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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是一部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小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狂飙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青年人抛到了一处。从高级干部公寓和从市井里弄走出来的男女主人公们，带着青春的热情、敏感、躁动和迷茫，顽强而莽撞地为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寻找理由。可以说，这是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作者书写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
    在《启蒙时代》中，王安忆以理性、精致、绵密的笔触，解剖和描述了60年代中后期，在上海，南昌、陈卓然、海鸥、阿明等几个年轻人的成长。在小说中，年轻人狂热迷恋马克思的著作和各式各样的革命理论，甚至可以大段地背诵那些欧式的华丽词句。他们燃烧激情，理想膨胀，在磨难中成长，在真实的世界里逐步去发现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从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
    作家保持了一贯的冷静，并没有去写风起云涌的“运动”，即使是描写冲突——父子之间、阶级之间，青春的躁动、越轨，等等，也是波澜不惊，静水深流，发人深省。

文：关圣力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5月

佛学上有种说法，叫做涅磐。而人存在于世，会经历许多不如意，烦恼使人对真谛、无忧、解脱、实相、吉祥等等，产生了无休无止的真诚渴望。“涅磐”便是对此简洁的概括。

王安忆长篇新著《启蒙时代》在文学的内涵之外，就给读者带来了对存在的哲理提示。王安忆这部小说，以细腻细密的叙写，将一部记忆之书，融入了一代青年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他们思维的无序和张狂、盲目和孤寂。这一显著特征，却又是依附在想有所作为而又不能的一代人的精神之中。记忆与真实，使《启蒙时代》具有了重要的文学价值。

《启蒙时代》文本宽厚纵深，远远超过了文字本身承载的内涵，作品叙事平缓，不急不躁，以王安忆式的叙事手段，演绎了那个年代那一特殊人群（高干子弟们）的真实生活，揭示了他们内心的脆弱和无能。南昌、陈卓然、小老大、安娜和舒拉们的青春，与社会躁动的行为、思维等混乱现象纠缠在一起。孩子们的心智的成长，被革命的激情催生得失去了常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们都在红袖标的束缚下膨胀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文字，在“文革”制造出的社会背景下，对孩子们充满了诱惑，激励着他们迅速变成“革命者”。

于是，与家庭的碰撞、父子的碰撞、出身的碰撞、异性的碰撞等等成为可能和必然。他们对过去的记忆、对家庭的敷衍、对现实的无奈，终致整日无所事事。他们的思想承载着对社会，甚至是对世界的美好想象，人却蜷缩在“小老大”的沙龙里，徜徉在大字报的海洋里，骑着自行车穿行在灰暗、躁乱的大街上，在“诗”一般的疯狂中挣扎，试图颠覆传统人性中道德的质朴，却又无法塑造那新的模式，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未知是什么。他们用青年甚至少年的目光看世界，看生活，眼神迷蒙中带有天真和老成参半的焦虑、幻觉、不解与反抗；还因为他们随时被迫在社会主流与边缘间徘徊，父辈的身份、功劳、现状，决定着他们的存在。一切原生态的人性、道德和精神价值，在一夜间被革命，替代为忠诚的混乱与毫无价值，随之，生命和日子也变得无价值，这便是“启蒙”的代价了。

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南京的军营、皖南的乡村、革命的道路，作者从容往来于故事发生的核心。一切风土民情、一切来自民间的朴素道德、市井里弄居民的保守好奇、小姑娘们的纯真和妒忌，甚至连不断被自然侵蚀着的古旧民宅，都充满了叙事情趣，自然流露在作者的笔下，也注定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更广泛的地域性、人群性的比照意义。我们曾经的生活，大都不能脱开那样的模式。

《启蒙时代》是一部需要认真去读的书，走马观花似地浏览或猎奇，无法贴近故事内核，也就无法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这部书文本严谨，故事丰满，人物的身世，包括那些过场似的人物，无一不具有典型意义。看似是几个青年成长的琐碎经历，说是他们青春的启蒙，看过以后，才会感悟到，这原来是对我们失忆的及时提示。

书里写到的所有人、所有事，都具有当时的存在特征，充满了哲学的思辩精髓，揭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无奈和无助。作品展示的是两代人的亲情脱节、精神分裂，在他们的家庭中，缺少父子情、母子爱，缺少温暖与和睦，也就逐渐养成了这一人群的人格缺陷。年长几岁的陈卓然，凭借着多一点的阅历，具有充分的革命意识，作为启蒙者，他的话语、行为，虽然惊醒了南昌等人，却也仍然在自我意识的混沌状态下，摇摆于青春的纯朴和懵懂之中。

南昌与父亲的对话，不能将父子间固有的隔阂与陌生感消除，这样的现实，沿着亲情温馨的边缘，被推向了崩溃。“小老大”沙龙里青春的萌动、肌肤与肌肤的浅层接触摩擦，注定使他们先于那些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早熟，因此被烦恼缠绕也是必然，启蒙的真实意义或许正是在此。而躺到高医生手术台上的嘉宝，似乎是以自己早孕的代价，使南昌们终于明白了身体疼痛和思想痛苦的不同。对比之下，他们反倒没有敏敏、丁宜男等那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来得轻松。

特殊的时代，使这些青年们存在于激情岁月里，却被迫生活在被冷落的一隅，所有正常的成长过程，在这里被施以“思想”的化肥而改变，使他们无所适从，只能在抑郁、怀疑中探寻。他们寻找“光与真理”，却又不知道什么是“光与真理”。他们“激扬文字，意气风发”，集体的时候充满朝气，个体的时候则毫无生气！根本无法摆脱忧郁与迷茫。社会的现实，总是在适当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打击。正像书中所写“他们不需要我们了！”“放逐，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放逐！”而后诞生在他们头脑里的，仍然是幻想。如此经历，使他们的思想在青春期的启蒙里脱臼错位，不断地生成了冷漠无情的意识，持续地扭曲着自己的道德概念与从众标准。这一“启蒙”所造成的可能，正是伴随着他们这种经历，深深地溶解在他们的血液里，溶解在他们的思想中。

作家正是以清晰的记忆、理性的选材，审视了一个时代青年们的混沌状态，讲述了没有花前月下的青春启蒙，为读者再现了那一特殊群体的真实与曾经，试图以道德返原的理性期盼，对这一特殊人群后来可能的生存状态、道德状态和行为状态进行当代的精神救赎！

大众，也就是书里不断被提及，不断被蔑称为“市民！”“小市民！”的人，可能永远无法摆脱这个群体冷漠的白眼和荒谬的仇恨！文学的真谛，于此辉煌。

《启蒙时代》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它的文本价值在于理智，在于厚重的真实记忆，在于作家以文学的仁慈之心，带给读者的阅读思索，也可说是《启蒙时代》的启蒙。

文：孤松 出处：新京报 2007年5月

　　每个人都偏爱自己的时代，在自己的时代里，最不济的还有青春。青春是个永恒的主题。它烙印在每个人的心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像王蒙的《青春万岁》、杨沫的《青春之歌》一样，为我们展现了革命年代里的青春和思考。

　　在那个变幻的时代。王安忆没有多写社会的动荡与人生的变故。只以淡雅秀丽、理性绵密的文字，描绘那些青年人的生活与精神成长路，一如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能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是一本令人感动的美丽小说。就算隔着40多年的历史，书里暗香浮动的青春气息，也毫无阻隔地袭来。

　　两种青春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一样的青春。和平年代的青春，如乘坐风平浪静时的轮船，没有起伏，平淡得要命；革命战争年代的青春，虽说要抛头颅洒热血，但却令人激扬。书中那个时代，其实特别适合青春的胃口。就算有着过多的激情，就算多到有些盲目。革命、背叛、交友、空谈、读书、思想、尝试、痛苦、虚无，这些青春的性格，都值得品味。书中的主人公们，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凭学生证和学校证明，从一个城市自由地游玩到另一个城市，不用愁吃住，还可以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王安忆温婉的笔触下，展现了两种青春。

　　一种是从革命——书本和实践中开出花来，以陈卓然等人为代表，明朗的、积极的、躁动的青春。他们生活在开放的世界里，展示出当时社会的革命热潮。另一种是从吞噬体内营养的菌种———结核菌中长出的草，以“小老大”海鸥为代表，病弱的、消极的、平静的青春。他们生活在墙隅的角落里，展示的是社会的另一面。他们展示出的却是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有思想，都在探求着发展，虽然彼此的思想各不相同。

　　当风风火火的革命运动，落到那些尚未走进社会生活的学生中间，早已抽象成一场思想的革命。它是空洞和盲目的，但又相当纯粹，几乎是一场感情的悸动，甚至带着审美的倾向。

　　这些年轻人，大多迷恋马克思的著作和革命理论，甚至可以大段地背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华丽词句。他们燃烧激情，理想膨胀。

　　每一场辩论，必由一个政治观点发起，然后迅速过渡到辞藻的交锋，变成美文的竞赛。不管是在家庭、学校、朋友家的沙龙，还是与女孩子们在一起，所感兴趣的话题大都是自己现世生活以外的时空。如第三次世界大战、马克思的著作、政治人物的传闻、花鸟虫鱼等。与朋友之间的亲疏，不论男女，都是以思辨的力量而非感情的牵扯划线。正是这样从辩论台、沙龙聚会到房间等无处不在的空谈，友谊建立并巩固。

　　青春的年代，需要有一个生活在身边而又为自己崇拜的人，这可以有效地消除成长中的孤寂。南昌与陈卓然、阿明、海鸥之间的纯洁友谊，像是孩童的结交，带着天真的感怀。他们互相欣赏、互相需要、共同探讨人生中的各种问题，共同享受成长的欢乐，激动不已。他们共同在磨难中成长，在真实的世界里逐步去发现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从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

　　那纯真的友谊，令人想起人生路上的第一批同道：温暖、美好。

　　三点哲思

　　书中的南昌，是一个有独特思想、孤傲而又坚强的人。

　　作者通过三次矛盾冲突，探讨了三个哲学问题，从南昌身上折射出那一代青年的思想成长轨迹。

　　第一次，是他宣告与父亲和家庭的决裂。父与子的冲突，几乎是每一场革命必然发生的情节。它表面上是背叛，但实质上是一种继承。譬如，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蒋经国在莫斯科公开发表声明，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宣布与父亲决裂。但后来，他还是乖乖地回到父亲的身边，并在20世纪70年代成了蒋介石的接班人。

　　因为这次决裂，南昌问了他的“思想指路人”小老大一个问题：“为什么龟背的每一片叶子只能从前一片叶子的根部发出来？”“这就是代和代的关系，无法僭越的继承关系。”而革命是破坏这种平衡的武器。南昌逐渐悟到只有适应社会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

　　之后，他革命的触觉，逐渐变得柔和，全面展开。

　　第二次，在偷吃禁果后，他陪怀孕的嘉宝去打胎。受到高医生的严厉训斥，接受到“light、true”也即“光和真理”的教育。同时目睹了嘉宝的痛苦，开始思考“痛苦”和“思想”的关系。痛苦是肉体的还是灵魂的？因为人会思想，所以会痛苦。南昌还想到，他们这年龄是倒霉的年龄，老有老的理，小有小的理，就他们没理。这是个什么时代啊！

　　他们恰好是这时代里的受启蒙者。

　　第三次，是父亲的隔离解除，回家养病。南昌不得不回到父亲身边，结果爱恨难分，互相厌憎。南昌决定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生养父亲的家乡江西去。由此，父子之间形成了一次激烈的争执，引出了对信仰和真理的探讨。他父亲说，没有受过教育、无知的人，他对生活、人生，是无条件服从，由此产生信仰，信仰他所遭逢的一切，善男信女就是此类人；而一个对世间万物有彻底认知的哲人，因为了解，他也会有信仰，信仰他的真理；但，知识分子，虽然渴望相信它，却又会怀疑，所以会摇摆。

　　在经历了2年多的心灵探求后，南昌的思想开始健康茁壮地成长。这个时候，仿佛前面有光在指引着他，前途好象也有了确定的目标。小说最后这样写着“是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梧桐树落了叶，裸出粗壮的枝，树身上的图案。直射的阳光炫了他的眼睛。……他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刚刚有些尊重它，却要离开了。他觉得眼眶湿润，视线模糊。”这与开头正好首尾呼应了。不同的光影映射出不同的思想境界、透露出理性的光辉。

文：胡传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王安忆长篇小说《启蒙时代》所选择的叙述时段，是1966年至1968年。这一时段(而非1966－1976)，被国外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确切时段。

　　具体来看，1968年以后的“知青史”是受难史，落难者容易得到道德的情感补偿；而对于大多数先去天安门“朝拜”后“上山下乡”的青年们来讲，1966至1968年意味着事实上的“造孽史”，回避“造孽史”的写作，有利于回避道德良知。抄别人的家与被驱逐山野，哪一样更值得同情呢？！显而易见了。

　　当代文学的创作中，知识青年的“受难史”更容易得到青睐，红卫兵的“造孽史”反而被有意忽视，这跟作家惯于权衡个人利害得失的德性有关，同时也跟批评家们肤浅空洞的苦难观、精神观有关，而中国作家的天真与世故也可由此窥见一斑。从选时意义来讲，王安忆之眼光独到，是当代很多作家甚至是若干著名作家所难以比拟的。正视那些被有意逃避的、但有前因后果的“造孽史”，于写作而言，本身就具有担当的勇气、自觉的良知、智慧的洞见。

　　再谈这部小说的最后名称：启蒙时代(作者最初的命名是“思想者”)。《启蒙时代》可以看做是思想向艺术靠拢的重要尝试，敢于把中国的1966年至1968年命名为“启蒙时代”的作家，绝无仅有，王安忆的命名，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历史，都堪称大手笔。

　　我记得，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谈到中国现代作家的时候，曾这样说过：“中国作家的眼界从未超越中国的范畴，……假使他们能独具慧眼，或是有勇气，把中国的这副惨状看做是现代人的病态，那么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之地。但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把他们改善中国民生、恢复人的尊严这种希望完全打碎了。”之后，李欧梵先生也在《现代性的追求》一书指出，中国作家(除了张爱玲)没有彻底反省“现代性”的问题。没有多少本土作家意识到，就人的处境而言，并不是只有中国人要生要死，外国人也有生死爱欲。

　　《启蒙时代》的重大意义在于，作家不再把中国事件看成是孤立的事件，也不再把仇恨发泄在封建专制这些名词之上，更不会对好人或坏人做出笼统判断，这是很难在其他作家身上看到的大视野。

　　王安忆将1966年至1968年命名为“启蒙时代”，看似荒诞、不可思议，但实在是切中关键要害。固然我们知道严复等人的译介及办报活动开创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先河，但1966年至1968年发生在中国的种种躁狂忧郁症(“红卫兵运动”等)，何尝不是18世纪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若干个变种之一。

　　集体与个人，几近同时患上思想的躁狂忧郁症，其临床表现为情绪高涨、联想奇特、动作失控、夸夸其谈、不着边际、肤浅热烈，严重者将自己等同于救世主，再严重点的有自杀、杀他的冲动。尽管中西启蒙运动者提及国王与暴君时都会暴跳如雷，尽管彼此的假想敌均是虚无的封建主义，但与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有所区别，我们没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公民教养作为叛逆的伴侣，而只有偏执思想在上下抓狂。

　　想一想，曾经是那么注重衣食住行的一个民族，却为了明天对琼楼玉宇的空洞许诺轻易地放弃了今天踏踏实实的生活。《启蒙运动》的南昌们，甚至是我们自己，都曾经天真地相信，西式的天堂、中式的玉皇大殿都可以被完整移植到现世的明天。可是，又有多少人指出过我们的天真与狂热呢？

　　在红色启蒙运动时代，躁狂忧郁症成为年轻思想者的青春综合征。小老大家的客厅，舒娅家、嘉宝爷爷的书房(移动着的人文沙龙)，聚拢了上海市高等院校附中的部分精英分子：南昌、陈卓然、小老大等，他们大多是高干子弟，清除“资本主义毒草”的知识管制在他们面前多多少少有些失效，他们也不像后来的年轻人那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们有机会在中学时就读《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

　　但他们貌似清醒，实则迷乱，虽然他们一直在找答案，结果，答案没有找到，眼、耳、口、鼻、心的性别感觉却按身体的生长顺序次第出现了，这些感觉使他们对革命更加迷惑，尽管他们在革命行动上从未落后过，但思想已先于生活而枯萎。

　　偏执让他们躁狂且忧郁，性冲动让他们欢喜且恐慌，受害感与迫害欲交替折磨年轻的脑袋，南昌的父亲、嘉宝的爷爷等靠生活阅历积累而成的人生智慧不可能纠正南昌们的偏执狂想，思想的疑难杂症使年轻人的亢奋心与无力感同样强烈，救世主的妄念使他们的心灵离开身体及年龄高蹈虚空。

　　《启蒙时代》不是对造孽史的轻率审判，而是对造孽史之前因后果的慎重梳理，正因为如此，王安忆对造孽及受难的理解，远远超出了那些仅对皮肉之痛、生存之难刻骨铭心的肤浅苦难观。

　　当某些情绪被权力精心编织之后，必然会出现狂热与偏执，他们可以一边高唱解放全人类的歌曲，一边干最可怕的反人类罪行。每一种造成人类灾难的思想都曾经经过精心的叙述论证，每一种荒谬与教条都经过明晰的论述，灾难性的贫困、饥饿与迫害，决非来自疯子与战争狂人一时的心血来潮，《启蒙时代》不惜损坏小说的修辞价值以阐明思想内在的困惑、思想带来的灾难，于文学担当而言，何尝不是一种痛苦而无奈的反省。

　　就立意、选材、命名、语言、看法等角度来看，《启蒙时代》不失为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当然，如果一定要挑细节毛病的话，《启蒙时代》也有疏忽，比如说好莱坞能影响1966年至1968年的女性生活细节——这即便是将门子女，也终归有点令人生疑。这倒不必过于苛求，《启蒙时代》能引发的最大疑问，反而在于小说与思想的关系处理上：中学生陈卓然与南昌的长篇思想辩论，就现实而言，可信，但我想问的是，小说与观念之结合是不是有更合适的方式？在这方面，王小波是不是更聪明？有些问题，王安忆本人可能想通了，但这并不代表小说中的人物就一定想通了，思想在小说中表现得过于急切，使《启蒙时代》有观念与艺术错位之嫌。《启蒙时代》不乏文学的想象与修辞，但第一、二章的处理，略嫌僵硬紧张，让人感觉是小说在捆绑思想，自第三章，王安忆才显示出事无巨细几近滴水不漏的密实本领。

　　观念与艺术如何走到一起，是作家的难题，但如果作家能忠于文学的职责，那么，她迟早可以分辨出，到底是眼光在局限自己，还是现实笼罩着自己。

　　在《启蒙时代》里，你要忍受王安忆冗长的知识说教，同时，你又会沉迷于她不凡的理性气势与感性想象力。作者就仿佛一个严肃得太久的人，偶尔忍不住在人前人后偷偷地笑：那油然而生的幽默，那隐含在严肃里的促狭，那略带善意的捉弄调笑，构成了王安忆独特的写作情趣。她对物与人的把握能力(她对男性的洞察并不亚于对女性的感觉)，不会有多少人去质疑，她早已建立起汉语写作的“王安忆王国”。

　　正是因为有了《启蒙时代》，才意味着，王安忆的写作境界，将远远不止于《启蒙时代》。她的写作，有若干托尔斯泰的影子：她有如最精明的祖母般唠叨琐碎，她的语气略带嘲弄，随时都会显摆一下挖苦的天才；她有坚定的内心信仰，也有犹疑的人性软弱，当然，最重要的是，她有大师级的叙事耐心与细致心肠。同时，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差距，《启蒙时代》里的南昌有思想迷乱，但无聂赫留朵夫般的内心煎熬(《复活》)；而《启蒙时代》里的舒拉等“姐妹”，也活得远远不如安娜矛盾痛苦，尽管王安忆反复提起安娜，但舒拉们仅仅是貌似安娜而已。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王安忆先于绝大部分中国作家看到了思想与生活的秘密联系，同时，她以《长恨歌》、《启蒙时代》等作品证明，她完全有能力在中国建构起承担前影像时代之语言使命的叙事传统。试想，如果没有福楼拜、狄更斯、巴尔扎克等先驱，怎会有伍尔芙、卡夫卡、乔伊斯等后来者？！

　　语言的艺术须艰难打磨，才能成大气候。正在转变的王安忆，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正在成长的重要标志。

文：储劲松 出处：京华时报 2007年5月

“没有哪个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我非常赞同王安忆的这句话。就我本人所经历的青春而言，并不轻松，或者说，看似轻松，实则沉重。青春的表象和内质是悖反的，靓丽如花的背后是迷惘的阴影，轻盈快乐的背后是失意悲观，崇高理想面对的是庸碌日子。站在青春的尾巴上，读王安忆的这本《启蒙时代》（人民文学版社2007年4月版），时光好像在一点点回溯。即使我并没有经历那个时代，对那个年代的所知也只是一鳞半爪，但小说中那一群生机勃勃又无所适从的年轻人，他或者她，分明就是当年的我。

《启蒙时代》用散淡的、零零碎碎的笔墨，书写了一群上海“老三届”身体和心灵的成长。小说表现出很明显的思辨性。小兔子、南昌、陈卓然、小老大、阿明、嘉宝、丁宜男、舒拉，这些生在特殊年代、经历了一系列特殊事件的少男少女，他们无时不在思索着革命、理想、人生等重大问题。他们狂热地迷恋马列主义著作和各式各样的革命理论，青春的激情像火山熔岩一样四处喷发。但他们又是孤独、苦闷的，在现实中找不准自己前进的方向。他们急需诉说，急于找到答案，于是在青春单纯的底色上，他们用自身的体悟，在心路历程上划出了一条条思辨的轨迹。王安忆把这些并不成熟的思想碎片努力拼接起来，形成一幅较为完整的“老三届”精神地图。

这部小说不像小说，并不好读。如果没有耐心，是难以读下去的，但它相当优秀。

小说的叙述看上去非常随意，情节的进展十分缓慢并且枝枝蔓蔓，一个又一个场景、人物，像电影摇镜头一样晃来晃去，甚至说不清哪个人物是主人公。当然，主人公是有的。王安忆本人说，主人公毫无疑问是南昌。因为小说讲的是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从最初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最后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但作为读者，我对此说并不认同。相反，我倒认为真正的主人公——那种能代表那一代人整体心灵特征的主人公，是早夭的小老大。他因为身体上的疾病和童年的不幸，造成了心智的早熟，基本完成了思想的自我启蒙。与同年代人相比，他的思想要深刻得多，并且他的思想又启蒙了他的那一群朋友。在他的身上，体现了这幅思想拼图的内核。也可以说，他的许多妙语即是这部小说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