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孤松 出处:新京报 2007年6月
对于人来讲,女性带不带头巾,完全是个人的事情。然而,在土耳其,头巾是一种标志,一种政治游戏。
帕慕克最为钟爱的政治小说《雪》,真实地再现了土耳其这种宿命般的世俗化与宗教之困。故事发生在1992年的4天4夜里。一位有着西方生活背景的土耳其诗人卡,因为母亲去世,回到了度过童年的城市,之后踏上一个计划之外的旅行。为了寻找心中向往的幸福,卡冒充报纸记者去小城卡尔斯市,采访政府选举和女学生接连自杀的新闻。但其实,诗人心底真正的隐秘意图,是想去见旧日心仪的美女伊碧珂,带她一起去德国开始新生活。
女学生、头巾、雪、诗,这些美好的要素将近现代土耳其社会世俗化倾向的矛盾浓缩于一个虚构的美丽世界,为生活于其中者和局外人提供一层温情的面纱。帕慕克指出,库尔德人的被杀害,几百万亚美尼亚人的灭绝,还有这种宿命般不断在土耳其历史上演的军事政变等等腥风血雨,就犹如卡尔斯城的变故,转眼融化在雪中,了无痕迹。
这正是帕慕克“愤怒”所在。“这一切都提醒着我,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而不属于穷人信众。信教的人是无害的。对他们的取消,使我知道:土耳其现代化、繁华、西化的梦想因而更难达到。”立身于民族,而又以西方人的视觉来观察,土耳其的真实历史与禁忌就这样被帕慕克暴露在世界面前,这不但触怒了政府,也引起了其他宗教、政治团体的不满。此书出版之后,土耳其举行了焚烧书籍的活动,不同的举办者焚烧《雪》的不同部分。这部小说所引发的政教争议,令帕慕克遭到同胞的憎恨,甚至生命受到威胁,因此踏上流亡的路。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曾借用福楼拜致母亲的信函,表达了自己认同也遵循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道德原则:“对于世界,对于未来,对于人们将如何评论,对于任何一种制度,甚至对于我从前朝思暮想的文学名声,我都不在乎。
这就是我的为人,我的性格。”在帕慕克的《雪》中,我读到了这种文以载道的价值,无论是对逝去的美好时光,还是几百万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帕慕克都秉承己意、诗意地、勇敢地描述出来。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存在的理由是把我们生活的世界置于一个永久的光芒之下,保护我们以对抗‘存在的被遗忘’。”
为了存在的被遗忘,我向帕慕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