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卜，是人类最古老的尝试之一，它试图通过特定的仪式、符号或媒介，去解读无形的命运，窥探未知的未来。它并非简单的迷信，而是贯穿文明史的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在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时，为了寻求意义、秩序和心理慰藉而创造出的一套复杂的“与宇宙对话”的系统。从远古祭司在龟甲上烧灼出的裂纹，到今天智能手机上的星座运势，占卜的形态在变，但其核心——那份对未来的好奇与对命运的叩问——却从未更改。
在文明的黎明，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第一次在猛兽的咆哮声中颤抖时，“不确定性”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明天是否能找到食物？迁徙的路线是否安全？部落能否安然度过严冬？这些问题悬而未决，催生了人类最原始的渴望：控制未知。 于是，占卜应运而生。它最初的形式，是对自然界最直接的观察和模仿。
这一时期的占卜，是原始的、直觉的，它将人类的生存焦虑与对自然世界的敬畏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是人类心智试图为混乱的世界建立秩序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城邦的崛起，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复杂。占卜也随之脱离了零散的部落传统，走向了系统化和制度化，并与王权和神权紧密结合，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
在中国，古老的灼骨占卜逐渐演化为一种更为抽象和精密的哲学体系——易经。它用“—”（阳爻）和“–”（阴爻）两种基本符号，构建出六十四卦，象征着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占卜者通过蓍草或钱币等工具获得卦象，不再是简单地寻求“是”或“否”的答案，而是通过解读卦辞和爻辞，理解事物所处的阶段、潜在的变化以及应对策略。它将占卜从“神启”提升到了“哲思”的高度。
在地球的另一端，占卜同样是国家的核心事务。
在这一阶段，占卜者成为了知识与权力的垄断者，他们是国王的顾问、将军的参谋。占卜不再仅仅是个人对命运的探索，更是国家机器运转不可或缺的润滑剂。
当历史进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占卜的世界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西方，随着基督教成为主流，官方的、与异教神祇相关的占卜形式受到压制。然而，它并未消亡，而是化整为零，渗入民间传统和神秘主义的土壤中，并发展出更多依赖复杂符号系统的形式。 这一时期，占卜的焦点从“倾听神的声音”转向了“解读符号的语言”。
这个时代的占卜，变得更像一门技艺，一门阐释学的艺术。占卜者如同密码破译员，其价值不再是“通神”，而在于其对符号体系的掌握和解读能力。
17世纪的启蒙运动，将“理性”和“科学”高高举起，视其为衡量一切的标尺。在这个新时代，无法被实证的占卜，被迅速地归入“迷信”的行列，从知识的殿堂被驱逐到了边缘地带。科学似乎已经宣告，人类不再需要借助龟甲和星辰来理解世界，我们有了望远镜、显微镜和方程式。 然而，占卜的生命力远比想象的更为顽强。它在理性的阴影下蛰伏，并在20世纪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复兴。这一次，它不再以“预测未来”为唯一标签，而是与新兴的心理学不期而遇。
今天，古老的占卜穿上了数字化的新衣。我们可以通过手机App获取每日的星座运势，在视频网站上观看大众塔罗解读。从龟甲裂纹到比特流，占卜的媒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其背后，那份人类面对浩瀚时空，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坐标、一声回响的初心，依然在古老的回响中，叩问着永恒的命运。