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清芳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6月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征战亚、欧、非三洲,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既是辉煌的历史史实,又充满了传奇性色彩,因此始终受到世界各国小说家的青睐。在法国作家欧梅西克的《蒙古苍狼》中,成吉思汗的戎马生涯和奇异的草原生活带有浓重的异国情调,由此虚构演绎出一个东方世界。苏联作家瓦西里·扬的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蒙古人的入侵》(包括《成吉思汗》、《拔都汗》和《走向“最后的海洋”》),侧重历史纪实性,但是烙有欧洲作家对曾经征服过他们的蒙古人的仇恨和偏见。而成吉思汗36代长孙女包丽英历尽二十载时光写出的长篇小说“蒙古帝国”三册(一册《成吉思汗》、二册《拔都》和三册《忽必烈》)却从“草原人”的角度来描写成吉思汗和这段历史,不仅生动描绘出她的祖先们建立蒙古帝国的丰功伟业和对中国统一的贡献,而且表现出一个后辈对他们的高度崇敬和怀念之情。
“蒙古帝国”无疑是一部较有吸引力的历史演义小说,既有史书所记载的金戈铁马、铁血丹心的战争史实,又有亲情、爱情的纠葛造成的儿女情长。这部小说力图塑造出成吉思汗、拔都和忽必烈等人物的生动形象。不过,尽管包丽英想把成吉思汗塑造成一个民族英雄和英明君主,如同在《长生天的颜色/代序》中所期望的:“战争中他杀人如麻,内心深处却善良淳朴,他有着政治家、军事家的冷酷无情,却为人光明磊落。他目不识丁,可在草原行将统一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立蒙古文字。”但是却没有达到目的。或许是因为作者的崇敬之情无形中把成吉思汗加以“神化”,这个人物太过于完美和理想化,反而显得虚假造作。《成吉思汗》一书开头就借用剑客的眼睛,写出了少年铁木真身上凝聚起的神秘月光等“奇迹”,借此把他推上了神坛。并且除了坚定如铁的意志和重情守义、胸怀广阔等高贵品质之外,铁木真还是一个剑术高强的武林高手,多次救助忘恩负义的义父王汗,早就是草原人心目中的明主。如果说铁木真是高大的正面形象,而他的对手扎木合和桑昆等人就是卑鄙低劣的无耻小人。扎木合和铁木真之间的部落争战,竟然全被描写成是心胸狭窄、耍弄阴谋诡计的扎木合对铁木真的嫉妒和陷害造成的后果,政治利益的纷争就被简单化为“忠”和“奸”的对立。成吉思汗缺乏复杂性格和人性造成的艺术魅力,不及《蒙古苍狼》中的形象。
相比之下,《拔都》中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的形象更成功,更见出包丽英的艺术功力。或许是因为没有太多的历史事迹拘囿作者的想象力,因此她不但描写出欧洲各国的优美风光和历史风景,而且围绕着波澜壮阔的国际战争和传奇情爱,突出了拔都智慧勇敢、淡泊名利的“草原人”英雄形象。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类英雄,并非是成吉思汗类的“神人”。在攻占花剌子模的忽毡城战役中,年轻拔都就显出超人的战争智慧。由于他的对手是有“铁王”之称的勇将灭里,拔都就避开正面作战,而是利用蒙古骑兵灵活机动、擅长弓箭的特点侧面击破,还用填河和河中拦截的策略把敌方的队伍消灭掉。特别惊心动魄的事迹是蒙古军队进入欧洲之后,在伏尔加河战役之前他和钦察部落的谈判。拔都在危机四伏的钦察部首领的营帐中,本来可以抓住首领三四岁的女儿冰姬当作人质来威胁对方,可是他却毅然放弃此做法,不但显示出他的胸襟坦荡和过人胆识,而且以此赢得了对方的尊重,以及兰容的敬佩和爱情,并且为十八年之后他与冰姬的爱情和婚姻奠定浪漫的基础。同时,在剑拔弩张的生死斗争中,穿插着优美的欧洲草原风物描写,以及古巴比伦王国流传的“两杯酒”的故事,这些历史文化典故自然丰富了小说内涵和突出了人物的人格魅力。
为了进一步凸现拔都的性格特点,《拔都》一书专门设置了几个奇女子与他的感情纠葛。虽然在《成吉思汗》中已经出现了美貌智慧的孛尔帖,但是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并没有为小说增色太多,而《拔都》中拔都与沈清雅和兰容这两个完全虚构出的女人的爱情,不仅塑造出她们的独特性格,从而从各个侧面来烘托出拔都性格的不同层面,而且充满缠绵悱恻、令人荡气回肠的似水柔情,堪称是一曲可供传唱的草原爱情恋歌。沈清雅的独特在于她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尽管她是拔都的救命恩人和恋人,但是她舍弃了拔都如火的爱情,宁愿当一个旅行家与父亲一起漫游世界,也是希望借分离而保存永恒的爱情。拔都正是在她的潜移默化之下,才兴起了踏遍欧洲大地的念头,他的子孙由此建立了统治欧洲几百年的金帐汗国。可以说,对她的永远爱恋折射出拔都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向往,尽管他生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命定要参加战争。多年之后沈清雅为他所生的两个孩子来到他身边,虽然白灵身上遗传的香气让他认出了女儿,不过他并没有勉强儿女与他相认,反而尊重他们的决定和选择,最终以高尚的人格魅力让白灵对他呼喊“父亲”。拔都还以兄妹之礼让深爱他的巾帼英雄兰容嫁给了别人,并非是不爱而是两人无法相爱,更多体现出一种成全他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拒绝众人的力荐,而是把蒙古大汗的宝座让给了“可以领导蒙古帝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君主人选”——堂弟蒙哥的举动,就是这种牺牲精神的延续。
拔都是“蒙古帝国”中最鲜明丰满的人物,超越了对成吉思汗的“神化”和对忽必烈惯常“明主”的形象塑造,这个人物的成功成为“蒙古帝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为后者在以成吉思汗和其帝国为题材的一系列历史小说中争得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