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墨斗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编者按:今年是北美第一个定居点詹姆斯顿建立400周年。然而,人们惯常把1620年五月花号的航行当作北美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源头。这其中既因为“五月花号公约”对美国民主精神的促进作用,也因为五月花号居民在登陆北美大陆后艰辛开拓,成为后来美国拓荒史的先驱。《五月花号》叙述了五月花号的航程及其在北美大陆的经历,尤可注意的是,五月花号公民处理与印第安人关系的历史。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既有感恩节之类的温馨,也有种族战争的血腥。
“太初有美洲”——看见“太初”二字人会横生敬畏,因为那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原点,从那里经年累月繁衍出历史长河与大千世界。约翰·洛克说“太初有美洲”,是把美洲摆到了天赐的原始位置上,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块有关“自然状态”的试验田。在无拘无束、无权利义务牵挂的状态下,17世纪初踏上美洲的那批“天路客”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并且最终摸索出一套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方式。
但是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塔利却说,以洛克为首的18世纪启蒙哲学家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一套本属欧洲传统的启蒙话语强加给了北美殖民地。在他看来,北美原住民并不是没有秩序的,不需要清教徒去“开化”,不需要被拉进欧洲人的秩序,享受文明世界的恩泽。
菲尔布里克在《五月花号》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讲述1675年至1676年新英格兰和北美原住民波卡诺科特人之间的战争,作者反复强调双方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迟早要爆发。在这之前的40多年垦殖记录中,清教徒还很少有机会表现人性中的残忍,他们预想中的“野蛮人”并不是不通情理,相反,清教徒们不仅获得了需要的向导,在较短的时间内与土著头领有了和平的接触和交易,还在野地里找到了大量印第安人埋下的食物,从而捱过了1620年严酷的隆冬。天路客对这些并不是全无情感触动的。他们本身有组织,也相互提醒,要在走过困境、收获了自己的庄稼之后把拿走的东西还回去。只有一次算是“防卫过当”,好勇斗狠的斯坦迪什上尉感到安全受了威胁,杀死了两名似乎毫无防备的印第安武士。
如果说1675年至1676年间的菲利普王战争的确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战时清教徒们的心理就显得令人不齿了。1623年时,爱德华·温斯洛为了挽救波卡诺科特人首领马萨索伊特的性命,几乎尽了自己的一切所能,甚至为他和他的属下刮掉舌苔,从而换来了酋长对他的终身不渝的友谊。然而39年后,温斯洛的儿子却挥舞着手枪,冲进马萨索伊特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棚屋要抓人,虽然没有真正伤到后者的性命,却也间接导致了他的猝死。
温斯洛引爆了普利茅斯殖民地英国移民和印第安人土著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战争。温斯洛对此事的宗教反思是:“我们在主面前,应该为自己的那些罪恶感到羞耻,正是我们的这些罪恶,让我们仁慈的上帝满怀伤心地打乱了我们的宁静、安逸的生活。”这番话耐人寻味,它表明清教徒的固有理解:上帝总是站在他们这边的,“野蛮人”充其量只是上帝创设出来考验他们良心和意志的东西。基于此种想法,清教徒其实自始就没有把维护友好关系置于自己行为准则的中心,号称开辟了新历史的五月花号船民们,不能否认他们骨子里的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不真诚:他们一直在利用印第安人。
就像南北战争一样,美国人后来总算学会了胜利者应有的姿态。当初的污点被纳入到关于美国起源的大神话之中,原先阴暗、强横的色彩被冲淡了。菲尔布里克说,到20、21世纪之交,“美国公民终于可以带着一种浪漫的情感回忆起美洲的土著人了。感恩节及其重塑起来的印第安人和英国人和睦协作的形象取代了普利茅斯岩和‘五月花号公约’,成为天路客神话中最重要的部分。”但血淋淋的事实无法靠这些后继的象征性仪式抹煞,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印第安人惨遭美国大移民时代的滚滚车轮碾压,连祖先们当年获得的伪善友好都成了奢望。最终也是这段历史,而非天路客的拓荒行为,成为号称世上最自由的国度抹不掉的原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