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世达 出处：文学报 2007年5月
80年代初，我从北京回上海省亲，顺便到延安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拜访一位资深的令人尊敬的翻译家和编辑。
我瞥见他案桌上放着一本发黄的很厚很厚的英文书。我一看是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三部曲集于一部。他随口告诉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董衡巽正在翻译第一部《北纬四十二度》，第二部《一九一九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译。”
我想也没想一下，便说:
“我可以试试。”
老实说，当时也是少年气盛，胆大妄为，对难处想得很少。
他问:
“你愿意？”
“愿意。”
他当即把书给了我。
在这部作品中，多斯·帕索斯运用实验主义的手法，自己创造了“新闻短片”和“摄影机眼”。“新闻短片”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报纸新闻内容，新闻的安排是间断性的，不连贯的，犹如一个人浏览报纸，看半个新闻标题，眼睛便溜到下一个新闻标题上了。作家遵循的是自然主义原则。而“摄影机眼”是自传性的，描述作家作为艺术家思想成长的过程，不用标点符号，是乔伊斯式的意识流。这对我无疑是极大的挑战。
出版社编辑给我的《美国》三部曲的版本是解放前上海的一家出版社排版出版的，排版的质量很差。因为作家使用了意识流，本来就没有标点符号，而且有诸多的断句，于是很难确定什么地方作家就是这么写的，什么地方是排版排错了。这给翻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84年我有一个短暂的机会到洛杉矶，我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学的食堂旁边有一家偌大的书店，书相当丰富。我找到了The New American Library版嶄新的《美国》三部曲，三部书分别装订。美国大学一定把《美国》三部曲作为文学系的必读书，否则是不会在大学的书店里买到的。拿着那漂漂亮亮的三部书，我很激动。我用很少的一点零花钱当即把它买下来了。
但是即使版本问题解决了，我在读《一九一九年》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地方还是读不懂，许多地方的文字简直是谜。我觉得要将它译好，必须做些研究，最好能到美国去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1987年我终于有机会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到哈佛大学去做一年的研究。经过一年的研究和在哈佛的实地生活，我对多斯·帕索斯的小说有了更好的把握。
通过对他思想的分析，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美国中产阶级自由派人士的轨迹。这是解开他思想发展﹑创作思想上的矛盾的关键。他作为一位飞黄腾达的纽约律师和一位南方名门贵族闺秀的私生子，“在旅馆中度过的童年”对他一生的思想有极大的影响，他一生都在寻觅归属，寻觅一个根，选择一个祖国。由于哈佛世纪初唯美主义对他的影响，他一生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甚至把参加激进运动也看成是一种艺术探索的需要。但是，正由于他的中产阶级自由派人士的立场，正由于无政府主义对他的影响，他不可能完全接受左派的思想，而只能囿于他固有的不是黑就是白的思想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父亲所崇尚的“盎格罗–撒克逊世纪”“杰弗逊式的民主”又在他身上点燃，他开始认为“盎格罗–撒克逊民主是我们所有的最好的政治方式。”他脱离了左派运动，而转入右翼营垒，是他的思想﹑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美国》三部曲反映了作家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与苦闷，也反映了批判美国社会的激进思想，终于成为美国20世纪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
通过研究我弄明白了《摄影机眼》(15)中提到的皮尔斯先生是他父亲的老师，这是了解“他”是指其父亲的关键，继而了解整篇是描写他父亲的回忆。如果说这是“豁然开朗”，是不为过的。
到哈佛后，我去了哈佛广场，一个古老的卵石广场。按地形，在卵石间，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原来有轨电车行车的痕迹。于是，我就不难理解意识流的《摄影机眼》(25)了:
那些春天的夜晚哈佛广场弧形轨道上有轨电车松动的车架嘎嘎的响轮子发出尖利的叫声在弧光灯光中尘埃构成一片粉雾一整个晚上直到黎明时分都睡不着
没勇气冲出这钟形玻璃罩
作家在这里写他在哈佛四年的感受，他把哈佛比作一个禁锢思想的“钟形玻璃罩”。他在另一段写道:
对文化变得冷漠犹如一杯遗忘于一只香炉和一本奥斯卡·王尔德著作之间的茶一般冷了。
通过对多斯·帕索斯的研究，我发现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读了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肖像》，认为是一部“可厌的作品”。这样，就不难理解作家在这里想表达的思想了。
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语言上的和知识上的挑战给了我极大的快乐。《一九一九年》于1990年4月出版。这样，我认为我完成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工作。从80年代初期酝酿到出版历时近十年，这是我精力最充沛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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