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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俄国现代长篇小说，强调了我们在文学中所提倡的东西，正是这些文字，把读者的仁慈之心从悲观中拯救了出来，把真理从谎言中拯救了出来。  

    《巴登夏日》最终得以向世，不啻是个奇迹。这部1977年开始动笔，1980年最终完成的“亚小说”，以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离开圣彼得堡的行为主线，杂糅进陀氏私人生活与文学精神、俄罗斯文学神韵，以及作者个人的生命经历。这部扮演“伟大的俄罗斯小说”终结者角色的小说，手稿经过友人带到国外，于1982年3月在纽约的俄罗斯移民周报《新报》上首次公开发表。1982年3月20日，作品风刚选载一周，茨普金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这部最初以英文出版的小书．在伦敦街头被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偶然发现。被剧烈震撼了的桑塔格看来，这部小说仅仅被出版是不够的，仅仅意识到它的杰出也是不够的——必须要确立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后，作品相继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得以出版，批评界给了它足够和全面的评价，纷纷称其为”文学史上被遗忘的10大杰作之一”、 ”20世纪最后一部小说”。

文：杨横波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6月
　　
　　列昂尼德·茨普金(Lenoid　Tsypkin，1926－1982)不属于任何文学团体，他是个医生，犹太人，在当时的苏联，可谓不折不扣的圈外人。他热爱俄罗斯文学，尤其是费佳(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先写诗，后来转向小说创作。他生前未发表过任何作品，备受冷落——“这些海中的庞然大物，根本不理会瘦小的小文鳊，他们对他不感兴趣，吃都不屑吃一口。”茨普金只能孤独作战，于艰难求生之余实现其文学雄心，而《巴登夏日》(Summer　in　Baden－Baden，Baden－Baden应译为巴登－巴登)注定是一本写给抽屉的小说。

　　小说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茨普金依据的是重新解译的，因而是原始和真实的版本)，采用双重叙事手法，交替写了相隔百年的两次旅行(一次始于夏日彼得堡，一次终于冬日列宁格勒)，在现实与精神、过去时态与现在时态之间自由来回：1867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西欧之行，他们的困窘、欢愉以及时有磕绊的夫妻之爱——嫉妒的啃啮与情欲的煎熬，陷溺于赌局的狂热与事后真诚的忏悔交缠在一起，还有陀氏那些无与伦比的小说构成的世界，梦魇般的西伯利亚苦役，等等；同时穿插叙述者茨普金当下的生活，他从莫斯科前往彼得堡／列宁格勒的朝圣之旅——他到那里寻觅他的神祗及其笔下人物留下的遗迹。然后，小说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弥留之际的有力而体贴入微的长篇描写之后结束。

　　大清洗和围城的记忆，俄罗斯文学大师(如普希金、屠格涅夫、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等)的呼吸，都在小说中激情跃动。最激动人心的，当然是同茨普金的拜谒相扭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巴登历险，肉体和灵魂的历险。很多时候，茨普金把自己的偶像描绘得像一个圣人，却没有神化他。他如实刻画了普通人费佳，他的敏感多疑，他的痴迷，他的暴躁易怒和好归咎于人(尤其是自己亲近的人)，甚至自虐／受虐倾向；他也不偏不倚地写出了安娜对费佳的爱，崇敬、忍耐和包容。他和她都崇拜他，但是带着应有的自尊。茨普金还剖析和审视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把遭受侮辱看成一种成就——“我忍受痛苦，并从中受益”，陀思妥耶夫斯基恰恰是民族性的缩影。

　　茨普金深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也深入了文学。但后者的生命历程为何让他如此着迷，尽管明摆着，他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喜欢的那种人——“可恨的小犹太”？作者解释道，“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犹太人的特别的吸引力不在别的，就在于藏在他的身后如同藏在被保护的文化背后。”也许，犹太人的处境，某种程度上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境——精神上的。而苏珊·桑塔格则说：“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茨普金去世十几年后，他的小说全集在祖国出版，然而销量不佳；1925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的编辑无奈之下，将样书送至每位图书馆负责人手中，几天后，其中的一位打电话说，她对这本书“简直爱不释手”——正是这些人传承了对文学的爱。

　　这部小说的句子非常长，句号稀有动物般难得一见(所以偶尔的出现显得那么触目惊心)，每一段几乎都是一逗到底——整部小说因此只划分为有限的几段(十段)。读者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夏日般悠长的，由“炽热”且“让人惊叹的”(苏珊·桑塔格语)长句子组成的很不自然的自然段里，像坐火车长途旅行的乘客；只有在作者打上句号的地方，才能抽空喘口气，喝点水或者上趟卫生间。句号是囚禁，同时也带来了逃狱的可能，每一个句号，都是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列车中途停靠和休息的站台。

　　诚如苏珊·桑塔格在序言里所指出的，这样的句子令人想起卡夫卡、伯恩哈德和萨拉马戈等经典作家。精巧的语言，绵延不断的长句，迅速推进的情节，大胆而迷人的时空切换。意识的流动时而平缓时而突兀。比如，费佳读波丽娜来信的一段，小说水到渠成地闪回到两人当年的罗曼史，接着切至安娜的感受，马上又跳回德意志山间行驶的列车——一个远景镜头，再插入一帧特写：“一张普普通通的俄罗斯男人的面孔。”像埃米莉·狄更生一样，茨普金也喜用破折号；除了通常的功能，破折号在小说中的作用，主要是转换时空——从过去到现在，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到二十世纪的苏联，或者由茨普金的朝圣回溯费佳和安娜的旅行。

　　《纽约时报》的书评人认为作者选用《巴登夏日》这个书名，“可能有点委屈自己”，我倒是觉得，这个题名非常适合这部篇幅不大(约十万字)却具有无限长度的小说——首先，巴登是小说最重要的场景；其次，Baden－Baden这个字的音节就像是火车运行时有规律的摩擦和碰撞声，与叙事的节奏也符合，而夏日给人的是一种慵懒单调的印象，二者的结合，便构成了小说独特的韵味。

　　读这本为文学而写作的小说，需要完整而安静的阅读时间，然而我们没有——现代生活破碎不堪，是各种碎片的大杂烩和拼贴。

文：西闪 出处：新京报 2007年7月

    以“杰作”形容一本小说是平庸的，而用“奇迹”、“精神冒险”等词汇来形容也不见得有多么高超。在《巴登夏日》的序言中，苏珊。桑塔格把这些词汇都派上了用场。在桑塔格发现这本小说之前，作者列昂尼德。茨普金（Lenoid Tsypkin）已悄然离世，但这些词语无疑是压在小说身上的灿烂而沉重的石头。

    苏珊。桑塔格犯了一个批评家经常犯的错误，她不厌其烦地为读者讲述小说背后的辛酸以及茨普金多舛的人生，甚至像一个音乐知识普及者分析马勒那样煞有介事：“从开篇起，小说就采用了双重叙事的手法”。我开始怀疑这不是一篇序言，而是一把将小说割裂成碎片的解剖刀。冰冷的文艺评论遏制了想象的可能性，茨普金飞升的灵魂再一次被硬生生地硬塞进那个饱经折磨的躯壳。

    抛开苏珊。桑塔格，真正进入《巴登夏日》：欣赏巴登巴登（Baden－Baden）

    夏天的美景，体会到费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昵称）

    和妻子安娜的情感纠葛。当然，你也会感受到那个并不在场的“我”也加入他俩的旅程。

    宽厚包容的安娜对费佳圣母一般的爱，狂暴易怒的费佳对安娜任性的爱，“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敬之爱，这构成了一场爱的角力。“我”在驶往列宁格勒的火车上，而百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离开圣彼得堡前往德国的火车上。桑塔格认为这个开篇是双重叙事的手法。而我并不这么认为，对于“我”来说，这是同一个故事。因为“我”超越时空去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和他们一起旅行，一起缠绵，一起蒙受羞辱。而同时，那对作家夫妇也飞越时空，侵入“我”的内心，和“我”一起体验时代的荒凉、爱与文学的寂寞？

    这是一个封闭的游戏。

    显然，茨普金并不想邀请所有的读者来参与这爱的角力。大多数读者心灵脆弱，也没有敏锐和直指人心的移情能力，很难突破这种闭合关系。这从作者的叙述方式可以看出来。《巴登夏日》约有10万字，作者却只将小说大致分成十个自然段，通篇是长长的只有逗号甚少句号的句子，长得令读者无法呼吸。作者营造了一种逐渐高亢、“情弦”紧绷的心理氛围。读者要承受得起这种压力，才有可能认清这三方的角力，甚至加入其中。

    不得不说，这就是《巴登夏日》的魅力所在，如同迄今无人登顶的梅里雪山那样充满危险和诱惑。它对那些怯懦的读者设置了障碍，却又向勇敢的读者发出了真诚的邀请。

    像抛开苏珊。桑塔格那样抛开这篇短评，直接进入《巴登夏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