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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逸尘[转自新华网]

    与既往的军旅文学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万能的教化功能和枯燥的概念化特征相比，市场经济打破了计划的成规，赋予了军旅文学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更加灵活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个别军旅作家的“触电”尚被视为新鲜事物和机缘巧合，而新世纪军旅小说的电视剧化已经蔚为大观，并内化为部分军旅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自觉追求。电视剧作为大众消费文化最重要的艺术载体和传播媒介，以其巨大的覆盖性和强势的传播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军旅作家的知名度，并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这对于长期安于清贫、耐于寂寞的军旅作家来说，无疑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诚然，作家自顾埋头写自己的小说，写得好了，被投资方看中，觉得合适就改编成电视剧，这一自然流程本无可厚非。然而，问题的实质并非如此，当前以电视剧的持续热播为表征，带之而起的新一轮军旅小说热依然难逃“虚火上升”的嫌疑。

    简单梳理一下，便不难发现，新世纪军旅小说几乎全面退出了主流纯文学期刊这块传统阵地，转而经由出版社、书商、电视剧改编建构起了一套完整而时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机制，而电视剧改编位处终端，实际上几乎掌控着这一运作机制的全过程。电视剧改编与新世纪军旅小说的接轨和直接对话客观上便产生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悖论：在大众传媒和大众消费文化勃兴的时代背景下，纯文学作品的定义一再发生偏移，这就迫使小说写作进入了一个批量制作的时代。产量要多、速度要快的市场需求与小说写作要不断沉淀与思考、艺术上要精益求精的文学规律之间的矛盾在短时间里迅速导致了作家“库存” 积累的不足和创作状态的浮躁。就像被推上了过山车一样，军旅小说开始被以电视剧为表征的大众传媒本身所拥有的巨大动能裹挟着，一路狂奔，在短暂的不适应症和磨合期过后，电视剧化了的新世纪军旅小说迅速进入了一种熟极而流的惯性自持阶段——即所谓的快餐化写作。其突出特征概而言之即是：透支作家有限的写作资源，自我重复、批量生产，小说剧本化、情节戏剧化、故事世俗化、意义大众化。

    在我看来，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快餐化写作模式或曰现象本身还是带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快餐化写作在军旅小说整个肌体中所占的比例是否能够维持在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如果超出则势必将影响到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健康、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近两年，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排除掉那些数量极为庞大的纯粹根据电视剧套写、套出的由三五个编剧共同署名的，从外表上看与小说极为相似的文本不算，徐贵祥的《明天战争》《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柳建伟和杨海蒂的《石破天惊》、石钟山的系列作品包括最新出版的《最后的军礼》、刘猛的系列作品包括最新出版的《刺客》、方南江的《中国近卫军》、刘静的《父母爱情》《戎装女人》、苗长水的《超越攻击》等新世纪军旅小说几乎无一不是已经被改编成电视剧或者正在被改编成电视剧，这一共性清晰地标示出了新世纪军旅小说的现实状态。在上述占到新出版军旅小说数量九成以上的“名家新作”当中，自我重复和电视剧化的特征相当明显而普遍，有的长篇小说通篇都是人物对话，场景性和镜头感极强，几乎就是故事梗概和剧本大纲。

    由于文学性的弱化、艺术水准的降低和思想深度的浅薄，和某些国产商业大片一样，当下的军旅小说集体性地处于一种“叫座而不叫好”的尴尬境地。听从电视剧改编的召唤、一味地迎合大众阅读心理，在作品中大量堆砌时尚的商业文化元素又使得军旅小说出现了过度世俗化的创作倾向，而这种世俗化的模式一旦泛滥开去，军旅小说恐怕就再也难以扬起高傲的头颅，而只能被消费文化的洪流裹挟着，最终失去自己最后的大本营与栖息地。当军旅小说写作普遍被一种自我重复与批量生产的浮躁情绪所笼罩时，一些非常规的问题也便随之产生。例如在石钟山的长篇新作《最后的军礼》当中，短短的十几万字居然出现了两处不可理解的致命硬伤：在小说的第124页中写到，“八年内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这分明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这里我更愿意视之为作者的笔误；再有，关于主人公赵大刀的年龄，在第162页中“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都四十多岁了。”而在第189页，两年后的赵大刀却说自己“今年三十六了”。作家居然连小说中惟一的主人公的年龄都搞混了，这种失误对于一个出道二十多年的成熟作家而言确实不可原谅。

    长此以往，新世纪军旅文学在诞生之初所蓄积起来的锐意创新的纯文学创作势头将不复存在，甚至还有出现倒退的可能性。“快餐化写作”作为一种写作模式或许还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与发展，但它必将成为也理应成为新世纪军旅文学变革前行的一种重要的补充与有益调剂，而不应该成为军旅文学的主体潮流和强势的话语言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