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夹边沟”是一批 “右派分子”的流放地，“定西专区”是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1960年“大饥荒 ”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这些年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至于它 “写真实”的能力被许多人所质疑。杨显惠的作品再次向人们显示了当代作家继续使用写实手法可能达到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这种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文：陈思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4月

    前几天接到天津杨显惠的电话，他告诉我《定西孤儿院纪事》已经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希望我能为之写几句书评。我立刻就答应了，对一部真正的好书，我从来就不掩饰自己的喜爱。

    可以说，我在主编《上海文学》的三年中，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连续二年半的时间(2004年第一期到2006年第六期)刊载杨显惠与烜笠联名发表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大约是每个月的中旬，我在灯下展开文稿，一字一字校对的时候，我就会被那些朴素的故事与干硬的语句所震动，一种揪心的痛隐隐发作，像是上了瘾一样，每个月我都期待着，期待这一份大仁爱和大感动。当连载在2006年第六期正式结束的时候，我忍不住给杨显惠写信，我说，我不敢想，如果审读第七期的清样时没有读到您的文章，心里不知会感到何等的寂寞。

    其实，像我这样怀着期待的读者并不少。北大中文系邵燕君博士主持的网上沙龙一直在跟踪追评《上海文学》，尽管时而发出尖锐批评，但对于连载中的《纪事》则特别青睐。这里不妨下载一段该网页的评论，那是魏冬峰、刘勇撰写的《看〈上海文学〉》一文，直接谈到了读《纪事》的感想:“《定西孤儿院纪事》连载至今很少令人失望，第十一、十二期上杨显惠与烜笠合写的《蔓蔓》亦是如此，叙述朴实、贴肉贴心，人物形象鲜明，无论是土里爬来爬去、最后学会走路的瘸腿小姑娘蔓蔓，还是菩萨心肠的常奶奶、善良而无奈的梁院长，都带着尘土活生生站在读者面前，他们朴素的生命意识更是令人感叹不已。”这里虽然评论的是其中的一篇，但整部《定西孤儿院纪事》从连载起，就一直在读者的关注之下。这样的好评屡屡出现，好像是邵燕君还在网上赞叹:读这部连载似乎是一场比赛，是读者的耐心和作家的能量在较量，一场一场地比下去。读者也许以为，这类题材相近的故事采访，总是会出现重复与枯涩，而作家却像打开了一个古彩戏法的八宝箱，一篇一篇，从容写来，笔下处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我曾经遇到上海的一位普通读者，是一个已经退休的女工，她告诉我，她拿到《上海文学》总是先找这份连载来读，她也感到惊讶，这么一个同样类型的题材，作家怎么会写出那么多不同的故事！

    这就是生活所赐的丰富性。战争与饥饿，本来就是人间书写不尽的两大类苦难，或是人祸，或是天灾。前者的悲剧，因为具有传奇因素，突出了人的力量，苦难意味往往能在英雄的光芒下有所淡化；而后者的悲剧，由于摒弃了任何英雄传奇的内容，也没有英雄的生长土壤，苦难更让人生出无助及无奈之感。那种痛苦是透彻肺腑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深夜，灯下阅读清样，读到一篇“纪事”的文稿，言及灾民饥饿之极的种种惨状，顿时毛骨悚然，心胸作痛，自有透不过气来的感受。那篇“纪事”，是我惟一没有发表出来的，不是写得过分，而是我感情上承载不起这样沉重的生活现实。我不知道作家后来有没有把它收入这部书中，每每想起，心有戚戚然至今不已。

    我与杨显惠从未谋面，我最初读他的作品，是前几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夹边沟”纪事》，当时就被他的严峻的纪实风格所吸引。《定西孤儿院纪事》的稿子也是由编辑姚育明转给我的，最初他只开了一个头，托姚转告我，如果《上海文学》准备连载，他就有信心写下去，他每写一篇，都要多次采访当事人——当年在定西孤儿院里长大的幸存者，由于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都痛苦不堪，当事人不大愿意再提历史的伤痛，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但如果杂志开始连载前面几篇，就能够给当事人一些鼓励和勇气。当我决定连载《纪事》时，我心里也没有底，怀疑这样的题材是否写得下去？但杨显惠和他的合作者果然不负众望，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整理出一篇一篇的“纪事”，从没有脱过期。这些文字，作者没有加入多少主观编造的成分，人的想象力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无力；作者也没有刻意追求传奇效果来刺激读者，来自民间的老百姓个人经历一旦扫去遮蔽，立顿闪烁出历史的真相。我愿意把它称作为信史，称作为纪实文学，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把肉麻当有趣的文坛泡沫都会销声匿迹，但这样的文字，将会永远地留传下去。

    定西孤儿院是一个历史名词，它是上一世纪60年代自然灾害的严重情况下，甘肃地方政府设立的一个旨在挽救儿童生命的单位，在大批流离失所的灾民中，把一部分失去家庭的儿童保护起来，靠国家救济得以生存。每个孤儿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忍回首的往事，每个工作人员都面对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剧，那些孤儿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挣扎，现在也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的经历可以说是与国家最艰难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注意到，在当事人的叙述里，他们都是异常平静地、理性地面对历史，随着那浓重的方言叙述，我们似乎感受到这语言背后蕴藏着一种温厚的力量，支撑着这个国家缓慢的进步。同时，作家也没有把这些饥饿的孩子看作神圣的被保护者，甚至也不回避他们自身的缺点，每个孩子都是在灾难中净化自己，磨练自己，一步步成长起来。我印象很深的是一篇《打倒“恶霸”》，讲的故事主人公是一群孤儿院里的孩子，他们因为饥饿，把每天的口粮视若珍宝。同寝室的孩子中间有所谓“恶霸”，就是那些力气比较大的孩子，他们当了“恶霸”就要欺侮弱小的孩子，抢夺他们的食物。故事写的是一个叫王汉元的孩子与几个好朋友一起严惩了寝室里的“恶霸”屈孝仁，结果是他自己当上了“恶霸”，也同样地抢夺弱小孩子的食物，结果也遭到了其他孩子的严惩。故事的讲叙人感叹:“人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怪，挨饿的时候，心里就想着怎么吃上一口饭，吃饱了，就又想着怎么剥削别人。”然后采访者问他那个王汉元后来去了哪里？他回答说:“时间不长就跑到新疆去了。他有个叔叔是逃荒去新疆的。听说他在新疆参军了，还当了营长。”也许，那位营长早已经忘记了小时候自己在孤儿院里伸张正义、但又沦为“恶霸”的故事，但这些成长的经历却不会消失，它必然会融入个人的成长史，成为一种性格铸成的元素。我们就是在错误中慢慢地成长的。

    我曾与杨显惠讨论过文学先锋性的问题，他自谦地说，他的作品都来自生活现状，土得掉渣，没有什么先锋色彩。我举当代学者彼得·彼格尔的观点，他为20世纪初的先锋文学所下的定义是:先锋文学旨在纠正和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用形式来掩盖内容苍白的自娱性文学思潮，先锋文学企图用惊世骇俗的姿态来重新调整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重新对社会的进步发生作用。所以，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未来主义、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和德国的表象主义等思潮，无不以激进的社会批判和传统批判显现其风貌的。先锋文学的超前性，在于对市场的反叛、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对消费和庸常之辈的美学见解的自觉反叛，而中国同时期的《狂人日记》，也是在这样的意义和价值上被誉为新文学的先锋之作。我这么来归纳先锋文学的定义，是想说:像《定西孤儿院纪事》这样的作品，虽然写的是偏于西北一隅的特殊年代的故事，但是在当代文学的意义恰恰是真正的先锋。连作家在方言的运用、口述实录的纪实手法等方面，也都具有离经叛道的先锋性。真正的先锋是在民间。真正的先锋一往无前，对照现在那些被媒体搞得乱哄哄的文坛现象，我敢说，杨显惠这样的实践民间、创意民间的脚踏实地的作风，倒是真正体现出民族脊梁的先锋风范。

文：潘采夫 出处：新京报 2007年6月

　　《定西孤儿院纪事》，一本“纪实小说”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是“大饥荒”时期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的情景再现在人们眼前。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一本单调的书，二十余个短篇，一篇一个故事，篇篇都是讲述两个字：饥饿。

　　按作者的说法，定西孤儿院五千多个孤儿，每个孤儿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这让他找到了挖掘一个年代的突破口。作者不承认故事很单调，他说虽然都是饿死，但死法可不一样。而我的阅读体验并不好，开篇的深度震撼之后，边际效应开始递减，读到后来，每篇故事都成了数字的排列组合，父亲母亲姐姐死了，奶奶母亲哥哥妹妹死了，姐姐妹妹弟弟死了，或者都死了。持续的震撼，持续的刺痛，到最后都是无边无际的麻木。

　　这本小说的形式比较怪，照理说应该是一本小说，现实主义，有点魔幻现实主义。但作者会急了，他说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你们觉得不真实，那是因为生活本身的丰富性远远超越人的想象。如果细节都是真的，那应该是一部新闻纪实作品，或者叫做报告文学。而以小说的形式写，那就属于想象的范畴，就是虚构了，这是作者的两难。

　　在述说苦难的小说里，余华很好，但我喜欢刘震云，他在《故乡相处流传》里，这样描写曹丞相：曹军军纪严明，不像一同到来驻扎在延津黄河之南的袁绍军队。这里不肏小羊，不肏处女，二十万大军不肏，只剩一个曹丞相玩玩媳妇寡妇，实在不值一提。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曹丞相也是人嘛。有次曹丞相问，我的生活是否有些特殊化？猪蛋啐口唾沫答：什么特殊，我们延津几十万人，连吃带日，还管不起你一个！“相比刘震云在嬉戏中讲述历史，杨显惠的小说几乎谈不上手法，白描，只有纯粹的白描。

　　如果按刺痛程度排座，本书的一个特点是高潮倒置。第二篇，《独庄子》，爷爷死了以后，母亲已经饿得抬不动爷爷了，叫人又叫不来，只好把爷爷摆在炕上。后来父亲回来了，没几天也死了，也摆在炕上。孤儿平静得像讲述别家的事情，作者的描写也像记流水账。这是史家的写法，是一部县志的风格。《独庄子》之后，再苦的故事也都没有感觉了。

　　我曾经怀疑是作者刻意采取的白描手法，但随后我告诉自己，当事人当时就是这么讲的，作者只是保持了原汁原味。我做出这样判断的依据来自我家老辈的故事，我的奶奶和父亲都对我讲过，我的某个老爷爷是懒死的。我对懒死这个说法很有疑问，父亲告诉我，大饥荒的时候，家家都半夜去偷生产队的庄稼，只有老爷爷不去，躺在炕上，别人叫都不动弹，结果饿死了。经历太丰富了，情感的触角就会钝化，去老乡家里听听，再悲惨的过去，也只不过是家长里短。

　　杨显惠是一个犟人，杨显惠的价值，就在于顽强述说，抵抗遗忘，在于他说的“我是个笨蛋，所以只有靠两只脚”。朱学勤曾经骂过，文化人有一种本事，就是把回避说成超脱，把软弱说成迂回，把自私说成无欲，把世故说成深刻，把形式说成实质，把嬉戏说成解构，把自欺说成勘破……把一些迫不得已的形而下生存哲学，涂抹成另一种形而上的高贵时尚。他们的智慧反衬了杨显惠的落伍，他木讷的视线只看得到眼前那一片土地。但那些大腿退化嘴巴发达的聪明人，面对这位文学的边缘人、史学的门外汉、新闻的越位者，是否会感到有愧？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愧意，因为有愧，所以遗忘。

记者：田志凌 实习生：蔡镇贞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6月

　　联系上杨显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目前正在甘肃定西地区为创作而到处采访。记者联系他的过程中，他不停变换落脚地，很多山村的小旅馆没有电话，手机信号又弱，最后是他借了当地人的小灵通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

　　很多人认识杨显惠是从《夹边沟纪事》开始，那本书展现的当年右派劳改农场大批知识分子饿死的人间惨剧震撼了很多人。最新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仍然与饥饿有关。定西专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重灾区。小说由22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以实录般的叙述，将一个个孤儿家庭饥饿与死亡的悲剧展现于读者眼前。陈思和评价说，“许多把肉麻当有趣的文坛泡沫都会销声匿迹，但这样的文字，将会永远地流传下去”。

　　　　

　　“饥饿”是中国社会绕不开的主题

　　南方都市报：你在50岁时决定要写三本书，从2000年到现在，你已经完成了《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都引起了震动。你这种关注历史真实和苦难的精神倾向应该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吧？

　　杨显惠：对。应该说从1979年开始创作起到现在，我写作的基本主题就没有变过，90％的作品都是关注苦难，关于人道主义的。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出来很多伤痕文学的作品，但是我对那种光是诉说自己心灵受伤害、诉说冤屈的作品也不感兴趣。我的处女作《七月里》讲的是作为工农兵学员的“我”和一位来自定西地区的“同学”毕业前夕去定西地区搞外调，那是收获的季节，小麦和豌豆成熟了，但是我们在一个火车站与“同学”的外出讨饭的父亲和妹妹相遇了。这个小说讲的是七十年代农村的苦难，主题还是“饥饿”。

　　南方都市报：这么说，“饥饿”的主题几乎贯穿了你的创作。包括《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讲的也都是“饥饿”。

　　杨显惠：是，在我的几十年生活经验里面，“饥饿”是中国社会绕不开的主题。甘肃的农村解决饥饿问题是在1981年包产到户以后，农民才开始吃饱了肚子。所以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1980年这20多年里，“饥饿”是农村甚至整个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主题。我认为在这个主题后面包含了很多问题：为什么会饥饿？它后面有着历史、现实、政策等各种复杂的原因。过去农村有富人，有中农，吃不饱的是少数人，但1958年的合作化之后，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一亩地从100斤下降到80斤，又从80斤下降到60斤，全村人都吃不饱。它破坏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经济体制。原来农民不管地多地少，他都会在地里尽心劳作，土地全部被征收，农民不是这土地的主人，他也就不操心了。

　　南方都市报：到1990年代商品经济潮时，现实主义的题材就不吃香了。你那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杨显惠：从1990年到1997年这一段，是我写作生涯里最痛苦的时期。那些年，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大潮，人人都忙着挣钱，我自己坐在家里写作，生活非常清贫。另一方面那也是各种文学思潮百花齐放的时候，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最流行的是先锋派。我就面临着找一条什么样的文学道路的问题。每天都很苦恼，非常痛苦。我当时想了很多，把最流行的现代、后现代的理论都做了一番研究。

　　最后我想明白了，这些东西都不适合我，当时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跟当代文艺思潮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我要跟上时代和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要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不湮没在那些时髦的、主导的文学潮流里面。还是写苦难和现实，在写作的思想深度、题材开拓方面要有进步。有了这个原则，我就做了一些实验性的写作，虽然反响不大，但是能够发表。我觉得既然能发表，就说明还行，这时候就开始着手采写《夹边沟纪事》了。
　　
　　“一遇到这些孤儿，我就觉得我找到了突破口”

　　南方都市报：你第一次听到孤儿的故事是什么时候？

　　杨显惠：是1990年我在饮马农场兼职副厂长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为写夹边沟做准备的。我遇到了当时定西孤儿院的几十个孤儿。他们给我讲了孤儿院的事情，讲了当年全家饿死的故事。我就是觉得震惊，太震惊了。事情才过去30年，但是我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光是定西专区的儿童福利院，大大小小加起来就有五千多个孤儿。当时我就觉得，好极了，我找到了写六十年代饥饿的一个突破口。

　　南方都市报：你经历了那个年代，但你也不了解那段历史吗？

　　杨显惠：我1946年出生于兰州的一个城镇居民家庭。六十年代我们也饿肚子，那个时候全国都饿肚子，就是北京、上海人也挨饿。我那个时候上初中，对饥饿的印象很深刻。那时候甘肃定西地区来要饭的多得很，我们住的院子里一会儿进来一个老太太，一会儿进来一个老头，一会儿进来一个年轻人，一整天都有人敲你的院门。这些东西长期储存在脑子里，一遇到这些孤儿，我就觉得我找到了突破口，要不你怎么表达大跃进的灾难？

　　那时侯我就想着要写这个孤儿院，可是当时我在为夹边沟做准备，所以这个事情就拖下来了。等我把夹边沟写完以后，2002年就开始着手定西孤儿院的调查。2002年到2003年采访，到2004年就开始边写边发表“定西孤儿院”。

　　南方都市报：你写成这本书前后采访了多少人？

　　杨显惠：我访问了包括孤儿、孤儿亲属在内的一些人，还有当年孤儿院的老师、一些民政局的干部，这些民政局的干部都是与孤儿院有关的。能找到的我都找了，人家愿意谈的就谈，不愿意谈的也没办法。因为对过去的那一页，有些人是不愿意谈的。所以总共下来采访到的也就是150个人左右吧。

　　南方都市报：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谈呢？

　　杨显惠：有些孤儿说哎呀，那些东西，我们不愿意谈，一想起来心里就难受。另外有些人则是有顾虑，他说那时候搞大跃进，把农民的粮食都收走了，就饿死人了嘛！他说把这些说出去写出去，影响不好。还有些人说我现在在单位上工作了，给你们讲这个，影响不影响我的前途啊、工作啊。他们也有这样的顾虑。

　　南方都市报：这些孤儿现在的生活境况怎么样？

　　杨显惠：他们的出路无非是当工人和当农民，这些人现在绝大部分经济状况都不好，属于社会底层。当工人的大部分退休了，或者说下岗了。当时经济比较落后，参加工作的那些孤儿，多数进了镔铁厂、木器合作社。还有一些到商店里当营业员。还有近一百个孤儿到定西的五大坪农场做农工。还有到纺织厂、油井和煤矿的。他们谈起他们人生经历的时候，都有一种辛酸的感觉。
　　
　　“我听不下去了跑出去，在外面站了好一阵”

　　南方都市报：你是用小说的笔法来写这些故事的，里面的细节是真实的吗？

　　杨显惠：细节都是真实的，那些细节你能凭空编出来吗，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能编出这些细节吗？生活本身的丰富性远远超越人的想象。我在下去采访的时候，每听一个故事都觉得非常震撼，而且是越来越震惊。没有重样的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庭环境，包括村里的队长不一样，有的善良一点，有的恶一点。虽然都是饿死，但死法都不一样。这些东西你不去了解根本是想象不到的。

　　南方都市报：书里讲，一位母亲为了自己生存下来而把自己孩子吃掉了，这也是真的吗？

　　杨显惠：母亲把亲生的孩子杀了，现在想来是不可能的，但绝对真实。道德极限是在社会正常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在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最后时刻，道德极限就崩溃了。那个母亲我没有直接写她如何杀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就是吃了。我是听一个老头讲的，他那时还是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可是过一天再去，那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发型，没有编织，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这些故事，在六十年代农村出生的都会相信，他们的父母都会告诉他们，尽管可能不会说得那么详细。我在兰州遇到好几个读者，都是定西地区的年轻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他们都跟我说，“我们父母亲跟我们讲过这样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当初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不将它写成报告文学的形式？

　　杨显惠：因为我觉得写成报告文学，说它是真实的，发表很难。以小说的形式写，那就属于想象的范畴，就是虚构了。

　　南方都市报：在《上海文学》连载这些文章的时候，你是与烜笠联名发表的。他是什么人？

　　杨显惠：他本身就是一个孤儿，我是在当农场副厂长的时候认识他的。他学习上很钻研，还在农场连队里当过文书。他很支持我写这个东西，他帮我联系认识的孤儿，我们曾经在一块跑过几个月。

　　南方都市报：那农民会不会不理你，或者不想谈这些事情？

　　杨显惠：不会。一般来讲，你能够跑这么远，到他那个地方去了，他们就基本没顾虑了。有顾虑的大部分是城市里的。在农村的，他们看你坐车赶了几百里路到那些农村和小山沟，都会谈得很详细。

　　南方都市报：采访的过程中你会不会跟他们一起流泪？

　　杨显惠：这是避免不了的，铁石心肠的人都避免不了。当你听到他家庭的不幸，他爷爷是怎么饿死的，奶奶是怎么饿死的，母亲是怎么饿死的，饿死的方式各不相同，这是很震撼的。有一次一个孤儿跟我讲，当年她到了孤儿院，她五六岁的小妹妹暂时寄住在结婚的哥哥家里，过了一周她去接妹妹发现妹妹已经死了。过了很多年她才知道，妹妹不是饿死的，而是因为长期饥饿，一下子吃救济粮太多上吐下泻弄脏了嫂子的炕，被嫂子扔下来撞在石磨上撞死的。听到这种故事真是……当时她泪流满面，我听不下去了跑出去，在外面站了好一阵，情绪平复了又进来听。其实我也是出去抹眼泪的。

　　南方都市报：采访当中最让你震撼的故事是哪个？

　　杨显惠：你可以看一看那篇《独庄子》，是讲他的爷爷死了以后，母亲已经饿得抬不动他爷爷了，叫人又叫不来，只好把他爷爷摆在炕上。后来他父亲回来了，没几天也死了，也摆在炕上；不久又死了妹妹，又摆在炕上；再死一个妹妹，再摆在炕上。当他和他母亲、他奶奶在土炕里睡不下的时候，要把死了的三个人在炕上挤一挤。他爷爷已在上面摆了两三个月了，想把爷爷推出去又推不动，就搬起来把他骨碌一下翻过去，这时候他爷爷后背上的肉已经腐烂了，骨头都脱出来了。我记得很清楚，他讲自己的爷爷、父亲、妹妹怎么死的时候都非常冷静，但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

　　南方都市报：听完了会不会睡不着觉？

　　杨显惠：(叹气)这个倒是没有，我每天晚上都吃安眠药，哪有睡不着的。
　　
　　“我是个笨蛋，没有玄想的能力，所以就多跑路”

　　南方都市报：你做这件事就是想记录历史的真相？

　　杨显惠：我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大作家，我只想把这段历史记下来。因为过去的历史有太多的粉饰，我不想粉饰，也不想故意丑化，只是想客观地记录下来。这可能对以后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社会的发展有点好处吧，我就是想做个社会记录。

　　南方都市报：这些故事发表以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反馈？

　　杨显惠：反馈不多。从2004年开始连载到现在两年多了，文坛和媒体的反应都比较平淡，只有几篇评论文章。因为我写的这个东西整个来说还是不入主流的、边缘化的，不是现在文坛的主流写作。所以不受关注很正常。不像一些作家出一本书就炒翻天了，到处都在报道。

　　不过我是充满信心的，我相信这条路是正确的，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说好或不好我都不在乎。

　　南方都市报：第三本会写什么？

　　杨显惠：现在还不能透露，不过肯定还是跟甘肃有关。我这三本书都跟我上山下乡16年的经历相关，我在那里发现了自己创作的主题，所以我对这16年毫不后悔。

　　南方都市报：你对当代文坛或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情况怎么看？

　　杨显惠：我是个笨蛋嘛，我没有玄想的能力，不能像别的作家那样坐在家里编故事，所以我就多跑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写沉重的东西，有一部分作家关注它们，我觉得就可以了。很多作家是很有责任感的，比如路遥、王安忆，他们的作品都写得很好。

文：李星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7月

　　那些不该忘记的

　　尽管多为当事人的采访纪录，写法也多为聊斋式的笔记体，语言也控制得近乎无血无肉无情感的瘦骨嶙峋，但同此前的《夹边沟纪事》一书一样，杨显惠仍将他的新书《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文体定义为小说。是的，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你敢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复原？何况，还有那么大的外在压力，“丑化”、“歪曲”的帽子随时都有可能抡过来，非钢头铁臂，杨显惠焉能不怵。但是读了它，任谁都不会怀疑它们的真实。不仅有历史和时间地点背景的真实，还有细节的真实。生活的残酷，人生命运的苦难，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你已经哭不出来了，没有眼泪可流了。特别是当它已不是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坏人”造成的时候，你也没有恨了，只是庆幸，庆幸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他们和他们的母亲、孩子，已经告别或远离了这黑暗的日子。

　　正史早已为那段历史做了结论，制定和推行那种“左派”幼稚政策的人也已作古，人们似乎也选择了原谅和遗忘。领导一个全新的制度，管理一个贫穷的大国，哪里避免得了失误？更何况，当事人怀有那样崇高的动机和理想。更何况，那样的饿死人事件，只是一个大国的局部，几百万比七八亿的局部。

　　但是，从那种境遇中活过来的孤儿，不能忘记。亲眼看见一家七八口亲人饿死的情景，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忘记。今天，后世的国人也不应该忘记。按照犹太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的观点，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杨显惠的写作既是伦理的忠诚，又是道德的践行。他在上山下乡和后来工作过的甘肃生产建设兵团，认识了一些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幸存者，并同他们交了朋友，朋友们透露的人生经历，在他内心唤起了“不该忘记”的道德和伦理情感，也成为他的梦魇。他是为了那些“不该忘记”的才当了作家，还是当了作家才想起那些“不能忘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到了远离西北的天津，他每年都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自费沿着朋友提供的线索，去采访，去寻找，终于写成《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这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的，非关个人也非关家族的“整个中华民族之痛”。

　　曾以《黑夜》一书而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同威塞尔不同的是，杨显惠不是定西孤儿院的孤儿，也不是夹边沟的幸存者，无权作为见证者，《定西孤儿院纪事》也不是本来意义的“见证文学”。但考虑到他采访的见证人自身无文字呈现能力，作者扮演的应是见证者代言人的角色，他无权如威塞尔那样被称为“人类的信使”，但却无愧于“历史和社会良心”的角色。在当今小说的名声被商业化写作、游戏式写作、个人情感渲泄式写作严重败坏的时候，杨显惠的写作方式和他对遗忘的抗拒方式，都可以与人类的尊严、作家人格的高贵、高尚并立。

　　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写道：“哪怕对那些关系不深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由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借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定西孤儿院纪事》不仅是抗拒集体遗忘的书，而且是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的书。它没有当前一些“全景式大报告”式纪实文字的自负和夸张，却在背景和细节上小心翼翼地探寻着造成如此人性大悲剧的存在和根源。

　　这些荒谬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尽管它们已经淡出现实生活视野。杨显惠让它们在孤儿院的回忆中复现，显然不是为了让人们仇恨，而是让人们警惕。“盛世修史”，《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虽然只是涉及部分地区，部分人的苦难史、血泪史，但它涉及的却是当代人的道德义务，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
　　
　　不只是痛苦和反省

　　笔者一直认为，人生经历中的苦难，对于经历者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冷漠、自私、残忍，内心充满仇恨，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心灵充满温暖和阳光，同情、善良，对他人充满关怀与热爱。关键是他的记忆选择是单向度的还是多向度的，是只记住社会和人们亏欠自己的，还是同时记住了社会和人们给予自己的。杨显惠的笔下之所以充满了生命和心灵的热力，就是他并没有在大苦大难中失去对于社会和人性的肯定，在直面惨剧的人生苦难时，并没有回避，甚至刻意维护了人性的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爱。所以，《定西孤儿院纪事》既是一曲曲低沉哀婉的挽歌，又是一首首暖意融融的爱的赞曲。

　　这里有刻骨铭心的母爱、父爱、兄弟、姊妹之爱，以及隔代的祖父母对儿孙辈的奉献。当从公共食堂打来的饭汤越来越稀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将底下稠一点的打给能劳动的丈夫，打给家族的继承人儿子；当饭盒只有几勺稀汤时，她又全部分给儿女们，自己却谎称吃过了；一家最早饿死的往往是母亲。当公共食堂已无饭食可供时，我们的母亲又带领年幼的儿女去挖剥已经很稀少的树皮、草根，去搜寻往日烧炕用的谷衣、禾秆，在自己的饥饿中将它们加工成形式的“饼子”。当实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又是母亲、祖母，将家里仅有的可以吃的东西，留给要出外讨吃的儿女。为了儿女的生存，多少母亲、姐姐带着子女、兄妹，牺牲自己的道德尊严，嫁给家境稍好的人家，不管对方是老是残。更有甚者，有的母亲为了儿女有符合上孤儿院的条件，竟精心而冷静地安排了自己的死，牺牲自己，换儿女一条生路。“给儿女一条生路”几乎是所有身处绝境的母亲的自觉选择。这是多么高尚无极的母爱，多么伟大的母亲！而《黑石头》、《老大难》、《守望殷家沟》等作品中，幸存孤儿的回忆，其亲情又是那么浓烈和感人至深。

　　如果说母爱及亲情伦理之爱，是作为族群、家庭的人的本性(正因为如此，一家重点保护的往往是可以将来顶门立户的儿子，女子、老人往往最先牺牲，所以，这种爱也有文化意识的偏见和局限)，也更容易成为关注和写作的视点的话，那么《定西孤儿院纪事》另一个独特之处，就是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人留给孤儿们的美好记忆。《走进孤儿院》中送孤儿去福利院的村民和干部，为了不使孤儿途中冻饿而死，他们一路上叫着他们，又在柳条筐中垫上软草，其仔细、精心让人看到这些无名者的善良和关怀。此后的篇什叙述的重点，已不完全是大同小异的逃荒和死亡，而是地方政府、福利院教师、阿姨原先全心全意的救助行为，他们对孤儿如亲生儿女般的关爱。尤其是李毓奇，本来是一个县的县长，因为冤案，虽查无实据却被挂起来，在救助活动中才被抽调临时负责福利院工作，他以高尚的责任感和巨大的爱心，赢得了孤儿们的热爱与尊敬。《送尕丫头回家》里的专署民政局秘书马永群，为了不让一个孤儿无家可归，多次到一个县的收容站落实，并且骑着自行车，驮着孤儿一村一舍打听寻找。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面积饿死人事件引起重视后，体制的救助力度。

　　从一定意义上说，《定西孤儿院纪事》不仅是一部抗拒遗忘，以细节和人的命运方面补充和丰富正史的书，也是一部歌颂和肯定人性光明的书。它给当今人们的不只是痛苦和反省，还有灵魂的洗涤和提升，欲望的克制。
　　
　　背景

　　当时农民的真实生存情景

　　几乎每一个幸存孤儿的讲述中，都出现当时的一些特有名词，它们无一例外地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当时却直接造成了饥荒大悲剧。恰巧笔者当时也在农村，也保有对这些名词的记忆。在与孤儿记忆的叠合中，可以看出当时农民真实的生存情景：

　　一，“征购粮”。它源于五十年代初国家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人口生活所需的“统购统销”政策。理论上它征购的是农民的余粮，合作化以前针对的是家有余粮的富裕户，也发生过到农民家“搜粮”强征的事。合作化以后，国家依据估产，直接从生产队打谷场上收走理论上的“余粮”。开始给农民留的数字还可勉强维持，公社化、大跃进以后，受“浮夸风”的影响，农村各级领导夸大产量，这样就发生了无粮留给农民，或留得极少的现象。《定西孤儿院纪事》所写的甘肃省，是“浮夸风”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农民被剥夺得最为彻底的地区。而“公共食堂”又使大量的粮食浪费掉了。个别农民在山荒地带自垦，收了些耐旱的谷子、胡麻之类，就成了搜的对象，当集体已无粮可供时，农民就无路可走了。据笔者所见，今天已有许多经济学家称，当时政策的历史功绩是打下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搞了一些有关经济民生的大项目，但农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不是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违背科学发展和实事求是的“浮夸风”造成的。它所造成的恶果，至今仍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思想和社会结构瓶颈之一。

　　二，“引洮”工程及其他。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各地都上了一些大的水利工程项目，如我的家乡就有宝鸡峡工程，将渭水引向渭北高原，使旱地变水田。这类工程开始兵精粮足，对征用的民工实行军事化管理，出身不好的人、有问题的人想去也去不了。后来出现了粮荒，但任务指标并不减，于是去那里工作，成了对出身不好和有问题的人的惩罚手段。我亲眼见过，好端端的邻居，上宝鸡峡不几天，回来就全身浮肿，大病在身。本书中好多人的父亲、哥哥，都有在类似工程中的惨痛经历。后来这些工程被迫“下马”了，如宝鸡峡工程在“文革”中才完成。

　　三，“搜粮队”。从“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就有了，合作化前针对的是不愿将余粮卖给国家，惜粮如金的中农、上中农，后来就针对同样惜粮的一般农户。“公共食堂”出现粮荒时，搜粮就成了乡村一景，哭喊打闹，极为悲惨。针对同村人拉不开脸面的情况，又有了这个村搜那个村的“创造”，其中又搀杂了村社报复的现象。因为父亲是村贫协主席，到我家搜粮的都比较文明，以至我在上中学的头一年，仍然享受母亲开的“小灶”。但到我家搜钢铁那次就记忆深刻，不仅搜走了大锅小锅，和所有与铁有关的家什(锄头等生产工具除外)，连今天看来可以称为文物的古代刀、矛等也一件不留。实际上，“搜粮队”成员和被搜者一样，都是饥饿的农民和为上级任务所迫的脱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