学术腐败，不少猫腻就是由权力所导致。只是表现得比较隐蔽，发生了也难处理。当“学术权威”掌握着评职称、评课题、评奖等大权，如果缺乏公心变成任人唯亲飞扬跋扈的“权威”时，学术腐败必然出现。但明知不公，处理起来却非常棘手。这也是人们开始呼唤“学术立法”的原因。“学术权力化”的危害极大，因为破坏了大学赖以立足的学术风气。如阿古院长剽窃小林和老林的成果后，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平稳过关，就是靠了权力庇护。
　　三、独立人格的丧失
　　
　　陈寅恪曾经提倡“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学术品格，这一观点后来常常被人们引用。其实“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品格不仅仅限于学术方面，而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思想。但在官本位意识和权力诱惑之下，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往往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大学纪事》的又一思想价值。
　　谈论这个思想价值，我想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历史背景来认识。
　　众所周知，在早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创作中，如《人啊，人!》、《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寂无声》、《干校六记》、《牛棚小品》、《灵与肉》和《绿化树》等，都描述了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由此塑造了两种人物类型:一类是迎合极左政治的丧失独立人格者;另一类则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也能抗拒俗流、不屈高压的人格独立者。于是，我们在《天云山传奇》中读到了吴遥的投机和卑劣，看到了罗群和冯晴岚的不屈和挺拔;在《人啊，人!》、《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和《北国草》中也看到了人性的裂变，看到了迎合者和抗争者。而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所揭示知识分子深重的自卑意识则更耐人寻味。小说中父亲的自卑，既是极左政治运动的打击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奴在心里”的文化意识。当政治运动以践踏人道、扭曲人性为代价甚至以此为必然时，当丰富人性被简化为“阶级性”而阶级斗争演变成为你死我活的残酷对抗时，不仅其目的值得怀疑，而且确实造成了知识分缺乏独立人格的严重后果。
　　尽管在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奴在心里的愚昧者和“好人受难”、“忠良蒙冤”的故事中，二元对立的描述模式比较流行，不少作品的历史反思还存在概念化问题，但关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的人格和人性表现，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一种相当有力的检测。
　　《大学纪事》描述的是告别了极左政治运动和残酷阶级斗争的时代，但我们不难发现在新时代的H大中，同样存在知识分子人性扭曲和人格丧失的普遍问题。比如阿黄尽管是何季洲的博士生，但事实上已经变成唯何季洲而是的诚惶诚恐的奴才。凡何季洲的指示，无论对错，阿黄都无条件照办，甚至堕落为告密者。阿黄嫖娼当然不应该，但何季洲可以像老子打儿子似打阿黄的耳光，可见阿黄在何季洲眼里早已经没有独立人格可言。如果说阿黄的丧失人格与其是何季洲的弟子身份有关，那么作为副校长的陈冬至的处处受阻和寸步难行，事实上也不仅是权力的丧失，其人格独立同样也被完全剥夺，至少是受到严重束缚。至于阿古院长和阿修院长，作为何季洲的亲信，在何的专横跋扈的下，当然也毫无独立人格可言。而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物如盛霖、卢放飞、海伦娜和阿满等，最后的命运都不好，不是被排挤，被讽刺为“神经病”，就是遭到提前解聘。这就同样反映出H大是难以容忍知识分子保持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时代完全不同，知识分子却还是难以保持独立人格，确实发人深思。
　　夏中义曾出过一本关于“学统”与“道统”关系的书，即《九谒先哲书——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黎明通知》。这部剖析中国知识分子人格表现的著作，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和王瑶九位学人在“学统”与“道统”方面的各种表现，进行了个体分析和综合归纳。该书目的，主要就是希望中国学人以史为鉴，能坚守不为权势左右的独立意识的学术道路。而如前所说，知识分子要坚持学术独立，首先就要做个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人格，事实上也很难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比如鲁迅，其文学成就的杰出就与其具有独立人格密切相关。
　　前几年，当代欧美世界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教授访问中国时，《读书》杂志社出面举办了座谈会。德里达与部分中国学者的座谈，后由杜小真教授根据录音整理出来，这就是发表在2001年第12期《读书》的头条文章《大学、人文学科与民主》。座谈中，德里达特别强调了大学的“自主”和“绝对独立”，这种相对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独立自主，落到根本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无条件的追求真理”。德里达指出，这种独立自主和追求真理，不仅始于告别中世纪大学教育模式的现代大学——即从19世纪初按洪堡新人文主义建立的德国柏林大学开始，而且现在的电子网络时代更加需要。德里达还指出:大学的“Professin”，不仅仅只是职业、志业的意思，还包含着“信仰义务”、“责任”、“诺言”等具有“行动性”的涵义。我想知识分子无论治学还是作官，德里达所说的无条件追求真理是值得提倡的。
　　总之，《大学纪事》所描述的种种荒诞画图，不仅能引起我们对当今中国高校状况的思考，而且更能引起我们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道德和人格状况的反思。
　　
　　李运抟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陈骏涛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4期

　　近距离地介入现实，这是许多长篇小说作者所竭力避讳的，他们宁愿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也不愿直接地介入现实。有些作者虽则不予避讳，但采取的却是一种迂回曲折的策略，对现实进行旁敲侧击。这都有一定的道理。写什么，怎样写，这是创作者个体的选择，创作者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这都无可厚非。然而，长篇小说《大学纪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的作者汤吉夫却不理会这些，他的小说偏偏是正面介入现实的，而且距离是如此之近。这部小说的篇幅并不很大（约二十万字），但揭示的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今中国大学的办学思想、办学路线问题。这个问题的尖锐性是不言自明的。
　　近些年来，大学里兴起了一股扩并之风：专科升本科，学院变大学，几所小学校绑起来就是一所大学校，名牌大学兼并了一些专业院校成为规模庞大的超级大学……从整合资源、提升水平、打造品牌、扩大影响来看，大学的扩并并非没有必要，但它的副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助长了一种虚夸之风，一种浮躁之气。一些本来家底很薄的学校，不是把力气花在打造基础、培养人才、提高教学科研的水平和质量上，而要不自量力地去赶超“国内一流”，甚至“国际一流”。小说中的Ｈ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学校。这所大学的前身是历史不长的师范学院，在合并大潮中，吃掉了两所学院和三所专科学校，摇身一变，成了如今的Ｈ大学。但校长何季洲却提出了一系列违背实际，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办学思想理念，什么要“争创二十个博士点、一百个硕士点，争创国际一流”，什么“小舢板捆起来就是巡洋舰”，什么“先拿点再长学问，先上马后配鞍”，什么要“推动教育产业化的发展，五年以内，Ｈ大教工的平均收入要达到年薪八万元”……完全不顾Ｈ大学的基础和条件，虚夸海口，造假追大，硬是把自己绑在“大跃进”的战车上。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像Ｈ大这样的办学思想理念决非个例，而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就像小说中的盛霖副校长到海南参加一个高校发展战略研讨会议上所见到的那样：
　　开幕式之后，上午有五个校长发言……五个人个个都要创建‘国际一流’，那手段，比如不惜重金从外单位挖人啊，从国外引进人才啊，比如，申博或争一级学科啊，比如三年积累、五年跨越、八年赶超国内一流、十年进入世界五百强啊，怎么听怎么像他所熟悉的何季洲。他不明白，既没有培训，又没有红头文件指挥，天南海北的大学校长们都是一种思路，并且都用同一种腔调说话，你说怪不怪？
　　如此近距离地、尖锐地揭示当今大学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这是需要有点胆识的。这种胆识来自于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作者在高校工作了三十年，他是大学的教授，也担任过大学的领导职务，他深知要办好一所大学，一定要靠脚踏实地的艰苦工作，而不是靠何季洲那样吹牛放炮就能凑效的。他亲身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深受其害，决不希望1958年的虚假浮夸之风在今天的大学里重演。他生性是个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人，对这个关乎培养人才的千秋大业，怀有一种天然的责任心，试图通过《大学纪事》来揭示今天大学里所存在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问题，借以寄托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深邃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纪事》的确可以说是一部“思想者的小说”（卢翎：《思想者的小说》），汤吉夫是一个既充满着激情，又不失理性精神的思想型的作家。
　　当然，作为一个有着三四十年文学创作经验的老作家，汤吉夫也熟谙创作的规律，他不是用小说中的生活和人物来图解某一种思想理念，而是让生活和人物以原生态的面目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在引人入胜的阅读中，领悟真理和谬误，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如果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汤吉夫是一个有思想深度的作家（这对于当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品思想深度的创作界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他又是一个尊重创作规律的作家，他决不让这种思想深度凌驾于生活和人物之上，而是让生活和人物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运行，让读者在阅读中自然而然领悟到这种深度。
　　对于长篇小说，尤其是对于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来说，一般认为，衡量其艺术成就的第一要素，是看它创造的主要人物形象是否成功。古往今来的那些文学名著，无不是以创造了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而流传于世的。《大学纪事》里的主要人物形象大致有近十个，不能说个个都很成功，但应该说多数是成功或基本成功的，起码可以说是个性鲜明、生动可感的。
　　拿这部小说的“一号”人物何季洲来说，就是当代长篇小说人物画廊里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李星先生说得好：“何季洲是《大学纪事》奉献给当代文坛的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独异的典型形象。就其深度来说，他是以‘家族文化’、‘官本位’、‘等级制’为核心的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留给当代中国的一份丑陋的遗产。……就其广度来说，他又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官场、民间得到广泛认可的‘政绩’文化的产物。”（李星：《大学纪事•序》）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简单化地把何季洲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而是写出了他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何季洲是苦孩子出身，从小就失去爹妈，是退伍军人的爷爷把他一手拉扯大的。他秉承爷爷临终的遗嘱，从小就肯吃苦，年青的时候就立誓不近女色，不贪钱财，严于律己，一门心思地想出人头第。当上Ｈ大的一把手后，更是志得意满，野心勃勃，一心想搞大政绩，以积聚资本，继续往上爬。他虽然立誓不近女色，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个心仪的对象——彭尼，一个大学时代才貌双全的女性。为了向上爬，他割舍了这一人世的欲念，但并没能斩断对她的情思，在他成家立业有年之后，仍然与彭尼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彭尼离开了人世，他心痛欲绝，但一旦想到他的“事业”，就又打起精神，忘我地投入了。何季洲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政客——野心家形象，而不是一般化的、脸谱化的反派角色。
　　作为这部小说的主要叙述者之一的卢放飞，也是《大学纪事》奉献给读者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如果说何季洲是一个政治型的人物，那么卢放飞则是一个知识型的人物，他虽然肩负着的校办主任的职务，但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有责任感的正派的知识分子。卢放飞是何季洲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开始时对何季洲的确是既感恩又崇拜的，但逐渐便对何季洲所推行的那一整套办学思想理念产生了怀疑，对何季洲的好大喜功、专横跋扈、排斥异己的思想作风有所抵触，这就很自然地慢慢失去了何季洲对他的信任。他的良知使他在感情上与何季洲拉开了距离，并向陈冬至和盛霖两位副校长倾斜，但作为校办主任，又不敢违拗校长的意旨。他内在性格的这种软弱性，使他始终是处在一种战战兢兢、矛盾痛苦的状态中。妻子远赴异国，并公然以与异国男子的泳装照挑衅丈夫，夫妻关系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感情生活的缺失，又在他的软弱性格上添加了忧郁感伤的色彩。他与德国女学者海伦娜，起始只是工作上的关系，从敬佩海伦娜的认真执著、坦诚真挚，到对她感情上开始有了一点依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小说结束的时候，海伦娜与他的“话别”，特别是临别时“海伦娜突然奔袭而来，猛地拥抱卢放飞”的举动，给这一对正直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大学纪事》里的其他几个人物形象，如陈冬至、盛霖、海伦娜、麦子、阿古、阿满、阿黄等，除了麦子、阿黄这两个人物窃以为略嫌夸张，因而多少有些失真以外，大多都是性格各异，不可替代的。一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能够给人留下这么一些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说明了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力和文学表现功力决非寻常之辈！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纪事》展示的也可以说是大学的一曲悲歌：勤勤恳恳、一心为公的陈冬至副校长，由于中了何季洲设计的圈套不仅丢了官职，还被判了罪；在办学思想上与何季洲明显相左但又无力回天的盛霖副校长，虽然暂时保住了位置，但其命运也汲汲可危，随时都可能遭到清洗；卢放飞由于思想感情上与何季洲的疏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冷遇，于是他主动请辞；海伦娜由于坚执申博条件尚未成熟的意见，何季洲一直疏远她，终于导致海伦娜的返国；连何季洲本人亲自以重金聘请来的文学院院长麦子，也由于为海伦娜说了几句公道话，何季洲便恼羞成怒……所有与何季洲不和，对何季洲不从者，统统受到排挤、遭到冷遇，而对何季洲顺从者，哪怕是个不学无术、擅长吹牛拍马的小人如阿黄，何季洲也给予提拔重用，直至让他代管属于陈冬至副校长份内的工作。这不是大学的悲歌是什么？《大学纪事》正是以这样一曲悲歌促人深省，启人深思。
　　诚然，这可能只是作者试图全景性地表现当代大学教育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的第一部，书中的主要人物，如何季洲、卢放飞等都还没有走完他们应走的历程，许多地方都还留着伏笔，读者在阅读中所不满足者，也许正是有待于作者在下两部中展开描写的。以汤吉夫的创作准备和创作实力，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后两部小说寄予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