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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收录了作者8部中短篇小说，包括：《方家三侍女》、《红颜》、《失落的蟠龙重宝》、《亮丽两流星》、《前尘》等。  

　　民国在大陆的历史并不长，从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次年元旦，他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满打满算，首尾也只有39个年头，这其中虽然迭遭战乱、灾害、饥馑、天地人之变数频仍，所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兵连祸结云云，是新时代对过去一个时代的盖棺之论。
　　 文学对既往的书写，与历史教科书的臧否扬抑，着眼点不同；文学对人物的书写，尤看重的并非其端正的思想，标准照似的行止，而是被大时代话语遗忘的栩栩如生的个性。那种率见性情、俯仰自由、我行我素、癖好不遮、胸臆无碍的面目，其实任何时代都有，只不过，大时代的火车轰轰隆隆过后，路边的野菊花狗尾巴草之类，要么零落，要么被遗弃与遗忘的居多。这也是已故作家汪曾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表《受戒》、《大淖纪事》等小说，意在勾沉扶奇的动机。较之一本正经的文学教科书似的人物评介，类似《受戒》中青春躁动的小和尚，既非英雄，更非败类；但是这种性情人物，不为其小而色泽暗褪，相反，恰恰因其铺垫了人性的诚悫、踏实和温馨，成为文学是人学的生动注解。

文：陈劲松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6月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按我的理解，即小说对既往的书写，意在钩沉扶奇，寻旧拾遗。此类小说，虽无正史的严肃面孔与臧否立场，却以其精致散淡的气韵、雅入骨髓的格调和似假亦真的故事情节，增强读者的好奇心，让我们怀揣无比惆怅和思缅之情，在历史细节的想像里感受一份闲逸与温馨，正如南翔的“民国遗事”系列小说《前尘》。

　　在大陆，民国历史早已“前尘往事成云烟”，消逝在时代的不息川流中。但那段历史毕竟于乱世中尚有一些值得回味的人情物事。作为性情中人的小说家南翔，十多年前就已开始了民国系列中短篇的创作，执意为民国人物、民国物事和民国情调立传。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前尘》，决然不是一段民国历史的简单缩影，它更像一个个民间传奇，让我们于喧嚣的时代寻觅到一片“旧时月色”，以及一些美好的人物与情怀，尽管其中不乏悲情与遗恨，但却在悲情得令人喟叹唏嘘之余，陷入文学和历史的沉思。南翔在序言中提道：“为带着气韵、率见性情、不畏流言、从容淡定的人，从不同角度立存照，是《前尘》的主题。”诚然，这个主题贯穿了每一篇小说的始终。他以其广阔的视界、深邃的思想、绵密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入肌理的文字理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至善至美的纯真世界。这个世界或在黔南，或在赣南，或在苏南，或在1937年的南京……尽管其中战乱、天灾与人祸频仍，但却同样有着山清水秀的美景，更有文人论战、商贾较量、人生起伏、情感变迁等颇有传奇色彩的事件。未必尽皆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却为读者提供了另一条通往民国的秘道。

　　与南翔以往的小说创作比较而言，这部《前尘》无疑给我带来了新的惊喜和阅读感受。一是这部作品集中的小说语言典雅瑰丽，清秀精致，散发着浓厚的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书卷气息。这与南翔小说惯常的诙谐幽默风格相比，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和超越。二是南翔的写作回归中国现代小说传统，对叙事有着唯美的追求。这部作品集中的小说在叙事上都异常考究，绵密而行云流水般的叙事节奏，使得其中的每一篇读起来都畅快淋漓，引人入胜。三是在日益喧嚣和“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代文坛，南翔这部小说的优雅与纯粹充分体现出它的文学性和精神性，昭示着鲜明的现代小说精神。当我阅读这部小说集的时候，我的思绪已经完全回到了上个世纪初的民国时代，我的情感亦随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喜怒哀乐起伏不定。

　　对于中国的文学，张爱玲早就说过：“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所以，以中国现代历史为背景、再现一段民间生活的《前尘》，凝聚着一种来自“江湖”的旨趣，世事、人心犹如那个时代一样飘忽不定，它们在南翔的笔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苍凉感与幻灭感，凄美而哀伤，包括《红颜》中贡子佩和吴彬彬、《亮丽两流星》中景浩与聂枫、《偶然遭遇》中“我”与罗小青之间的感情；包括《方家三侍女》中的舒云、《陷落》中的刘二刀、《1937年12月的南京》中的慧敏的命运。但是南翔显然无意于简单地复现民国的历史，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不到“宏大叙事”，看不到广阔的社会革命，看不到乡土以及家族的命题，我们所看到的，仅仅只是那段历史中的几个渺小人物，过着卑微的生活。然而透过这几个渺小人物的命运，我们又分明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那样一个时代，究竟经历着怎样一种隐秘的变革。或许，南翔更多地只是想通过一种想像的历史场景，来描绘世道人心，并表达出他对尘世和命运的悲悯与伤怀。

　　尽管历史可以正说，亦可以戏说，但作为小说表现出来的历史，却无疑带有作家本人的“个人经验”和想象。正是如此，《前尘》中的民国系列小说在历史的想象里展开叙述，抒写了一段民间的传奇生活。从这个角度说，《前尘》在个人想像的空间里，较为细致真实地描述了中国人在那一历史时期的爱恨情仇。它在人性上显现出来的张扬与温情，也成为文学是人学的一个生动注解，并让我们为此感慨：往事并不如烟。而它的清丽与典雅，它的哀伤和悲凉，堪称一幅民间风俗画，必在南翔的小说长廊里留下一份美好的文学记忆。

文：李云龙 出处：创作评谭 2007年第7期

　　 读完南翔新近结集出版的小说《前尘·民国遗事》，一段已然尘封却不该被忽略淡忘的历史，打马而至，神情凄楚，面容生动，每一顾盼犹有遗恨，宛在眼前。这幅历史长卷激活的是一段沉睡的记忆和一种别样的情绪。
　　与此同时，南翔流畅优美的小说文字催生的愉悦，一种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的阅读感觉，也伴随着这样的诗句在心里油然涌出：“灯关了，耳朵还一直亮着”……一个牧羊人整天苦寻丢失的羊未果，睡觉时，心里还一直念念不忘他的羊。这是诗歌的一种绝妙表达。南翔则以小说的方式，作着诗歌一样的深情表达，让人不由得“亮着”耳朵倾听余温犹在的民国。
　　《前尘·民国遗事》，写的是涉及民国工商士农医兵在内的各色人等，串接起当时官场、职场、情场、战场等社会历史生态，囊括欲说还休的民国风物，“为带着气韵、率见性情、不畏流言、从容淡定的人，从不同角度立存照”（南翔《前尘》自序），艺术地再现了一个古风盈怀兼且西风吹襟的逝去的时代。
　　忧伤中潜藏美丽，追怀中蕴涵前瞻，沉郁中沁出昂扬———是这部穿越历史风云、采撷底层传奇、成功捕捉各型人物特征的小说，出彩的所在。
　　民国的雨点，下在了旧日的江河湖泊里，疏一阵密一阵，携着埃尘，沉入涡流之中，音调凄凉。但南翔的小说，却没有将眼光仅仅投注于此，而是冷静客观地检视历史残片：有兄弟阋于墙，更有遗世独立的人文情怀；有风烟四起，更有芳香永存。
　　《前尘·民国遗事》共收入八个作品。每个作品，都追求共同的叙事格调，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而且讲出了不同的艺术品质，讲得各具气象。
　　《方家三侍女》、《红颜》、《亮丽两流星》、《陷落》等数部小说，性与爱的频度甚高，但绝无不妥。
　　《红颜》营造的是情甚于性的精神氛围。
　　《亮丽两流星》里的爱与性都绝对地“率见性情”，相互缠绕。
　　《陷落》也写了主角偷情出镜，但其爱与性，有着更为复杂的成分。
　　总起说，这部小说集所涉，远比爱与性丰富厚实。它是民国历史、民国物事的小说版。
　　《偶然遭遇》、《1937年12月的南京》，直接把笔触伸入到民族生存的根系最深处。
　　《前尘》则是一个篇幅虽然不长，容量却颇大的短篇。它典型地体现了整部小说的美学特质：清新儒雅，纯净蕴蓄。
　　《前尘·民国遗事》描画的人物群像神采各异，摹写的人性如沦如漾，展示的美学追求锋芒内敛却高贵积极，创造的小说意境广阔深邃，打造的话语系统自成格调。
　　它鲜有吞天沃日、群星追月的张扬笔法，但小说对历史的回眸，对前尘往事的思考，对旧时今日承继与断层的价值评判，却令人低回不已。
　　《方家三侍女》中的人物关系纠结交错，可见出南翔的沉着把握，细密用笔。
　　舒云、丽珠、水秀———这三位侍女有着不同的角色位置。
　　水秀没有心机，却胖圆了还贪嘴，又正处在青春萌动期，闹得精细的方太太格外留心她的日常动作，并不无忧虑地对方先生转述魏老婆子神经兮兮的几句说辞———“怕水秀肚子出问题了，腰腹滚滚圆，一对胸脯子像气球吹起的一般大”，惹得方先生直蹙眉头。
　　水秀在舒云、丽珠之间，起的是一种改变力量对比或推动故事演进的作用。
　　比如丽珠赞舒云心眼灵巧“真是难得”时，水秀“赶紧咽了满嘴的豆瓣”，冷不丁地迸出一句“要不怎么会让二少爷看得入迷呢”，使对二少爷抱着企图、有所期待的丽珠感到愠怒，却又无由发作。而睡觉时，水秀对舒云说的“男阳女阴，互相采采就好了”之类的闺中私房话，则既牵出了魏老婆子的粗鄙饶舌，又为小姐妹之间的人物着色，添加了趣味横生的一笔。
　　舒云与丽珠的角色设置，是整篇小说的关键节点，是故事建构和解构的基础。
　　用方先生的话来说，三个丫头里面，丽珠聪明，水秀能干。……尤其舒云……舒云这姑娘，温文尔雅，娇而不媚，甜且不俗，虽然出身小户人家，那份秀慧的资质，却是可以同大家闺秀相匹的……
　　南翔在对舒云的人物处理上，也即是以此为据———举止沉静，分寸合宜，清亮无尘。
　　也正是她的这一特点，使方家二少爷为之心生倾慕。而又正是因为少爷方卫征对她青眼有加，使得另一位同为侍女的丽珠免不了醋海兴波，生出许多枝节来。而且，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身为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的方老爷，在明明知道儿子方卫征喜欢舒云的情况下，竟然于败鼓残钲的年龄，也出手争夺，向舒云婉曲示爱，甚至背地里授意魏老婆子从中说合。
　　方家对舒云（当然也包括对另两位侍女）所持的态度，字里行间有颇值得玩味的超卓笔意。其中透出了方家浮于面上的开明氛围，揭开了方老爷绅士其表、俗气其内的那种骨子里的假道学，抵近了方太太的内心挣扎———几个花朵一样的年少侍女，其欢声笑语与不断成熟的身体，还有她们吸引人的一切，尤其是舒云的气质，成为丈夫与儿子的致命诱惑，这令作为妻子与母亲的她，情何以堪。
　　作家如此勾勒，寓入了静水深流的人世惋叹。
　　舒云虽则聪慧，但最后却难敌方老爷的淫威。这是一曲底层人的悲歌。
　　丽珠血液里有着不安分的基因。
　　想尽一切办法钓金龟婿的丽珠，年纪不大，却工于心计，心眼活泛。
　　作家通过舒云的诸多慨叹，活画出丽珠形象。
　　写丽珠行事，是小说用力甚勤的地方：多长心眼偷听主人与魏老婆子的谈话，与二少爷的床笫之欢，与二少爷在戏里戏外……可称曲径通幽。
　　至于写舒云因为喝了丽珠把缸里的水，丽珠竟然发出“下贱”的恶骂，故意亮明自己与二少爷男女间偷嘴，看戏看斋醮后表面委婉却带着预谋告诉舒云“她与方卫征已经做成了一段事”，以绝舒云的念想，写方卫征对丽珠的诟病，写丽珠在舒云病中只来过一次，眼里现出了怨毒的目光……小说如此轻拢慢捻抹复挑，直叫余音绕梁。
　　打量《前尘·民国遗事》里的丽珠，让人眼光一直无法离开这个有着“温沃腰身”的复杂的多面女人，当读到她是在将女孩的贞洁当作登上富贵台阶的赌注，是在进行一场人生博弈时，胸间又有了窒碍。
　　南翔的小说，其吸引力来自于他从不轻慢自己笔下的人物，来自于他殚精竭虑的打磨，来自于他周到而绝不诡异的情节安排。
　　方卫征虚与委蛇，丽珠魅惑响应。以心理蓄势而言，两人之间，只是在进行一场不对称的欲望与情感的战争。不对称的身份，不对称的社会地位，这些都注定了丽珠想要改变自己人物角色的企图，最终必然破灭。
　　小说家南翔笔下绘就的方家三侍女的人物丹青，就像一组微缩胶片，把方家这一特定大户甚至民国这个特定时代拢到了一个叫作《方家三侍女》的篇章里。真实的历史早已作古，时移势易，诗人怅惘吟诵的“旧时王谢堂前燕”，落得个至今归得野人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又何尝没有携着千年之远的寂寥与衰颓？几个石头磨过，多少山岭崩坏，而文学之树常青。三个并未想播弄世风的方家侍女，却搅动了尘俗欲界的漫天花雨。让文学在丰神俊朗之外，又获得了沧桑翻覆的纵深感。
　　《前尘·民国遗事》对人性的观照，值得注意。
　　《失落的蟠龙重宝》是一曲人性的挽歌。
　　这部小说，让人难以释怀处，是本为有着过命交情的三个异姓兄弟，因了蟠龙古钱的异动，而导致手足猜忌、分道扬镳，让人不胜唏嘘。其人物、情节特别是人性，既参差错落又相当谐和，既悖于常例又圆润无痕。
　　一箱箧款式相异、各存佳妙的白铜钱，两枚蟠龙重宝，竟然与人物的身形、去向、浮沉、命运、社会、世道相关联，出人意表。尤其蟠龙古钱的蹊跷形迹———因箱箧不好置放而改了包装，人又忙中出错，落在夹墙角落误为被窃，使鹤鸣、佑安、凤梧数人之间，堪称铁三角的信任关系，出现了严重危机，显得礁丛暗布。而人性的明暗美丑，则由此得到彰显。
　　庙会当日，万氏医家被贼人搜掠的白昼惊魂，是这个故事的转折点。读到这，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小说家此前所展现的人性，原来是这样脆弱，简直是不堪一击。祸事临头，还仅是贼人搜掠，即已将生死相约的友情、亲情、爱情砸得粉碎，使一座曾经无限繁华的人性城堡，瞬时失守，并转而变得荒芜。
　　南翔是用小说细节来对人性弱点作深入解剖的，他锐利地审视着人性的方方面面。
　　原本温厚的鹤鸣，在对待凤梧是否盗去了两枚蟠龙重宝的问题上，一直坚信凤梧决非强人眼线的鹤鸣，可是到最后也还是架不住怀疑到了凤梧头上，并且旁敲侧击，把虽非亲兄弟、却胜过亲兄弟的凤梧，把因为寇盗伤害而在身体上和心里都留下疤痕和阴影的凤梧，再次逼回了礼佛的庙堂，并对鹤鸣、佑安甚至人世，都生出彻底的绝望。
　　佑安则以赳赳武夫的身板，扫荡着一切有损于鹤鸣医术、家业、人生幸福的阻障。当然，他也把简单粗豪的人性表现到了极致，也扫荡了自己的至友、至爱，扫荡了人性的缤纷四季。使原本暖意融融的人性，陡然之间，变得寒冷彻骨。
　　蟠龙重宝以尖利的锋芒，刺穿了人性的尊严。
　　这样的人性毁损，其美学意义和哲学启迪是多方面的。
　　它宣告着：人性的美，总是建基于善良、温情、和谐之上的；人性的丑恶，时常与勇毅、忠诚、刚烈等正面品质相伴生，甚至这些正面品质本身，就可能催生出人性的恶之花，而且最费踌躇，难以即时看清的，便是正直、果断、不屈即罪恶———南翔对人性的这种近乎暴力侵害的形象解析，有着相当的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价值。
　　《前尘·民国遗事》中的其它篇什，一样对人性做了多元化探求。
　　《方家三侍女》中的方先生，其人性又该用怎样的语言去形容呢？正？邪？似乎都不是，又似乎都是。这种写法，既见出人性的复杂，也见出南翔对人性描画的高超技巧。这是南翔的创造，是手绘，每一针每一线，都曲尽其妙。这是南翔的典藏，是瑰奇，每一格每一屉，都琳琅满目。
　　齐县长、贡子佩、吴彬彬、曹清长———《红颜》里的一干人物迤逦而来。真心愿为当地百姓办好事、蒙古族出身且惧内的齐县长，当着友人的面，并不隐讳自己对异性的喜爱，自己常说荤话，每到公干之余，还必要瞒着夫人“到花柳暗巷寻一个宣泄处”。此外，他甚至还要为贡子佩张罗娶新人，要撮合贡、吴的一桩姻缘。不过，他真率的人性，却成为了他最终被射杀的祸端。吴彬彬清纯，勇敢、有担当，但她最终只能听任心底浃骨沦髓的爱情被恣意揉成碎片，然后任其消逝并幻化成生命的绝唱。
　　《亮丽两流星》中展示了由出轨到结合，而由结合再到出轨，在出轨中始终旧情难忘的人物故事。其主人公景浩与聂枫的人性，非常另类。
　　“我的……都来自你……”，景浩临终前留给聂枫的这句遗言，带着无限爱意，从心底泣血而出。
　　他们爱得轰轰烈烈、凄清惨淡；爱得死去活来、五味杂陈；爱得高贵，又爱得苟且，还爱得分而合、合而分；爱得信誓旦旦、红杏出墙；爱得即使出现了裂痕最终仍因了聂枫的无法割舍，爱出了古往今来所未有的特质和景象。
　　这是景、聂以爱恋与背叛奇异交融为主题的人性。
　　还有陈早、柯议长和欧阳淑英，他们的人性《陷落》，是在血腥气息中完成的。这是南翔小说中难得一见的带有暴力成分的人性冲突。
　　也无法忽略《偶然遭遇》中由“我”与罗小青带出的民国记忆。罗雨方、朱凤高、陈秀美以及“偶然相遇”的一对有肌肤之亲的现代男女，都只是这部小说中人性链条中的某一环节。人性顺流而下，乘坐时间之舟至于现代，又自当下回眸，这种沉沦激荡，让人生出一种似曾相识又暌违日久的奇怪感觉，并触动人性的前瞻和思考。
　　但是，写人心之险，人性之恶，概难出《1937年12月的南京》之右。
　　不为别的，就为这部小说，背景即为南京大屠杀———这是时时考验中国人血性的赤红的烙铁。
　　日本侵略军展现了嗜血的人性———不，是兽性！这种兽性，是一个民族最卑劣最阴暗最见不得阳光最无耻最肮脏的部分。
　　而遭到侵略的中国，展现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性。
　　拉贝和魏特琳们目睹了来自东洋且武装到牙齿的野兽的暴行，他们拼尽全力，以保护这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的人性，是人类内心最温暖的部分。
　　惠敏，这位女出家人，在作出最剧烈抵抗无果时，玉碎于日本禽兽的蹂躏之下，眼神睥睨而邈远，她一直看着赶来施救却为时已晚的池岗身后蓝天上“一团圣洁如白云的灯火”，逐渐暗淡……颈项上，狠狠斜插入了一枚铁钉。这是中国女子的人性———可杀不可侮。这种人性，是一个民族其品格最高贵最坚硬的部分。
　　马克思说：“……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利益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南翔小说所昭示的，正是各个民族这样一种共同的人性思考。
　　在南翔的压卷之作《前尘》当中，苏子和、如静、玉珠之间缓释出来，误会在前，却包容于后的那种人性，点点滴滴，尽入心头。这是美丽的人性，是滤去杂质之后的人性。
　　《前尘·民国遗事》所达到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较为集中地展现了南翔的美学理想和追求，而《前尘》则是此一方面最突出的篇章。
　　爱因斯坦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南翔的美学理想和追求是高远的，作品中没有暴露性恶趣的内容，即使涉及到男女情爱，也是相当干净、含蓄的。
　　可以读一读《前尘》：苏子和与玉珠之间，有着心理相容的情爱基础，但到结末，除了因玉珠儿子出现在苏家而造成一丝紧张与悬念之外，没有任何暧昧故事发生，人物和情节，都是如梨花带雨一样的净洁美好，不染恶俗、不纳污浊。这是其臭如兰的美学理想和追求。
　　南翔小说所表达的美学理想，是尊重人性、宽厚、温暖的美学理想。
　　《前尘·民国遗事》所达到的成就还表现在语言运用上。其语言，相当圆熟、古味盎然，亦庄亦谐，洗练典雅。
　　首先，这部小说结集的语言，具有深厚的生活底蕴。《方家三侍女》里，水秀说：“一日三餐，你的饭也不知吃到哪去了，瘦得那张脸！也难为你，你是馆子里的筷子，天天吃鱼肉，就是长不胖。”这是从民间成长起来的原生态的、湿漉漉的语言。
　　其次，这部小说结集的语言，体现出南翔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还是举《方家三侍女》中的一个片段：“那一刻很安静，落日把余晖收尽了，院子里依然敞亮。小佛堂里多日未燃香火，佛龛前一对半残的红烛无语凝噎。”像这样的表达，在南翔的所有小说中，可以说俯拾皆是。
　　南翔的小说，写景的笔墨不多，但寥寥数笔，非常传神：“窗外，秋风飒然，灯笼柿呢呢喃喃。”
　　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说中追求油画效果的意象构建：门面光洁的琼筵饭馆，新漆鲜亮的栖霞宫；隔墙飞来的凝然不动的乌鸦停在飞翘的檐角上；阳光灿烂的石子路窄街……。
　　兢兢业业，绝无敷衍———这就是《前尘·民国遗事》。
　　南翔在努力实践他自己的文学主张：小说当起于生活结束的地方。他始终如一地在将流失的美丽人性，存留于他的“叙事美学”（格非语）当中，将“支配着人类行为的暧昧复杂的逻辑”（李敬泽语），入他小说的字里行间，并不遗余力地传递着芳馥宜人“相当好闻”的“书卷气”（毕飞宇语）。
　　自然，如同所有艺术品一样，《前尘·民国遗事》也还有若干缺憾。比如方先生开导舒云一节，读来像是婚姻专家的现代版用语，写南京大屠杀，略显图解痕迹。
　　不过，较之于整部小说的成就，这种缺憾，只是白璧微瑕。它所叩问的时代亮度、人性高度，必将激起久远的回响。
　　南翔写小说，有二十多个年头。但他真正的爆发期，当是今后的二十年、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对这位为整个民族追踪历史谜局的小说家，充满敬意，也充满期待。
　　真好，“灯关了，耳朵还一直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