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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寻找你多久，一栋房子又一栋房子，一扇门又一扇门？还要多久，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然而，我直觉相信，等我们到了七十三岁，当如梦不再有条件盼望另一种生活的时候，她终将会爱我。
　　这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版于1990年。小说叙述了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土生土长的律师卡利普寻找失踪妻子的故事。一个侦探小说式的开头——妻子如梦失踪，只留下一张字条，卡利普开始了搜寻，也就开始了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漫游。他逐渐相信，如梦的出走与她的同父异母哥哥耶拉的失踪有关，后者是知名的报纸专栏作家。他开始探寻耶拉文字背后的深层含义，探访耶拉曾经到过的场所，甚至用耶拉的方式进行思考，最后他潜入耶拉的公寓，穿他的衣服，接他的电话，最后甚至能假扮他来写作专栏。
　　这是小说的表层情节。而就像帕慕克在书中所言，故事背后自有其更深含义。卡利普对如梦和耶拉的追寻，似乎象征着对某一终极理想的探寻和揭秘，这与书中一度讨论的文字与意义之谜、面孔与意义之谜和耶拉专栏中宣称的“救主将到来的”的理论，有着同样的文化逻辑，因而也形成了一个多线平行的意义网络。与此同时，对自我本质的追问、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思索，既通过小说本身的情节，又通过小说中耶拉专栏的文本，不断地强化，弥漫在整部小说中，由此又引发和连带着对伊斯坦布尔历史和命运的叙述，更由此扩大到对东西方关系和本质的思索。
　　《黑书》是一部迷宫般叙事繁复的小说，而其主题也同样呈现出意义的网络化格局。作者融情节、故事、历史、虚构文本、自传成分等于一炉，各种元素交叉并存，形式和主题都体现出强烈的帕式色彩和鲜明的原创性。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至少是有成为伟大小说的野心的作品。堪称作者集大成的作品。
1．《黑书》是帕慕克融合通俗小说与严肃文学的又一次成功尝试。写于1990年，表面上是一个侦探小说，实际上却是奠定了帕慕克写作的一些基本主题：身份认同和双重身份，东西方的文化融合和冲突，奥斯曼的历史，以及伊斯坦布尔城，等等。主人公漫步街头，苦苦寻觅失踪妻子的踪迹，接踵而至的街头景物，主人公脑海里不断涌现的回忆与苦苦思索，以及交替出现的专栏作家的专栏文字，共同编织了一幅绚丽多彩、质地繁复的叙事图景。
2．与《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虚构土耳其历史故事不同的是，《黑书》着眼于现当代土耳其历史，即1960—1980年代之间的土耳其。政治之演进、思潮之纷争、理念之嬗变，都以极其戏剧化的方式在小说中得以呈现。小说塑造了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一段当代人的历史，因而在土耳其国内非常流行，也备受争议。
3．《黑书》以极其宏阔的视角，包罗万象的内容，推理小说式的结构，以及普鲁斯特式的叙事质感，堪称帕慕克最有野心的作品。
4．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是小说版的《伊斯坦布尔》。

文：廖炳惠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6月

年轻的律师卡利普（Ｇａｌｉｐ）回到家，却发现爱妻如梦（Ｒüｙａ，在土耳其文是“梦”的意思）不告而别，因此他开始各处寻找她的下落。卡利普与如梦是堂兄妹，从小青梅竹马，他怀疑妻子是回去找她的前夫，或者与她的同父异母兄弟耶拉（Ｊｅｌａｌ）在一起。耶拉是媒体名人，在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大家争相传诵，而且在有关城市的书写里，处处留下各种宗教、政治、哲学、历史、地理的符码，透露出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顺理成章地，卡利普不断从耶拉的旧作及稿件中寻觅爱妻的踪影轨迹，在伊斯坦布尔各角落出没，甚至住进耶拉的房子，成为他的代言人，直到他呼唤爱妻的文章引出耶拉的老情人及其善妒的先生，终于逼使耶拉在三四角恋爱的谜情关系里遭到枪杀，而同行的如梦也被流弹射中，香消玉殒。然而，故事并不如此简单便结束……

《黑书》（原文作Ｋａｒａ Ｋｉｔａｐ，１９９０年出版，英译１９９４年，最近于２００６年又推出新译本）受到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及博尔赫斯的魔幻侦探小说（如《死亡与罗盘》）的影响，大致是有迹可寻，尤其斯特恩在他的小说里即以整面“黑”页去表达“不可解释”、“无法理解”或“离奇死亡”，而且小说里主角与叙事者托比叔叔的辩证结构，及情节不断节外生枝的百科辞典式援引各种看似不相干的故事，在很多细节上均令《黑书》的读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虽然书名以“黑”为准，其实色彩、声音之缤纷，故事之错综，从第一章起便令人目不暇接：如梦是在“甜蜜而温暖的黑暗中”熟睡，但其床单、被褥与周遭的一切其实都丰富得让卡利普无法掌握爱妻“脑袋里此刻正上演着何种美妙的事件”。这一幕写活了所有夫妻彼此之间的好奇、猜疑与迷情，而且也富神奇的自传意味（帕慕克的父母结婚二十五年，最后终于离异，而他自己最近也与结发近二十年的妻子分手）。在如梦“梦境”的记忆花园里是什么呢？“别想，别想！如果你想，你一定会醋劲大发。”当然，越去压抑，醋意越是一发不可收拾。整个故事也是在此一基调之下展开，同时不断围绕一些卡利普最为熟悉的亲友、城市及历史去铺陈。

在结构上，整本小说共分三十六章，每一章均以一个或两个引言开始，且与叙事体产生若即若离的辩证与呼应关系，这种对位安排，如在单数章，大致围绕着卡利普的思想、记忆与境遇，而偶数章则以耶拉的专栏内容及引发的论述作用去发展，可说一动一静，富于外延与内省之张力，同时也与卡利普的寻寻觅觅，由失落自我到坐拥或取代他人之书写，乃至与叙事者“我”（耶拉与作者本人）呈现多元位势的交错、汇合。事实上，不只卡利普与耶拉的认同关系极其混淆，卡利普的老同学与旧识也告诉他：她常认为自己是如梦。耶拉在他的专栏中更与土耳其的许多军事政变、革命、暗杀、阴谋、迫害、秘密警察及各种监督、检查单位形成神秘的先知、预防或共谋、背叛的关系，在想象与真实之间摆荡。因此，《黑书》的主题可说是叙事认同、文化记忆与虚拟现实的问题，而在种种的叙事认同的纠结之上，更有帕慕克本人与卡利普或耶拉的彼此融合之处。毕竟帕慕克早期修习过新闻学，也在大家族中成长，其描述的家族小区生活，乃至他所熟悉的城市百态，在这部小说里确实有着难分难解的交织。

故事从卡利普的童年开始，不过，谜题及无法解开的空缺、缝隙、真实比那种中规中矩的直线叙事要更加曲折、神秘，如卡利普从小便读耶拉的专栏长大，但耶拉似乎并不比他年长，而卡利普对如梦的爱慕一直未断，但中间有一大段却是空白，因为如梦曾经嫁给他人，之后又离婚，“前夫”是谁，何以如梦会如此选择，在叙事体里却没清楚交代。小说的结尾是王子说书，之后是卡利普及如梦追忆往事，俨然如梦在前面三十四章的活动完全不算数，可算是极其扑朔迷离。

第六章的班迪师傅所制造几可乱真而且似乎比现实人物更加真实的“假人”，可说是帕慕克在《黑书》的叙事认同最具象征意义的段落。拟态化身的“民间艺术”一方面道出叙事与社会对应模仿关系，另一方面则凸显土耳其在“西化”或“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纷纷“披上”西洋外衣，“相信自己也跟着变成了另一个人”，崇拜舶来的程度已经到了抛弃传统、“重新做人”的地步：

西化的热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男士们抛弃土耳其毡帽，换上巴拿马帽，女士们则剥下面纱，蹬上高跟鞋。

当今的土耳其人不想再当“土耳其人”了，他们想当别的。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大力提倡穿着正式服装、剃光胡子、改良语言的发音和字母。另一位商店老板则简洁地指出，他的客户其实不是要买一套衣服，而是要买一个梦。他们真正想要购买的是一个梦想，希望能变成穿着同一件衣服的“别人”。

在帕慕克的笔下，警察、军队、政府、宗教及官僚检查机制均有其既具暴虐、可笑而又与百姓之嗜于“被虐待”的惰性或反动性格，彼此互为因果，持续强化其历史与政治梦魇。某种程度上，这些描述其实“预告”了帕慕克后来因为直言无忌所招惹的政治迫害及法律诉讼，也因此让土耳其在人权上有了污点，迟迟无法被欧盟接受。他对警察的酷异观察可说是所有第三世界均感同身受而又苦于不敢明讲或暗讽的，尤其针对领导者往往通过抄袭的方式，将他人的意见窃为己有：

有趣的是，三年前当他政治生涯最为活跃时，他曾以化名发表了一些“全球分析”，如今却听见总理一字不漏地复述他当时提出的政治解决办法。可以想见“这些人士”手下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情报单位网络，负责清查国内所有出版品，再冷僻的也不放过，然后把有需要的信息呈报“上去”。

不但媒体与政治之间有微妙的检查、共谋或遭官方“全面挪用”，而且，媒体其实与欺骗、国家的操弄，似乎是一体两面：“我杀你是因为你诱拐了我们所有人、整个国家，你骗了我们，你用哗众取宠的题材、暗示性的修辞、一针见血的文笔作为伪装，掩盖住你无耻的梦想、可笑的恐惧和随性所致的谎言。”也因此玛哈姆说他有正当的理由去“公报私仇”，将枪杀耶拉这一报界名人及妻子的男友，视作是为大众“报仇”，以便国家可从虚假的妄想梦幻中重新苏醒，忘掉以往的错误：“整整一星期，我搜遍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寻找你的踪迹，终于明白唯一的解决方法：这个国家和我必须忘掉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是你自己写的，我们最终要抛弃所有作家，经历他们最初的殒落到最后的葬礼，直到他们永远沉睡在遗忘的无底深渊。”不过，反讽的是耶拉的专栏也道出秘笈，是“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不断拉开“另类的第三空间”、“黑暗角落”，带领大家进入客观与主观之外的世界，穿过了虚伪，提供种种神启般的线索。是在这种多重的体悟下，卡利普在“镜像阶段”，不仅看到文字的含意及别人的面具，而且也将之普遍化，去重新体会记忆之中“所有过往的悲伤”。电影则将这种脸孔、文字及世界的含意作了无穷的延伸与拓展。

通过这种方式的“拾荒”文字记忆及历史残留痕迹，叙事者将博斯普鲁斯海峡所连接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过去、自我与他人、虚构与真相，整个挖掘出来加以从内引爆或重新寻梦：“海滩上的拾荒汉，过去靠捡拾被巨浪冲上沙滩的锡罐和拜占庭钱币讨生活，如今他们将发现别的东西：像是咖啡磨豆器，多年前被洪水从滨海区的木造房子里拖出来，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处；上面的布谷鸟已长满苔藓的咕咕钟；以及贻贝包覆的黑色钢琴。到那时候，有一天，我将会钻过铁丝网，溜进这个新地狱，去寻找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

这种历史记忆与文字之谜的汇通，大概是帕慕克最为可观的面向，特别他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及许多欧美电影、小说的历史场景一一搬出，与伊斯坦布尔的男女感情或人际纠葛彼此交错，让《黑书》的每一个章节、段落都充满了文字谜题与神妙解答。要进一步去体验，得要读者自己去打开这本小说了。

文：止庵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0月

　　在奥尔罕·帕慕克的《黑书》里，卡利普失踪的妻子如梦是个侦探小说迷。卡利普有一次“想象在家等他的如梦正读着一本侦探小说，而他自己是书中的主角”。以卡利普为主角的这本《黑书》，中译本正好标明“侦探小说”。博尔赫斯说：“文学体裁与其说取决于作品本身，还不如说取决于阅读这些作品的人的看法。”又说：“侦探小说制造了一种特殊的读者。”（《博尔赫斯口述》）此类“特殊的读者”往往将侦探小说视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以此种“看法”——多半是种共识，概括起来或许就是范达因著名的“侦探小说二十条准则”——去“阅读这些作品”。他们的反应是“是”或“不是”；如果先入为主地告诉他们“是”的话，他们会说“对”或“不对”。所以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的中译本尽管声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仍然有读者站在侦探小说的立场对它表示“失望”。如梦若是读了《黑书》，大概也是同样反应。

　　类似的作品，还有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死亡与指南针》，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埃科的《玫瑰之名》，以及帕慕克自己的《我的名字叫红》等。它们都只是利用了侦探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显而易见，无论罗伯-格里耶、埃科，还是奥斯特、帕慕克，谁也不可能为我们写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唯一例外的是博尔赫斯，他与比奥伊·卡萨雷斯合写过《堂伊西德罗·帕罗迪的六个问题》和《一种死亡模式》，不过迄未译介过来。

　　《黑书》描写了一桩失踪案，后来演变为一桩凶杀案；而卡利普对于如梦及其同父异母哥哥耶拉的追寻，很可能导致了他们最终被杀害。这与《橡皮》不无相近之处。在那本书里，密探瓦拉斯是来调查杜邦教授的谋杀案的，幸而不死的杜邦却阴差阳错地命丧瓦拉斯之手。这显然与传统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大相径庭。范达因的“准则”规定：“侦探本人或警方搜查人员不可摇身变为凶手，因为这样做有愚弄读者之嫌。”其更深一层意义在于，侦探小说家坚持认为这个世界是符合逻辑的，因而是可以用理性来把握的。所以博尔赫斯才说：“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而无论《橡皮》还是《黑书》，却都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

　　《黑书》与侦探小说之间另有一种联系，就是书中一再提到的如梦与卡利普的相关争论：“如梦相信卡利普绝不会碰她的书。她知道他受不了侦探小说，而她也只有这些书。”作品的主人公卡利普，代表了帕慕克自己的意见；如梦对于侦探小说的看法以及侦探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本身，则是帕慕克所树立的假想敌。虽然帕慕克无意把《黑书》写成侦探小说，《黑书》却是对比着侦探小说写成的。换个说法，正因为作者的立场从“只有这些书”的如梦换成了“受不了侦探小说”的卡利普，一部侦探小说才变成了《黑书》。

　　《黑书》开始于如梦的突然出走，同时她的同父异母哥哥，出名的专栏作家耶拉亦告失踪。卡利普认为两件事是有联系的，于是在寻觅如梦的同时，也留心耶拉的作品。小说的基本架构即由此而来：卡利普对于如梦、耶拉的追寻与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作者先是耶拉，以后改由卡利普代笔———作为书中的不同章节交替出现。小说写道，卡利普“有一股欲望，让他想模仿如梦那些侦探小说中的侦探。‘若要像侦探小说中的英雄那样，处处可以发现线索，’卡利普疲惫地想着，‘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相信周围的物品都隐藏着秘密。’”正是从卡利普这个想法开始，帕慕克与侦探小说分道扬镳。

　　小说写道：“卡利普有一次告诉如梦：‘唯一值得阅读的侦探小说，应该是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只有这样，书中的人物和角色才不会变成混淆视听的假线索，操控在一位全知全能的作者手中。由于反映出现实世界的真人真事，他们在书中的形象才会真实鲜活，而不单是小说家想象力的虚构之物。看小说看得比卡利普多的如梦则反问，如果一本小说真的如他所言，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最后必然会因为过于庞杂而完全失控。侦探小说中的细节之所以如此安排，很明显地，目的是为最后的破案作伏笔。”以如梦的眼光看，《黑书》正是一本“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因为过于庞杂而完全失控”的书。它违反了范达因的“准则”中“不需要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与案件进展无关的事物”的规定。问题在于，如何能从卡利普所发现的“周围的物品都隐藏着秘密”之中，将范达因讲的“与案件进展无关的事物”排除在外。这就要仰仗侦探小说中那位“全知全能的作者”了。帕慕克有意放弃了这一身份，卡利普也就成了不受控制的“处处可以发现线索”的角色了。于是卡利普追寻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一切，以及耶拉和他自己笔下的一切，无论是否构成“最后的破案”的“伏笔”，都在帕慕克笔下呈现出来。《黑书》正是这样一本书。

　　小说另一处写道：“虽然他只读过几本侦探小说，但他却时常高谈阔论此种文类：应该有办法架构出一本小说，让它的开头和结尾的章节一模一样；应该写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因为真正的结局已经隐藏在中间的内容里；应该要编造出一本小说，其中的角色全都是瞎子，等等。卡利普在脑中组织着这些如梦嗤之以鼻的假说，梦想也许有一天他能够成为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相对于侦探小说中的侦探来说，卡利普的确是“瞎子”；更有意思的则是他对于“结局”的否定。侦探小说的结局总是大同小异的，极尽巧思、千变万化的是通往结局的过程；但是就像如梦所说，是“最后的破案”决定“侦探小说中的细节之所以如此安排”；假如没有结局，所有过程都失去了意义。侦探小说的作者正是置身于故事的结局，才能做到“全知全能”，预先明白什么“细节”有用，什么“细节”没用，从而决定录存与否；“如梦侦探小说中的主角们则居住在一个整洁平和的世界，由作者提供的少数几条必要线索组成”。在“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中，作者将变得无所适从。然而当他回到过程之中，所写的就不是侦探小说而是这部《黑书》了。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对于读者来说，《黑书》如何成为这样一本书，其实并不重要。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帕慕克是位多少有些小心翼翼的作家。所以在《黑书》中，在耶拉的文章首次作为一个章节出现之前，他特意提示读者：“等卡利普确定共乘小巴里不会有人跟他闲聊后，他翻到报纸第二页的专栏，带着一个真正上瘾者的细心和享受，把它折成适中的大小，先是瞥向窗外一会儿，接着便开始阅读今日的耶拉专栏。”就像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也先要交代“说书人扮演狗的角色说起了故事”，才出现“我是一条狗”那节文字一样。同样，认为《黑书》对侦探小说的利用与解构是有迹可寻的，或者说将卡利普与如梦的争论看成作者处心积虑在为自己制造理由，可能也是不错的了。我曾经说，一本书有一本书的读法。《黑书》肯定不应该当做一部侦探小说去读，但是既然其间多少有些关系，站在侦探小说的立场去看它如何不像一部侦探小说，或许反倒能够看出它的特色，以及作者如此写法的用意。论家谈到《黑书》的两重主题，指出一是“对自我本质的追问、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思索”，这完成于追寻者卡利普最终对于被追寻的耶拉身份的取代；一是“对伊斯坦布尔历史和命运的叙述，更由此扩大到对东西方关系和本质的思索”，这体现在卡利普的整个追寻过程之中。假如卡利普不认为“周围的物品都隐藏着秘密”，而帕慕克也不这样海阔天空、事无巨细地去写的话，这一层就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