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佳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4月
上帝保佑你，冯尼古特先生
过去40年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声望卓著的左翼知识分子，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黑色幽默”的代表人物，几代美国愤青的偶像，二十年来中国翻译出版最多的作家之一……4月11日，美国小说家库尔特·冯尼古特去世，享年84岁
人生是公平的
2007年4月11日，小库特·冯尼古特去世。
小说《囚鸟》中，冯尼古特讲了一个“扳道旁边睡大觉”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爱因斯坦的鬼魂，因而，这个故事还可以叫做“爱因斯坦”的鬼魂。故事的主题是“人生是公平的”，因而，这个故事还可以叫做“人生是公平的”。爱因斯坦死后，来到天堂的门口，被上帝的审计师拦住，告诉了爱因斯坦一番大道理：1905年，如果爱因斯坦先别忙着告诉全世界E＝Mc2，而是把他在瑞士伯尔尼的房子做第二次抵押，然后投资到已知的铀矿上，他早就变成了亿万富翁。“可是你呢——又在扳道旁边睡大觉。”审计师说，“人生是公平的。你的机会真不少，不管你抓不抓。”
人生是公平的。在其他作家往诺贝尔文学奖狂奔的时候，冯尼古特却在扳道旁边睡觉，讲黄色笑话，涂鸦，换面具，忧郁，自杀，发表反布什演讲，构思人类的未来有多少种悲惨，爆粗口，组织摇滚乐队，为小说被禁打官司……
最主要的是，他年轻时曾经做过瑞典汽车的销售代理，为此诋毁过瑞典工程师的技术水准：“从此，我就与诺贝尔文学奖绝缘了，瑞典人阴茎短，记性长。”
叫我约拿吧
这个小标题出自冯尼古特的《猫的摇篮》第一句。
约拿是《圣经》里的一个人物。上帝命令约拿：“你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到达了我的面前。”约拿不听上帝的话，被大鱼吞进肚子。在黑暗的鱼腹忏悔了三天三夜，约拿获得上帝的赦免，重新上路，担当报信人。冯尼古特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所有艺术家都应该被看成是警报系统而得到尊重。”
《猫的摇篮》出版于1963年，是冯尼古特第一本引起文学界注意的小说，一本科幻小说。英国的约翰·克鲁特在《科幻百科》里如此评价冯尼古特：“世界上最有趣的作家之一，唯一真正将天赋和幽默集中于科幻小说的作家……同时他也认为科幻小说旗帜下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垃圾，所以称他为科幻小说家不一定是对他的恭维或赞美。”
“猫的摇篮”，一种游戏，类似于中国的“挑绳”、“翻绞绞”，一截绳子交叉缠绕在两只手上。小说中的约拿，是一个年轻作家，企图写一本关于“原子弹之父”费力克斯·霍尼克的书。原子弹在广岛爆炸，费力克斯·霍尼克博士正和孩子们玩“猫的摇篮”。霍尼克博士去世，留下一个新发明：九号冰，能使地球冻结的物质。结果，地球被冻结了。
冯尼古特大学时主修过生物化学，算是理科出身。他的小说主题之一，就是科技对未来时代的影响。身为一个擅长讲笑话的作家，冯尼古特却是悲伤的，“如果你不是非常沮丧，你无法成为一个好的严肃小说作家。”他承认：“玩笑是我对灾难束手无策的反应。”在他的想象中，人类的未来之路尽管多种多样，却都走向一个终点。现代科技文明所带来的生活丰富多彩，不过是为人类社会的毁灭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多可能性。
叫他约拿吧，他在呼号，示警。
我们命都如此
《圣经》里，大洪水来临的时候，人类和所有生物寄居于诺亚方舟。冯尼古特在小说《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开头写道：“如果真的有过诺亚方舟，如果还可以再有的话……我将把这故事称作‘诺亚方舟第二’。”
在冯尼古特想象的所有“未来世界”中，最悲伤而富有诗意的，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中的圣·罗塞利亚岛。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洲，由19个岛屿组成，被誉为“活的生物进化博物馆”。1835年9月，达尔文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进行科学考察，20年后发表了《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开启了现代生物学之门，而且开启了20世纪的黑暗之门。由生物进化论所引发的新达尔文主义，融合孟德尔的遗产学发展出优生学理论，融合黑格尔的历史观发展出社会进化论。无论是优生学，还是社会进化论，都建立在对人的改造之上，其目的是制造“新人”／超人。前者相信通过基因培育，可以培养出“新人”；后者相信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可以制造出“新人”。前者的实验，既见于希特勒德国的“亚利安人种计划”，也见于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绝育法案”、“民族血统法案”。后者的实验，留下了古拉格群岛、S21死亡集中营。
早在小说《泰坦星的海妖》(1959年)中，冯尼古特借小说人物之口说：“人是多么乐观的动物啊！居然想象这一物种会再延续1000万年，似乎以为人的构造与海龟一样完美。”加拉帕戈斯，西班牙语意为“龟岛”，全岛遍布着各种海龟，最初引发达尔文关注的就是这些海龟。小说《加拉帕戈斯群岛》描述了百万年之后的人类进化状况，遗憾的是，人类没有“进化”成海龟，而是“进化”成了“人鱼”：有着不善思维的小脑袋、快速滑水的鳍、方便捕鱼的尖嘴壳……
人类的这一“进化”，起源于一种攻击人体卵巢的病毒，通过法兰克福书展传遍世界(一个绝妙的讽刺！)，地球只剩下5个人，流落到圣·罗塞利亚岛。然后，遵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模式，恣意妄为的人类被重新改造，融入到动物和植物的王国，与其他物种和谐相处，分享着大自然，“通向圆满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影响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点是：“圣·罗塞利亚岛没有工具，只有毫无用处的骨头、嫩枝、岩石、鱼内脏和鸟内脏。”
恩格斯曾经阐释过，制造工具使人由动物进化为人。当代的科学考古表明，生物演化、物种更迭，与人类社会的演变一样，并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有着太多的随机性。人类社会究竟导向何方，仍属未知。在《泰坦星的海妖》中，冯尼格特写道，“(我们)是一系列事件的受害者，我们命都如此”。
善与恶的波动
《猫的摇篮》、《加拉帕戈斯群岛》，都可以归入科幻小说的范畴。长期以来，冯尼古特厌恶科幻小说家这一头衔，同样厌恶黑色幽默作家这一头衔。黑色幽默(humor noir)，来源于犹太文学，一种“苦中作乐”的文学形式。同被划为黑色幽默作家行列的菲利普·罗斯说过：“(世界)变得如此荒诞，甚至已不可能进行严肃探讨。” 曾经有作家问冯尼古特，还会有什么东西不能被他拿来幽一默吗？冯尼古特肯定地回答：“奥斯维辛”。
1960年，以色列抓获了在纳粹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克曼，第二年对他进行了审判，并判处死刑。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以记者身份旁听了整个审判过程，写出了著名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平庸的恶的报告》(1963年)，认为艾克曼之所以签发针对成千上万犹太人的死亡令，在于他像机器一样麻木、顺从、不负责任。在这之前的1962年，冯尼古特写出了同一主题的《茫茫黑夜》。小说第29章“阿道夫·艾克曼和我……”中，主人公小霍华德·坎贝尔发表了类似意见：“我认为艾克曼不能区别是与非——不仅是与非，而且真理与谬误、希望与失望、美与丑、仁慈与残忍、喜剧与悲剧，这一切都像鸟枪子弹经过瞄准器那样，在艾克曼心里是没有区别的。”
在小说中，纳粹分子小霍华德·坎贝尔，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监狱里的邻居，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平庸作家、完美爱人、纳粹最成功的宣传员、美国间谍……在小说的“序言”里，身为德国后裔的冯尼古特自陈：“如果我过去生在德国，我想我会成为一名纳粹分子，到处殴打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波兰人，穿长靴踩遍雪堤，却会认为自己内心善良尚存，感到温暖。事情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善与恶之间并不是界限分明，很多情况下甚至是随机的，仅仅因为出生地的不同，因为某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琐碎原由而变换角色。
二战后，冯尼古特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由于硕士论文《简单故事中的善与恶的波动》被学校拒绝，冯尼古特没有拿到学位。1972年，冯尼古特已经声名显赫，芝加哥大学学位委员会审读了《猫的摇篮》，一致认为该小说可以被看做人类学基础研究的成果，授予了他硕士学位。冯尼古特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在1981年出版的《棕榈树星期天：自传杂记》中写道：“我为我们的文化最微不足道的贡献是什么？我必须说那就是我的人类学硕士论文，它在多年以前被芝加哥大学拒绝，其原因是它太简单，看起来太有趣，一个人不应该游戏过多。”
同样是由于“太简单，看起来太有趣”，冯尼古特从来没有获得过文学界的青睐，既没有获过任何文学奖项，也被诺贝尔文学奖一次次拒绝。
讲自己的故事
《茫茫黑夜》中，大屠杀的幸存者爱泼斯坦妈妈如此描述小霍华德·坎贝尔：“带着这种眼神的人，除非有人命令他，否则他是不会动的。这种人渴望有人告诉他下一步该做什么，随便什么人都行，他都会照办。在奥斯维辛，这种人你见过何止千万。”在一定意义上，纳粹分子小霍华德·坎贝尔也是“大屠杀幸存者”。
冯尼古特同样是“幸存者”，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1944年12月，冯尼古特在欧洲战场被俘，被送到德累斯顿战俘营的一家工厂干活。1945年2月13日，盟军轰炸毫无军事意义的文化古城德累斯顿，投下3749吨炸药，将其变成一片废墟，大火燃烧了七天七夜，死亡人数约有13.5万。冯尼古特和其他劫后余生的战俘一起，承担掩埋尸体的任务：“将尸体从地窖搬运到巨大的火葬堆上，那些失踪者的亲戚朋友在一旁观看，我一点也不感到骄傲或满足。他们可能在想……这是我们一方做下的孽。”
盟军轰炸没有任何军事目标的德累斯顿，是一种威慑战术，就像后来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不在于打击敌方的军事力量，而在于打击敌方的心理。这一针对平民的战术运用，最早见于德国对伦敦的大轰炸，日本对武汉、重庆的大轰炸。从这一点来说，德累斯顿大轰炸、广岛原子弹爆炸，可以说是德国、日本咎由自取。在这里，道德相对论是危险的，却是必要的。凶手不是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而是战争。战争面前，没有胜利者。冯尼古特自嘲：“我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唯一受益人，在每个死者身上我赚了三美元。”以德累斯顿大轰炸为主题的《五号屠场》，发表于1969年，冯尼古特由此成为70年代美国反战的代言人，这部小说也被誉为“结束了越南战争的杰作”。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
《五号屠场》里，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自由在时间中穿梭，一次次由和平生活“闪回”到大轰炸的现场，时间的快速切换，既加重了战争的荒谬感，又强化了生存的无力感和命运的不确定性。而在地球人看来，毕利·皮尔格里姆的这种“自由”，却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精神分裂症困扰着冯尼古特一生，也是他重复表达的主题之一。这一阴影来源于1944年，他的母亲服药自杀。1983年，冯尼古特自杀未遂。1972年，冯尼古特的声誉处于巅峰时期，他的儿子马克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冯尼古特的小说，密布着他的生活和家庭的影子，无论是精神分裂症，还是德累斯顿大轰炸，都被他一写再写。在这一点上，他深深铭记歌德的教谕：“讲自己的故事。”而他采用的写作方式，则来自于德国另一位伟人莱辛论述过的“悲喜剧”，从悲剧中看到幽默，从幽默中发现悲剧：“资产阶级的兴起带来悲剧的终结，以及悲剧与喜剧的合流。”
永别了，残酷的世界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二战之后依旧存活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大屠杀幸存者”，因为，在此时生存并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学会从“大屠杀”的角度观看生活，就像《五号屠场》中的毕利·皮尔格里姆一样。冯尼古特的另一部小说《蓝胡子》(1987年)，故事背景则是20世纪初期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20世纪是一个大屠杀的世纪，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屠杀，是1995年的卢旺达大屠杀，短短三个月，80万人丧生；空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屠杀，是70年代的柬埔寨大屠杀，全国1／7的人口(100百万人)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丧生。
冯尼古特自述患有“幸存者综合症”：“从人们的攻击下幸免于难的概率太小，令人沮丧，完全要看运气而定。”基于此，冯尼古特笔下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疲惫、忧郁、尴尬、道德模糊、举止可笑，既是“反英雄”，又是“多余的人”。他喜欢以饱经事变的老人口吻回忆往事，展开小说叙事。这一类人物的典型，则是《囚鸟》中的瓦尔特·斯代布克。这部绝妙的小说，塑造了一个疲沓的小人物在历史中“穿过”而不留痕迹的奇遇。
《囚鸟》的结尾，“好人”瓦尔特·斯代布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茫茫黑夜》的结尾，“坏人”小霍华德·坎贝尔说的最后一句话：“永别了，残酷的世界。再见。”——隐隐对应于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的名句：“欢迎来到美丽新世界。”
如今，冯尼古特也与这个“残酷的世界”道了再见。《五号屠场》的最后一章写道：“如果毕利·皮尔格里姆从特拉法玛多星球上所学的都是真的，也就是说，不论我们如何死法，我们仍将永远活着，我并不因而感到特别欣喜。如果我能利用永恒，从这段时刻到那段时刻，到处旅行参观，我很高兴一生中有许多时刻是非常美好的。”
但愿如此。上帝保佑你，冯尼古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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