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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春瑜
　　
　　
　　
　　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是个老话题了。但“看见山，跑死马”，实行起来谈何容易。管窥所及，在文学界、学术界，确实有人朝这个方向拍马而去，但读其作品，颇有离山尚远已却步，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之感。例如：有的小说家写的读史札记，对史实随意剪裁，妄加发挥，既曲解了历史，也写歪了现实；有的历史学者所写人物传记，想增加文学色彩，但又功力不够，很像满脸皱纹的老太婆，拍了厚厚一层香粉后，看上去怪模怪样。难就难在：想当学者，就必须习惯坐冷板凳，手不释卷；想当作家，就要有点文学天才。但是，成功的例子，还是有的。如：清史专家周远廉先生这几年出版的乾隆系列小说、明史学者廖心一先生写的“明史纪实小说系列”《正德皇帝全传》，以及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刚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纪实小说系列”《靖康奇耻》、《河洛悲歌》。
　　
　　而就文学界而言，伍立杨先生新面世的《打捞历史的碎片》值得刮目相看，堪称是作家学者化的可喜成果。本书第一卷是“铁血黄花”，显然，是一本研究清末民初热血贲张的革命志士形迹的史学著作。立杨在本书最后一章《思君令人老———不死的怀念》中写道：“‘阅尽人情厌漫游，五衷狂热一时休’（谭人凤）……日历再翻几个春秋，距辛亥革命，就有100年之遥了。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确已轮转而去，新的板眼，又在历史的舞台上搬演着。那跑龙套的正把主景烘托得十分热闹。英雄的气息，随烟云散尽，终于还有些许残凝在牙黄的卷轴零帙之中，待有心人去激活。我们虽不好势利地说他们有恩于众生，却可以说他们真正不负于时代人民，其率真与卓绝，坚毅与彻底，譬之登山，而达于极顶，自此以往，则驰骅骝而下长阪矣！可叹的是，今之浅学寡识的文人学士，把一顶资产阶级革命的帽子戴在先烈的灵位上，多年一贯，既不洗涤，也不掸尘；更在斑斑血痕的边厢，掷些软弱局限的词句，饱饫闷睡之余，安心做他的斗方名士；仿佛乾坤在握，实未免‘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将烈士的生命大悲悯意识，诬为‘悲观苦闷，怨天尤人的思想情绪’，即是不知好歹……其‘研究’结论，甚至就由成王败寇那一套寡情卑下的草莽思想所左右，且有谤贤骂祖之嫌。”
　　
　　作者对辛亥革命史相关研究者的批评，会令史学家感到尴尬。他对辛亥革命前贤的研究，浸润并投入了深沉的感情，挖掘和轮廓的勾勒则视角独到；志士过时有余香，可以说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十分别致而决不蹈袭窠臼的。其实，史学家因文学家的挑战而尴尬，这并不是头一回。迄今为止，研究现代史者，也未能写出朱正那样的著作。而朱正这位湖南作家，却在1998年即已出版关于现代史的煌煌大著，史学界应当为之汗颜。
　　
　　本书第二卷则是各时期史事的观察、考略、论断。作者秉持文史不分家的理念，多头并进，注重文采与思想，他对词藻和行文的考究也早有美誉，这在治学的中青年中很是独特。他年轻时对不少传统典籍熟读多遍，且性好搜集奇书、偏书，写下史料札记为数可观，所以他的文章史料扎实而精确，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叙述交待清楚。记得前年我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一套丛书，收有立杨一册著述，该出版社的资深编审对他的评价是：报人伍立杨的文章，思路开阔，识见独特，汪洋恣肆，不拘常格，所谈大部分是民国史，但于古代史乃至世界史也多有涉及，于传统读史笔记题材外又辟一新天地，特别是有些谈古代诗歌、典籍的文章，见解颇为新奇独到。这个评价是很公允的。
　　
　　立杨的相当数量作品入选像《中华活页文选》等有影响力的刊物；他的单篇作品《读书的总统》、《住在树上的心曲》等文，近年被几个省份高考预考语文试卷选用，作为语文试卷里比重较大的阅读问答试题；《不是结婚而是谈恋爱》等文在纸媒发表后，立刻被广有影响的网站——天涯、凯迪、民主与法制在线以及很多党校网站转载，并出现大量跟帖，讨论相当热烈。类似文章，不在少数……2005年年底由光明日报发表他的整版文章（《文化与自由的火种》）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这在研究民国史的同行中也较少见。我的几个朋友，都是社科院的史学前辈、博士生导师，曾向我问起立杨的情况，认为他笔底颇有波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期待立杨以前贤为治学楷模，写出更多独到的史论、札记。
　　
　　（王春瑜，历史学家，作家。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有《中国反贪史》、《明朝宦官》、《明清史散记》……等大量著述。）

[转自天涯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