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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畅销书《桃李》的姊妹篇，作者张者沉淀了五年的精心奉献；一部深受杨绛先生赞赏的校园知识分子小说。故事发生在某名牌大学的法学院里：四个研究生弟子面对商品经济的冲击，为了保卫他们心中的“完美导师”，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和青春智慧与各种诱惑展开了角力。校园和社会，知本和资本，金钱诱惑和漂亮女生，大学校园已经成了坚守与放纵，真情与陷阱的古战场。在水落石出的那一刻，师生反目，兄弟成仇，完美导师知识理想中的角色，完美爱情已然成为泡沫。师生情，兄弟情，男女情，钩织出色彩斑斓的人性世界；学术腐败，股市黑幕，金融诈骗，无疑是透视人生百态的万花筒。

文：木弓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5月

　　小说家张者写高校故事有独到之处。先前的长篇小说《桃李》就很精彩，最近出版的姐妹篇《桃花》更为可读。他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零炮楼》很受评论家们追捧，但我个人认为，他处理高校题材更加得心应手，更加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也会拥有更多的读者。小说毕竟不是为评论家而写的。

　　顾名思义，《桃花》的中心事件是一个爱情故事。情爱观念保守、性格温和木讷的“师兄”姚从新博士偶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大学生，出于好奇，在同堂师弟的鼓动下，他决心会会这位大二女生。这个大二女生钟情是个纯情女孩。于是，两人谈起恋爱。从此以后，姚从新交上了桃花运，为情所困、为情所累，为情付出了代价，也为情卷进了一个学术腐败的事件中。想想看，一个书呆子，一旦不去图书馆，不做学问，整天炒股票，在美女中疲于奔命，写出的论文会是什么样子。为了争取出国，他只好接受导师的“帮助”，抄袭了导师的论文。纸是包不住火的。被揭露出来之后，姚从新只好退学。当然，姚从新到底是个道德之人，勇敢地接受这一切。当一切烟消云散之后，姚从新对人生若有所思。

　　很显然，张者选择了一个多角情感关系的模式。作为一个才华出众的小说家，张者没有陷入这个模式的囹圄之中，浑然无知地成为一个通俗作家。他知道模式的危险性，而必须通过自己的写作智慧去突破。

　　要实现突破，前提就是他必须勇于直面高校现实生活，勇于揭示真实的矛盾与冲突。据我所知，张者离开高校有一些年头了，但我们读《桃花》时，觉得他把握那些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仍然到位、准确，具有高校的文化特色。实际上，在紧张竞争的世俗社会摸爬滚打之后，再来反观相对平静舒缓的高校生活，会别有一番心得，也会注入许多更成熟、更深刻的思想。《桃花》在表现高校生活时，有一个潜在的对照物，那就是世俗社会，所以很有社会感，也很有时代感。这个前提的厚实，决定了故事模式的突破程度，决定了小说主题是否有新意。思想与真实是突破模式的法宝。

　　张者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法宝，就是叙事智慧和个性。实际上，《桃花》最出色出彩的并非人物，而是叙事。张者正在通过《桃花》继续巩固和拓展他的“张者”式叙事，并努力使这种品牌标记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形成自己的特色。他显然很善于让“叙事者”准确地捕捉读者的阅读心理，善于牵引着读者心甘情愿地进入小说家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很考究的一环扣一环、丝丝入扣的故事之中。他胸有成竹地掌控着故事的速度、节奏和走向。每一拐点，都会出人意外。

　　叙事只是技巧展现，风格个性才是叙事的灵魂，是作家成熟的标志。我们会注意到，张者从社会角度反观高校，没有了书生气，却带有浓重的书卷气。这就是他的叙事个性所在——从容有序、不急不躁，不时流露着机敏和冷幽默，调整着句子的张力和情趣。他似乎企图保持某种叙事的“零度”，但你仔细品味，却不知不觉地感受到“暖意”。这让我们想起戴维·洛奇的学者小说。书卷风格使《桃花》盛开别样红。

文：陈晓明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5月

《桃花》和《桃李》被称为姊妹篇，确实有它主题的持续性，就是对中国大学文化的一种关注。大学文化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在当今中国尤其如此，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把握它、表现它。张者的把握和表现是独特的，是不可取代的。小说中透露出的讽刺性，有一种软幽默。从《桃李》到《桃花》，张者可谓是当代校园文学创作的第一人。

作品反映了校园中硕士博士这些人后青春期的特殊情调。

张者的校园系列目前出了两部，主要写了两类人：一类是大学教授，被称作为老板、导师；另一类是学生，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从这两个方面，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在当今时代面临的一种价值选择来表现当今大学校园文化的状况，这种文化的状况是青春的、活力的，也是矛盾的、混杂的。

张者本身在大学读过研究生，所以他对研究生文化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在中国，研究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它不像本科生那样充满青春、活力、热情，但是他们又是激进的、前卫的、反叛的。我们把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文化来讨论，它应该是一种充满青春感伤气息的校园文化。从这个角度说，我把它理解为中国大学校园里存在的“后青春期”文化。这种后青春文化在中国大学里有漫长的传统，它一直存在着，但我们一直没有去表现它。

我们过去的小说写到大学文化，要么表现一种单纯知识分子的文化，写大学的教师，写的是大学的人文精神；写大学生，写的是青春的、新兴的、前卫的姿态。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新的《无主的伴奏》等……但是，中国的大学文化是如此地丰富、如此地复杂，当代文学表现得却很少，至少说它不是文学表达的主导方面，不是重头戏。我们文学的主题还是现实主义，还是写作乡村，一方面写作苦难，另一方面写作乡村的一种历史，即使是写作城市，也是商业社会的白领阶层、白领丽人。我们对大学文化写得如此之少，从这个角度讲，张者写作是有独特意义的，他是当代用小说反映校园文化的第一人。

大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由于他们的年龄已经大了，算是青春期的后期了。研究生心态、心理、欲望、状态都进入到了后青春期时代。张者的小说写了研究生的后青春的生活，小说写得十分充分，非常独特。这样的生活经验是带有很强的中国本土性质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是没有这种东西，不存在压抑的、变形的、扭曲的心态，也少有一种比较矛盾的价值选择。小说中的师兄姚从新，他要寻找处女，真是莫名其妙，这和现在的年青一代开放的、前卫的价值观念不同，所以他一方面被认为是情种，另一方面被认为是傻Ｘ。

当然，小说是反讽的、夸张的和漫画的，但从姚从新的身上反映了研究生独特的文化状态。这种状态是中国研究生中存在的真实的文化心态，由于巨大年龄落差和复杂的心理状态，他们对生活有时是迷惘的，有时是夸张的，有时是自虐的。这种迷惘和当年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写的迷惘是不同的。１９８０年代的迷惘是通过强烈的进取来摆脱自己的青春的困扰或者是青春缺失的困难。张承志表达的是迷惘的一代，也是被耽误的一代，因为“文革”十年，他们进入大学，年龄都大了。而《桃花》表现的是研究生文化和当年张承志不同，张承志所表现的是，考上研究生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时代，意味着他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意味着他们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就可以与北方的四条河搏斗了。但是在《桃花》里，你可以看到姚从新所代表的这样一代青年，他们也考上了研究生，但他们的内心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自信，这样的一种迷惘还在困扰着同学们，他们还在艰难地选择。

张者小说却不是在一种沉重中进行推进的，他很清醒地知道当代研究生对沉重有一种消解能力，任何所谓的沉重都会在笑声中被消解。张者的表达是轻松的，阅读的过程是愉快的，语言是幽默的，是贴近研究生和大学生生活的。故事还采取了戏剧化的方式，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境中去表达，整个作品带有很强的反讽特征。

《桃花》写了一些与《桃李》不一样的坚守。《桃李》更多的是拆穿，大学的教授、大学的知识分子的一种伪人文精神选择。在《桃花》中，则主要是表现方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张者的作品不是一味地把方正写成高大全的人物、正面的人物。方正是非常可笑的、自相矛盾的、面临困惑的，同时在生活中的选择也是经常处于错位当中的这样一种状况。张者试图写出某种相对开始增长的知识分子正面的坚守的品格。这是张者的一种探索。

从整体上来说，张者有他很独特的讽刺意味。大学中还存在很多令人痛楚的东西，同时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当中，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多元关系中，应该说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是有很复杂的内涵，同时有很深切的、很有力量的东西，或者说有一种痛楚的东西。张者基本上回避了这种东西。张者为什么会回避？或者说他为什么不去表现这些呢？张者追求的是一种讽刺性的小说，这种讽刺性甚至不是一种黑色幽默。它更像一种软讽刺，不像硬讽刺，不是像鲁迅的那种悲愤性的讽刺。它是比较温和的，是在寻找一种快感。在整个叙述中，它重要的是寻找一种快感、一种乐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它继承了《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一些因素。当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写作，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历史的变化在时间的跨度当中变化得非常巨大。我们可以看到张者对讽刺小说的追求，对讽刺的语感的追求、效果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有它的共性和特点的。

文学是个多元的时代，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选择。张者选择了轻松的、快乐的、嘲讽的、调侃的方式，就放弃了悲怆的、沉重的、痛苦的、直击历史深处的东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二者如何结合，这不只是张者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小说、中国文学面临的问题。这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