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郎 伟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6月
就小说的题旨而言，张学东的《西北往事》是一部讲述“成长的忧伤”的小说。在这部长篇作品中，一个男孩子在少年时代所可能经历的生活的苦难和心灵的迷惘几乎都描写到了。在西部一个偏远的小城，这家人以及周围的人们艰难而坚韧地生存着。爸爸因为爱好艺术（具体表现为吹小号）而与毁灭文化的时代气氛格格不入，于是被无端地投入监狱；哥哥因了父亲暗淡命运的惊吓，人格发生裂变，成为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两面人”；姐姐蓝丫天生丽质却缺少心眼，混混沌沌地活着；性意识过早觉醒的四孬仿佛一蓬生机旺盛的野草，在缺乏修剪的时光中，恣意地生长．．．．．．
《西北往事》是一部文体特点相当鲜明的“成长小说”。作为一部回忆体式的叙述少年人故事和“心事”的长篇作品，小说涉及到少年人“我”的成长环境，家庭的诸种不如意情状，性意识羞涩的觉醒，无疾而终的初恋，难以摆脱的死亡阴影等等青春期的纷乱人事。很明显，这些纷扰的生活情形和意绪，都是一个少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遭逢的人世纠葛和命运“沧桑”。青春期的生命正是在与这些复杂人事的碰撞撕扯当中逐渐变得强健。然而，言说一个少年人的成长故事，并没有构成《西北往事》这部长篇小说最致命的艺术诱惑。笔者被它打动，是因为这部长篇作品的故事的讲述方式实在独特，极具个人化色彩。瓦尔特·本雅明说得好：“对于回忆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他所经历过的事情，而是如何把回忆编织起来。”（《作品与画像·普鲁斯特的形象》）正是这一个“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使张学东的创作与这个年代的诸多“成长小说”划出了泾渭之河。
首先要提及的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视角问题。毫无疑问，作品是以“我”的视角展开青春期世相和人事描写的。由于这个“我”在小说中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叙事人，而且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小说主人公，所以这种叙事人与主人公相重叠的叙述机制，便造成了这部叙事体的长篇小说相当浓烈的个性化色彩：青春期故事的讲述与言说总是受制于个人情感的起伏波动；小说视境的美丽与丑陋也总是与个人丰富而复杂的心绪有关，所谓“境由心生”。于是，我们发现《西北往事》是一部具有比较强烈的抒情气质的“成长小说”。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也许是有限的，无论如何，它都会局限在某一个经验领域；然而，渗透着强烈的主观情绪的回忆中的经验却可能是无限的。由于创作者生命和情感的深度投入，回忆当中的“过去”在人生的此刻仿佛被炽热的激情点燃和照亮了。当“过去”在鲜嫩欲滴的此刻映现出来时，是一种重返青春的狂喜与震惊把作者与我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张学东的小说视境又确乎带着点变形与来自孩提时代的童稚思维和夸张意味。这使得作品当中充满了意绪性的描写和灵动特异的想象。在“我”的眼睛里，哥哥会是一只深通狡诈之术且面貌上颇有些形似的“狐狸”；在少年人的感觉里，父亲酒后吹奏小号，吹出的曲调时时透露出火辣辣的味道，家便有被点燃的危险。甚至，父亲对擅自闯进这个家庭的偷情者刘庆福的惩罚也带有几分儿童式的“恶作剧”意味：这个可怜的家伙被脱光了下身，强迫性地跪在一只积满白雪的洗澡盆中，不久便变成了离不开拐杖的“著名”瘸子。张学东在小说中构筑了一片又一片意象丛生的地带，在这些情绪纷扰的地带，不停闪烁着少年人童蒙初开时的惊讶、忧伤、困惑、烦燥、罪恶感、羞耻感的萌生与叛逆的激情。显然，因为创作者情绪的复杂与纷扰，小说的叙事气氛某些时候显得粘稠而滞重，甚至不无压抑感。然而，少年人的天空又是多么地喜欢敞亮啊！当“我”与大头坐在巨大而空洞的水泥管中坐看夕阳西下，彩霞满天；当一直生活在阴郁心境当中的父亲终于在孩子面前露出愧疚的神情和流出感伤的泪水时，读者又确实会感受到来自生活深处的脉脉温情。生活从来就是如此，我们必须承受它的全部激情、困难、蛊惑、重压、阳光的温度和黑夜的阴冷。我们热爱它，痛恨它，拥抱它而又不停地试图绝情地推开它。正是这种复杂的情绪，才导致了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与评价是不统一的，甚至是矛盾的。然而，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在创作中造成了审美的某种参差感。而这种参差之感又恰好形成了许多文学作品意蕴的丰盈。在《西北往事》这部小说中，情绪动荡所造成的意象的丰饶正可以以此来解释。
张学东是近年崛起于中国大陆文坛的宁夏青年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在人才济济的宁夏青年小说家队伍中，他的小说创作已显现出相当独特的才情与风貌。我个人以为，那种灵动飘逸，伴随着迷惘、感伤、些微的残忍和苦涩的甜蜜的书写，是他写作当中最为动人的质素，也是充分显现他个人创作才情的部分。因为有了这样的个性风格，张学东才在当代中国小说界有了属于“自己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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