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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凯雄 出处：文汇报 2007年4月
   
    王安忆是一位值得读者期许和信任的作家，她的每一部新作即便不是给人以惊喜，但总是会以实实在在的内容或形式呈现在你面前，让你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作家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进行着精神的和艺术的探求，其新长篇《启蒙时代》就是一例。尽管还是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但作品的精神指向则在王安忆以往创作中涉猎不多。
   
    《启蒙时代》以“文革”岁月为大背景。现在这样的作品已不多见。而以往的这类作品大都以狂热、暴力和毁灭为主旨，善与恶的冲突十分强烈。这些当然都不能说不对，在那疯狂的年代中，我们的确见过了太多的腥风血雨；然而，那年代又何止是肢体冲突的日子，更是摧残心智与灵魂的“诛心”时光。这部《启蒙时代》就恰是直指一代人在这段时间里的精神史。
   
    现在回过头看，那疯狂的年代里，所谓狂热、暴力和毁灭，所谓善与恶的冲突，一切都还只是表象、是手段，其内在的还是“诛心”，所谓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是也。这个内在的目的在一段时间里也的确是达到了，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种种现在看来如此荒唐的行为在那时竟何以一呼百应？问题是这本该不太好“诛”的“心”怎么说“诛”就被“诛”了呢？读《启蒙时代》，或许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来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心”竟是如此之孱弱。
   
    有人说《启蒙时代》是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此言不谬。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之间的那个短暂的宁静时刻，南昌们、陈卓然们置身于“小老大的客厅”，或懵懂、或“清醒”，看上去他们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冷静地进行着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只是他们在当时条件下的那种思考，甚至也包括他们父辈，比如南昌之父的沉默，其实也真是天晓得，与其说是“睿智”，不如说是“教条”更为准确。如此孱弱的心智，如此孱弱的精神，面对精神的强力，又如何抵挡得了？
   
    在我看来，这就是《启蒙时代》的独到与深刻之处。其实，《启蒙时代》中的那种生活场景在那一代人中的许多都是亲历亲为过的。
   
    今天读王安忆的这部新长篇或许还会激起一些人怀旧的涟漪。问题是亲历亲为过者也罢，怀旧者也罢，今天我们都实在没有理由再承袭过往的那种精神孱弱，更没有理由将这种精神孱弱传给下一代甚至下几代，倘能如此，王安忆这“蒙”也就算没有白启。

文：丁纯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6月

    继长篇小说《遍地枭雄》之后，王安忆又推出了新作《启蒙时代》，海外评论家王德威说“王安忆有女作家韧性和实验的勇气”，这种说法是中肯、贴切的。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总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和钦羡，原因就在于她的“韧性”吧。

    这部小说所选择的叙事时间段，是1966年至1968年。这一时间段(而非1966－1976)，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确切阶段。那些年头，充满了触目惊心的事情。有多少人、多少事、多少家庭遇到重创、破碎，甚至瓦解，大概无法真实地计算。《启蒙时代》的意义在于“烛照”现实中的黑暗部分。巴乌斯托夫在谈到蒲宁的一篇小说时这样写道:“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对《启蒙时代》的评价上完全不为过。《启蒙时代》所警醒的即是生命中的怕和爱，或者说，1966－1968，对于中国人来说，惧怕和渴望爱是并生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做人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何谈爱呢？从这个意义说，《启蒙时代》就不仅只具备文学意义，它的指向是背景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上海，“文革”时期的上海风雨飘摇，已经不再是李欧梵笔下文化意义的上海了，那里到处响着革命的号角，到处是人心惶惶的批斗。荒诞、燥热、痴狂，使一拨又一拨的人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光芒，代之以扭曲的、非理性的、变态的种种丑恶或罪恶。小说的主人公叫南昌，南昌除了青春期的躁动、迷惑之外，困扰他的便是自我身份的认同。那个时代，人们过着概念化的生活，思想教条、机械，或者说，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是由国家和组织安排的，很少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成长在那个时代，都是顺着大趋势走，极少人能够保持坚定清醒的头脑。南昌也一样，他从概念化的生活到“最后自觉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王安忆认为，“小说先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最后给出答案。”

    南昌、小兔子、陈卓然、小老大、阿明、嘉宝等人，生活成长在特殊的年代，与之对应便是特殊的精神历程。他们时刻面临思考的问题，在生活中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回答。曾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让他们痴迷，但也是惘然，始终解决不了生活本身带来的困惑。

    小说中南昌等人的精神成长历程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之间的短暂安宁时刻，他们置身于“小老大”的客厅，表面看来，他们没有随波逐流，似乎在冷静地进行着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但更多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是无可奈何，无法扭转现状的思考。南昌们的身体和精神的成长，有的时候只是疯长，是只长枝叶，不结果实的蔓长，这中间缺少本真的爱和温暖。从南昌们对父辈的抵触、反感、怀疑、疏离，可窥一斑。

    人活在大千世界上，都有怕和爱，那一代人的怕和爱，和现代人几无不同，刘小枫认为是“一种精神品质，而绝非一般心理学所说的心理形式。”刘先生赞同海德格尔的“畏”是一种虚无的恐惧心理。因此，王安忆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没有哪个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

    读王安忆的文字，须耐得住性子，太急、太躁不行。她的叙事是绵长细碎的，再紧张的事，都显得有条不紊。你看《长恨歌》《桃之夭夭》，哪一篇不是金沙深埋般的宁静。前段时间，读长篇小说《遍地枭雄》，感觉她的文字里深藏着静气和喜气，《启蒙时代》亦是如此。想想看，“文革”在很多人的眼里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而她的文字是忧伤的美，不经意掩盖了这血腥和暴力，透出更深奥的生活哲理，这不能不归功于王安忆炉火纯青的叙述功夫。

    报上有评论说王安忆将以《启蒙时代》彻底远离张爱玲。的确，这篇小说虽然也是写大上海的故事，但已经不是《长恨歌》里的上海风情。王德威在《四读王安忆》一文中简评道:“王安忆以小见大，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见证当下历史与叙事的困境。”我想，《启蒙时代》一书，也是以见证历史，书写历史困境为根本目的的，在多年之后，“文革”对于很多人也许是陌生的，但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民族来说，却值得永远反思的话题。

文：宋强 出处：东方早报 2007年6月

　　说到“启蒙时代”，极易让人联想西方的“启蒙运动”，而小说里的故事时间却在“文革”。“文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用何种形式来记忆和叙述它才是合理的？“文革”对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想必这也是王安忆在写作时要面临的问题。她在《启蒙时代》中作了深入而复杂的思考。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有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它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大众参与的广泛、盲目和躁动，“文革”使整个中国陷入了政治运动的狂潮，它披上了一层对大众进行政治启蒙的面纱，事实上却是最缺乏民主、最缺乏自由、最混乱的一段时期，它与“启蒙”精神在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小说中的南昌为了追求纯粹的政治身份，竟然斩钉截铁地与父亲划清界限，把父亲称为“叛徒”、“修正主义者”，而且，他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得出这个判断的，类似的事在小说和现实中不知有多少。于是，“启蒙时代”的命名便具有一种反讽和戏谑性。在书中，“文革”造成的诸多异化的人和事随处可见，但王安忆并没有用情绪化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异化现象，没有流于简单的控诉和讨伐，而是表现出了足够的冷静和理智，在舒缓的文字下面流淌的是作者强烈和无奈的感情。
   
　　王安忆并不止于在政治层面上对“文革”进行思考，在书中还贯串着她对市民社会和市民传统的认识，“启蒙时代”还是一种市民意识的启蒙。“市民”、“小市民”，在年轻人南昌眼里是鄙夷和不屑。而南昌最终却臣服在市民意识形态之下。“小老大”是一个出身复杂、生活环境优越的小知识分子，他家里布置的全是精致的玩意儿，他知识渊博，情感颓废而带有诗意，孱弱的身体携带着传统知识分子常见的标记：肺病。然而，夸夸其谈滔滔不绝有雄辩症的陈卓然和南昌无一不被他的趣味和爱好俘获，似乎“小老大”用一种细微无声的东西柔和了他们粗糙的内心，这充分显示了市民意识形态的顽强生存能力和渗透性。在政治无处不在、在标语漫天飞舞的时代里，居然还有一群年轻人被那种精致和细腻吸引，居然还有着“小老大”这样的人，居然还有着聚集了各色人等的沙龙―――――“小老大”的客厅，他们无所不谈，跳芭蕾、听唱片、看内部电影，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时尚和潮流，市民的追求和思想在种种面具之下合情合理地大行其道。即使是强大的政治、狂躁的宣传也没有让它销声匿迹，相反，它成了对抗粗糙、对抗心灵荒芜的柔软的武器。
   
　　更重要的是，“启蒙时代”还是一种青春的启蒙。对于上世纪六九届初中生、高中生，以及更多在“文革”度过了青春的人来说，“文革”也是他们的成长期、身体的发育期和心理的成熟期。“文革”的记忆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更是成长意义上的。王安忆把那段混乱时期同样混乱复杂迷茫的少年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七月和舒娅，南昌和珠珠，他们的相互试探纯净而美丽，“文革”中独特的恋情微妙而有趣。他们的青春也混杂着身体的狂热，喜欢珠珠的南昌和嘉宝走到一块去了，因为珠珠太过遥远而嘉宝触手可及，而还不知责任感为何物的南昌使嘉宝怀孕了……
   
　　对于青春来说，无论时代背景多么不同，年轻人的心路历程都是相似的，青春的启蒙对于在“文革”中成长的年轻人独具魅力，它给那个灰色的时代增添着活力和丰富多彩的颜色。

文：王朝鹊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6月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理想膨胀的时代，也是一个心灵混沌、世事迷茫的时代。书生意气，少年心事，恍若隔世；而那些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王安忆的小说，总是与众不同，她的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启蒙时代》，是一部描写特殊年代、一群特殊年轻人心灵成长的长篇。上世纪60年代中期，狂飙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世界里的几个青年人抛到了一处。从高干公寓和从市井里弄走出来的男女主人公们，带着青春的热情、敏感、躁动和迷茫，顽强而莽撞地为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寻找理由。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历史。

　　王安忆以理性、精致、绵密的笔触，解剖和描述了这几个上海年轻人的成长。当年，他们狂热迷恋马克思的著作和各式各样的革命理论，激情燃烧，理想膨胀；又逐步在真实的世界里，发现了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从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作家保持了一贯的冷静，并没有去描写风起云涌的“运动”，即使是描写冲突——父子之间、阶级之间，青春的躁动、越轨等等，也是波澜不惊，静水深流，发人深省。

　　王安忆作为一个出身干部家庭的“后老三届”作家，对那一段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深入的思考。她写过多部以“老三届”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启蒙时代》可以说是最深思熟虑、最深刻的一部。作品充满着思辨的气息，年轻的男主人公们不管是在家庭、学校、朋友家的沙龙，还是与女孩子们在一起，所感兴趣的话题大都是自己现世生活以外的时空，如马克思的著作、外国的历史事件、自然科学、奇思妙悟等等；而且朋友之间的亲疏，不论男女，也是以思辨的力量而非感情的牵扯划线。男主人公们都有思想的热情，并在这种热切的交流中得到快感；女孩子们至少都有爱慕思想者的热情，并在追逐中显得与众不同。这不仅应和了主人公们青春期特有的躁动，给平实的“小市民”生活增添了亮色，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认识上海人、上海年轻人的历史平台。

　　不管是不是“老三届”读者，只要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读了《启蒙时代》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感，勾起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与反思，因为那个时代的经历，已经深深刻在人们的心上，那既是一种磨难，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王安忆没有去渲染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变故，而用力在刻画当时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一代年轻人的头脑、心灵和命运，这就是这部小说的深刻和独到之处。至于今天的年轻读者，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与他们今天生长的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从而加深对自己父辈的认识和理解，亦更加珍惜今天这已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和生活。

文：胡传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8年1月　
　　
　　《启蒙时代》传达的感性力量、非理性力量，更像是功利理性的救赎之神，这是对功利理性、工具理性最有力的追问、最深刻的思考。　　
　　
　　王安忆曾著有中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站》、《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尾声》、《荒山之恋》、《叔叔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六九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纪实与虚构》、《长恨歌》、《桃之夭夭》、《遍地枭雄》等。林建法先生的说法并不为过：王安忆的一系列作品构成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事件，研究当代文学史就不得不研究王安忆作品。《启蒙时代》，更可以印证这一说法。

　　《启蒙时代》于2005年夏天开始动笔，小说成文后最早发表于《收获》2007年第2期。《启蒙时代》问世之后，争议不少，有学者甚至质疑作者对“启蒙时代”的命名。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启蒙时代》是2007年华语文学的重要收获。王安忆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经验，而且再一次突破了自己的写作，并将思想的深度与文学的感性创造性地发挥到一种极致。

　　当然，本年度，就小说而言，除了《启蒙时代》，林白的《致一九七五》(《西部·华语文学》杂志全文首发)、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麦家的《风声》、张炜的《刺猬歌》、贾平凹的《高兴》、阿来的《空山2》等，以及苏童、魏微、迟子建、刘庆邦、黄咏梅、戴来、鲁敏、田耳、乔叶、余岱宗、徐则臣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都值得关注。

　　《启蒙时代》的大气之魅，细致之美，使之在本年度显得格外突出。王安忆说过：“人的本性、本能总是趋乐避苦，而避免苦难的，可是这里苦难扑面而来，你躲都躲不开，你必须违反你的本能，要创造另一种人性的方式和内容，那就是受苦、受煎熬、受难、牺牲。”对事物的理解，不限于事物的单面，这是一个出色作家不可或缺的见识力。王安忆对启蒙的理解，超越了历史事件的时空局限，她的写作，发现了启蒙的另一副面孔。
　　
　　从启蒙说起

　　理解这部作品，必须从启蒙说起。

　　什么是启蒙？一说到启蒙，我们首先的反应是发生在17世纪、18世纪的，那一场针对“黑暗的中世纪”而兴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试图抛却封建主义、背离宗教义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但我们知道，启蒙比启蒙运动的含义要丰富得多。

　　如康德所论断的那样，启蒙等问题“同时是精神的和体制的，伦理和政治的”，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从思潮的角度来讲，启蒙并不限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国家，它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再后来，启蒙既引导了资本主义，也带动了社会主义。启蒙的核心思想是对理性的信仰，对智慧的信赖，对愚昧的厌弃，同时也是对培根之“知识就是力量”等功利性思想的忠实贯彻，启蒙相信光明可以驱逐黑暗，启蒙的极端就是相信政治规划可以引领人们进入绝对幸福、绝对自由的王国，启蒙的极端让理性成为新的现世权威，启蒙的极端总是拿明天当许诺与诱惑以牺牲今天的生活。

　　《启蒙时代》(最初的名称为“思想者”)，对功利性的理性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启蒙时代》的重点时段是1967年至1968年之交，作者对1966年几乎是一笔带过，也略提到1968－1969年之交，敢于把中国的这一时段命名为“启蒙时代”的作家，绝无仅有。王安忆的命名，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历史，都堪称大手笔。

　　王安忆自己略微解释过《启蒙时代》之启蒙含义。王安忆在与张旭东的对谈中，曾经说，“我要让我的主人公，让南昌，从他的教条中解脱出来，然后自己去接触生活。这些干部子弟，一方面他们占有着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他们是当然的革命的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连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没有”(《打开乱世的心灵空间》，见《书城》2007年第12期)。王安忆心中的启蒙，是对教条主义的疏离与警惕。王安忆的用意在于让南昌们在生活面前有生理反应，所以，在革命的清谈论议中，南昌先后同嘉宝等人发生性关系。南昌是最相信理性的青年，但南昌最终被生活打动，被“生活的糜烂”唤醒身体感觉，并逐渐摆脱不成熟的状态。

　　但我认为，《启蒙时代》之启蒙，远不止于身体感觉的开启。自晚清“开民智，新民德”至今，我们一直生活在“启蒙”的亢奋与阴影中，“启蒙”确实是大的欲望，大的冲动。如林岗先生所言：“理性的背后是欲望，理性是受欲望驱使的，尽管它有修正欲望的地方，但如果欲望支配了理性，理性就会变得疯狂。”
　　
　　理性的冲动与疯狂

　　南昌厌恶世俗关系，不通人情，心有“弑父”冲动——否定父辈的生活，南昌的身体对世俗生活难有反应，南昌的心灵为宏大的理想而激动，南昌是典型的革命信徒。但即便在最恶劣的社会秩序中，也存有一些力量，有能力去矫正理性的冲动与疯狂。人性、生活的常识、历史的教训、长者的人生智慧，各种各样的力量，帮助南昌对世俗生活产生生理反应、心灵反应。小老大、何向明开启南昌对日常经验的感觉，陈卓然让南昌时时察觉自己的肤浅，嘉宝等姐妹为南昌打开了性爱的通道，嘉宝爷爷以其人生智慧为南昌那伙人的热情冲动略微降了温，南昌的母亲言传身教，暗中为南昌进行了品质教育，南昌的父亲为改变南昌的偏执付出了努力。作者在南昌身上寄予厚望，她希望南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但显然，缺少感性、对生活没有反应、厌憎人情的人，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以，作者在小说不断为南昌创设感性的通道、寻找人格的通道。最终，南昌与父亲有限和解，世俗生活的经验与常识，暂时让南昌放下了做救世主的欲望与激情。中国的思想视域里，没有彼岸救赎的说法，作者只好身体在生活中自救，让身体感觉来澄清思想的纷乱。

　　《启蒙时代》传达的感性力量、非理性力量，更像是功利理性的救赎之神，这是对功利理性、工具理性最有力的追问、最深刻的思考。这种内含古典情怀的理解，使得《启蒙时代》与那些简单粗糙、血腥暴力的革命书写、政治认知分隔开来。王安忆让感性在身体内部苏醒，为非理性赋予合法性，这种处理，包含着王安忆对疯狂理性的怀疑，这是了不起的认识。王安忆先于绝大部分中国作家看到了重大思想问题与世俗生活的秘密联系，并为世俗生活赋予了救赎的力量，这是在当代其他作家身上很难看到的大视野。至于《启蒙时代》在艺术方面的诸多长处，在此，无需多言，《长恨歌》等作品早已证明，王安忆有大师级的叙事耐心与细致心肠。正是因为有了《启蒙时代》，才意味着，王安忆的写作境界，将远远不止于《启蒙时代》。

　　王安忆曾这样评说过她的《启蒙时代》，“其实，我是在写一个神话，以‘文化大革命’作舞台”。我愿意相信，启蒙的另一副面孔，是神话。就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启蒙，是理性的神话。而无限膨胀、缺少克制的理性，会走向奴役、极权。理性之路，需要非理性的力量来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