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贺享雍的历史关切与农民情怀
文：陈福民 出处：文学报 2007年5月
我相信，凡是阅读过《后土》的人，都会记住贺享雍这个名字，都会知道，对于中国农民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怀与表达，始终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
农业文明在遭遇现代性之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文学几乎具有强制性的影响。因此，以小说写作致力于呈现中国农民与历史变迁之关系，这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经久不衰的传统，当然这也表征着中国的现代性的城市文明一直发育不良。可以说这是一种宿命。这个传统的奠基者首推赵树理，而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则以其强烈的理想气质在这个文学谱系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开端:以往世世代代单打独斗靠天吃饭的农民，突然被告知要联合起来走集体富裕的道路，这个告知还承诺说幸福美好的生活因此就在不远的地方招手了。可想而知，在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这种历史规划无疑是相当具有吸引力和鼓动性的，《创业史》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描写与期待可谓苦心孤诣登峰造极。然而历史却跟中国农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它像个骗子一样突然露出了极端狡猾极端吊诡的一面，又让中国农民再次品尝了苦涩与艰辛的滋味，并且把那承诺遥遥无期地拖延下去了。
对于这类历史规划的溃败感到极度失望并再次从相反的方向看待历史，乃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文学或称农村题材文学的逻辑起点。1979年，周克芹发表了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宣告了一个历史梦想的破灭。与此同时还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何士光的《乡场上》等等，都希望在承续这个主题上别开生面。历史的翻转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契机，文学则亦步亦趋又宣布了一轮新的“终结与开始”的历史奔跑。像贾平凹的《浮躁》和张炜的《古船》之类的作品，则表达了对新的历史机缘的有条件的兴奋以及处于夹缝的苦恼。若要透彻理解中国当代农民文学这种宿命的轮回，一种大的历史参照是不可避免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才能够理解贺享雍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作品几易其名。《后土》最初的版本叫《苍凉厚土》，再版时改为《余忠老汉的儿女们》，这次由重庆出版社再版才改成现在的名字。从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到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再到贺享雍《余忠老汉的儿女们》，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意味不仅体现在小说名字的相似上，也包含在由《创业史》所启动的构建历史的冲动中。
《后土》以其细腻扎实体贴入微的功夫，对二十年来中国农村和农民在新的历史格局下不辞辛劳艰苦奋进的生存状态给予了真实感人的描写，同时，《后土》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正在变化分裂缓慢消失着的道德情感世界。而这些都提示着我们，阅读和理解《后土》不仅需要艺术的耐心，它还需要一种历史的眼光:中国农民的命运在终结与开始之间徘徊着，一切都没有尘埃落定。
佘中明老汉，他的前面，矗立着梁三老汉和许茂。在传统的意义上，这三个人物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在历史运动中有生命连续性的完整形象。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佘中明老汉作为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了多么“典型”的高度，毫无疑问，这个人物身上的善良正直、深明大义等等，都寄托了贺享雍太多的道德理想，而且当代农民性格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也不是一个佘中明可以概括的，是否“典型”也不应该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评价角度。但是，这么说丝毫也不影响佘中明塑造的成功以及这个人物的重要性。
《后土》的启示性还在于贺享雍的写作姿态。当年柳青为了《创业史》的写作举家搬迁到长安县落户十三年，这个独一无二的经历至今都是震撼性的，它与那种走马观花的“生活体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贺享雍不用专门去“落户”，他就扎根在川东大巴山里，他所看到的农民世界，与知识分子式的观察有着天壤之别。也许是中国农村的幅员太辽阔了，也许是中国农民的性格太复杂多面了，也许是当下中国历史变迁太过剧烈动荡了，无论怎样，承受这一切并且表达这一切需要多种角度、眼光和多种身份。
历史总是在终结与开始之间，而构成《后土》写作根基的很多重要历史条件都发生了变化。比如各种税费给农民造成的负担，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因此它不再是文学获得写作动机并且进行某种社会批判的根据了。这一点，对很多以政策批判建立文学表述根据的写作行为都是一个教训，但是《后土》记录了曾经真实发生的这一切，这凝聚着农民痛苦经验的一切。作为一种历史的表达，它将不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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