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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守新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4期

　　一
　　
　　大学的变革，与大学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悸动，是汤吉夫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其最早的作品，可追溯到1981年的短篇小说《希望》；最近的作品，则是2007年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学纪事》。在这二十六年中，汤吉夫对大学/知识分子的想象和叙述，在思考重心和情感态度上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经几度调整转折。因此，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大学纪事》的写作动机和意义，我们无妨在进入正式讨论前，先对他的大学叙事谱系稍做历史性的回顾。
　　在1980年代，高校高层管理者(“领导”)所推行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是他的主要观察对象、角度和层面。其时，“文革”虽然给中国社会造成了遍体鳞伤的灾难性后果，但“新时期”的到来，无疑使作家对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前景充满热切的想象和乐观的自信。而大学现代化的“希望”，在他看来，显然有赖于一些欧阳庄式的(《希望》)有理想、有魄力、有才干的大学校长的锐意改革。
　　然而，作家显然低估了改革进程的艰难和曲折，其中充满着各种权力、利益所构成的“沼泽地”，令他和他的改革者们泥足深陷，无可如何。在199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如《本系无牢骚》、《新闻年年有》、《苏联鳕鱼》、《上海阿江》中，汤吉夫的大学叙事，渐渐从此前乐观明朗的“希望”走向了“惶惑”。他开始专注于描绘大学内专业知识分子艰难困窘的物质现实，以及在这一压力下他们所呈现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心理和人性内容。
　　《龚公之死》在1990年代末的出现，既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开始。龚公的“死”，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随着这一人物的黯然逝去，正直耿介、独立不移、知行合一的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在他的大学叙事中也成为绝响。迨至新世纪，汤吉夫对大学/知识分子界的情感态度，忽然发生急遽的逆转。他磨锐笔锋，起而揭橥大学体制改革和大学知识分子精神嬗变的各种症候。
　　
　　二
　　
　　一个人的理念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其实践方式、方法、程序，包括理念本身，都往往会根据现实情况进行适度调整。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调整必须有一个底线，即不至于危及其理念的根本原则。否则，调整便不再成其为调整，而是背叛和投降。而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所在。通过上文对汤吉夫的大学叙事谱系所做的粗线条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从1980年代的寄希望于高校高层管理者雷厉风行的体制改革，到1990年代的寄希望于国民经济的发达能为大学/知识分子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他的思考大致都属于“外部研究”，而很少涉及大学深层的精神内蕴。然而，这却不是因为他的漠视或者忽视，而是因为在他的大学理念里，这原本就是“自明”的，毋需讨论，确定无疑的。──没有精神原则的大学如何成其为大学呢?大学的灵魂，端在于“大学精神”的凝聚和在场。这是他的大学理念的核心、原则以及变革想象的基础。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急遽推进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却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几乎轰毁了他的大学现代化想象，──不再是他所想象的由富裕起来的社会反哺大学，而是大学在原有体制的拘囿下又被高度社会化，准确地说，高度市场化。在“官”与“商”的双重挤压下，大学一变而为“名利场”，知识分子则成为其中熙攘往来的利益动物。而大学必要的精神内核，知识分子必要的道德操守、伦理承当，几几沦丧殆尽。“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穆旦《智慧之歌》)这时候的汤吉夫，已经被一次次(理想在现实面前)的溃败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他为大学的前途而忧虑，为自己在滔滔浊流中也很难保持身心的清洁而愧疚，为自己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嘲弄而痛苦，但他又不甘于让这些感受像巨大无伦的网一样将自己完全覆盖和缠绕，他需要一个突破口。这些郁积着又反复争斗着的复杂情感形诸文字，于是成就了《大学纪事》的问世。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混合着忧虑与愤怒，痛苦与耻辱的作品。他写得沉重，我们读起来，同样难得轻松。
　　小说虽然只写了一所大学(“H大”)，但明眼人不难发现，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实乃当前中国大学/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缩影。汤吉夫此番调动的，近乎是自己近些年来所有的大学经验和体验。其目力所及者，不只包含校方高层管理者，亦兼顾各院系专业知识分子。其剀切痛陈者，不只有大学体制的弊端，亦包含知识分子鄙俗猥琐的行状。小说视野之开阔，结构之宏大，处处显示着作者力图全景式地把握急遽变动中的大学风貌，为之“立此存照”的史家用心和手笔。而其精警超卓的史家识见，则体现于对当前大学/知识分子各种弊病的一个根本性诊断，───其“病灶”恰在于大学体制的官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导向联手对人的全面操控，以及人最终或主动或被动的消解和隐匿。
　　对于体制的因素，已有不少论者详尽阐释发明；但对于人的因素，似乎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而在我看来，面对体制的操控，人的精神主体性的沦丧以及由此导致的伦理承担意识的缺无，同样是《大学纪事》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值得警惕和反思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体制并不仅仅表现为冰冷僵硬的一面，它也有着它的“温情脉脉”。它在剥夺(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布施(各种现实利益)；在压抑(人的能动)的同时，也彰显(世俗价值取向)。我们这些在体制中生存的人，真实的身心状态是既受困，也受惠；既受罪，也受用。体制正是凭借着它所提供的这“一地鸡毛”，无往而不在，无形而强大，一点点地掩没、侵蚀我们的意志和行动，直至完全屈从。“其过程，是人性持续地被磨损、被扭曲、被抵消，教育的主体及其主事者终于全盘‘体制化’，至此，体制不再体现为教育，而是教育体现为体制。”①
　　但是，我不无诧异地发现，《大学纪事》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却与我上文描述的这种在无奈之中“被”异化的状态不符。面对体制的操控，他们很少甚至几乎不存在任何精神的坚持、抵抗；相反，如何“成功”地解读体制，进而融入、占有体制，与体制进行等价乃至超值的交换，才是他们亟亟以求的东西。在这方面，小说的主人公，校长何季州堪称典型。
　　虽然作者本着“认真研究生活，认真研究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人，而把文学引向丰富的、隐秘的、复杂的人性”的观念，②在表现和批判这些人的劣迹秽行的同时，也试图把笔力抵达到对其中主要人物(如何季州、麦子)的深层人性的勘探，写他们的人性如何被成长过程中的创伤性经验所扭曲和伤害，但这最多只能为他们日后的种种作为提供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依据，而他们却不能以此来为自己的精神泯灭、道德沦丧，以及所造成的恶果开脱责任。因为，历史或者现实对人的侵凌是一回事，而人面对这些侵凌所应具有的立场、态度和行动则是另一回事。──难道我们在历史或者现实的侵凌面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卑微的苟且的承受者?难道我们在自己的“人性持续地被磨损、被扭曲、被抵消”的过程中，不应该产生一种必要的痛感和耻感，并在这种痛感和耻感的揉搓砥砺下，在昏沉中有所警惕，在丧失中有所坚持，在滑落中有所挣扎，在困顿中有所希冀?──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最终还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住何季州、麦子等人对欲望的疯狂膜拜追逐，无论是彭尼的死，还是小伊的疯。
　　
　　三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昔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这一名言，往往为谈论大学问题者乐于传颂，却很少有人深究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其实，大师之于大学的至关重要，不惟在其学识渊博，智慧超群；亦在其精神高标，道德风范，足以为当时与后世之人追慕效仿。“我们的知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③正是在这种师长濡染熏陶，学子怡怡从游的精神氛围中，大学精研学问、培育人才、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才得以完成。而一旦大学的主体与主事者放弃对精神的守望，除了在心中重新祭起欲望的图腾，然后投入到对现实的无限度迎合、谄媚和相互利用中去，还能有什么选择呢?我们的伦理担当，除了只对个人的卑微的欲望负责，还有谁屑于对更大多数的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教育的前途给予最起码的一瞥呢?──在“H大”利欲薰天的恶浊空气中，造就出曹天池之流的学生，自是势所必至，理固宜然。  
　　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汤吉夫在一笔一笔地描画当前大学/知识分子普遍性的堕落图景时，如果在内心深处没有这种精神理想的支撑，他如何才能承受得住这广袤无边的腐败和污秽?要知道，他在小说中所致力表现的，已经不是精神的泯灭，而是业已泯灭的精神；不是道德的沦丧，而是业已沦丧的道德。并且，他甚至还需要同时和自己内心无可避免的荒凉做着绝望的抗争。我们只需从汤吉夫的大学叙事谱系中，抽取出几个身份相同的人物(比如校长欧阳庄与何季州、作家“上海阿江”与麦子、教授何之京与阿古)稍作比较，在这些形象的巨大反差间，你就不难测量出他心中曾经抱持的大学理想已被无情的现实轰毁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沮丧和失败感。——《大学纪事》的写作，对汤吉夫来说，几乎是一场必须进行的精神搏斗，即便这种搏斗必然伴随着精神痉挛所带来的彻骨疼痛，也无从逃避。
　　无法理解汤吉夫这种种复杂矛盾的心态，也就无法理解《大学纪事》在酣畅淋漓地“批判现实”之余，为什么还要塑造(不多的)几个体现着正面价值的人物，而这些人物的面目又往往有失“模糊”，行动也均以失败而告终。
　　小说，最能令人动容动情的，其实是副校长盛霖。(其前身应该是《旋涡》中的“靳先生”，更早则可推溯到《龚公之死》中的“龚公”，或者《本系无牢骚》中的“乔老”)小说的情感高潮，即出现于盛霖那番披肝沥胆、沦肌浃髓的灵魂自剖中。那种竭力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道德节操，在“无物之阵”中挣扎、冲突，最终所有努力却被暗暗消解的虚无感；那种在滔滔俗世浊流裹挟下既不忍不愿和光同尘，而又无法彻底保持身心清洁的痛苦、耻辱、困惑、悲愤感，之所以让我们戚戚共鸣，无疑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汤吉夫集中倾注了自已全部的心灵体验。④——也正是从这里，我们得以窥见汤吉夫在小说中的叙述身位和批判指向，不是自居于精神和道德的高坛而对他人横扫千军式的批判，相反，他与他笔下的人物共在、共享着全部的耻辱，疼痛，焦虑和愤怒。他诚然是在激烈地批判，但在批判别人的同时，他同样在无情地剖析着自己。这或许是他的小说中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出现那种既有着严正的岗位意识，又能对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巨大的道德热忱和人文关怀的批判型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他并不认为，至少他没有看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存在。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结果，除去体制原因，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同样难辞其咎。汤吉夫在《大学纪事》中诚然力图承担起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但他双向性的批判方式却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这一尴尬的现状负责，都无法超然于批判，都需要在伦理的审判席上为自己辩护，或者放弃辩护。
　　准此，在对《大学纪事》指摘抉剔“学界时弊”的基本定位外，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部描述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白皮书。其聚焦虽在大学，机锋所向，却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窳败，以及伦理担当意识的缺无。
　　段守新天津师范大学
　　
　　注释：
　　①陈丹青《体制与人，人与体制》，熊丙奇《体制迷墙》第2页，天地出版社2005年版。
　　②汤吉夫《遥远的祖父•后记》，第396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③梅贻琦《就职演说》，《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1年12月第341号，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第3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对“大师”的理解，亦受惠于陈平原先生在此书中的精警阐释。
　　④小说中盛霖灵魂自剖的大段文字，另见于作者的随笔《你以为你是谁：对自己的言说》，可作最好的说明。《书斋内外》，第14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版。

文：贾宝余 出处：科学时报 2007年12月

　　数百年来的大学发展史表明，大学可以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欧美多所大学的发展史均可以证实这一点。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均衡的治理结构、恰当的校长定位、充裕的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高瞻远瞩的办学理念和实事求是的行事方式。小说《大学纪事》描述了一个当代中国大学发展的故事，也为我们观察和思考中国大学的校长角色和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视角。

　　汤吉夫的《大学纪事》是一本反映今日中国大学景象的小说。扩招、合并、新校区建设、教学评估、博士点申报……这些中国当代大学发展中的“宏大”事件，均可在《大学纪事》中找到详尽的细节描述。

　　小说描述了一所在师范院校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的H大学，在新任校长何季洲的带领下按照“5年进入国内一流，10年进入国际一流”的目标奔跑的故事。H大学合并组建后，原师范学院政治系主任何季洲被任命为校长，不久又被任命为书记兼校长。在何季洲的引导下，H大学引进了德国地球物理学博士海伦娜，引进了国内知名作家麦子，而且拿到了教授审批权，校内教授从50多名猛增到300多名。要5年之内创建20个博士点、100个硕士点，同时还要搞好校办产业，推动教育产业化的发展。H大学要建造五星级的学生公寓，建造有500个地下停车位的教学大楼、用1000万元买下南北走向的两辆列车的命名权。

　　但“勇于开拓”的一系列举措和繁华的表象背后，潜伏着深刻的教育危机，例如：为申请博士点而打破教学秩序、国际化办学理念无法得到落实、校内学术造假成风、教学秩序混乱、学校教学设施老化并酿成火灾、学校内部矛盾重重等。可以说，H大学虽目标清晰，但理念混乱，未能实事求是、顺序前进。

　　何季洲担任着H大学的书记兼校长，在学校内部是毋庸置疑的权威。小说评论家李星认为，何季洲是《大学纪事》奉献给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典型形象，就其深度来说，他是以家族文化、官本位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留给当代中国的一份丑陋的遗产；就其广度来说，他又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官场、民间得到广泛认可的政绩文化的产物。笔者认为，何季洲更是在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超常规发展方式下，高等教育界出现的一位人物典型，在他的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和当代大学发展的时代特征。

　　小说中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耐人寻味——分别是盛霖、陈冬至、卢放飞、海伦娜。他们分别是H大学分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分管基建工作的副校长、校办主任、从德国新引进的地球物理学博士。他们各自代表着一种价值观、大学理念和做人准则、行为方式。

　　盛霖是一位坚持正义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管理者，他正直、自律，他认为做学问应该日积月累、办大学应该循序渐进，大学应该在浓厚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理念指导下，以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为己任……可是，他和何校长观点相左，在办学的问题上，他几乎没说过什么话。但他对大学办学规律的认识显然是违时的，他在H大学的不受欢迎和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

　　陈冬至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分管基建后勤工作的他，每年可供支配的招待费只有5万元，因而他把某公司给他的好处费用于学校基建方面的招待开支。他踏实敬业，但最终因为收受贿赂锒铛入狱。他代表了那批以行动说话、用业绩证明自己的人——正是他们，支撑和推动着包括大学在内的社会各项事业的欣欣向荣和全面发展。

　　卢放飞在小说中是一位知识型人物形象——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何季洲一手提拔上来的，但他逐渐对何季洲的办学思想产生了怀疑，对何季洲的好大喜功、专横跋扈有所抵触，何季洲也慢慢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在H大学权力格局中的最终边缘化在所难免。

　　海伦娜作为引进的高端人才，H大学对她寄予厚望，但她认为H大学申报地球物理专业的博士点并未成熟，应首先加强硬件建设、改造试验设施，她的好意并未得到H大学当家人的认可。她在专业领域优秀，但她对中国文化中阴柔的部分——一种让人在面子上过得去的技巧——基本不懂，她在H大学最终的位置可想而知。透过海伦娜的经历，我们会看到，国际上通行的大学理念和办学准则，是如何在我国部分大学里逐步曲解、变形直至被最终放弃的。

　　上述的4个人物形象，至少代表了两种办学思路。盛霖、陈冬至和卢放飞的思路，就是按照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办大学，要分层分类管理大学，各类大学要走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这是多年来中国大学发展的经验结晶；而海伦娜的见识代表了国际大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准确定位、教授治校、厚积薄发。可是，在H大学的权力格局中，上述两种经验都被无一例外地边缘化了，都让位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洪流中。数百年来的大学发展史表明，大学可以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欧、美多所大学的发展史均可以证实这一点，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均衡的治理结构、恰当的校长定位、充裕的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高瞻远瞩的办学理念和实事求是的行事方式。对何季洲所领导的H大学而言，上述几点都缺乏。显然，H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仅需要何季洲的“勇于开拓”，也需要盛霖的“实事求是”，更需要海伦娜的“厚积薄发”。但前者成为唯一的主角，后两者成为毫无价值可言的配角。

　　问题出在大学的治理结构上。H大学的在校领导班子内部缺乏相应的制衡，加之何季洲独有的性格，使他在H大学内部成为一言九鼎的权威，其个人意志便成为H大学的发展战略。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虽然“教授治校”的观念在H大学已基本确立，其内部也设有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在学科建设、职称评定等重大事务上能够发挥教授的作用，但重大决策还是要通过何季洲主导的校长办公会、党委办公会最后拍板，教授对行政和党委决策的各个环节无力监督，教授治校只能成为摆设。

　　《大学纪事》中描述的H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可以在坚持党委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下，借鉴董事会的治理结构，平衡校长和其他成员的关系，避免书记校长大权集于一身给学校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大学纪事》描述了一个当代中国大学发展的故事，也为我们观察和思考中国大学的校长角色和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