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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王洗好不容易经过奋斗进入机关供职，为了改变自己的“事业”身份，他努力工作，迁就同事，巴结领导，为能够“行政”而“含辛茹苦”。
    想在温州更好地生活，他和妻子在市场开了一个店，赚一份“外快”。他讨好妻子，看妻子睑色行事；为生意不好而苦恼，为讨债而焦虑。在没有自我的时候，他也想躲到情人怀里忘掉一切，但最终，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妻子身边……

文：夏烈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6月

    王手的长篇《谁也不想朝三暮四》写了一个小城的四十岁男人。小说不重，因为王手没有在人物身上用力地施加什么观念的干预或者浓情的渲染——这是王手一贯不太做的事；但小说也不轻，无非淡淡的几条线索几个男女之间的交叉，而天然的真实感——那种四十岁小人物在中国现实生活状态中的普遍近似，让小说沉淀出几分感同身受的力度，不知不觉之间靠在了时代同行者的心上，令人略有些欲吐还休或者说沉默无语心自知的同情之理解。

    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三个女人分别代表着妻子、情人和恋人，大约已经是现实中四角关系和文学中四角叙事的固定结构了。有时候想想，人类的生活和心理应该是有客观结构的，所以连三角、四角的关系之类也固定好没有奇思妙想的天地——除了金庸《鹿鼎记》这样一配七的喜剧结构或者《红楼梦》这样博爱与意淫的两性意识。所以，复述《谁也不想朝三暮四》的男女关系主线显然没有什么新意。较有意思的是，王手让这个四十岁的男人所面对的三个女性有了社会化、世俗化的附加值。“我”的妻子李惠珍呼应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以做生意赚钱为风气和荣耀的西州(温州)的地气，人近中年开始了她的练摊生涯；“我”的旧年工友、有夫之妇美媛秋因为我写作上崭露头角而重新与我接上了线，终于开始了偷情的往来；“我”着墨最多的是同一办公室的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周洁如，她让我在恢复恋爱快乐的同时，也成了我这个在机关大院尚没有正式编制的小人物求索体系认可的牵线搭桥人。这样一梳理，我们便知道这三个“我”四十岁故事中的女人分别代表的世俗力量:金钱、欲望、权力(身份)。男人四十，除了不可或缺的女人，原来还迫切地觊觎着她们背后的这些对应物。

    在这个意义上，我明白了王手这样淡淡的把故事讲来为什么还是有些分量的，因为至少他首先揭示了这个时代里人物的心理需求层次。另一方面，这种揭示是挟带着对人物的同情的，“我”的理想和世故交杂在一起，“我”的爱跟卑劣的诉求狡猾的手段交杂在一起，于是，“我”也注定是一个要得到报应的人。报应这个东西，在它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似乎纯粹是我们主观的臆想或者道德的先验之物，十分不牢靠；但当它出现的时候，那种沮丧就让你连谈论道德的资格都没有了，“我”因此是一个不谈道德的人，是一个道德阳痿而于今尤甚的小人物——在我们这个时代！

    所以，王手这样老实的叙述没有超出时代现存的景观，也没有超出小说书写现实精神的起跑线。这几乎是这个长篇所有优缺点的主要原因。我因此想到另一个话题，那是前两年我重读一些现代文人随笔，注意到他们在写时代生活的话题时，屡屡习惯用文学作品的人物做现实的佐证——经典的西方文学或者同时代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可见那个时候，文学仍然是各色读书人共同亲近熟悉的对象，用小说人物来说事儿依旧是认知上畅通、行文上时髦的做法。但今天，这种小说人物和故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疏离得紧，哪怕作家们其实写了大量的足以反映我们现实生活以及时代精神状态的小说，我们也不习惯拿小说人物做典型来概说我们生活的某些现象。其实你看，王手的《谁也不想朝三暮四》是挺好的一个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现状的典型，我倒希望我们在讲到四角关系的时候说，“那多像王手的《谁也不想朝三暮四》呀！”这样，文学就算是重回我们大众的生活了。

    而王手的这个长篇显然更令我想念他的那些短篇小说，他近些年来一些较为精彩的像《乡下姑娘李美凤》《西门之死》《软肋》《双莲桥》等，因为精熟巧妙的小说叙事，或者对民间气质的江湖记忆的复现使得故事别具一格，这些小说，最近被结集成《狮身人面》一并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而另一些最新的像发在《收获》的《本命年短信》，《人民文学》的《推销员为什么失踪》似乎越发在显示着王手松弛的状态下蓬勃的故事讲述能力——这是王手的好手劲。

文：洪治纲 出处：文学报 2007年

    王手的小说充满了暧昧的美学意味。他很喜欢将人物置于各种暧昧的情境中，让他们在那里焦虑地盘旋、期待、遐思、冒险，一方面传达个体生命与现实伦理之间的尴尬和错位，另一方面又凸现人物内在精神的焦灼与不安、畏惧与冲动。如他的中篇近作《本命年短信》(《收获》2007年第2期)，就将一个叫乐蒙的中年男人置于权力和情感的双重暧昧之中，使他面对迷离不清的现实辗转反侧，焦虑异常。他想把握自己的命运，却又无法找到有效的方式，只好听命于一条条手机短信的暗示，直到最后回到安全地带。这一点，在他的长篇新作《谁也不想朝三暮四》中得到了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表达。
　  小说以40岁的王洗从工厂调到市文化局文艺处开始，讲述了王洗在同事周洁如、早期恋人美媛秋以及妻子李惠珍之间不停“游走”的情感故事。但这只是小说的表层叙事。其背后却隐含了一系列异常难言的人生困局:王洗并不是一个花花公子，他有能力，有热情，有智慧，但他始终处于一种被挤压和被撕裂的状态——因为没有获得干部编制，他被文化局另眼看待，连发放劳保用品都没他的份；为了改变这种困局，他努力工作，迁就同事，巴结领导，通过搞活动、出版丛书、写先进人物等不断为单位“创收”，以赢回一点点自我；为了让生活奔小康，他又全力支持妻子李惠珍做生意，不仅主动承担家务，而且为妻子的生意债务四处奔走；他有时也耍点小手段，使点小聪明，甚至弄点小龌龊，但他在家里仍然没地位，在社会上依然“兜不转”……随着新世纪的钟声响起，铺展在王洗眼前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困顿。
　  这种困顿之所以越来越多，以至于让王洗无法解脱，关键就在于它们深深地植根于“暧昧”的状态中，理不清，剪不断。一方面，人到中年的王洗觉得不能四平八稳地生活，应该好好地开拓自己的人生，而“活跃的思想，充沛的体力，一定的社会经验，不甘落后的心态，狂妄再加上无所畏惧，就是尝试的资本”；可是另一方面，现实看似给他提供了这样或那样的舞台，但每一个舞台都受到各种道具的制约，不可能让他尽情地表演。这种现实伦理与个人意愿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微妙的，隐秘的，甚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它密布在王洗的周遭，使他在对自身“资本”进行有效运作的过程中，频频陷入各种尴尬的境域里。譬如，当同事周洁如对他的写作才华和工作能力表现出由衷的敬佩，甚至发出暧昧的言辞时，他便心猿意马，在情感上频频用力。当他与周洁如建立起情人关系后，以为重新找到了自信和尊严，不料周洁如却向局长提出不愿意与王洗共事了，王洗顿时感到“这是对我最大的否定，最大的轻蔑，是对我的大逆反”，他苦心经营起来的自信力，也随之坍塌殆尽。
    为了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王洗不惜放下男人的架子，主动承揽所有家务，全力支持妻子做生意，还不时地为妻子的生意“指点迷津”。他渴望在妻子面前树立一个男人的良好形象，即使讨不回债务，也只好暗地里用自己的私房钱来填补，甚至还摆出江湖黑道的架势，虚张声势地恫吓欠债人。可是，这一切的努力，不仅使他们的夫妻生活越来越冷漠，而且也使他在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边缘。为了自己的编制和地位，他贬抑范士林，绞尽脑汁地周旋于各种“有用的朋友”之间。在历经了单位的各种波折之后，王洗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但妻子的一系列物质举措和“辞职令”也随之而来……就这样，王洗带着他那残存的一点点自信辞职了，开始守在妻子的小店里过着虽没尊严但很安全的世俗生活。
　　在这部小说中，王手试图重构一种中年人生的迷局，包括情感危机、前途危机、自信力危机以及由社会地位引起的尊严危机，但他并没有将王洗放入完全没有希望的困局中，而是让他带着微薄的希望去艰辛地抗争，同时这种“希望”又让他时时产生某种小人得志式的盲目乐观，导致他在乐观与失望之间往返奔突，在欲望和理性之间不断颠簸，在强悍和孱弱之间游移不定。因此，这种希望，与其说是一种人生的奋斗目标，还不如说是一道暧昧的诱惑之门。它虚掩着，对于每一个渴望冲破现实规范的人，都展示了某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妖娆风景，但同时又潜藏了种种无法预测的陷阱。它意味着每一个站在门边且有一定理智的人，都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推门而入，而必须在门前踌躇再三。作者正是从这种彼此分裂却又暧昧不清的状态中，不断地让叙述往返穿插、左右盘带，从而有效地打开了王洗的灰色心境，展示了一个男人在自我价值求证过程中的种种无奈和伤痛。
　　暧昧、错位和游走，总是在王手的小说里以各种途径不期而遇。它们使王手笔下的人物既无奈又不甘、既冲动又畏惧、既遐思翩翩又顾虑重重。或许，这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真实处境。因为欲望的存在，决定了任何个体的生命都不可能永远安于现实，而不断繁殖的诱惑，又常常给那些不安分的灵魂布设各种陷阱。所以，我们的生活，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控；我们的命运，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谁也不想朝三暮四》正是为我们画出了这样一个“存在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