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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键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我在上初中前曾读过除《红楼梦》之外的三大名著。林冲雪夜上梁山至今仍是我心中谁也无法取代的英雄形象。十八九岁时，我开始读西方诗歌，至1996年不能算是遍读，也算是熟读了吧。而我们唐诗宋词般的传统，尤其是根本性的经学，这些浩瀚而本质的资源，对于我们则像内心世界一般遥远而陌生，这是我们这一代几乎所有人的命运。然而，自1996年以后，很神奇的是，西方诗歌离我很自然地遥远了，我对它们曾经那么熟悉，现在却如此陌生。一位过去可以让我马上怦然心动的外国大诗人，现在我却不想翻动。叶落归根对于我如此紧迫。我内心有一个声音反复说，我是个中国人。
　　
　　第一本书

　　1996年，在江阴长途汽车站，我买到一本辜鸿铭所著《中国人的精神》，读完之后，即为他对中国文化决定性的信心感动，而非他人所说的纳妾、小脚之类。通过阅读这本书，我知道一个民族倘若对自己根源性的文化没有信心，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健康成长的可能。在读辜鸿铭之前，我曾读过托尔斯泰写给他的一封信，托尔斯泰在信中说，中国若走西方民主的道路，必然会走上毁灭，他认为中国处在国家没有军队的状态之中，所以不可避免的被不能过独立生活的军事强国所掠夺和侵占，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劝中国人要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忍受可能施加的暴力，不以武力对抗暴力，不做违背中国人的道德学说和觉悟的事情。现在想想托尔斯泰所讲的中国在当时竟然是个没有任何军事准备的国家，中国是被迫军事化的，它是被迫走上现代化的，托尔斯泰瞧不起西方民族。他认为我们东方民族如果是由于害怕西方民族的蛮横和武力而去模仿他们，等于是一个明智、纯真、勤劳的人去模仿挥霍无度、好逸恶劳而又侵犯我们的无耻的掠夺者，亦即为了有效地对付没有道德的恶人而使自己也成为同样没有道德的恶人。辜鸿铭对此也有基本相同的认识：欧洲的社会建立在法律上，而中国则是建立在仁义道德上，崇尚君子人格，以忠孝仁义使社会稳定。他说：“中国所以不需法律一则归为中国人有廉耻的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

　　我们这一代都无福享受仁义道德的基础，还有那种春风化雨的私塾教育。老师的手上抓着“人之初，性本善”的小册子，他一个人就抵得上成千上万的警察，无为而治原来是这样的，不似西方那样靠几个警察的蛮力。辜鸿铭认为，今日欧洲文明的基本谬误，其根源于人性本恶的观念，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总要依赖于武力来维系，而真正的中国人拥有欧洲人民战后重建新文明的奥秘，这奥秘就是良民宗教，它的第一条原则是要相信人性本善。真正的中国人，辜先生说是兼有赤子之心灵与成人之智慧的一种人，他有着难以言表的温良，他的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灵魂的趋向——简言之，它是一种心境、一种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

　　从什么时候开始，辜鸿铭说的那种良民宗教，从我们的教科书里消隐不见了，代之以只活一世连下一代的福祉也难以去考虑的唯物主义，因而报上经常出现连药品、婴儿食品、生活日用品都是假的报道，经济之发展将忧道不忧贫的经典中国人的形象抛入深谷。这不顾他人，不顾自然，不顾一切的“我”究竟要走向哪里呢？而我的那些先人，他们大多从小处着手并从大处着眼，从近处着力从远处着想，他们往往可以看清正面，也能了解反面，且能超越正反两面，他们并非从自私自利出发，他们真的能做到为全体人类着想。现在的中国人与此有着怎样的差别和冲突呢？

　　1996年以后，我意识到文化身份的消失如同灭顶之灾。在亨廷顿的文明谱系图种，全人类现在的文明类型唯中国是个问号，他不知该给中国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定位。旧的没有了，新的也没有建立起来，那种内在品质与外在制度之间互相增上所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政治与道德结构，纯属旧理想而已。一个民族的道德基础孔子曾经说是廉耻。没有廉耻，社会与文明会在顷刻间崩溃。孔子发现了人性中的廉耻，将它发扬光大，成就了独特的中国式的忠诚(君子)之道，它使得妻子忠实于丈夫，商人履行合同。怪不得他认为法律等而次之呢。总之，廉耻是我们老祖宗的最伟大发现，而实践廉耻的最大好处是可以确保我们心灵的法宝——至诚之性不被丢失，不被遗忘，不遭掩埋。它源自天道，根于人心，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

　　辜鸿铭所讲的“难以言表的温良的中国人”，实际就来自于这种至诚之性，现在这样的中国人是再难一见了，而民主与自由距离我也是遥远而陌生，我花了好些年也不知它的真实含义。我如辜鸿铭一样，只知道女人必须要忠于男人，而男人必须忠于国家，这里面没有什么自我可言。他的自我消失得越彻底，他得到的幸福也就越完整，如沐天恩大概就是这样到达的。这样一种爱的实践生命的方式，与我才是真正的亲切。我私下里以为，白话文的最大弊端，乃是“我”字的出现，以致今天我们无论说话还是写作，均以“我”字当头，开口就是，呈渐强泛滥之势。今天所说的民主和自由好像就是由“我”提出的，我总的感觉是这个“我”不是中国文化，也不是中国人，它是多么的不含蓄、不深沉、不文雅啊，在这里，我再次以为，与我们的旧文明、旧中国人发生最严重冲突的就是这个“我”字。

　　总的来说，民国以后，在确立何为中国人的身份问题上，我们进入了一个大的谜团。因而我的手上无奈地翻着《一九八四》、哈维尔、杨显惠之类。辜鸿铭所讲的那种无我奉献的旧式女性，我从未见过，而他所说的因长久牺牲而出现的如沐天恩的幸福我亦未能亲尝。他的不满仍是我的不满，据说辜鸿铭一次在宴会中碰见从未谋面的严复和林纾，他竟说：“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二人以谢天下”。别人问他要杀谁，他说“严又陵(即严复)和林琴南(林纾)”。林纾问：“这两人何罪之有？”辜鸿铭云：“严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琴南译《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不知礼教为何物，不杀此二人，天下难太平也”。
　　
　　第二本书

　　直到2004年，蒋庆先生在我的阅读生活里出现，读完《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的对话》这本书后，我武断地认定，蒋先生不是辜鸿铭，而是隋唐时期的王通王中子。我这样说的理由是辜鸿铭是在一个时代的末尾力挽颓势而终未奏效之人，但其对中华文化的信心太让人感动，在他的心中确实存在着完整的白话文而非文言的四书，可是大势已去，他只能望洋兴叹，而蒋庆先生是在旧有文明完全结束，消潜无声的时候，悄然做好了准备。时代已经翻过了辜鸿铭这一页。我们从消失不见的辜鸿铭到今天蒋庆先生的出现倒是可以隐约看见一种古老文化的循环正在悄然出现。

　　蒋庆先生在与盛洪的对话中所谈到的四点深获我心：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不是局部出了问题，而是根源处出了问题，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即是这一百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以西方解释中国”——解释系统乱，则文化的普遍精神价值乱；文化的普遍精神价值乱，则国不国文化不文化矣！所谓亡文化甚于亡天下也。其对治之道，即必须“以中国解释中国”把西方化了的中国文化还原为“中国的中国文化”。

　　二、文明的优劣是可以比的，而且必须比。中国文明是王道文明、君子文明、礼让文明、和谐文明，在维护人类和谐相处与维持人类持续生存上，远远优于西方文明。因为如果社会达尔文主义建立不起一个和谐的国际秩序，最终把世界都毁灭了，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市场经济还有什么用呢？这些都是第二性的价值，第一性的价值是人类的生存，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人类能够永存下去，能达到一个和平相处的状态，才能谈得上人群中哪一种政治体制比较好的问题。现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宰世界，人类生存出现了危机，人类第一性的价值出了大问题。

　　三、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这是根源性的问题，这个地方出了偏差，就会影响到整个人类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建构。按照中国文化的看法，自由只是人实现其人性的条件，而不是人性本身。人性本身并不自由，而有其先在的规定性，《中庸》所说的“天命之性”就是人的先在规定性。这种“天命之性”才是真正的人的本性，是上天赋予人的永恒不变的善性，每个人出生之后的存在责任，就是要实现这一先在不变的“天命之性”。人类的历史文化以及各种制度建构从人的“天命之性”中流出，所以应该从道德价值上来看待人性与世界，而不能只从功利人欲上来看待人性与世界。如果人没有先天的善性，人生存的责任不是去实现其“天命之性”，那我们用这个自由去做什么呢？这是西方人在对人性的理解上出现的根源性的错误，根源性的偏差。

　　四、孔子的《春秋》智慧一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被很好地吸收，朱子也好，张之洞也好，如果能够依照孔子《春秋》书法中的“时中智慧”，既强调体，又不遗用；既坚守理，又以利导势；既挺立王道理想，又承认霸道现实；圆融无碍执中达权地处理外患问题，困扰中国几千年的外患问题不是找不到解决途径的。可惜中国几千年的儒者往往各执一偏，不能执中。到汉代以后，几千年间，这个智慧消失了。这也不奇怪，深刻的智慧与思想退出历史是常有的事，这就是所谓的“人病”，人理解不了这一智慧与思想的深刻性与价值，从而遗弃了这一智慧与思想。

　　蒋庆先生属于纠偏之人，是为确立何为“中国人”的身份而出现的应时之人。他讲的都是老话，只是我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解释方式，这是他的最大贡献，这里不再细说。只为这种大的文化的循环而感慨，而觉得神奇，并为中国文化所独有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也可以秘密传承的能力兴奋不已。
　　
　　第三本书

　　我现在最想读的第三本书是关于近代史的真相的书，不呈现真相的历史不仅会使我们看不清过去，也使得现在无法通畅地运转下去。因历史是流动的，而非淤滞，淤滞的结果无非暴涨，无非是短命的泡沫般的后人。当一切顺汤顺水以后，我们才能还原真正的中国人的形象，那种强加来的非中国人的东西可以就此远离。我梦想着这一本书。

　　杨键，诗人，1967年生于安徽马鞍山。著有诗集《暮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